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通策略 | 海外研究】美国：产业政策引导，科技创新驱动——制造业高端化研究系列2（吴信坤、陈菲、陆嘉瑞）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国际竞争、地缘冲突加剧给制造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而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为制造业发展提供历史性机遇。在此背景下，我们推出制造业高端化研究系列报告，首篇报告分析了日本制造业升级的过程、本质与经验。本文是系列研究的第二篇，我们将聚焦美国制造业高端化发展路径，总结美国制造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1. 美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三个阶段

回顾历史，美国制造业的起步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南北战争前后。然而，美国真正实现制造业高端化、产业结构升级，并确立其世界制造业霸主地位的关键时期始于二战后。二战以来，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美国制造业经历了“工业化”、“去工业化”、“再工业化”三个重要阶段，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成为全球制造强国。下文将对这三个阶段进行详细回顾与分析。

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确立制造业霸主地位的“工业化”阶段。1929-1933年的大萧条期间，美国制造业遭到重创，制造业工业生产指数从高位下滑57%。随着二战爆发，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设立经济稳定局以管理战时物资生产，在此背景下制造业逐步复苏，尤其是与军事相关的工业制造业实现快速发展。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数据，1939-1941年间石油、钢、铝的产量增速分别为11%、57%、89%，以汽车为代表的产成品产量增速达35%。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在战争中建立起的完备工业体系和制造领域的绝对优势，逐渐完成了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型，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中心。具体而言，1948年美国工业产值在全球占比达到54%，已处于主导地位；到1970年，美国制造业取得了显著进展，制造业总产出达6343亿美元，相较1947年增长243%，同时制造业就业人数也大幅增加，1970年制造业工人数量达1900万，较1947年增长31%。

此阶段制造业发展离不开政府支持研究，以及产业并购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二战结束后，凭借前期积累的优势，美国制造业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间高速发展，这背后的推动因素有二：其一是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基础研究，积极支持基础技术与通用技术的开发。从绝对金额看，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美国政府研发支出持续上升，从1951年的19亿美元增至1971年的162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1%；从相对占比看，联邦政府在研发支出中的占比也出现提升，从1953年的54%升至1964年的67%，并在70年代初保持在55%以上的高位水平。其二是美国工业企业通过多元化并购显著增强了自身竞争力，巩固了龙头企业的市场份额。20世纪60年代后期，大量多元化并购案例在工业制造领域出现，如LTV、Textron和Litton等企业。这些企业通过多元化并购获取不同领域的技术、产品或服务，形成更全面的业务组合，不仅提升了自身竞争力，还巩固了其在行业内的地位。

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去工业化”阶段。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制造业发展的不利因素显著增多。一方面，1973年底爆发的石油危机导致国际油价在短时间内大幅上涨，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原油价格在一个月内从4.1美元/桶升至13.0美元/桶，油价上涨直接推高了美国工业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70年代后美国整体处于人力成本快速提升的过程中，与此同时制造业逐步升级、全球化进程深化，美国开始将中低端制造业向海外转移。在成本上升、产业升级和转移的背景下，美国制造业产出整体放缓。具体而言，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22%下降到21世纪初的13%；全球制造业重心也开始由美国向外迁移，美国货物出口占全球份额的比重也从高位的12%逐步降至8%。

20世纪末信息技术制造逆势发展，背后是政策支持下互联网产业周期加速演进。前文指出，尽管美国制造业整体发展放缓，但高新技术制造业在此阶段快速发展。若统计美国各行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可以发现1977-2000年间以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从1.5%上升至2.2%，而汽车、机械设备等传统制造业占比则从2.0%、2.3%分别降至1.3%、1.1%。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这主要得益于互联网产业的高速发展，以及政策的全面支持，两者共同推动了美国信息产业的蓬勃兴起。1980-2000年互联网产业步入高速发展阶段，美国计算机加速普及，居民PC拥有率从1984年的9%升至2000年的51%，互联网普及率也持续攀升。互联网的加速普及离不开政策的大力支持：一方面，美国政府积极颁布一系列法律以保护科技发展、鼓励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如1980年《拜杜法案》允许私人部门享有联邦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1980年《史蒂文森——魏德勒技术创新法案》明确联邦实验室的技术转移职责等；另一方面，美国资本市场通过实施税收优惠、放宽企业登记限制等政策，积极鼓励股权投资，为微软、Intel等科技企业拓宽了融资渠道，如1980年《小企业经济政策法》和《小企业投资奖励法》通过促进创新、贷款优惠等各方面支持小型企业发展等。

21世纪初以来：促进制造业回流的“再工业化”阶段。进入21世纪后，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与日渐增。首先，2001年科网泡沫破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给美国经济带来沉重打击，美国开始逐渐认识到“去工业化”带来的隐患。其次，2000年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制造业竞争力不断增强，给美国制造业的优势地位带来一定挑战，据UNIDO发布数据，美国工业制造业竞争力绩效指数排名从2000年的全球第一下滑至2022年的第六名。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始逐步推动制造业回流。虽然“再工业化”作为明确的战略是在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才逐步提出，但从2002年起，美国学界和产业界已经开始反思“去工业化”对经济的长期影响，并呼吁加强制造业的回归。2004年，美国政府出台《2004年美国就业机会创造法案》，通过提供税收减免措施，为本土制造业创造了回流的初步条件。2009年奥马巴政府提出《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标志美国“再工业化”正式提上日程，紧接着于2011-12年相继启动《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此后美国制造业逐渐复苏。具体来看，201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在多数年份均高于实际GDP增速，且根据UIBE GVC数据，2014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波动上升。

21世纪以来先进制造业快速发展，得益于政产学研一体化和政府投资共同推动。2000年以来美国积极推动政产学研合作，促进先进制造科技成果的转化。美国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于24年4月发布《2023美国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年度报告》，其中显示自2010年以来，美国已建立17个基于公私合作关系的制造业创新研究中心，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生物技术等多个先进制造领域，旨在确保美国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此外，美国政府在制造业前沿领域持续加大投资。例如17年特朗普上台后从国家战略层面积极推动AI产业发展，美国在全球AI投资中的占比从16年的47%上升至21年的66%；21年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无尽边疆法案》，计划建立NSF技术学部并拨款1000亿美元用于10个关键技术领域的发展，同时拜登政府于20年以来推出了总额近2万亿美元的三项重要产业政策，涉及芯片、新能源等先进制造领域等。

18年以来美国政府不断强化贸易保护主义，意在吸引更多制造业回流。随着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制造业回流的驱动因素逐步从效率转向国家安全。为应对国际竞争和维护经济安全，美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减税、补贴等手段推动制造业供应链本土化。例如，特朗普政府17年末签署的《美国大规模减税法案》大幅降低企业税以鼓励跨国公司利润回流，并于18年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推动汽车制造业向美国本土或北美地区转移；拜登政府则延续这一思路，先后于21年签署《确保未来由所有美国工人在美国制造的行政令》、22年签署《芯片法案》，通过提供补贴吸引半导体等关键产业的投资回流美国。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对外科技投资的监管，间接推动制造业回流并应对海外科技制造竞争。比如，23年拜登发布《关于解决美国对受关注国家的特定国家安全技术和产品投资的行政令》，明确拟加强对华科技领域的投资审查监管；24年10月进一步出台新规，禁止对中国半导体、量子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对外投资，并声称此举旨在防止相关投资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2. 从要素投入角度看美国制造业高端化

前文回顾了二战以来美国制造业发展的三个阶段，美国主导产业逐步从传统制造业过渡至信息技术制造业、先进制造业。为进一步探讨美国制造业升级的驱动因素，下文将从要素投入的角度入手，深入分析美国制造业高端化的过程。

索洛模型拆分显示美国制造业升级主要由技术进步、资本积累驱动。根据索洛模型，经济增长由资本积累、劳动力增长和技术进步驱动，该模型引入“索洛余值”的概念，即通过计算经济增长中无法用资本和劳动力的贡献解释的部分，来衡量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因此，可以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来估计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于缺乏专业机构对1990年代之前美国制造业增速的要素贡献拆解分析，且在1990年代之前，美国制造业产出增速与私人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变化趋同，因此我们选择在1990年代之前采用美国劳工统计局（BLS）对私人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的要素投入拆解，而在1990年代之后则采用BEA对制造业产出增速的要素投入拆解。美国劳工统计局将1948年以来的私人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制造业产出增速拆解为资本要素贡献、劳动要素贡献与全要素生产率，结合前文划分的美国制造业升级三阶段，可以发现技术、资本要素在美国制造业高端化的各个阶段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分阶段来看：

①工业化阶段：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期间，美国制造业高速发展，此阶段美国经济同样维持高增速，美国私人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年化复合增速达2.9%，背后主要由TFP驱动，贡献了1.9个百分点，其次为资本要素驱动，贡献了0.9个百分点。

②去工业化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期间，虽然信息技术制造业快速发展，但美国制造业整体发展步调趋缓，同期美国经济增速放缓，此阶段美国私人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制造业产出增速年化复合增速为2.0%，经济增长同样主要由TFP要素贡献，拉动增长1.3个百分点，其次为资本要素贡献，拉动增长0.7个百分点。

③再工业化阶段：在21世纪初以来的时间段内，美国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吸引制造业回流，剔除08、09、20年受突发事件冲击的数据后，美国制造业产出增速年化复合增速为1.4%，制造业增速仍主要由TFP要素贡献，拉动制造业增长1.2个百分点，其次为资本要素贡献，拉动制造业增长0.3个百分点。

总体而言，纵观美国制造业高端化的三个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拉动至关重要，制造业升级离不开技术进步的推动。同时，资本要素的作用不容忽视，无论是在工业化、去工业化还是再工业化阶段，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始终稳定。

前文我们从宏观角度分析了美国制造业升级主要依赖技术和资本投入。进一步地，若从行业层面出发，各种要素投入对美国制造业升级的贡献情况如何？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不同行业的产值增长具体由哪些因素驱动？下文就此展开分析。

美国制造业产值的拉动贡献依次为：TFP>资本要素>中间要素>劳动要素。除了通过拆分私人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的要素投入作为近似值来估算制造业升级的主要驱动因素外，我们还可以借助美国经济分析局（BEA）自1988年起发布的制造业总产值拆分数据，更为精确地验证推动美国制造业高端化的重要力量。美国经济分析局将19个制造业细分产业部门的总产值增长拆分为资本要素、劳动要素、中间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TFP）。我们以各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增加值为权重，计算19个行业要素投入的加权平均值，从而得到各要素对美国制造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情况。具体来看：

TFP对制造业产值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对最为显著。1988-2021年期间TFP年均拉动美国制造业产值增长0.8个百分点，为所有要素贡献中的最高水平；TFP每年拉动贡献的波动率为1.0，波动相较其他要素也偏低。因此，全要素生产率对制造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最为关键且相对稳定，与上文索洛模型拆分结果相同。

资本要素对制造业产值增长形成一定正向拉动作用。1988-2021年期间资本要素年均拉动美国制造业产值增长0.4个百分点，其贡献为正；每年拉动贡献的波动率为0.2，其波动幅度为所有要素中最小。因此，资本要素在制造业产值增长的过程中也发挥了稳定作用，具体体现为美国研发支出占比不断提升。

中间要素对制造业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但不稳定。中间要素贡献主要为能源、原材料等直接要素拉动制造业增长的贡献，1988-2021年期间中间要素年均拉动美国制造业产值增长0.3个百分点，拉动贡献的波动率为2.9，不同年份波动较大，2008年后中间要素拉动贡献不断回落。值得注意的是，中间要素贡献率与制造业总产值的变动趋势较一致，或源于直接要素投入与制造业景气度强相关。

劳动要素对制造业发展造成一定拖累效应。1988-2021年期间劳动要素年均拖累美国制造业产值0.1个百分点，拉动贡献的波动率为0.7，上世纪末以来劳动要素的拉动贡献趋势性回落。这表明劳动要素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制造业发展，主要原因在于美国较高的劳动力成本迫使企业加速自动化生产，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要素贡献下降。

总体来看，美国制造业高端化的核心在于TFP提升，即便在制造业产值增速放缓甚至回落时期，TFP仍对制造业形成正向拉动；资本要素贡献最为稳定且不可忽视；中间要素的拉动作用自2008年明显下降；劳动要素的贡献则持续下滑。

高技术制造产值在TFP拉动下增长，低技术制造发展受劳动、中间要素制约。为进一步探讨，我们将美国制造业细分为19个子行业，分析各行业增长的驱动因素。相关数据主要参考美国经济分析局对细分制造行业产值增长的要素拆分结果，下文以典型行业为例进行详细剖析。

计算机电子产品等高端制造业在技术要素拉动下快速增长。1988年以来，美国以计算机电子产品为代表的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发展，1988-2021年年均产值增速达6.3%，其中TFP对行业产值增长的贡献超90%，是拉动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动力；资本要素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拉动产值增长0.6个百分点。若进一步拆解资本要素的细分构成可以发现，资本要素贡献的0.6个百分点中，有0.37个百分点来自于研发投入，贡献了大部分的资本增长。可见，在计算机、电子制造等高技术制造领域，生产效率的提升离不开创新技术应用，而这背后大量的研发资金投入起到了关键作用。

汽车、机械等中高端制造业由中间和技术要素驱动较快发展。1988年以来，美国中高端制造行业较快发展，1988-2021年汽车及汽车零部件/机械行业平均产值增速达2.2%/0.9%，其中中间要素和资本要素的拉动作用均较为显著，中间要素/资本要素/TFP分别拉动汽车行业产值增长1.4/0.2/0.5个百分点，拉动机械行业增长0.6/0.3/0.1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中高端制造作为传统工业支柱产业，其生产过程高度依赖中间要素投入，原材料占据主要比重；同时中高端制造还兼具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特征，对技术改进和设施建设需求显著，因此资本投入下的技术要素拉动作用也较为显著。

纺服、皮革、印刷等低端制造受中间和劳动要素制约增速放缓。1988年以来，美国服装皮革等低技术制造业发展明显放缓，1988-2021年服装皮革/纺织/印刷行业年均产值增速分别为-4.4%/-2.3%/-1.1%，其中中间要素平均拉动上述行业增长-3.1/-2.0/-1.0个百分点，成为主要拖累因素，事实上1988年以来美国低端制造业增长中原材料要素的贡献已显著下降。此外，劳动要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低端制造业发展，劳动要素对纺织/皮革/印刷行业产值增长的平均贡献分别为-1.7/-0.8/-0.6个百分点，或系部分企业将技术含量低、成本低的制造活动外包至海外以降低生产成本，导致国内劳动要素贡献下降。

3. 美国制造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回顾美国制造业高端化历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其顺利实现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动力，但近年来制造业增速正在放缓。美国制造业升级过程中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增速放缓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教训需要汲取？下文将对此进行深入总结分析。

科创政策在美国科技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如前文所述，在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的“去工业化”阶段，美国汽车、机械设备等传统制造式微，而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等高技术制造业迅速崛起。这一阶段高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科创政策的有力支持，1980年代起美国颁布一系列法案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形成以“企业主导”为核心的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具体体现在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两个层面。

从产业政策看，美国政府重视强化中小企业创新研究。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注重强化联邦技术向私人部门转移，在鼓励中小企业参与技术创新的同时，促使科研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如1980年《拜杜法案》、《史蒂文森——魏德勒技术创新法案》进一步推动联邦政府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1982年启动“小型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以推动小微企业的创新研究、1989年《国家竞争力技术转移法》允许私营公司从大学运作的联邦实验室中选择具有市场价值的科研成果。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政策调整的核心在于将科技创新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以信息技术为中心，注重民用科学技术的发展，如1991年《美国技术提升法》提到“技术创新对提升美国人民生活标准，增强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起着重要作用”、1993年《国家合作研究与生产法》进一步强化了政府、产业和大学之间的研发资助合作关系。

从金融政策看，美国政府支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由于高科技产业具有研发结果不确定、现金流不稳定、且轻资产占比大的特征，通常难以通过抵押获得足够资金，更依赖直接融资来扩张产业规模。为解决科技企业融资难的问题，20世纪后半叶美国不断完善科技企业融资制度，如1958年《小企业投资法》、1975年《公平信贷机会法》、1980年《小企业经济政策法》、《小企业投资奖励法》等，这些法规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了多种融资渠道。此外，1978年后美国推出了免税、放宽企业登记限制等一系列政策鼓励股权投资，1980-2000年股权融资在美国非金融企业融资结构中的占比从35%升至55%，在此期间科技企业IPO数量占比达到37.6%。在创新产业政策的持续扶持下，业绩不断改善，助推了20世纪90年代科技制造股的长期牛市，股市的繁荣又进一步反哺美国科技制造企业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并购重组贯穿美国制造业升级全过程，在推动制造业高端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45年以来，美国经历了四轮并购浪潮，每一轮所涉及的行业和主导的并购类型各有不同，这些并购对制造业的业务调整和转型升级起到了关键作用。具体来看：

①20世纪60年代：二战后美国经济迅速扩张，当时盛行的反托拉斯和反垄断监管推动了多元化并购浪潮。在此背景下，一批市占率高、业务范围广的多元化制造业巨头应运而生，如LTV（1960-1961年）、Textron（1960-1963年）、利顿工业（1961年）等。上交所研究表明，1941年美国前1000家工业企业占据了全美工业总资产的60%以上，而到1968年，仅200家便占据了全美工业60%以上的资产，显示出美国制造业资产集中度大幅提高，规模效应进一步增强。

②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结构逐渐发生转变，伴随着成熟制造业企业的衰退和新兴产业的兴起，兼并收购活动迎来新高峰，成为推动美国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动力。在政府放松对航空、银行等行业的管制与进入壁垒的背景下，此轮并购浪潮主要集中在化工、石油、航空等专业化制造领域，典型案例包括1981年杜邦公司收购大陆石油公司、1984年雪弗莱公司收购海湾石油公司等。这场并购浪潮不仅加速了企业间的资源整合，还推动了制造业的专业化和精细化发展，进一步加速了美国制造业的升级转型。

③20世纪90年代：此阶段美国经济基本面强劲、股市繁荣、新科技革命兴起，推动了一轮规模更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并购浪潮。本轮并购以“强强联合”为主，新兴制造行业与传统制造行业融合的特征较明显，典型案例包括1996年波音公司收购麦道公司、1997年美国世界通讯公司收购MCI通信公司等。此外，跨国并购较为活跃，美国本土企业与海外企业间的并购数量明显上升，代表案例如1999年英国沃达丰集团收购美国Airtouch。这轮并购浪潮不仅推动新老制造行业整合，还加强了全球产业联动性。

④21世纪以来：美国政策重点支持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并购浪潮主要集中在科技制造公司之间，且并购规模进一步扩大，2010年以来美国前十大高科技企业并购金额持续上升。典型的案例包括谷歌于2006-2012年陆续收购YouTube、摩托罗拉移动，脸书于2012-2014年间收购Instagram、WhatsApp，微软于2011-2018年间陆续收购Skype、LinkedIn、Github等。这一阶段的并购浪潮以扩大科技优势的纵向并购为主，以加强全球垄断地位为战略目标，进一步凸显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趋势。

制造业间的创新失衡或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美国制造业增速的放缓。正如前文提到的，在美国“去工业化”时期，尽管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等高科技制造业产值快速增长，但整体制造业增速实际有所下滑。学术上对此有过较多讨论，D·Andrews等（2016）认为，尽管各国领先企业的生产率在稳步提升，但整体生产率的放缓主要源于各部门和各国非领先企业的生产率表现不佳；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D·Acemoglu等（2023）指出，一个行业的创新依赖于与供应商的互补创新及其带来的生产率提升，美国制造业增速放缓部分可以归因于过去几十年创新在各行业间的不均衡分布。据D·Acemoglu等人测算，1970年代至21世纪初美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方差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显示美国制造业各细分行业TFP增长的离散度逐步提升；而在剔除计算机和电子部门后，制造业TFP方差的上升幅度有所回落，可见TFP方差的扩大主要由计算机和电子行业推动。此外，1987-1997年和1997-2007年间的实际制造业TFP增速低于剔除方差效应后的增速，说明如果维持不同制造行业间的创新平衡，美国制造业的整体增速可能会得到改善。因此，要实现制造业的持续发展，不仅需要壮大新兴制造产业，还必须推动传统制造业的改造与提升，以实现行业间的均衡发展。

过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或对美国制造业的长期发展产生一定抑制作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为扭转贸易逆差并保持全球贸易格局的优势地位，美国采取较为激进的贸易保护措施。从进口角度看，美国对机电等制造业产品加征关税。特朗普上台后对多国商品加征关税，涉及太阳能电池板&洗衣机、钢铁&铝、汽车、技术&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尤其强调减少对华逆差，2018-2023年间美国对中国的进口依赖度从17%降至11%。然而，利用关税保护本国产业面临一个无解循环，对最终产品征收关税相当于直接对消费者征税，从而长期来看或会降低消费者购买力。例如，2019年美国政府计划对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美国世界贸易咨询公司认为这将导致中国输美手机成本增加22%，美国手机价格上涨14%，给美国消费者带来较大负面影响。

从出口角度看，美国对先进制造产品实行了严格的出口管制。2018年特朗普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禁止中国公司收购与技术相关的企业，并对关键技术实施新出口限制，受此影响美国先进制造业出口占比从2016年的31%下降至2022年的26%，过度加强出口管制或对美国先进制造公司的海外市场业务造成一定冲击，从而对美国国内制造业长期发展形成一定抑制效应。综上所述，无论是通过关税壁垒限制进口，还是通过技术管制限制出口，过于激进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在短期内促使制造业回流，但从长期来看，这些措施可能不利于美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并对全球贸易体系产生消极影响。在全球投资与贸易自由化的历史大趋势下，应该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合作以及国际投资和贸易的自由化与便利化，以确保美国制造业的健康发展。

风险提示：历史经验具有局限性，部分测算数据未必代表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