“90后”律师，困在温饱线上
文摘
社会
2024-03-15 12:01
北京
拍职业照那天，陆晨特意穿上刚买来的黑西装、白衬衫，打上蓝领带。影楼化妆师给他修了眉毛，擦上素颜霜，又往头上喷了几圈发胶。站在灰色幕布前，摄影师让陆晨换了几个造型——先是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再双手插兜，最后让他右手下垂，左手拉着西服右侧门襟。陆晨选择了第三个造型。这是他想象中律师该有的样子——职业、精英、上档次。精修后的照片挂上了律所官网。和很多同行一样，陆晨把微信头像也换成了这张精英照。陆晨是“90后”，上海一所“211”院校法硕毕业。他彼时供职的律所，是一家仅次于“红圈所”的“规模所”，在国内外有多家分支机构。能进这家律所，意味着肉眼可见的大好前程。为了配得上这份工作，陆晨每天早上出门必换西装，认真打理发型，皮鞋擦得锃亮，努力保持一个精英律师的形象。但很快，他被困在了有关精英的想象中。这份工作远比他预期的更卷也更焦虑，有同行为了找案源，甚至在写字楼里挨家敲门做“地推”。而由于没有案源，陆晨不仅没过上戴名表、开豪车的精英生活，一度连买菜钱都拿不出。他向一位老律师请教，后者告诉他，要想成为精英律师，需要达到三重境界：一是让当事人相信自己的能力，二是让公检法相信自己占理，三是让自己相信自己能成为牛逼律师。得到这份“秘笈”，陆晨判断自己做不到，他最终决定考公上岸，“律师行业还是大有前途的，只是我没能坚持下去。”做律师之前，陆晨一直觉得自己是个聪明人，一路顺风顺水——2014年，他本科毕业后在上海一所“211”院校读法学研究生，读研期间拿下司法考试，毕业后回到老家，进入了一家港股上市的银行，第一年年薪十多万元。可陆晨不喜欢这份看似体面的工作。由于负责贷款授信，主要服务企业，他需要白天做贷前调查，晚上写调查报告，每天天不亮离开家，深夜十一二点才能回去。除此之外，还得隔三差五推销金融产品，拜访客户，白酒一壶一壶灌进胃里，没过多久就得了皮下脂肪瘤。做金融“民工”两年的唯一收获，就是在2018年贷款买了房。买房后，陆晨打算辞职，而看似“自由且高薪”的律师成了他的首选。虽然是法硕毕业，但除了读研时在上海一家律所短暂实习过外，陆晨对这份工作几乎一无所知——他的研究生同学大多考公或做了金融；在银行工作时，他唯一和律师打交道的机会，就是行里常委托律师去做逾期催收。有限的了解让陆晨觉得，这个行业来钱很快。他迅速办了离职手续。彼时，陆晨已经在银行工作两年，做到了客户经理，年薪涨到20万。离开银行，意味着他要暂时失去稳定的收入。根据律师法规定，申请律师执业前，除了要通过司法考试外，还得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陆晨找了个小律所实习。实习期间，他每月只有1000元薪水，比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低了500多。除此之外再无任何收入，更没有社保以及其他福利。“大律师都是这么过来的。”和很多刚入行的年轻律师一样，陆晨这样说服自己，他觉得这只是成为精英的小代价而已。他自认为做好了清贫、996和被指导律师PUA的准备。如果把律所比喻成金字塔，那实习律师就是处于最底部的人。“可以随意供执业律师使唤。”赵博说。和陆晨一样，他在读研期间通过了司法考试，研究生一毕业就进了北京一家律所做实习律师。之所以选择北漂，是因为赵博觉得，中国最牛的律所都在北京，自己甘愿在内卷中成长。而接下来一年的“卷”有些出乎他的意料——每天工作到深夜，偶有闪失，就会被指导律师骂。日常还得给老师泡茶、拎包、开车，他甚至连续一个多月去医院，给指导律师住院的母亲陪床，“你不想做这些，自然会有人愿意做。律师这行卷成这样，不缺自愿被剥削的人。”更何况，指导律师掌握着实习律师的“生杀大权”——给后者写考评意见，以及对参与案件的点评等，这直接影响着实习律师是否能顺利执业。相比之下，陆晨似乎也幸运许多。他的指导律师就十分“佛系”，平时除了让他帮忙整理些案卷材料、跟着开开庭外，几乎没有其他工作。至于开庭技巧，如何接案源等，指导律师更是只字不提。工作之余，陆晨唯一的工作就是帮指导律师开车，“律师圈都知道，你每月花四五千元可能招不到普通司机，但花一两千块，却能招一个过了司法考试的本硕司机。”刚逃离金融圈的陆晨暗暗庆幸自己“跟对了人”，唯一感到失落的是每月发工资的时候，家里日常开支除了他之前的那点儿积蓄，大多只能靠妻子的收入，房贷则由父母帮忙，有时连想请人吃饭都要考虑半天。但想到自己终有一日能接大案子，成为精英，陆晨觉得“现在清贫点儿也算不了什么”。他想象中的精英律师，每天穿定制西装、抽雪茄、住别墅，可以随时带全家进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逢年过节发的红包不是666就是888，不像现在，只能是6.66或8.88。实习临近结束时，陆晨突然慌了，他发现自己根本不会接案子。但他告诉自己，必须相信自己可以，而且一定要去大律所才能挣大钱。在业界，律所是“分等级”的。金字塔尖上的是“红圈所”，国内一共八家。如果能到“红圈所”工作，一般情况下每月起薪2万元，“红圈所”也因此被称为“两万元俱乐部”。在这之下，根据人数和规模，业内还依次将律所分为规模所、精品所、地摊所、个人所。仅次于“红圈所”的“规模所”律师数量少则数百人，多则一两千人；其余类型的律所，人数和规模依次递减。到了个人所，很多只有几名律师。在这个生态链中，位于顶端的红圈所足以俯视其他律所。在朋友介绍下，陆晨去了一家“规模所”，这家律所全部律师加起来得有七八百人。“我们所新招过来的专职律师，都是带着案源来的，很多都还签了顾问单位，你这赤裸裸地来，可以吗？”面试当天，陆晨一上来就被问到了痛处。他赶紧解释说，正在谈三个案子，如果能签约，律师费总共有几万元。凭借这个说辞，陆晨最终被录用。![]()
“僧多粥少”仍是律师行业未来面临的困境入职初期，他像是打了鸡血，一有时间就联系朋友，让对方给自己介绍案子，还时不时在朋友圈科普些法律常识，配上那张拉着西服门襟的职业照，看起来很是专业。意气风发的表象背后，和大多律师一样，陆晨没有基础工资。律师费是“三七分”，所里留三成。每笔律师费都要打到所里账户上，律所每个月再以发工资的形式，将应得部分打到律师账户。这个分法陆晨起初觉得很公道，直到后来他才知道，所里每月还要从提成里扣除社保，以及一些搞不清名目的预扣资金，其中包括办公费。“独立办公室每月2000元起；我们一般坐在大厅，工位每月几百块。”陆晨说，用独立办公室的多是老律师，为了谈案子有排面，租个二三十平米甚至五六十平米的办公室，桌子上除了苹果笔记本，大多还会放着雄鹰展翅、貔貅等工艺品摆件，配上一把真皮总裁椅。更讲究的律师，连桌子一侧的沙发也得是真皮的，再摆个茶台，上面放着五颜六色的茶叶桶和紫砂茶具。一些老律师喜欢在墙上挂“启功”的书法，或“厚德载物”，或“天道酬勤”。办公室里但凡还有空余的角落，都会被各种绿植占据，气派又高端。陆晨这种青年律师则大多在大厅见客户，用一次性纸杯给对方倒水。陆晨只做民商事诉讼业务，不接触刑事案件，也接触不到非诉业务。他记得，自己代理的第一个案件，是北京一个老板在外地出现的经济纠纷——这是他面试时提到的三个案子之一，律师费5000元。为了不让自己的首个案件掉链子，他叫上所里的同事一起代理。因为证据足够充分，陆晨这方毫无争议地胜诉了。按照“三七分”原则，除了所里扣除的，陆晨和朋友分别拿到了1000多元。之后，他陆续又接了几个案子，大多是经济纠纷、离婚官司之类，分到手的钱，多则几千，少则几百。“特别没有安全感”，陆晨越来越焦虑，他说自己主要是案源少，每个月能有一个案子就很不错了，“这个行业不能上大街上吆喝，平时主要得靠别人介绍。”据他观察，所里的老律师根本不缺案源，年轻律师则很难接到案子。在业界，这被称作“二八定律”，即大约20%的律师占据了行业80%的资源和收益，而80%的律师分享剩余的20%资源和收益——这不难理解，在一个行业里时间长，经历过“草根式”拓荒的人，自然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和便利。![]()
青年律师普遍焦虑案源问题作为刚入行的律师，张莉同样有案源焦虑。转型做律师前，她在浙江某市一个区级法院做了5年法官。按照规定，“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张莉辞职后，在家待了两年，经过实习期，终于在34岁那年当上律师。法官经历在案源上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依据规定，我不能代理之前任职法院的案子。可离开那个区，我一点资源都没有。”为了找案源，张莉只得硬着头皮到处拉关系，她记不得在多少油腻的饭局上喝下了多少杯辛辣的白酒。类似饭局上，总会有个男人端着酒杯突然站起来，拍着她的肩膀大声对其他人说，“这是我的好妹妹，亲妹妹，以前是人民法官，现在是大律师，以后打官司找她。来，我先干了。”张莉忍着恶心，带着微笑说，“谢谢哥。”这种应酬陆晨不想去。在他的潜意识里，这是销售该做的活儿，“而律师和销售是有区别的”，直到有一件事触动了他。陆晨有个朋友在写字楼开美甲店。一天，朋友给他发来一张图片，是一张律师的名片订在A4纸上，纸上写着该律师擅长的领域。朋友解释说，有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女律师，正拿着名片在写字楼里“扫楼”，给每个租户都发了一张，态度十分卑微。“你别哪天混到这个地步！”朋友感叹。陆晨震惊之余有些难过，他没想到同行为了找案源，已经做成了“地推”。偶尔也会有老律师把不太好搞的疑难案件丢到群里，同事们小鸡啄食般一窝蜂扎上去抢，陆晨手慢，每次都抢不上，“最惨的是2022年夏天，连续两个月，一个案子都没有。”一次他到律所办事，同事见到他表示惊讶，“总见不到你，以为你转所了。”那两个月，陆晨的经济状况差到极点。做金融“民工”时期的存款早就花完了，每月房贷、养孩子、生活费除了妻子负担外，只能由父母帮衬。一次妻子忍不住抱怨，“你这律师怎么当的，连买菜钱都快没了。”陆晨无言以对。总结下来，陆晨觉得，除了他放不下架子外，这个行业里的一些风气也让他不舒服。他首先看不惯的，是有些同行太虚。比如一些人经常在朋友圈晒开豪车、戴名表的照片，“很多车都是租的，表是山寨的。整得跟上流社会人士一样，其实很多人每月几千块都挣不了，房租都快交不起了。”陆晨亲眼见过，有同行经常在各个法院门口发定位、打卡，搞得自己很忙一样。“其实打完卡就走，还非得跟别人说，‘马上开庭，稍后联系’。”一些当事人也让他觉得凉薄。有个当事人之前买了套房，找装修公司签了全屋定制合同，交了十几万定金。但装修公司不仅没使用合同里约定好的材料，还各种拖延工期。陆晨接了案子，对方的诉求是，希望退回十几万定金。律师费4000元。真正介入案件后，陆晨发现，装修公司使用的是假冒伪劣材料，与合同里的约定严重不符。他建议当事人要求装修公司按照1：3进行赔偿，这意味着，如果胜诉，当事人可以拿到40多万。对方很满意这个思路。但由于管辖权异议等原因，案件一直没开庭。当事人这下不乐意了，他找到律所，抱怨陆晨不能让案件尽快开庭。陆晨解释说自己不能左右法院，双方争执过程中，当事人偷偷用手机录了音，说陆晨态度恶劣，要到司法局、律协去投诉。几次三番之后，律所合伙人也不乐意了，直接表达了对陆晨的失望。最终，陆晨退还了4000元律师费，并把之前独立调查的证据免费给了当事人。![]()
申请律师执业，需要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并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这恐怕不是陆晨一个人的感受。2023年，一个本硕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的年轻网红律师公开称，司机的工资都比律师高，并且“律师这个职业远不如司机受尊重”。社会学学者刘思达进行过四年田野调查后，在《割据的逻辑：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一书序言中提到，“中国法律职业三十多年高度割据的一个文化层面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和民众都并不把法律职业视为一个像医生、工程师那样具有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的职业，而总认为‘人民群众的意见，比法律还厉害’，于是不仅律师在法律服务市场上四面受敌，连法官、检察官也得不到应有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尊重。”让陆晨觉得没尊严的，还包括他身边的亲戚和朋友。当律师的几年，总有人托关系找到他帮忙咨询、写材料。但往往咨询过后，把案子委托给了其他律师。有几次，陆晨忍不住问对方，“你咨询我这么久，我也没收费，你怎么不让我代理呢？”对方通常回答，“下次一定。”稍微讲究一点的咨询者有时会给他发个红包，通常不会超过200元，有时只有几十元。每到这个时候，陆晨都觉得自己离成功遥不可及。他所谓的成功，就是住豪宅、开豪车，每年至少赚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不仅有接不完的案子与顾问单位，还可以和很多企业大佬称兄道弟，举手投足都是精英范儿。“但即便是精英，也挺能装的。”陆晨亲眼见过一个其他所的律师，平时没客户时都是抽普通烟，一有客户在场，就从抽屉里拿出雪茄盒，当着客户剪雪茄。剪好后，将雪茄喷枪上的火焰，对着雪茄尖旋转几圈。一边点雪茄，一边不经意地对客户说，“千万不要对着雪茄吹气，要让它在自然状态下燃烧，才能获得最佳的烟雾和味道……来，说说你的案子。”但也确实有一些他敬佩的老律师，在陆晨看来，他们能熬下来，就非常不容易，“要做这行，必须熬过去三五八定律。”陆晨说，所谓“三五八”定律，是说新人律师往往需要3年时间入门，5年有点心得，8年左右才有所成就。简言之，就是“三年穷、五年起、八年富”。![]()
律师这个听上去高大上的职业，收入其实没大家想象得那么高。但现实情况是，很多人并不能熬过头三年。2023年9月，杭州市律师协会发布过一份《杭州青年律师发展调研报告》，其披露的数据表明，当地40岁以下的青年律师，平均年收入10万以下的占比32.32%。这就意味着，在杭州，约1/3青年律师年收入低于10万。“杭州这种经济发达的城市，青年律师收入还这么低，其他城市呢？”陆晨感叹。北京的生活成本让赵博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下去了。做专职律师半年多，他只代理了3个民事案件，还都是实习律所的朋友介绍过来的。除了所里扣除的费用，再减掉他分给朋友的，赵博一共拿到9600元提成。平均算下来，每月挣1000多元，而他在南六环的合租房每月房租就要2600元。每到交不上房租，就只能用网贷来还。这些情况他没敢告诉父母，春节也不敢回老家，他想着，“实在不行，就只能回湖北考公。”对于这种状况，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高子程早年建议，“如果确有暂无经济来源的年轻律师处在提成律师的职位，且因案源困难以致生存窘迫，则只能建议年轻人暂且从律师助理或授薪律师做起，经摸爬滚打练就较高业务水准且已拥有基本客户之后，再做提成律师。”而针对青年律师困境，也有一些地方出台了相应措施。近日，广州市律协出台《关于扶持青年律师成长的若干意见（试行）》，要求全市律所建立健全青年律师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按月支付不低于广州市月最低工资标准（2300元）的基本工资，鼓励律师事务所以本地月最低工资标准金额的2倍-3倍（4600元-6900元）作为青年律师的最低月工资标准。做了两年律师后，2022年，陆晨发现，自己越来越穷，行业也越来越卷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身边都是通过司法考试的人”，甚至连律所前台都通过了司法考试，这让他压力很大。司法部信息显示，2022年，全国共有执业律师65.16万多人，相较于我国14亿人的人口基数，初步计算，2022年我国每万人拥有律师的数量为4.6人左右。同比分析，比上一年度新增7.68万，涨幅超13%。同样在这一年，全国律师事务所新增了2100多家，总数达到3.86万多家；律师100人以上的律师事务所500家，增幅超20%，结构性“饱和”，导致律师执业压力不断增大，竞争也更为惨烈。曾任贵州省律协副会长的某律所主任表示，初步估算可能有50%的律师生活在温饱线上，过去代理费用超过万元的案子，已经降低到1000元至2000元的水平。![]()
律师行业的内卷，让很多新生血液望而却步。“各行各业都在内卷，律师行业概莫能外。”一位从媒体圈转型不久的律师坦言。而一家规模所的高级合伙人则认为，“这个行业是没问题的，服务缺口也很大，只是得熬过几年的困难期。”他口中的“熬”，不单纯是专业问题，还包括实务经验、社交能力、学习能力、表达能力，人情世故等，这些能力显然非短时间可以掌握，“只要能坚持，不眼高手低，都能做好。”在他看来，律师圈之所以看似“卷”得厉害，是因为很多律师想进大所，导致一些律所像开超市一样到处发展连锁店，“有的所甚至有1万多名律师，这不是人为制造内卷吗？尤其是大城市的大律所，更是所有人都想进。”压力之下，有人想办法突围，比如靠直播或短视频，利用流量带来案源。这些操作其实并不难——有热点可以蹭热点，没有热点就做些法律常识的科普，讲讲继承、出轨或离婚的法律纠纷。也的确有人因此脱贫致富。陆晨认识一个网红律师，经常接受媒体采访。有一次，他和对方联系，对方坚持认为“上诉”和“申诉”是一回事。“我这个网红朋友，什么案子都敢接，什么话都敢说。”有一次，他听到这位朋友对客户说，“放心，这案子没问题。你关注我账号没？看到我粉丝量没？法院判输的话，我发条视频怼他们。”最近一年，更是连人工智能都和律师卷了起来。那些平时找陆晨咨询问题、偶尔发个红包的亲戚朋友，自从AI兴起后，都选择了通过人工智能解答问题——这比线下找律师效率高了很多，也省下了红包费。“这个行业，除了和人竞争，还得和机器人竞争。”2022年底，陆晨愈发坚持不下去了，他决定考公——这是家里人认为最优的职业路径。彼时还有个现实的问题是，陆晨已经32周岁的，如果35岁前不能上岸，他可能一辈子都上不了岸。2023年1月，陆晨申请注销了律师证。当律师的三年，他记不清自己办了多少案子，而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公开资料，只能查到7件。递交注销申请后，他形容当时的状态“空气清新，天空蔚蓝，浑身解压”。那之后，他专心备考，在2023年6月份成功上岸，成了检察官。对于身份再次转变，陆晨觉得生活有了保障，踏实多了。有时在法院公诉案件，他会见到之前的同行。看着对面穿得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律师，陆晨有种复杂的情感。总有朋友问他一个问题，“我亲戚家孩子读法学，以后做律师行不行？”大多时候，陆晨会劝退，“切勿盲目，慎重而行”。也有媒体人向他咨询能不能转型做律师，每到这时，陆晨会先问对方有没有实现财务自由，如果没有，那就“老老实实写稿吧，别折腾了”。相较于那段律师经历，陆晨对现在的铁饭碗很满意，这让他感到踏实。至于会不会再次转型，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毕竟也有检察官转型做律师的，可能就是围城吧，总觉得别人的工作是好的。”如今的陆晨还是衣着笔挺，这次是检察官制服——夏天穿浅蓝色衬衣、戴蓝色领带；春秋冬穿白色长袖衬衣、黑西装，戴红色领带。至于当初那张右手下垂，左手拉着西服右侧门襟的微信头像，被他悄悄换成了一张风景照。【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凤凰周刊冷杉RECORD，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