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官方代表团在万隆召开了首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史称第一次亚非会议（万隆会议）。时任新中国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同志率领我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这一重要会议。
万隆会议的重要议程之一，是确定了十项原则。十项原则是在周恩来同志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形成的，对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双边及多边关系，影响深远。
1965年，在印尼总理苏加诺的提议下，第二次亚非会议召开在即。此时，陈毅同志已经接替周恩来，出任新的外交部长。
事实上，在第一次亚非会议召开之后，虽然各方面成果显著，但是也埋下了矛盾的种子。首先是习惯插手外国事务的美国，见不得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发展壮大，自己不具备参会条件，就大扣帽子，明里暗里地指责中国在亚非地区推行霸权主义。
对于这种无中生有的批评，以周总理、陈老总为首的我国外交人员在多个场合给予了有力驳斥。而当时和美国在各个方面处于竞争状态的苏联，也希望通过对亚非国家的控制，来增强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苏联政府暗中和印度方面联合，打算要直接参与第二次亚非会议。按照地理位置的角度来说，苏联主要的国土和政治、经济中心都放在欧洲地区，与亚非地区的联系不大。
在当时的环境下，苏方坚持要参会，仰仗的是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如果接纳苏联参与，以促进亚非国家和平稳定发展为宗旨的亚非会议不可避免就变了味道。
在1964年的筹备会议上，陈毅同志代表中国政府做出了明确表态，反对苏联派团参加亚非会议。中国的表态得到了大多数成员国家的支持，可即便如此，形势依然处于暗流涌动的状态。
苏联政府背后的小动作不断，他们以对亚非各国的军事援助为理由，希望通过亚非会议确立对己方更有利的统治地位。中国的反对表态，招致苏联方面的强烈不满，甚至被苏联方面攻击为中苏关系恶化的挟私报复。
陈毅阐明了我方的观点，虽然中苏关系陷于停滞状态，但是在亚非会议的问题上，中方的表态完全是本着同为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利益的角度出发。与会各方纷纷表态之后，原本与苏方勾结的印度也变得骑虎难下了。经过讨论，筹备会议最终形成的决议中，没有明确是否邀请苏联参会。
1965年6月，周总理和陈老总先后从北京出发，准备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担任代表团团长的周总理的专机预计经停埃及，陈老总率领代表团其他成员则直飞承办国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
6月19日，变故陡然发生。阿尔及利亚爆发军事政变，原有执政党成员全部更换成军方领导。正在埃及的周总理了解到这一突发情况后，意识到亚非局势可能会发生重大改变，便向中央请示，暂缓前往阿尔及尔，而是先行访问埃及。
周总理是中国代表团团长，他延缓行程的目的，也是为了以静制动，进一步观察阿尔及利亚局势。差不多同一时间，已经抵达阿尔及尔的陈老总也接到了阿方政变的消息。
当时在阿尔及尔准备参会的国家代表团已经有三十多个了，多数国家都在观望中国方面的表态。陈老总在没有同中央商议的情况下，先行向各国表态：这次亚非会议一定要开。
陈老总是军人出身，在战场上杀伐果断，威风凛凛。但是他多少忽略了外交工作和军事斗争的区别，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受到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他的表态虽然给各国代表团吃了个定心丸，却陷我方于被动。
最终，因为外部势力的干预，1965年的亚非会议并没有如期举行，陈毅等人也从阿尔及尔返回了北京。从舆论的角度来说，陈毅的表态给原本就在寻找挑衅机会的西方国家制造了话题，他们趁机大肆炒作中国在亚非地区的称霸企图。
陈毅老总意识到自己捅了篓子，亲自去向周总理汇报情况。周总理罕见地发了脾气：
“不请示就擅自表态，你考虑过国际影响吗？谁给你的权力？”
对于自己错误行为的批评，陈毅完全认同。有了这次教训，陈毅在此后的外交工作中，更加谨言慎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