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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春天，永远保持着高贵与优雅的Laverne Cox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并宣布世界已经达到了“跨性别的临界点”。我一直很喜欢那张照片——她穿着蓝色连衣裙和高跟鞋，昂首挺胸，盯着我们所有人，眼神似乎在挑战着这个世界：”你准备好迎接我们了吗？你准备好庆祝我们——以及我们所带来的所有礼物了吗？
跨性别、不服从性别规范（gender-nonconforming）和非二元性别者一直对人类社会有着重要的贡献：在历史上，许多社会承认性别、第三性别和“双灵”（Two-Spirit）个体在艺术和精神领域的天赋。虽然欧洲殖民压制了许多社区的文化知识，但这些知识今天仍然存在并紧密相连。跨性别群体的韧性和才华有着悠久而骄傲的传承，并植根于全世界被殖民者的祖先记忆之中。
更重要的是，像Marsha P. Johnson和Sylvia Rivera这样的跨性别女性活动家推动了酷儿解放运动的边界，纳入了有色人种青年、酷儿性工作者、无家可归的青年以及其他极度边缘化的群体。今天，这些活动家的遗产体现在现代跨性别和性别酷儿（genderqueer）社区组织的工作中，如Audre Lorde项目和Sylvia Rivera法律项目等。
跨性别解放的政治斗争，是在压迫与生存斗争的烈火中锻造出来的。不仅过去如此，现在也不会改变。然而，在所谓的跨性别转折点四年后，大多数跨性别者的处境似乎并没有太大改变。在媒体上看似发生的社会变革，与跨性别者持续经历的暴力、贫困和歧视的现实之间出现了奇怪的断层：
电视上出现的跨性别者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跨性别青年仍然面临无家可归和自杀的风险。跨性别者的可见度飙升，但反跨性别的立法和歧视仍然猖獗。跨性别权利在主要新闻媒体中被越来越频繁地讨论，但黑人、棕色人种和性工作者的跨性别女性仍然经常遭受攻击和谋杀。
这难道不是很荒诞吗？我们生活在一个似乎无尽地讨论跨性别身份的世界中，但跨性别者的安全却没有得到改善。跨性别名人甚至跨性别百万富翁的存在是可能的，但跨性别群体在法律和社会层面上仍然面临严重压迫。
我们的火焰依然炽热，但我担心它被误导、被挤压。新自由主义——我们所处的危险而高级的资本主义系统，正在窃取跨性别解放的力量。
我们并没有获得获取资源的机会，而是被赋予了在主流媒体中的可见性（being represented）——这让我们在享受电视和电影的同时，仍然忍受无家可归和失业。我们没有获得自由，却被销售了一种产品：一种最终空洞的“平等”幻觉。
要实现跨性别解放，我们必须将目光转向结束新自由主义。
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我花了很多时间支持跨性别青年和不愿意服从性别规范的孩子，以及他们的父母。正如你所想象的，我经常看到一些父母很难接受支持他们的跨性别孩子进行社会和医疗过渡（transition）。同时，我也遇到不少非常渴望为孩子提供激素治疗并更改法律文件上性别标记的父母。而这些父母希望，“不必有人知道”他们的孩子是跨性别的。
我认为，这两种父母的立场都源于一种爱和保护的感觉——这是父母最自然的情感。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过上“正常”的生活，并享受“正常”带来的特权呢？我相信这种保护是出于作为父母和监护人的本能。
然而，在这个高度资本主义、充满阶级斗争和政治不稳定的时代，“正常”是一个充满重负的概念，伴随着被常常遗忘的压迫历史。在西方殖民下，“正常”生活的标准不仅是顺性别的，还包括白人、中产阶级、专偶制、身体健全的（able-bodied）和（或许直到最近还是）异性恋的。更常见的是，“正常”通常是暗指“能够以令人满意的速度为资本主义系统工作和生产的身体”。
尽管在进步的主流媒体中，年轻的跨性别儿童的故事越来越受到关注，我发现大多数这些孩子都是白人、金发、中产阶级——而且非常容易“过关（pass）”*。
*编注：“pass”指的是一个跨性别者的性别表达能够被它人认同为其性别认同。例如，一个跨性别女性如果在外貌和行为上被它人认同为女性，就可以说她“pass”了。
并且，我还感到这些问题隐含着这样的意思：我的孩子会像你一样吗？不够“pass”吗？被边缘化吗？更糟的是，他们会像“那些跨性别者”一样，在黑暗中靠性工作谋生却遭到谋杀吗？
性别过渡是所有跨性别者，无论年龄大小，都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但我认为，理想情况下，过渡应作为众多身体自主和自我表达选项中的一种。它不应成为我们为了使自己更被他人接受或隐藏自己的跨性别身份而必须做的事情。
而且，过渡绝不应成为一种特权，激素替代疗法、手术和生育治疗的最佳选择不应该只能提供给那些能够负担得起的人。
我看到的父母们都表达出一种特定的愿望，我认为这种愿望在许多（如果不是所有的话）边缘化的人群中都有体现。我自己也感受到这一点。那就是希望过上特权阶级的生活，像白人中产阶级那样生存，尽量不被视为不同，融入系统中。
过渡是一项基本权利，所有年龄段的跨性别者都应该拥有。但我认为，理想情况下，过渡应该作为身体自主和自我表达的众多选择之一。这不应该是为了让自己更容易被别人接受，或者为了向世界隐藏我们跨性别的不得已而为之。
当父母带着焦虑的问题来找我时，我强迫自己深呼吸。我记得作为治疗师和治愈者的责任。我想到自己承诺过帮助跨性别孩子过上比我更容易的生活。我给出一些答案，但也不禁问出自己的问题。
是的，你的孩子仍然可以旅行，找到伴侣，并且如果他们愿意，可能会结婚。他们可能会在生物上有孩子，这取决于他们对自己身体的选择，也可能能够收养孩子。确实，他们可能在生活的不同方面经历一些歧视。但你认为你可以如何支持他们度过这些困难？你自己是否经历过歧视，怎么度过的？
对你来说，让你的孩子过上轻松、正常的生活更重要，还是过上充实、自由的生活更重要？
甚至在不知不觉中，父母们希望给他们的跨性别孩子一个“正常”（即安全和快乐）的生活，却成为了支撑新自由主义体制的工具。新自由主义是我们当前生活的社会系统，它是高级衰退的资本主义和殖民化的结果。我认为新自由主义是扑灭跨性别解放运动火焰的力量。
“新自由主义”一词起源于1970年代，指的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公共和私人生活各个方面的重新主导。在新自由主义下，人们没有权利享有比自己所能支付的更多的权利、商品或服务，包括隐私、医疗、住房和教育。传统上由政府运营的机构，如医院、学校和监狱，逐渐被企业化，并以盈利模式运行。
这种经济模式越来越多地占据了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
新自由主义以一种隐蔽的方式侵蚀人权运动。它通过制造恐惧和资源稀缺，夺取人权活动的思维和运作，使我们的政治目标被迫聚焦于个人生存，而不是设想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囤积资源、同化到现状中以及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是新自由主义思维的本能。
我们已经看到，新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60年代和70年代的主流酷儿权利运动。LGBTQ+权利曾是一个围绕自由恋爱、社会主义和与其他边缘化群体团结的激进政治运动。然而，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它逐渐集中于更狭隘的目标，这些目标主要服务于白人中产阶级的顺性别同性恋者的利益：结婚、收养孩子、服役于军队和体面的工作。
与此同时，跨性别女性有色人种活动家，如西尔维亚·里维拉和马莎·P·约翰逊的街头变装行动革命者（STAR）组织的反贫困、反无家可归和支持性工作的活动却被推向了边缘。为了寻求体面，主流的同性恋倡导组织公开与跨性别事业和领导人保持距离。
因此，尽管我们看到了一些同性恋权利的“胜利”，如结婚权和废除“别问别说”政策*，但新自由主义的现状仍未受到挑战。富人依然富有，而穷人依然贫困，相对少数的酷儿群体加入了富人的行列，而大多数人却被抛在了后面。
如今，随着“跨性别临界点”的加速发展，我看到新一代跨性别权利活动家的崛起，我在思考我们将选择哪个方向：新自由主义的同化？还是革命？
在我的社会工作实践中，我看到越来越多富有的、通常是白人中产阶级的年轻人和儿童公开自己是跨性别者。这很美好。他们勇敢而坚韧，有时，他们的家庭真的支持他们进行过渡，并为他们争取上学、医疗和高等教育的机会。
然而，我同样看到许多跨性别年轻人，主要是有色人种的，他们与家庭疏远，生活在收容所，无法获得日常生活所需的资源，更不用说医疗和高等教育了。
跨性别的可见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光明，跨性别权利的意识也达到了空前的水平。然而，跨性别者之间的阶级差距却在不断扩大。
在2015年，也就是《时代》杂志“临界点”封面文章发表后的一年，世界见证了亿万富翁、真人秀明星和前奥运运动员凯特琳·詹娜获得了Glamour杂志的“年度女性”奖项和ESPN的亚瑟·阿什勇气奖。同年，詹娜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做女人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决定穿什么”，这无疑说明了她与大多数女性（无论顺性别或跨性别）的日常现实有着深刻的脱节。
凯特琳·詹娜在主流媒体中的被推崇现象已经受到许多酷儿和女性主义作家的广泛批评。然而，我认为关于詹娜的政治意义并不在于她的个人成就或缺乏成就，而在于跨性别名人现象的日益增长，以及它与新自由主义神话的联系——即跨性别者的境况正在改善，但在某些方面似乎恰恰相反。
“例外论”神话一直是新自由主义哲学的基石。这种思想认为，由于少数人在资本主义下能够“成功”，那么其他人也可以做到。它将个体的成功与整个群体的繁荣混淆在一起，掩盖了系统性歧视和暴力的障碍。
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认为，如果一位黑人男性成为美国总统，那么美国的种族主义就一定结束了。那些抱怨警察暴行和歧视的黑人可能只是没有足够努力去成功。如果凯特琳·詹娜能够接受面部女性化手术并赢得奖项，如果杰斯·詹宁斯能有自己的真人秀，如果安德里亚·佩伊奇能出现在《时尚》杂志上，那么全世界的跨性别者的境况就不会太糟糕。我们只需要变得出名。
真相是，在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下，跨性别名人改变跨性别者整体现实的能力非常有限——即使这些名人积极参与抵抗运动。
例如，拉芙娜·考克斯（Laverne Cox）和珍妮特·莫克（Janet Mock）是两位著名的黑人跨性别女性，她们努力保持与草根跨性别和种族运动的联系。然而，她们仍然受到美国名人文化的限制，而这种文化本质上是精英主义和排外的。为了保持名人地位，她们必须在光鲜与草根之间小心翼翼地走钢丝，既要对权力说真话，又要不触碰底线。
跨性别身份在时尚、电视和电影中的代表性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在周围的故事中看到自己的身影。但我们必须批判性地思考哪些故事被讲述以及为什么。我们必须记住，可见性和革命并不是同一回事。
换句话说：为什么凯特琳·詹娜，一位富有的共和党真人秀明星，赢得了激励跨性别者勇敢的奖项，而西西·麦克唐纳（CeCe McDonald），一位因为保护自己免受仇恨攻击而入狱的黑人跨性别女性，却没有获得这样的认可？
我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些论点的跨性别者，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作为一名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有色人种跨性别女性，我骄傲地继承着历史上许多杰出思想家和激进主义者的遗产。
随着像我这样的年轻跨性别者逐渐获得教育和公众平台，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将选择为谁而战，争取哪些斗争？我们中那些最有可能融入新自由主义现状的人，会选择独自争取自己的利益，还是会尝试像我们的革命前辈一样，推翻资本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桌子？
我知道我不想生活在一个跨性别者只能在拥有保险的情况下获得医疗过渡护理的世界里。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获得所需的医疗服务。
我也不想生活在一个中产阶级跨性别者可以使用公共洗手间，而无家可归的跨性别者却被禁止进入公共场所的世界里。我希望生活在一个每个人都有家的世界里。
我不想生活在一个跨性别者可以加入军队或警察，参与对全世界有色人种的暴力压迫的世界。我希望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或警察暴行的世界里。
我不想生活在一个跨性别者被安置在与其性别认同相符的监狱中的世界。我希望生活在一个没有监狱的世界里。
我不想生活在一个少数跨性别名人赚取数百万美元，而我们其他人却挣扎求生的世界。
我希望生活在一个每个人都有所需、能够蓬勃发展的世界里。
我不想生活在一个某些跨性别者被视为“正常”，而其他人被视为“怪胎”的世界。我希望生活在一个所有我们奇特、丑陋、华丽的美丽都因其诚实、自豪和可能性而受到庆祝的世界。
亲爱的跨性别同伴们——怪奇的姐妹、兄弟们、战斗的同胞们：你们想生活在怎样的世界？
Kai Cheng Thom 是一位驻扎于多伦多和蒙特利尔（未被让渡的土著领土）的作家和口语艺术家。她的著作包括小说《Fierce Femmes and Notorious Liars》，诗集《a place called No Homeland》，以及儿童书籍《From the Stars in the Sky to the Fish in the Sea》。Kai Cheng 是两届 Lambda 文学奖提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