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是德胜门外一座老庙宇，曾被用作给穷人发放食物的粥厂。晚清的时候，这里改建为监狱。新中国成立后，功德林被改造成了“北京战犯管理处”，直属公安部管辖。
这里陆续入住过数百名“学员”，其中不乏抗战时期的抗日功臣。对于这些有历史错误的战犯，我党的政策一向是感化为主，治病救人。只要安心接受改造、弥补过错，都会获得宽容和帮助。
而大部分知错就改的人，都可以在功德林过上平静安稳的日子。例如国军名将杜聿明被俘后，功德林的医护人员尽心治疗他的疾病，让他深受感动，也为自己的过往而感到后悔。
但是在诸多战犯中，也有一些冥顽不灵、负隅顽抗的人，最终将自己送上了绝路。从1950年至1951年，一共有5位国军高级将领被枪决。
第一位就是蒋介石的老学长陆荫楫。
陆荫楫是贵州人，曾在贵州陆军学堂读书。他和桂系领袖白崇禧关系很好，很快成了桂系大佬之一。
蒋桂战争爆发后，陆荫楫被蒋介石打败，灰溜溜地逃回了广西。
抗战期间，蒋介石出于分化打压桂系的目的，开始大力拉拢陆荫楫，许诺高官厚禄。正因如此，尽管陆荫楫在抗日中屡屡失利，但职位却越来越高。解放战争爆发后，他一度督军整个大西南，手握重权。
陆荫楫在解放前曾大肆残害我党同志，向蒋介石邀功，手上可以说血债累累，罪孽深重。因此，他在被我军俘获后被枪决。陆荫楫的结局，正应了那句老话——自作孽不可活。
第二个被枪决的是邓子超。他也是功德林中唯一被杀的黄埔门生。
邓子超在国共第一次内战中多次与赣皖边区的红军交战，杀了不少同志。南昌解放前夕，他指挥国民党军用物资转运，最终被俘虏，关进了功德林。
最初，我党并不想对邓子超处以极刑，并且和他约法三章：“不公审、不公判、不杀头”。
但邓子超丝毫没有悔过之心。他不仅拒绝接受改造教育，在狱中传播负面信息，还通过自裁的方式向管教人员示威。对于其他接受改造的战犯，邓子超还要冷嘲热讽。
最令人愤怒的是，他贼心不死，与潜伏在外面特务串通，企图在功德林内策划暴动。这样一个人，很明显是不可能悔改的，也没有统战价值。1951年1月，邓子超在公审后被枪决。
第三个人名叫张卓。
张卓出生于贵州，早年留学日本。回到国内后，他投入湘军，随后进入滇军。
此人能力一般，但是运气很不错，在中原大战后屡获升迁，一路升到了陆军中将。解放战争后期，张卓自知大势已去，就潜伏在遵义，妄图逃过审判。
可惜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被群众发现并举报，逮捕后关入了功德林，并于1951年枪毙。
第四人是杨清海。
杨清海的历史非常复杂。“九一八”以后，他出卖祖国、投靠伪军，成为了人人不齿的日本“皇协军”。
1940年，他又加入了东北民主抗联，成了抗战义士。抗战胜利后，杨清海被担任三江自治军依兰总队长。可是他思想堕落，生活不检点，和妓女辛爱玉的绯闻闹得世人皆知。
其实从杨清海早年的经历就可以看出，此人立场不坚定，擅长左右横跳，是个十足的投机分子。果不其然，在1946年，他又背叛组织，加入了国民党，还大肆残害昔日的同志。
在淮海战役中，杨清海被俘。作为叛徒，他后来被处以枪决。
最后一个被枪决的人，名叫张国勋。
他曾经加入过复兴社（军统前身），在土地革命时期带领特务大肆捕杀共产党人。
解放战争期间，张国勋担任川滇黔剿总司令，多次暗杀进步民主人士。直到国军一败涂地之际，他还不死心，妄想组织游击战，后被我军俘虏。
由于张国勋的罪行实在是罄竹难书，因此在1950年被枪决。
参考资料：《决胜岂止在战场——访功德林“北京战犯管理所”原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