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1日，夜幕降临，喧嚣的北京静谧了下来。夏日的繁星倒映在中南海的水面上，波光粼粼，泛起了几朵水花。
彼时，陈毅已经结束了在上海的工作，来到中央，主持外交工作。作为周总理的得力帮手，陈毅劳累了一整天，回到家中，打开了收音机，聆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来的消息。不料，刚刚听了几分钟，陈毅就像突然遭到雷击，喊来了秘书，问道：“中央台在广播北大的大字报，是怎么回事？”
秘书茫然摇了摇头，说：“办公厅没有任何通知。”陈毅不等秘书叫车，就匆匆撂下一句话：“我去找总理，你不用管我了。”几天前，北京大学张贴的大字报风波，惹来了许多事端。如今刚刚消停几天，再起波澜。
其实，陈毅自己也处于悬崖边缘。运动一开始，不仅要批判大学里的老师教授，就连外交部也未能幸免。外交系统的批判大会，陈毅都去参加。当造反派狂妄地问他：“陈毅，你跟不跟跟毛主席走？”
陈毅回答道：“我当然跟，但是我不敢保证将来不反对一些毛主席的意见。”陈毅的刚正不阿，立即引起了造反派的恨意。从此，针对陈毅的攻击从来没有停止。有人开始操纵造反派，集中火力，向陈毅发起了总攻。
每次造反派批评陈毅，周总理总会一起参加。陈毅是周总理的老战友，两人之间感情至深。即便周总理临时有事，也要委托李富春代替自己，并且派自己的秘书、卫士长一起保护陈毅的安全。
一年之后，8月的一天，陈毅接到了周总理的一通电话。几分钟后，陈毅便对妻子张茜说：“我要出去一趟，你不用等我吃饭了，照顾好自己。”张茜心中十分不安，问了一句：“你又要去哪？前天不是刚批斗嘛，怎么没完没了。”
看到妻子眼角即将流出的泪水，陈毅安慰道：“你想多了，总理是叫我去人民大会堂，那比较安静，能好好睡一觉，省的明天没精神，打瞌睡。”在人民大会堂，陈毅终于进入了梦乡。而在另一所建筑——外交部门口，造反派的王力等一干人等还在静坐抗议，要求交出陈毅。
一同在现场的，还有工作十几个小时的周总理。总理还想讲道理、摆事实，对造反派说：“冲击外交部，不管怎样，按照中央的规定，是不对的。”两方人马就一直僵持，可是总理毕竟上了年纪，但还在勉强支撑。
等到第二天，苏醒的陈毅听说了前一天发生的事情。他立即赶到了现场，参与了批评大会。这时，聚集而来的人越来越多，谢富治也来了，并火上浇油，对着陈毅就是一顿辱骂。周总理见状，怒了，说：“富治同志，你还嫌事情不够大吗？怎么能这样呢？毛主席知道吗？”
谢富治或许是有些心虚，望了周总理一眼，就急忙回过了眼神。站在周总理旁边的耿飙看不过去了，质问谢富治：“谢富治，你怎么不回答总理的问话？难不成是做贼心虚吗？”
一听耿飙出头，谢富治又找到了攻击的目标，说道：“你的历史问题也不少，现在还敢出头。”周总理这时真是动怒了，望着造反派和谢富治，他严正警告：“谁要是赶在马路上拦截陈毅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今天要冲会场，我一定出席，就站在大会堂门口。谁要是想过去，就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在周总理的力主下，谢富治才带着造反派离开了会场。至于谢富治和耿飙，两人也就此生下了嫌隙，但运动后期，谢富治染上了疾病，两人的恩怨也就不了了之。
参考资料：《周恩来和陈毅在“文革”中的艰难岁月》 世纪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