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触发预警trigger warning：内含霸凌、社交攻击相关描述；此外，文章很长，大概有4万字，请大家合理安排时间~
五一假期，我要去成都一趟办事。出发前夜，我开始疯狂打退堂鼓，最终因为退票手续费太贵，还是硬着头皮去了。飞机从昆明的蓝天起飞，穿过云层，落地成都。我马上感觉整个人都不太好，胃里一阵难受。平心而论，这可能是成都最好的季节，有两年前我第一次来这座城市时喜欢上的一切。柳树抽出新绿，蓝花楹盛开，阳光和熙，微风拂面。人们在茶馆喝着茶、摆龙门阵、打麻将，街道两旁林落着可爱又好吃的店铺，时不时出现熊猫的雕像。一切都太成都了。我总是很害怕物是人非的场景。记得大学时，我喜欢的学姐毕业离开后，每每走过校园里我们曾一起散步的街道、坐过的长椅、吃过的小摊，总会想哭。有人说“巨蟹座念旧”，我现在怀疑这也跟我的神经多样特质有关，因为感官过于敏感，一个场景的光线、气味、温度、湿度印象深刻，逆向唤醒身体记忆。办完事后，我又多留了两天，想约几个去年没有好好告别的朋友聊一聊。可是走在玉林街头，串串、冰粉、折耳根、炸洋芋，阳光的温度和食物的气味都太熟悉，都太让我窒息。情绪不好，要主动发起对话就更有压力了，感觉跟去年离开前相差无几。最后只约了一个朋友匆忙地见了一面，吃了一顿我最爱的跷脚牛肉和火爆牛肝。回到昆明，后劲还很强，抑郁卷土重来，情绪波动挣扎了大半个月。今年年初，我搬到了云南的一个村子里居住。认识新朋友，总会被问到：“为什么决定到这里来？”我回答：“我是来疗伤的。”两个月以来，感觉自然疗愈的效果还不错。我的生物钟会在早上八点左右叫醒我，相比去年下半年在成都，最抑郁时，醒来后往往躺半天无法起床；在云南村里，我每天醒来后就能起身，拉开窗帘与阳光见面，喂鸡、浇菜、吃早餐、练棒铃，做完这一切坐到书桌前，才十点。时不时接待从远方来村子里玩的朋友，偶尔和小伙伴去攀岩、攀树，生活看似忙碌而惬意。去年在成都一个女权社群（下文简称成都A社群）里受到的创伤仿佛成为了前尘往事。如今，这个表面的平静的节律被一次“回到过去”的行程打乱了。实际上，我常常感觉我的时间停留在那一刻。去年发生的事情，每一个细节依然如此清晰，在我的脑子里一遍一遍地重播。不重播的时候，就在一遍一遍演练，我该如何回应。回应的话，又一遍一遍在脑子里循环。我感觉无法活在“此时此刻”。和新朋友一起去做开心的事情，还是会感觉有一部分的我悬在半空中，在默默地观察，无法投入。我对紧密的关系非常警惕，想要和所有人保持一些距离。我无法打开自己，告诉她们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想到哪里去。本来就内向慢热的人，在别人看来应该是更冷漠了。一位也有创伤的朋友Lili说得对：“时间不是线性的。”我感觉有一个锈迹斑斑的大钉子，把我的一部分钉在了那个时刻。我想随着时间往前跑，而我的一个脚跟被钉在原地，我越是用力往前跑，越是血肉模糊。我只能回去，只能回去，看看能不能把它拔出来。前阵子，肯道尔发起了一个“女子探险队”，我所在的一个广州女性户外爱好者社群（下文简称广州Z社群）加入合作。我们内部线上开会讨论时，伙伴L提出，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女性户外组织遍地开花，我们可以跟她们分享我们的经验。我说，去年我在成都A社群里受到了严重的创伤，L也是知情的。如今我活过来了，这不是容易的。我们做社群运营的“过来人”，还没有直面那些问题，还没有讨论解决方法，怎么还能竖起乌托邦的旗子，吸引更多的人满怀憧憬、毫无防备地闯进来？L是比我参与运动时间更长的女权伙伴。她说，这些年来，她目睹过很多伙伴也在运动中受伤，但是都没有放弃。“女权主义者很坚韧，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方法恢复。”我说，不是的，也有人会恢复不过来，从此离开了的。不能合理化这些创伤。我感觉很无力的一点是，没有作为当事人经历过社群内撕裂的人，往往不懂那种感觉有多惨痛。这一年来，我遇到过不少有相似经历的人，往往一提就懂，相视苦笑，过程和感受都可以互相印证。而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像以前的我一样。这可能是我很少述说的原因之一。在创伤过后，这个世界似乎简单地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了解你的；剩下的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不能分享创伤性经历的人都不值得信任，因为他们不明白。遗憾的是，这些‘不可信任’的人里往往包括伴侣、孩子，还有同事。
我们需要深深地感觉到安全，我们的生理状态才可以平静下来、疗愈以及成长。没有医生可以开出友谊和爱情的药方，因为这些都是复杂和难以获得的技能……创伤会使世界变成外星人的群落。
组织“社群”曾是我最重要行动方式。我喜欢让大家找到彼此、互相支持的感觉。我认为，让弱势群体联结在一起 ，对抗原子化，每多一个交流的渠道都是好的。还能让有相同理念的人相识，汇聚微小的力量连接成网，让社会发生一点改变。“他们”不想让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就偏要聚在一起。草根小组资源匮乏，所幸还能拥抱彼此，抱团取暖。可是，现在我看到了“社群”里的大坑，我感觉瞥见了人类群体行为中最黑暗的一个面向。我被吓到了，我选择了逃跑，拖着鲜血淋漓的身体，跑到安全的地方去。在成都的一个小圈子里面，我变成了一个被妖魔化的符号。在那个小圈子外面，我才会被当做一个人。只不过，外面的人看不见我的心是碎的。有时候，遇到温柔的善意的聆听，我想把破碎的心摊开来，告诉她们里面的每一道伤痕是怎么造成的，但又那么难以言说。后来，广州Z社群的另一位伙伴O跟我说：“你们那晚会议我好情绪负荷，说不出任何话，而且难受了好几天，甚至怀疑我们做的事有没有意义。而且我都不知道前因后果。”更早的时候，一位在成都常常参与我活动的朋友F曾跟我说：这件事让她想起初中时曾经被霸凌的经历，仅仅是旁观，就触发了她的创伤。我想，仅仅是为了让我的朋友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也应该努力写出来，从我的视角讲述前因后果。这件事情，影响的不只是当事人、参与讨伐我的人，还有旁观者。我不是没有想过用书写来阐述。去年尝试过两三次，每每写到冲突的过程，都因回忆太痛苦而中止。曾有几次在安全的环境，我想讲讲去年我经历了什么，或者讲讲神经多样性、孤独症谱系是什么。鼓起勇气开口，说了一句话就开始爆哭。Oh卡（潜意识卡片）真是一个好神奇的东西，能把我瞬间击溃。有一次，抽到的卡片图案是一个倒下的破碎的牛奶杯和一个伸出的手。它长得那么像我曾经觉得最珍贵的东西：我视为至宝的社群伙伴情谊，以及失手搞砸了一切、无能为力的我。又有一次，抽到的卡片图案是一个在沙漠里跋涉的乌龟，大海就在它的前方，但是它就是够不到。同时文字卡是“违背”。就像现在的我，似乎已经知道问题所在，知道正确的方向在哪里，但就是那么难、那么难做到，那么难述说。美国作家、女权主义者奥德丽·洛德有一篇文章《将沉默化为语言和行动》，里面讲的几乎就是我以往做倡导所相信的一切：让女性聚在一起，有安全感地交流，说出自己的境遇，互相支持和帮助。而我一年来的沉默，违背了自己的信念，让我加倍难过。我依然是需要生活在女权及酷儿社群里的。许多伙伴都是。由于记忆反复闪回侵扰，整件事情的主要情节在我的脑海里，就像重刷过两百遍的电视剧一样清晰。但我跟身边的人也很少讲述，一年里完整的讲述只有两三次。有时提起来也是一句话带过：“去年我经历了一些人际关系冲突，很创伤。”细节讲起来很繁复，很多的“鸡毛蒜皮”。往往还没开口就已经觉得累了。可是我要讲述，就不能没有细节，否则没有可信度。要讲细节，就不得不自我暴露，让我没有安全感。奥德丽·洛德说：“我的沉默并没有保护我。你的沉默也不会保护你。”既然沉默无法让伤口愈合，那还是得讲讲看，并且承担被误解的可能。接下来我将详细讲述去年在成都发生的事情的经过。我个人觉得，这些经过、孰对孰错已经没有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对冲突的处理，以及对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冲突如何更好地处理。总的来说，事情是这样的：去年在成都A女权社群里，一次我情绪失控的事件后，成都A社群中的影响力人物M决定与我“单方面结束朋友关系”，事态从对我行为的批评扩大到对人格的攻击。我当时的恋人兼合作者G被夹在我和社群中间，最终我们关系也走向破裂。G在微信上发布了指控我的文章，成都A社群的人四处转发文章，散布到许多跟女性主义相关的微信群中，造成我在国内泛女权社群中名誉受损，部分人拉黑了我，许多人与我疏远了关系。两三年前，我在广州逐渐开始有了做一个线下空间的想法，跟不少朋友都提到过。但是由于当地大环境持续恶化（不可抗力），综合判断，出于安全考虑没有去做。2022年5月，我为躲避广州疫情，也为参加一个户外领队培训，到成都游历了一个月。由于以前与M在广州就相识，到了成都便得到她的一些照顾，并认识了一些成都A社群的人。成都A社群是一个无实体组织的女权主义者社群，边界模糊，由较为亲密的朋友关系连接构成。里面的伙伴会参与不同的行动小组，如摇滚圈反性骚扰、女性脱口秀、反家暴小组等。比较重要的联络方式是一个微信群。成都A社群核心成员有M及其伴侣ZL和几个紧密的伙伴，最核心的小团体还有小群，频繁聚会、约饭，生活联系非常紧密。后来，我有了秋天搬到成都、并在成都尝试运营线下空间的想法。当时跟成都A社群的人都说过这个计划。2022年7月，我人在广州，已经在想这个空间的名字，还做了一幅版画。从这条朋友圈截图的日期、点赞和评论的人，不难看出，当时成都A社群很多人都知道我的计划。在临近秋天时，我开始了一系列筹备工作，包括设计logo、注册公众号。我在“蕉游造作”和“郊游造作”之间纠结了一番，最后选了感觉更简单好记、有延伸义的“郊游”。那段时间，我记得A社群的伙伴K说她想做一个手工小组，我还在微信跟她沟通说，到时候如有需要，郊游造作可以做她们的场地方。初始定位是一个“场地”。![]()
公众号「郊游造作」截图为什么介绍上写的是“手工艺术”，根本没有提到读书会、户外徒步与观鸟、女司机陪练等等？因为一开始做这个空间的构想，就是关于手工活动的。只有手工活动才需要那么多繁琐的工具和材料，才有固定空间的必要呀。十月份，我清空了广州的住处，把自己的物品卖掉、送掉或搬回老家。然后来到成都，找房子租下来，把一个空空如也的套二用最小成本布置成可以做活动的状态。朋友E陪伴了我找房子的过程。我听取伙伴L的生活哲学——买东西前先问问朋友有没有闲置的可以赠送——获得了成都A社群很多闲置物品帮助。那个时候，我还跟朋友感慨：“成都A社群的人真的太好了，刚认识就给我这么多帮助，好得简直像一个教会一样。”没想到一语成谶——“好得像教会一样”的人群，排除起人来也像教会一样，激烈而惨痛。我又在闲鱼上挑选了一些二手小家电、地毯台灯、桌子椅子等，基本上都是自己把它们搬上楼梯六楼，独自完成布置。其中，朋友J及其当时的男友帮我搬过一张桌子。回看闲鱼购物列表有点心酸，为了省钱，挑选二手物品，实在费神费力。后来，G在文章里指控我“剥削劳动”时说：“《始于极限》读书会后郊游造作就这样成立了”，为什么成都A社群的人还会相信，并且加以传播呢？在我的认知里，「郊游造作」是我从0开始构思、落地的手工工作室，是一个场地、一个空间。它的发生在我的人生历程里是承前启后的，是有脉络可寻的。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读书会，就突然成立了的。一个人来到一座新的城市，改变自己的生活重心，开始新的工作计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下了很大决心才去做的。在我的设想中，这将是我未来两三年生活的主线。为什么我在这个阶段选择自己去做一个简单的场地，而不是做小组？这个决定有关于我个人实践的历史脉络。我发起过关系紧密的小组、不那么紧密的小组，在做行动过程中，我想探索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想观察不同的组织形式的区别。「郊游造作」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接下来做“个人项目”的计划。减少组织性既是为了安全考虑，也是想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在成都落脚之后，我认识到这个城市的文化活动尤其丰富，各种各样的场地数不胜数。由于资金投入很小，郊游造作在一个不临街的楼房里，没有太多相应的软装和布置，单单作为一个“场地”并没有优势。于是自然而然地，又自己做起了小活动。我会找一些对某个形式/主题感兴趣的小伙伴一起协作。工作量较多的，会在可承受的范围内给予劳务补贴。我很积极找人一起做活动。此处有受到一个攀岩纪录片《攀登浪子：弗雷德·贝基传奇》的激励。主人公是Dirtbag流浪攀登文化的鼻主，他不是很好相处，但是他一旦做了一个攀登计划，就会莽撞又执着地到处打电话找搭档，介绍自己、介绍此次的攀登计划，直到有人同意加入为止。这种主动、坚持的精神很打动我，向他学习，主动发出邀请，想做的事情不轻易放弃。![]()
图片出自纪录片《攀登浪子：弗雷德·贝基传奇》总感觉有人一起合作，活动就成功了一半。有人一起讨论策划，会安心很多。即使没有人报名，两个人也可以玩得很开心，度过愉快的下午，少了推广的压力。郊游造作的活动，基本上不会因报名人数少就取消。由于不取消，有时候会在活动当天早上突然多了几个人报名，是一种奇妙的效应。我找过的活动合作者很多，在公众号和活动过程中也从未讳言有其ta人的想法、参与和贡献。G是来得最多的一个。后来，她提出过一些很好的活动想法，我们一起把想法落了地。在2023年初，春节期间，G到广东游玩，我带她参与了一些广州Z社群的活动。后来，我要带着猫自驾回成都，G与我们同行，旅途中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确定了开放式的恋人关系。我和G的合作本来比较顺利，一直到2023年3月份，成都A社群组织起来的“怪力”女性户外小组的核心组发生了一系列冲突，我在一次怪力的徒步活动后的聚餐时情绪失控，之后逐渐被成都A社群孤立。“怪力”女性户外小组是M与成都A社群关系紧密的两名伙伴在我到成都前就开始计划发起的小组。可能是看到广州Z社群的组织形式不错，徒步活动能够吸引人，在山里可以交流讨论，户外活动又自带赋能属性。早在2022年5月我第一次去成都之前，忘记具体时间了，M曾联系我询问广州Z社群的组织经验。恰好在同期，参加过广州Z社群徒步活动、当时身在上海的朋友E也有意在当地做女性户外活动，于是我约了一个时间，跟成都、上海两边的人一起，做了一次小型的线上分享，讲述几年来广州Z社群组织活动的方法。从一次活动如何分工如何招募，到徒步过程中使用对讲机、“两步路”App，事无巨细。但是分享的过程中，我发现M与成都A社群的另外两位伙伴，自身的户外徒步经验很少，可能还不足以做领队带队，保障参与者的安全。我建议她们先多参加商业队伍的户外活动积累经验。在户外领域，安全是要放在第一位的。每年，户外爱好者都能看到不少令人痛心的遇险、山难消息，美国登山俱乐部编撰的《北美攀登事故报告》更是每年都有厚厚的一本。不能不慎重。2022年5月，我在成都期间，M拉上我和几个对户外有兴趣的伙伴，我又拉上了在广州Z社群的微信群里的一个成都伙伴及其几个朋友，我们一行大概10个人，进行了第一次的探路徒步。在过程中，我们给这个将要诞生的户外小组想名字，最终伙伴S提出的“怪力”获得一致通过。在这第一次探路徒步中，M与另外两个伙伴依然没有什么山野徒步的经验，比较有经验的是伙伴H。从怎么使用对讲机，到怎么拿登山杖，我进行了一些教学，我对“怪力”可以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谁能想到，后来M决定“单方面结束朋友关系”后，就能没有任何通知说明地，让人把我踢出“怪力”的微信群。2022年10月，我到了成都，在筹备“郊游造作”手工工作室的同时，偶尔也会参与怪力的徒步活动。我曾跟M说过，我不太想参与怪力的核心工作组，因为里面的人际关系有点复杂，而且我有别的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怪力的活动方式跟广州Z社群太像了，我不想同样的事情做两遍，我想要探索新的事情。正如我去徒步偏爱走环线，不喜欢折返线。在一次活动中，我作为参与者一起去徒步，领队是伙伴S，过程中走错了路。当时我在S旁边，S跟我商量怎么办。作为在场相对有户外经验的人，我意识到走岔路的这个小分队可能得依靠我带出去了。我心里也没有底，我看着“两步路”App的轨迹方向，披荆斩棘地好不容易斜切回了原轨迹中的路线，下山跟大部队汇合，虚惊一场。在那次之后，我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又变成了怪力的领队之一，成为核心组的一员。2023年3月11日，社群冲突导火索发生在上元古道徒步。活动前，我开车与M、HH 去探过路。然后发布活动，包车带着参与者大部队上山。探路期间就出现了一个小矛盾。下过雨的山间小路有点泥泞，不太好走。9km的小环线，还没走完，M和HH就想折返了。我说，我想把它走完。M和HH表示妥协，我们就继续走。结果后半段更不好走，我们走得很艰难，也许她们觉得被迫听我的做了个错误的决定。9km的小环线，对于一日徒步来说，是很短很轻松的路程。而且探路嘛，就是要搞清楚路线情况，开车到进山口单程一个半小时左右，“来都来了”，只因为路有些泥泞就不走完，对我来说感觉难以接受。但是我没有详细解释我的想法，我只是说：“我想把它走完。”我想，对于户外爱好者来说，在没有很大阻力的情况下，“来都来了”、“想把它走完”是不言而喻的。我发现，跟她们之间并没有这种共识。在很多次分享广州Z社群的经验的时候，我都会提到：最好选择自己热爱的事情来做社群，只有自己真正热爱，真诚地分享，才会有足够的感染力让更多的人也感兴趣，也爱上它。可是，对她们来说，徒步似乎只是一种活动载体而已。与M关系最紧密的几个伙伴日常会说，“真的不喜欢爬山，又脏又累”什么的。也许，在冥冥之中已经注定埋下一些分歧。因为在核心组里人际关系过于复杂，好几个人之间有相处问题，还跟最核心的几个人没有共同的热爱做基础，想把时间精力用于探索新的事情……我再次感觉不想待在怪力核心组了，我提出退出小组。我说，以后希望可以作为参与者参加徒步活动，如果有机会，郊游造作和怪力也可以合作做徒步。在此之前，在处理内部冲突时，M与两名核心伙伴写了一个声明，伙伴H感受到被霸凌，决定退出了怪力（涉及到H的另一些事件，此处不展开讲述）。在此之后，由于不喜欢核心组“一言堂”的做事风格，伙伴S也退出了怪力。 上元古道活动开始前，我想参加这次徒步，便询问了M。由于我参与了探路，M表示我这次还是以领队身份参加。HH是活动的统筹，并且作为领队走在前面。我在中间机动，顺便负责摄影，过程还算顺利。走在路上时，我一度和参与者Z相谈甚欢，还相约以后到她家吃饭。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后来我会和Z成为更亲近的朋友，在社群冲突发生后，在我掉到低谷时跟她倾述，一定程度上是她接住了我。而我的事情又一定程度上催化了她的事情，连带她也成为了被排除的人。因为没有参与活动前的分工会议，徒步快到尾声时，我询问M，有没有计划好结束后大家到哪里去吃饭。M说，HH想结束后到M家去看电视，所以没有安排，让大家自己去吃饭吧。结果，徒步结束并坐巴士回到城里时，大家又累又饿，决定还是一起去吃饭。吃什么呢？下车后，大家聚在一起商量，决定吃牛肉火锅。我去附近上了一个洗手间回来，听说已经改成了砂锅米线。行吧，有啥吃啥。由于体力已经耗尽，我扫了一辆共享单车，打开群里分享的定位导航，往目的地骑去。路上遇到了大部队，有人把一个装了很多个登山杖的袋子、一个装了鞋子的袋子、好像还有一个不知道谁的包放到了我的车把上。我先行到达砂锅米线店，人很多，我占了一张桌子后就无法分身去点吃的了，苦苦等待她们过来，期间还得跟几波想来拼桌的人解释，说我们有很多人。等了半天，结果她们在群里说，已经在路上随便进了一间店吃了。
我瞬间就很崩溃，气到想把她们的东西都扔了，自己回家。怎么会这样擅自变来变去呢？说好了要来这里，就差两三百米了都不走过来。没有办法，我还是得扛着大包小包，折返回去找她们。那个装了很多登山杖的购物袋比较浅，登山杖比较长，重心不稳，路上洒了好几次。我又要放下其它的包，蹲下把一地的登山杖一个个捡起来、重新背起包，再出发。两三百米的路走了一辈子，一肚子的委屈和难过，强忍着不要把登山杖和鞋丢进垃圾桶、自己打车走掉。这个小组的伙伴，没有一个人过来看看我这边什么情况，来接一下东西。到了她们半路进了的店里，看到她们围在一起有说有笑，已经吃光了两盘菜。情绪在这个时候爆发了，我卸了力，把装满登山杖和徒步鞋的袋子们丢在了地上。M和HH一惊，过来捡起了东西，在餐桌边腾出了一个位子给我坐下。接下来的吃饭时间，她们聊起了别的话题，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埋头干饭，没有加入聊天，也没有再说什么。只不过，期间去边上盛粥还是拿蘸料的时候，听到HH在用脏话骂我。后来，在“青衫”公众号发布的《初识神经多样性指南》里，看到ASD谱系人士的一个特点是“如果计划被打乱了会非常生气”时，我感觉深深的被戳中。我和M在过去有过一次冲突，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相约去贡嘎重装徒步，约好了大半个月，在临出发前两天她说没准备好，决定不去了。我想：这大半个月你都干嘛去了？又不是约得很匆忙，该准备的时候不准备，事到临头说没准备好，真的很让人生气。M一直有在健身，也有长距离行走的经验，体能应该不成问题。我可以接受一开始说“我不太确定”，最后说不去的，很难接受一开始答应得很爽快，似乎板上钉钉，最后突然失约的。对行程的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可朋友E说，她就不会因为失约生气。如果朋友已经明确说了自己没有准备好，没有安全感，就应该把朋友的感受放到第一位。“那自己的感受呢？”我问。对于失约，我带着情绪表达了我的不满，后来M跟我道了歉，我以为事情就过去了。我很容易接受道歉，只要对方表示对伤害了我的感受感到歉意，我觉得就可以翻篇了。我渐渐领会到，不是所有人都对“约定”那么看重，失约并不意味着对朋友的轻视或不负责任。不是所有约好的行程都能成行，所以更应该珍惜每一次的陪伴。理解是一回事，能否做到又是另一回事。情绪聚焦疗法创始人苏·约翰逊的著作《依恋与亲密关系》中提到，“情绪是对外在刺激源的自然反应。”受到外界刺激时，人的情绪脑会先于理智行事。比起在具体的事情上争论对错，陷入“魔鬼式对话”，不如识别出双方之间的相处模式，了解会激发对方情绪的痛点。不过，我也不总是会对失约生气。我在广州时有一个朋友，她时不时会主动邀约说来我的住处一起玩儿或工作学习，但是有时到了时间却不出现。一个小时后，我问她还来吗？她说，啊，状态不太好，还是不来了。久而久之，我明白了这就是她的一个特质，学会了不对我们的约抱有太确定的期待。除此之外，她实在是一个很可爱的朋友！另外，近期我意识到，原来我肚子饿时心发慌难受的感觉，不止是饥饿的感觉，而是低血糖。是跟我去野攀的朋友YF提醒我的，因为她的女朋友也这样。YF说：“感觉你很容易突然肚子饿，断崖式的，整个人就无法Function了。而我饿了的时候，是可以有意识地忽略那种感觉的。”广州Z社群的好朋友GL曾跟我说：“你有时会忘记我们交待的事，我曾经以为你是不是都不在乎，有点伤心。直到我发现你连自己的事也常常忘记，才明白你就是容易忘记而已。”![]()
图片出自纪录片《攀登浪子：弗雷德·贝基传奇》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个小冲突。我想，等过几天大家冷静下来，再见面时，会聊一聊发生的事情，会互相道歉，说一下以后要注意的点。我和M在广州几年前就认识，也一起做过一些事情，我想，我们的友谊基础是大于怪力小组合作的。即使我退出小组了，我们依然是朋友。晚上，我整理好了当天拍摄的活动照片，发到了活动的微信群里，怪力核心小组的伙伴只有S有回应。在接下来的几天，我在成都A社群的微信群说话，M及其关系最紧密的几个伙伴没有再接过我的话。过了大概一两周，我又想去户外徒步了。想到她们最近在群里都不回复我的话，我另外约了几个喜欢徒步的朋友，一起去乐山桫椤峡谷徒步。回程时，我在乐山市区买了一些当地特产甜皮鸭。我在A社群的微信群里问：“有没有人想来吃甜皮鸭？”M及其核心小团体依然没有人回复，不说来，也不说不来。后来我才知道，M看到我和另外的朋友去徒步的朋友圈后，马上联系了有跟我一起徒步、并不在A社群里的一位朋友，告诫她不要再与我交往，说她“不想再为我的信誉背书”。而我和那位朋友根本不是通过她认识的……我想，M真的把自己看得很重要。也许因为她真的很有影响力吧。我曾看过新京报对戴锦华的一个访谈，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作为一个行动者，我相信我的动员力。但动员同时意味着责任。当我动员了人们，某种意义上，我必然承担起责任。问题是，我无法回答我们要到哪里去这一基本问题。所以直到今天，我对自己的动员力仍谨慎，我不想成为一个动员者。所以，每一堂课，甚至每一个公共演讲，我都会非常刻意地让自己不要进入到一个动员者的状态中。”这段话让我感觉很震动。拥有影响力、话语权的人，更应该对自己的权力保持警惕才是。我们做行动的人，日常会思考如何做活动、做宣传，如何传递观点、影响更多人，却鲜少提到“对动员力保持警惕”。我觉得一个人不想和另一个人继续做朋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想要所有人都跟自己一样看法、都不再与一个人做朋友，就很过分。这不是关系攻击是什么？有一天，是成都难得的晴天，我在A社群微信群里问：“有没有人想一起去公园玩飞盘？”只有伙伴X响应了我。我们到了公园，一边玩飞盘一边聊天。X告诉我，A社群对待她的方式，触发了她在小团体中被霸凌的创伤。我跟X说了上次活动后的冲突，以及我最近有点被孤立的感受。X也告诉了我她的经历。（涉及到X的另一些事件，此处不展开讲述）在2022年5月我第一次来成都时，X是会常常出现在社群的聚会活动中的，当我在2022年10月搬过来之后，很少见她出现了。有一次X在做她的艺术展览活动，把介绍链接发到了群里，我看到后就和朋友E一起去参观捧场，但没看到A社群的其它任何人出现。当时我觉得有点奇怪，但也没多想。我曾问M：“为什么X不怎么出现了？”M说：“她忙着谈恋爱呢！”对亲密关系有需求、“喜欢谈恋爱”在成都A社群往往是一件会被揶揄的事，似乎把友谊放在第一位、把伙伴当成家人，才是最正确的。X叹了口气：“如果一起玩得开心，怎么会不再一起玩呢？”这些年来，从广州到成都，在M及其关系较好的一批女权行动者口中，听过不少对于其它行动者及泛女权社群伙伴的负面评价。用词包括不仅限于这人很烂、非常糟糕、情感虐待、控制、暴力、巨婴、内心空洞、无病呻吟……我粗略列了一下，仅仅我听过的都有不下二十人。里面不乏多年来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在性别平等领域做着行动的人。以前我有全职工作，并未深入参与社群生活，也不了解那些被评判的人，听完半信半疑，但是会隐约对此人产生不信任。这些具体的事情要是说出来，牵扯得也太广了。我并不想引起纷争，凭记忆写了一些，又删掉了。记得M的伴侣ZL曾说：“我喜欢分析人。”她分析起来的话语斩钉截铁，总是很有说服力。可是没有经过专业心理学训练，没有了解一个人的成长经历，通过一些碎片的行为就简单粗暴地推断一个人的人格、本质，空口白牙隔空诊断，是多么不公平。我不由得联想起我在做职场打工人的期间，有些公司会规定：迟到半小时以上，按缺勤半天算；缺勤半天，按一天算。明明是不等式，硬要划上等号。后来，在动画电影《怪物少女妮莫娜》中，看到好多似曾相识的情节。黑骑士得知院长是害死女王、诬陷他的人时，第一反应是为了学院的声誉不要让视频散播出去，这个情节让我印象深刻。太典了！我的第一反应，也不想这些破事让太多人知道。如果让刚接触女权的年轻人知道，会不会让她们对社群失望，不想加入？如果让反女权的人知道，是不是一种“递刀”？等一下——“递刀”？！这种“顾全大局”牺牲个人的想法，跟小粉红有什么区别？![]()
图片出自动画电影《怪物少女妮莫娜》事情往往是这样的：社群里的原本关系密切的甲和乙产生了矛盾，甲跟朋友丙、丁倾述。丙和丁属于社群最中心的小团体，跟甲关系更亲近，ta们安慰甲，说甲没有做错什么，是乙很有问题，一直在“控制”和“剥削”甲。渐渐地，甲也认为需要远离乙。甲、丙、丁对乙的负面评价互相强化和印证，开始提醒社群其它伙伴，乙逐渐被孤立和排除出社群。被排除的人往往没有防备，一些人无意加入新社群，回到原子化状态，孤立无援，陷入抑郁之中；一些人逐渐找到新的领域，在新的环境重建社交网络，渐渐地“走出来”，重提旧事依然心有余悸。然而，我听不止一个人说过：“比起在背后说人坏话的人，我觉得‘告密’的人——把坏话传播给当事人的人更糟糕。”但是，我觉得“个人主观不喜欢一个人、私下跟朋友吐槽”和“大范围的诽谤中伤”之间，是有区别的。人类的社交潜规则，存在着Ta们都知道的、只有我不知道的共识吗？这已经像是一种习惯性的做法，一种有渊源的传统。看见这种模式之后，我的感觉从跟朋友闹矛盾的难过，变成了脊背发凉的恐惧。我特别能想象她们在背后会怎么议论我。在一个私下的聚会里，大家兴致勃勃地吃着喝着，介绍新朋友互相认识，看看剧，玩游戏。有人不经意间提起我，或提起郊游造作，“知情者”马上说：“避雷！别去！这个人不行！”新朋友问：“怎么了？” M细细道来：“这些年，遇到太多烂人了！”为什么我能想象这样的场景，能想象到议论者清晰的神态、语气、动作？因为我曾在现场，我曾是那个“新朋友”。在事情轮到我头上之前，我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可是，这不是偶发的事件，已经发生过太多次了。我没有信心能解决问题，改变由来已久的风气。那个时候，如果我对自己犯的错再三道歉，也许我还能回到核心小团体里去。但我已经不想回去。我决定就此契机离这个社群的中心远一点，保持距离，做一个边缘人。只不过我没有想到，她们没有允许我“保持友好的距离”。在我决定远离成都A社群的中心之后，G的处境就变得很微妙，夹在了中间。这是G遇到的第一个女权社群，有很深的情感依赖。2023年4月1日，X提议去看安岳石刻，我们分别开车，她带了几个朋友，我顺便带了一个女司机陪练的活动。同一天，朋友J进行搬新家后的暖房聚会，G去参加了聚会，参与者主要是成都A社群的活跃成员。晚上，G回到我的住处，情绪很不好。她跟我说，在暖房聚会之中，M等人劝她离开我，说我在控制、剥削她。然后，A社群开始了一场对我的“批斗会”，一个一个轮流讲述跟我相处中感到不舒服的地方。其中，只有J表示还会继续和我做朋友，另一位伙伴D全程没有发言。听说发生了背后的“批斗会”，我既感觉不出所料，又感觉击穿底线。G表示，她的脑子很乱，需要时间整理思路。4月2日，我和G按计划进行一个郊游造作的观影会。中午，在活动即将开始前，G开始询问我以前在广州时曾经跟伙伴发生过的冲突。她问了一连串的问题，我感觉像是被审问一样。M说我之所以到成都去，是因为跟广州的伙伴都相处不好，“在广州混不下去了”。这不是事实，我在广州有很多朋友，有最能支撑着我的后盾一般的Z社群，但确实也跟一两位伙伴有过不愉快。回忆着以前的事情，承受着伴侣的质问，我情绪崩溃了。我说：“等活动结束后再聊好不好？”很快，活动参与者们到了，我调试好投影仪，按下播放键，就躲到厨房角落里蹲下，陷入了冻结。我想，G应该会来看看我的吧。可是一整部影片的时间，她都没有过来。后来我才知道，在我最需要关心和支持的时候，她正在愤怒地觉得我不陪同观影、不负责任呢。观影结束后，G开始主持映后讨论，我强迫自己站起来回到了客厅。讨论环节，G邀请我发言，我拒绝了发言。更不负责任了。当天晚上，G说要回她的住处冷静一下，而我去了在我家附近的Z家，跟Z聊天倾诉。Z是一个语言表达能力很好的朋友，好到有在开“表达课”的那种。Z的本职工作中，有一项就是给公益机构的项目做督导，包括调解一些冲突。听完我的倾诉，Z表示有意愿做一个沟通的桥梁，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我觉得很感动，但也不抱太大期望，因为，Z不知道的是，她也是M曾说过“不喜欢”的人。不久，我和G看到了美国女权主义者乔·弗里曼（Jo Freeman）在197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无架构的暴政》（最早的版本是她在1970年美国南方女权大会发表的演讲）。我已经忘记是谁分享给我的，看完之后，我们感到极大的震撼。一位别的国家的女权主义者，在五十年前发表的文章，竟然如此契合我们的社群现在的情况。后来再重看这篇文章，依然常读常新，简直想要熟读全文并背诵。“无架构”的组织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不可能决定要或不要组织架构，只能选择是否要正式架构。
只要团体的架构是非正式的，决定如何制订的规则就只有少数人，而只有知道这些规则的人察觉得到权力的运作。那些不知道规则、没被选来加入最内圈的人，只好一直迷惑，或者由于感受到她们不明了的一些事正在发生，而产生偏执的误解。
精英，不多也不少，只是一群恰好参与同样政治运动的朋友。没有这些运动她们可能还是朋友；不管友谊是否维续，她们可能还是会参与运动。正是由于这两个现象的重合使得团体内产生精英，也使得精英很难打破。……因为这些人是朋友，因为这些人共享一些价值和倾向，因为她们有私交，而且在做决定时会咨询彼此的意见，所以参与在网络中的这些人在团体中的权力比没在网络中的人大。
一个团体如果无法找到地方性计划来投入，大家相聚在一起本身就成了在一起的唯一目的。如果一个团体没有任务（意识觉醒也是个任务），里头的人们就会把精力花在控制团体的其它成员。绝大多数状况下，这并不是由于恶意地想要操纵他人，而是由于她们的才能没有更好的地方发挥。能干的人，手上有的是时间、又需要一些理由来合理化为什么要聚在一起，就把她们的力气花在人际方面的控制、把时间花在批评团体其它成员的性格。内斗与个人间的权力游戏压倒了一切。当团体找到任务好投入时，人们就会学着接受与其它人，依着她们目前的样子来相处，而把个人好恶服从于更大的目标之下。那种想把每个人改造成自己认为她们该长的样子的冲动，就有了分寸。
后来，G表示她相信我不是她们说的那样的人。同时，G告诉我，伙伴D认为那天晚上她们在背后开批斗会的做法很不妥，打算去找M等人沟通一下。我对D的勇气感到非常震动，但也并不看好沟通的结果。要知道，因为跟核心小团体中的另一人有亲密关系纠葛，D也是被M们大肆评判的人之一。果不其然，D反馈沟通结果是：M们毫无反思的意思。D表示非常失望，决定从此离开社群。有一天晚上，我和G、D、J见了面，商讨应对方法。我们初步的结论是：不宜把矛盾进一步激化，她们应该也不会一直到处说，等过一段时间情绪过去了，应该就会冷静下来了。聊完之后我开车送D回去。我记得那天晚上下着雨，黄色的路灯、红色的前车尾灯在车前挡风玻璃上晕开，G坐在副驾驶，我们握着手，她为A社群伙伴对待我的方式愤慨不已。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幕，我依然感激她曾经支持我。可是，事情并没有因为当事人我本人的不在场而渐渐平息，而是越演越烈。我感觉到，有一个情绪的漩涡在那个社群里发酵，而且不断地把漩涡边缘的人卷进去。它脱离了我存在，似乎因我而起，却已经与我无关。G一直夹在我和社群中间，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好像被迫要做出选择。她一方面想要相信我不是她们口中所说的那样的人，一方面又依然需要社群的支持。她需要审查我们的关系，被迫怀疑我、怀疑社群、自我怀疑。后来，她选择了离开我。我不知道跟A社群对我的孤立有多大的关系，但我不相信没有关系。我在私下的沟通中做了很多的解释，我感到无法为自己的人格自证，我非常心碎。当时我们在一起还不到三个月，关系没有达到稳固的状态。回想起来，最大的问题是，我没有给到她足够的情感支持。那时候的我还不懂“创伤”，当她说起她的经历，我就当已经过去了的事情听，没有意识到在当下还非常困扰她；当她说起在我们的关系中有“不平等”的感受，我没有做太多努力去平衡。另一方面，她不懂ASD谱系人士的特质，识别不出我情绪崩溃后需要支持的僵化、冻结状态，会将之归结为“不负责任”。更糟糕的是，连我自己也不懂ASD，直到冲突发酵得更严重之后，我恰好看到了相关的科普文章，遇到了正在做“谱系跨儿”自倡导运动的Y和SX。![]()
图片出自[英]托尼·阿特伍德《阿斯伯格综合征完全指南》我不再与成都A社群交往之后，有一段时间G也没有再去参加聚会。偶尔她会说，她还是想和那些伙伴们一起玩，特别是其中的xx、xxx，她很喜欢她们。我都是说：“想去就去吧，也可以主动约她们玩呀。”我当然不会干涉她的人际交往。G说：“可我不想听她们骂你。”后来G开始去参与节日聚会。我感觉到，她聚会回来后的神情总是不太对劲，她会听到有人说我一些过去的事情，然后回来询问我事情是不是这样的。而我感觉她受到别人的煽动在质疑我，所以没有耐心从头到尾地解释、仔细地回答。2023年5月28日，我们组织了一个观鸟活动。活动前夜，G去了A社群聚会，晚上回来后，跟我提出了结束亲密关系。我询问了理由，然后问了我觉得最重要的：“你还喜欢我吗？”她曾说过“我爱你”，我以为我们的感情会更持久一点。G说：“在我说的时候，我确实对你有比较强烈的感情，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好吧，这是很合理的理由，每个人都有权跟没有感觉的人分手。在我们的开放关系协议里，第一条是“公私分明”：不因亲密关系的变化影响合作关系；第二条是“双方自愿”：如有任何一方决定暂停或结束关系，关系即告中止。我接受了分手，但是很难过，基本上彻夜未眠。第二天，本来我是观鸟活动的带领者，但我感觉自己的状态无法正常运转了，就发消息请求报名了活动的朋友Z代为带领。我和G、当时的室友HG还是一起前往参与了观鸟。活动结束后，大家一起吃了饭，然后各回各家。与G分别后，我在室友HG的见证下，嚎啕大哭了一路。后续几天，室友HG带我去喝酒、散步、蹦迪，转移注意力，给了我不少情感支持。2023年6月2日，我按之前约好的计划和几个朋友去川西重装徒步，顺便散散心。在此之前，G写好了关于她以前创伤事件的一篇文章，也发了给我看，询问我的建议。我看了之后，挺心疼的，但由于我此前已经听她口述过几次，外加刚刚被分手，所以没有说太多。我提了一点点修改建议，并表示如果她想发布出去，也许我可以帮忙联系发到某某公众号。然后我就进山了，两三天没有怎么跟外界联系。这个回应后来又被G认为没有同理心、没有提供足够的情感支持。此处我非常不解：我已经很真诚地给了回复，只是没有太多情绪表达；况且，一个刚刚被你分手了的人，还有义务提供很多情感支持吗？我真的不知道。后来，我看到的最明确的诉求，是“退出女权圈”。这个要求太不合理了。“女权圈”是什么？当初我又没有申请过“加入女权圈”，“女权圈”又没有一个花名册，要怎么退出？我只是一直在关注自己切身相关的议题，在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和路途中遇到的伙伴结识，有的成为了朋友，有的闹了矛盾断了交，有的依然是朋友。如果要“退出女权圈”，似乎只能抹杀我的价值观、我的社交网络、我的整个生活方式。这太不合理了。那些只有我和她一起经历的事情，我们的共同记忆，曾经有过的好时光，失去了印证，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意。感觉那些记忆就像一个失去引力的星球，独自飘荡在无边的黑暗宇宙之中。思考跟G有关的事情，想着想着，我的脑子总是钻进死胡同，非常难受。我很想理解她，但我理解不了。只能转移注意力去做别的事情，才能喘一口气。2023年4月中旬，我曾跟“激女”（radfem，aka terf）有过一次交锋，在微信群被网暴了一次。后来，我理解了她们的逻辑：因为对社会上恶性性别暴力的事件的愤怒，所以非常地厌男；因为不了解跨性别群体，认为跨性别女性是男性假装成女性来进行性掠夺或抢占空间的，所以恐跨；因为我公开支持跨性别群体，所以骂我。虽然不认同，但是能理解。我是一个“理解万岁”党，我很敬佩像《故土的陌生人》作者霍赫希尔德那样的想要搭建“同理心之桥”的人，身为自由派却愿意花五年时间深入美国南部做研究、了解右派人士到底怎么想。我想，如果这个世界还有救，而不是越来越撕裂，需要很多这样的人。而且，由于跟发生冲突的“激女”群体没有情感连结，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没有留下什么伤痕。![]()
图片出自 [美]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故土的陌生人》可是，对于发生在自己的社群里的排挤，对于来自最亲密的人的网暴，实在无法理解，伤害难以承受。其中，有种说法是：“你没有拿我们当朋友，你不在乎我们的感受，所以从今以后你也不再是我的朋友。”我感到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悖的悖论：提出不要再做朋友的是你，为何说是我没有拿你当朋友；如果我不在乎，我就不会因为这样的话而受伤；既然这样的话只能伤害到在乎的人，为什么还要说呢？我认为，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有自己的生命周期的，不是人为可以控制的。我是一个慢热的人，我没有表现出很积极的热情，一方面是感情还需要积累，一方面是我不太会表达。2023年初，我和G刚刚开始交往不久，有一次我和M们在一个贵州酸汤火锅店吃饭。突然，HH问我：“你喜欢G什么？”我脑海中千头万绪，我没有回答。我想，为什么要这么突然地问话？为什么要在这么嘈杂的环境？我有必要告诉你吗？……见我沉默，M说：“你不想回答的话也可以就说不想回答。”我说：“我不想回答。”也许，因此她们以为我并不怎么喜欢G，只是在利用她？更糟糕的是，G本人问我的时候，我也没有回答好。私下有过几次，G问：“你是不是很喜欢很喜欢我呀？”不是很正式的谈话，是一种慵懒的絮语。我回答：“喜欢的。也没有非常喜欢啦。”我对程度副词的准确度总是很在意，有人问我某种东西“是不是很多”，我的第一反应总是“多少才算多？”我需要一个确切的标准。“很喜欢很喜欢”的话，听起来已经是喜欢的最高级了。我们才认识半年，怎么能到最高级呢？总要一起经历过一些事情，互相磨合互相支持，才能慢慢变成最高级的吧。我曾经尝试找朋友一起录播客，顺便练习说话，后来发现这实在不是我擅长和喜欢的事情，决定放弃。参加志愿小组，在有别的伙伴可以分工的情况下，我总是会避免做主持人，逃避发言。只有实在没有人想说话的时候，只好“顶硬上”。一位工作伙伴曾跟我提出：没有必要认定自己“不擅长”说话，这样会限制了自己。但是我感觉这不是一种限制，反而是一种解放。人和人之间就是有很多的不同啊，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去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情，天赋得到最大的发挥，岂不美哉。没有必要钻在自己短处找挫败感。而且，人的特质是一体两面的。我想，我平时话少、内心戏多、爱琢磨，是我能写作的一个原因。破坏了表面上的“短处”，有可能会一并破坏掉长处，得不偿失。我也有表达得比较好的时候，但是需要安全的环境，合适的提问。比如说，在Z家跟她倾诉的时候，我就说了很多。那是一对一的聊天环境，在安静舒适的家中，坐在柔软的地毯上，喝着啤酒。Z很善于倾听，给我的感觉非常宽容和理解。再比如说，六月份，让冲突升级的另一个导火索——“小鸟与好奇心”对我的一篇访谈文章发了出来。G看了稿子之后，认为我“平时假装不善言辞，对外挺能说会道的”。可是，那是一次提前约好的访谈，确定的时间，确定的形式，一对一的聊天，再加上那位主编专业的提问技巧，让我可以说出很多内心的想法。在现在云南村子里的住处，有一副我和朋友自制的洋葱牌。洋葱牌是一种辅助聊天的工具，每张牌上有一个严肃认真的问题，玩法是随机抽取卡片，然后玩家轮流回答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朋友做饭很难吃，你会直接说吗？”这个题目的出现，是因为有一位房客朋友在这里第一次做饭很难吃，我就直接说了。抽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除我之外别的玩家的回答都是不直接说。我很惊讶，也很疑惑：“不直接说的话，怎么可以不吃呢？做菜的人又怎么会进步呢？”可是，有的人选择避而不吃难吃的菜，有的人选择挑选刁钻的角度来夸赞，就是不直说。在成都A社群对我的指控中，有一项叫做“微妙的打压”，是指我会在一些事情上贬低别人。其中有两个案例，一个是带伙伴们去攀岩的时候，有的人在有些线路爬不上去，我说：“可能是因为你指力不够。”另一个是，有人让我推荐户外徒步线路，而据我观察她的体能状况不佳，建议她先去景区走走，不要贸然去野外。这两个案例都属于有话直说、说得不好听的情况。在我看来，我说的只是事情本身，不涉及任何价值评判。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不擅长某样东西，是完全合理的。了解到问题所在之后，如果有意愿的话，就可以针对性地改进。可是，在别人听起来，可能实在是很冒犯吧，也许这就是很多人会选择不直说的原因。回想起来，在广州时跟一位伙伴的冲突也有过类似的原因。起因是她的猫生病了，在我不在时寄养到了我的住处。我带着我的猫回去前，听说她的猫还在，并使用过我猫的猫砂盆等日用品，有传染的可能性。我问她：“让有病的猫用我的猫的东西，你是怎么想的？”我因此需要把猫寄养到别处一段时间，非常麻烦。我想询问她的想法，我觉得她欠考虑，应该道歉。在我看来，“有病的猫”是一个事实描述，并非意在攻击或评判，但是，让爱猫的她觉得非常冒犯，由此引发了进一步争吵。我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点。在《女孩们的地下战争》中，第三章就叫“实话伤人”。作者蕾切尔·西蒙斯在做调查时，询问一些初中女生：“如果你的朋友做了件让你不开心的事情，让你生气或难过，你会告诉她吗？”大家都说不会，因为说了就会吵架。图片出自 [美]蕾切尔·西蒙斯
《女孩们的地下战争：揭秘人际交往中的隐形攻击》
女孩学会了像记账员一样准确地记下悬而未决的冲突，日积月累，让自己的情绪和社交选择越来越受限。女孩学会了通过破坏当事人与他人的关系来解决冲突，由于个人不允许攻击，便加入小团体攻击。
“女孩们”仿佛进化没有带上我，为什么我没学会不说实话？可是，这种“生气了但不说”的习惯，压抑着自己的需求，直到有一天内心承受不住就爆发出来，是作者认为造成“女孩们的地下战争”的原因之一。在4月1日针对我的“批斗会”中，据说A社群的很多人都说了跟我相处中不舒服的地方，但是，以前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不知道她们是否记得，在冲突发生前的一周左右，她们当面对我的评价还是：“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啊！”G当时说，甚至从来没有见过我对我的猫大声说话。我知道的矛盾，只有与M和G之间有过。我和M的相约贡嘎重装事件，是一件我以为已经翻篇的事情，原来在她那里没有翻篇：她觉得那一次她主动道歉了，这一次就应该我主动道歉。真乃“记账员”是也。也许我当时还是应该及时发一个道歉声明，可以避免事情进一步发酵。但这里又存在两个问题。一、道歉是真诚比较重要，还是及时比较重要？如果要真诚地道歉，往往需要时间，反思整件事情，理解问题出在哪里，就不会那么及时。如果及时地道歉，也许只是在乎后果，并没有那么真诚，就像那种经典的“男朋友”式道歉：“你说得都对，我错了，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二、当一个人在反思期间受到了加倍的报复伤害，是否还需要道歉？这种伤害的量级，体感就像：我踩了一下别人的脚，然后被捅了十几刀。这时候，我的本能反应是先逃跑，离伤害我的人远一点，好好养伤，而不是回头说：“对不起，我踩到你了。”2023年6月初，应该是我在川西重装徒步出山不久后，我约G电话进行一次郊游造作的例会。前面有说过，我们的开放关系协议第一条是“公私分明”：不因亲密关系的变化影响合作关系。我很想遵守这一条约定，我积极主动地找她讨论工作的事情。在4月1日的批斗会中，似乎有人说我对外介绍郊游造作时不提G，让人以为是我一个人做的。这是她们说我“剥削”G、隐藏她的劳动的理由。这不是事实。在G的参与度越来越高之后，应该很多参与者都能证明我会提起她，包括在她从未参与过的女司机陪练与徒步活动中也会提起。不过，我对口头的自我介绍有一些困难，包括对“郊游造作”的介绍，我不会每次都说得很完整，也有没说的时候。而由G主持的读书会和观影会中，“话筒”并不在我手上，我又怎么可能、怎么有机会说是我一个人做的呢？我是如何能够同时承担两个相反的骂名，既笨拙木讷又巧言令色，既不表达观点又控制话语权？但我确实还是自己在做郊游造作整体的工作计划。以前邀请人合作都是作为单个活动的协作者在邀请，并没有想要“合伙人”或“共同主理人”。当时G还没有毕业，在我的认识中，她的学业是她的生活重点。G的日常时间计划以自己的课程、创新研究的安排为优先，而且很快要开始去医院实习，她说想在医院里推动对性暴力受害者友善的制度，也在考虑之后是否要出国读书。她的个人规划有很多不确定性，郊游造作并不是她的主线。但我也许低估了郊游造作在她心目中的重要程度。我意识到，在G参与郊游造作的活动越来越多之后，这已经不是我独自在做的事情，也有她的一份。于是，在询问过G后续的参与意愿后，我提出了一些改善方案：一是加强沟通，每周定期开例会，一起来商量我们的工作计划；二是确定一下我们之后的工作分工，并统一一下对外介绍的说法：郊游造作目前是我们俩一起在做，我主要负责手工和户外部分，她主要负责读书会和观影会；三是，如果她觉得有必要，可以专门发一篇推文来介绍目前的两位主理人。关于一、二两点建议，G表示同意。第三点她没有表示有必要。我想，如果我们要成为完全平等的“主理人之一”，就应该承担相同的责任，去沟通和协商，让郊游造作的规则更公平合理。近年来“主理人”这个词泛滥，开始被很多人嘲讽。我倒不觉得做“主理人”有什么光鲜的，因为它意味着一堆琐碎的事要处理，意味着重复，意味着账单和拖地。说起拖地。因为又做场地方，又做主办方，在手工活动前，我总要提前两三个小时开始收拾和打扫。在成都期间，郊游造作一共做过N次手工活动，每一次都是我收拾和拖地，少数时候有人帮忙。活动前一次，活动后一次。每次拖地的时候，我的心里感觉特别的宁静，觉得自己在做脚踏实地的事情。唯一一次我不在的活动，是G在这里做的最后一次读书会。当天我出去带户外活动了，但也是我回家后收拾和拖地。时间进展到6月份。这次电话例会的前半段在聊后续的活动安排、分工等等，还比较平静。后半段，G又开始问我各种问题，有一些是我实在无法回答的、涉及到第三方要求保密的事情。最后，G提出：她觉得我们之间信息不对等，不透明，她决定要停止跟我一起工作了。我感觉，这里面最重要的问题是信任感的崩塌。当你不再信任一个人，看哪哪都觉得有问题，很难再一起合作。不久后，我去了北京，参加跟几个朋友一年一度的聚会。事情发酵得最严重的时候，正是我在北京的期间。“小鸟与好奇心”对我的访谈文章在公众号发布出来之后。2023年5月，朋友Y跟我说，ta推荐了郊游造作参加“小鸟与好奇心”主编发起的“接力访谈”。这个项目寻找的访谈对象是在自己的生活中有公共性的人，形式是由上一个访谈对象介绍下一个访谈对象，形成“接力”。跟编辑联系上后，她跟我说，她想做的是个人访谈，不是机构或组织的访谈。“其实就是聊天，不是采访。”她说对我的徒步和攀岩经历比较感兴趣，担心两个人一起的话聊起来不太顺畅，也对另一个人不太礼貌。听起来她更想只跟一个人聊。当时G就在我旁边，我征求了G的同意后，跟编辑说：“那就我一个人聊吧。”后来，我自行与编辑约时间，完成了谈话。并不是我有意想要自己一个人去参加访谈，而是对方提出的。我不是看到有一个宣传自己的机会就想上。曾经有人想就广州Z社群的事情采访我，而我们以前已经接受过一次采访，觉得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可以说，就拒绝了。我说，也许等我们沉淀到十周年的时候，会有新的内容可以说。曾经不止一次有人想要给广州Z社群拍纪录片，我也拒绝了。一方面是担心在活动现场有人拍摄的话会影响参与者的安全感，不能再畅所欲言；一方面是担心片子流传出去，引起注意，影响领队们的正常生活。而这一次，我觉得这个访谈是个很小的事情，看以往阅读量也并算不高。从活动参与者那里传来的接力，代表了ta们对我们的肯定。做了这个访谈，是接受了ta们的好意，也可以把一些想法传递给更多的人，所以值得一做。同时，我也在考虑发布时匿名。但是我忽略了G的同意里面包含了勉强，她其实对我一个人去感到不太舒服，但是并没有说出来。而我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确实是我考虑不周，但是绝对没有主观故意要瞒着她。后来G说我们约了访谈的那天没有告诉她，也是一个问题。我有一个特点，我在思考复杂问题的时候很难告诉别人我在想什么，通常做完决定、甚至把事情都做完之后才会告诉别人。由于之前已经说好我一个人去聊了，我想，具体什么时候聊、在哪里聊都是我跟对方决定就可以了。而且内容并没有提纲，是由对方主导的。当天，我对此次“聊天”有点紧张，脑子里在想可能会聊到的内容，没有跟G说我们约了当天连线。许久之前，我跟G一起带着猫从广州自驾回成都的行程，我也没有跟她商量。这并不是一次我们约好要一起走的行程，而是我自己决定了要自驾带猫到成都。那时候，我们的关系并没有非常亲近，我想，G完全有可能在春节的广州游玩之后，跟我分开行动，去别的地方。不过，我临时问她要不要同行时，她同意了。后来，关系破裂之后，G怀疑这次行程我没有跟她商量也是我“早有预谋”，我感到匪夷所思。有一个相似的例子，是我跟我妈的相处。我妈妈总是希望我回老家工作和生活，回到她身边去。我回家的频率并不低，在广州工作时，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回家。如今，大概三个月到半年一次。有一次我回家，我自己也还不确定什么时候走，因为接下来的行程有很多因素制约。先去昆明还是先回成都？先去考察明年要搬去的地方，还是先去住院做手术？开车还是坐飞机？……过了几天，我终于决定好之后，迅速买了票，才告诉她。我妈非常不满：“怎么明天要走，现在才说？早知道我就今晚把猪蹄炖了给你吃啊！”我感到很愧疚，但是我也刚刚才决定，没有办法提早说啊。2023年6月，我在北京期间，“小鸟与好奇心”的编辑写完了稿子，发给我确认。此时，G已经明确退出郊游造作，不再与我合作。但由于访谈的时候有提到她，稿子里也写了她，我就把稿子发给G确认。此时，G的态度非常地抗拒，她没有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而是说：“全文都是胡说八道，我的意见是不要发出去。”然后就拉黑了我，中断了沟通。这样的反馈让我很难决定接下来要怎么做。编辑已经付出了访谈、撰稿的时间和劳动，我不应该在没有足够充分理由的情况下，要求对方不要发出去。就在我犹豫要怎么跟编辑沟通，也还有几点细节还没修改时，稿子已经被误发出去了。可能是看到这篇推文发了出去，让G更相信我就是不顾她的感受、只想宣传自己博取名声，用她们的话来说，就是“沽名钓誉”。朋友告诉我，G写了一篇指控我的文章，在微信上发了出来。这个时候，她已经拉黑了我，所以不再是一个沟通行为，而是公开指控。此时我的大脑一片混乱，我去找编辑沟通，她给我打了语音，她笃定的声音让我平静了下来。她告诉我，她对我们的事情已经有所耳闻了。早在文章写出来之前，就有一些指控我的文字通过同事传到了她那里，也有一些通过公众号发到后台。实际上，稿子是编辑写的，重点和脉络都是她梳理的。依据不止是两个小时的聊天，还有她对郊游造作公众号的观察。一些稿子里的描述来自她的观察，却也被指控的意见说成是我在“胡说八道”骗她。所以她有了自己的判断，她甚至表示愿意用小鸟来为文章的真实性背书。她说：“事情已经很糟糕了不是吗，并不是因为这篇稿子才变糟糕的。对方这样处理事情的方式，不糟糕才怪呢。”我被说服了。思考了两天后，我不再要求删掉文章，而是让她做了最后一次细节修改，重发了一遍。在G的指控中，她要求我“停止以女权活动家自居”。可实际上，我从未以此自居过。那就不是我会用的词。在我看来，能称得上“家”的，不但要有一定的影响力，还要有一套自己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和行动方法论。在国内，不知有几人称得上“女权活动家”？我的自我定位，只是一个“行动者”，一个关注性别议题、做一些线下小活动的人。我有几个马甲，是随意取的网名，不同的场合会用不同的名字，有时候干脆不署名。这个做法，会让我无法积累起“影响力”。如果你持续关注性别议题，我敢说，你很可能看见过、转发过我做的活动海报。我并非没有虚荣心、没有权力欲望，但我着实不想出名。这不是因为我淡泊名利，而是因为我厌恶风险。我胆小怕事，我只愿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持续性地做一些小事情。目睹过一些有名有姓的异见人士，不明不白地消失不见，怎么能不怕？而我的生命不完全是我一个人的。我对自己的一个最基本的期望，是在二十年以后，我的父母年老失去自理能力之时，我身在国内、是自由之身，可以照顾他们。看李沧东的短篇小说集《烧纸》时，我对里面一些赤色分子的命运印象深刻。他们关心社会问题，关心“家国命运”，似乎唯独不关心家人。让家里人过着窘迫的日子，还留下一身的债务。父亲在生活上十分无能，他非但不感到羞愧或是自责，反倒理直气壮地表现出对生计的漠不关心。我们租住在别人家的单间里，即便搬了无数次家，他也从来没有找过房子或者搬过行李，但是搬家一两天后又会神奇地出现在新家。
你仔细听着。我最恨像你这种家伙。明白吗？像你这种能说会道的人，嘴上总说什么都能干的家伙，一边给父母兄弟和自己的儿女惹祸，不让他们好好过日子，一边唱各种高调，要为了什么理想去死，其实都是些为了什么目的害死别人的家伙。用一句话说，你们就是赤色分子。
我可不要“为革命献身”。献身之后，就会天翻地覆，获得“美丽新世界”？不会的，新的世界，有新的问题要解决。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活在变化的过程中。社会的改变不应依靠少数人的牺牲，而是需要多数人的观念的改变，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一个人拥有的，只有短短几十年的生命而已。除了关注公领域的问题，私领域的个人生活也很重要。我想要好好生活，不愿冒太大的风险。我全身都是软肋。我不能接受不能跟我的猫一起生活，我不能接受再也不能去看雪山、去攀岩。也正是对这些日常的不舍，是我想要争取和捍卫的东西，而不是一些抽象的概念。我只愿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希望能让这个世界变好一点点。我恰好在刚毕业时就进入互联网创业公司工作，被一个人顶五个用，学会了很多小技能。从文字编辑到图片处理，从视频到音频剪辑，什么都会一点。我可以做很多支持性的小事情。有一个纪录片叫《抵抗式攀岩》（Resistance Climbing），讲述巴勒斯坦的一群攀岩爱好者的故事。在巴以冲突战火纷飞的背景之下，人们不仅想要活着，还要追求生活的乐趣。帖子可以被删除，账号可以被禁言，人可以被封杀，但是我们依然活着，活在这片土地上。不依附于体制，不过主流的生活，不按“他们”的规则行事，也要活出自己的趣味。我一边想方设法匿名，你一边公开文章说我以“女权活动家”自居，让我感觉真是不管我的死活啊……我可不想上什么大人物重点黑名单啊！从精神健康到人身自由上，都不管我的死活。在道义上来说，也太不道义了。更惊人的骚操作还在后面。过了两天，我看到我曾经最信任的成都A社群伙伴们在网上到处转发一个问卷征集我的罪状。当时我在厨房一边做饭，一边跟身边的朋友说：“好想死，活着真没意思”。我第一次有这种感受。小圈子领导者开始默默传阅一份秘密请愿书，要求其他女孩列出为什么讨厌目标女孩。再过一天，被排斥的女孩就会在教室里挨着男生区域坐下，低着头，缩着肩膀。这种伤害干净利落，不懂声色，既看不出攻击者是谁，也看不出攻击目标是谁。
女孩中存在着一种隐性的攻击文化，其中盛行着瘟疫般的霸凌行为，独特且具有毁灭性。……女孩通过背后说闲话、排斥、谣言、辱骂以及操控来引发受害者的心理痛苦……女孩的攻击对象往往来自亲密的朋友圈，这令攻击行为更难被识别，受害者的痛苦也会随之加剧。
在这个世界里，友谊成了武器，比起冲人大吼一声，一天不和对方说话更伤人。没有哪一种姿势比朋友转身离开更令人难过了。
区别在于，书里做出这些行为的，是十几岁的初中生；而针对我的，是二三十岁的女权主义者。有朋友告诉我，在网络上公开征集“黑料”属于网络暴力，涉嫌侵犯名誉权的诽谤、侮辱罪，是刑事犯罪，因为有可能造成被害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我终于明白，恐怕没有哪个行业的、哪个圈子的人就比别的人理智和高尚。人类啊。本以为是最勇敢的、会反思、敢抗争的人，曾经带着光环的、非常尊敬的做行动的前辈，却是会在背地里露出阴暗刻薄的一面，习惯性地恶意揣测、攻击、排挤所有自己不喜欢的人。本都是边缘人，却会在边缘群体里抱团构建中心，排除更边缘的人，演出反乌托邦真人秀。当曾经最信任的伙伴，用《如何抑止女性写作》一般的厌女话术攻击你在做的事情没有价值，用红卫兵的手法在你最亲密的人面前开你的批斗会……成长再顺遂的人，也完全理解了霸凌为何常让人自杀。“我们与恶的距离”，真的比想象中更小。从北京回去成都后，我发现G曾擅自闯进我的住处，拿走了很多东西，并且搞了一些破坏。我敢肯定来的不止一人。我的室友HG跟我说，G骗她跟我说过了，于是她给了G钥匙进门。我全方位地失去安全感。那一瞬间我有报警的冲动，最终还是忍住了。公众号“坏酷儿厨房”翻译的“变革性问责”系列文章中，提到了“变革性公义”的概念。变革性公义（Transformative Justice）是一种应对暴力、伤害和虐待的政治框架和方法。在最基本的情况下，它期望在应对暴力时不制造更多暴力或致力于降低伤害以减少暴力。
其中提到的第一点措施就是“不依赖国家”，包括警察、监狱、刑法系统等。因为“国家对暴力的反应会重现暴力，并经常伤害那些接触到暴力的人，尤其是已经成为国家目标的受压迫社区。……需要看到很多社群的人们不报警的原因是，ta们害怕被驱逐出境、被骚扰、遭遇性暴力，担心自己需要指控的暴力实际上是被国家法律认可/忽视的，或是因为有前科、交通不便等。”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想和警察打交道。可是，如何能够“在国家体系之外创造安全和治愈”？有一天，在北京地铁上刷着手机，我在一个小群看到M在评判另一位女权主义者、我的朋友Z，内容包含：没有做过几次活动，顶着她的光环在博取名声。我向Z核实了她做过的活动次数，跟M说的并不相符。这种做法如此熟悉：讲述不实的有细节的事件、批评断章取义的发言，加上斩钉截铁的评判，破坏一位行动者的名誉。听者印象里，往往对具体经过很模糊，但会清晰地记住：这个人不值得信任。我气得蹲在地铁上，手在颤抖，胃在翻腾绞痛。我在群里直接表达了不满和抗议。虽然Z不是成都A社群的一员，不是她们认可的亲密伙伴，但是，我认为，泛女权圈的行动者伙伴，没有人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过了几天，跟Z同在一个音乐相关的Q女权小组、跟Z关系亲密的伙伴K在小组的微信群里发布了指控Z的文章。还是熟悉的配方。为什么成都A社群总是要让曾经关系最亲密的、最在乎的人互相指控？她们似乎不知道“调解”两个字怎么写，总是激化矛盾。但凡指控我的不是G，但凡指控Z的不是K，我们都能少受伤一点。而切断了社群外的亲密关系，会让留在里面的人对社群有更强的依赖。好不容易脱离原生家庭的人们，怎么好像又组建起了一个另类东亚大家庭，需要获得大家长的认可才行。“Chosen Family” 这个词，边缘社群里的人应该很熟悉，给人一种温暖的、自主的感觉。可是，有被选择的人，就有不被选择的人。被排除出去的人，是否只能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中伊万提到的地下室小孩，作为代价被幸福的人们遗忘？一边把“有问题”的人排除出社群，一边继续过着相亲相爱的生活。后来，再看到她们天天一起聚会的朋友圈，我的感觉就像看新闻联播，灿烂的笑容的背后，被排除的人的痛苦是可以被忽略的。能怪谁呢，谁让你得罪了得罪不起的人，不再被“Chosen Family” 的大家长Choose了。几年前在广州时，我就隐约有过一种疑惑：为何有一些女权主义者，对“受害者”的讲述表现得无比宽容，却对行动者伙伴无比苛刻？似乎“受害者”和“行动者”有着一道清晰的分界线。正如乔·弗里曼在《诛心：姐妹情谊的阴暗面》中所说：我们怎么能一方面谈论鼓励妇女发挥她们自己的潜力，另一方面却打击那些这样做的人？为什么我们要谴责我们的性别歧视社会对妇女造成的伤害，然后又谴责那些看起来没有受到严重伤害的妇女？
G发出指控文后，有几名A社群的成员在郊游造作的微信群、微信私聊斥责我，要求我给出澄清回应。如果对我的批评是符合事实的，例如感到不满时没有冷静表达、情绪失控、沟通不及时等等，我想我完全可以道歉和回应。但是已经上升到对动机的质疑和对人格的攻击了，这要如何回应呢？让我们来简化一下语言。有人说：“你是坏人，你居心不良。” 如果我回应说：“我不是坏人，我本意是好的。”这能起到任何证明效果吗？这好不合理。人如何为自己的人格自证？人需要为自己的人格自证吗？诛心的质疑可以是没有止境的。我想，如果有人要求我自证，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我就要自证，那我岂不是忙个没完？图片出自YouTube哲学频道ContraPoints
视频《取消文化》（Canceling）
我不认可这样的逻辑，因此我不会遵守这样的规则。况且，以当时的情绪状态，我的本能反应是防御和逃离。在解释了我的想法之后，依然被持续语言攻击，我把一些人踢了出群。后来，我看到了香港酷儿女权学者Grace Ting（丁恩宜）的事件。Grace发布声明称，2023年6月以来，在小红书、性别研究相关的微信群及海外华人女权团体中出现了对她性骚扰的虚假指控，严重影响了她的精神健康和生活。Grace说：看到我所热爱的酷儿女权主义理论和观点被那些攻击我的人利用，我感到很痛苦。几个月来，我几乎每天都在努力理解为什么年轻的酷儿女权主义者会使用这样的语言，同时做出不人道的行为。
我感觉到深深的共情。在我与G关系破裂的过程中，我不仅承受着冲坠式（相较于“断崖式”更甚）的依恋关系断裂，还承受着一定程度的女权主义信仰崩塌。不知道我曾经的伙伴们，是否想象过这有多残忍。在G及成都A社群对我的指控中，使用了许多类似MeToo运动中会使用的“受害者”叙事，这对我造成很大的冲击，一度怀疑MeToo行动方式的正当性。但是，需要看到，我与G的事件与MeToo事件有许多的不同。我们生活在女权与性少数社群中，我并没有很多的社会资源，没有强大的父权制与主流社会文化做靠山。相反，我一直在对G征询意愿、尝试沟通、试图遵守约定。首先，需要用“交叉性”来分析我和G之间的权力关系。G认为我们之间关系不平等，我曾回答：“确实是不平等的。”但这句话是有语境的。人们常说的“人人平等”，指政治经济权利的平等，而不是两个个体之间所有方面都要平等。在“郊游造作”的工作中，我的投入更多，我保留了做计划和决策的主导性。作为个人，我年长一些，在经验和阅历上，我是“上位者”；可是，G是心理学专业的，我是工科专业的，在使用心理学理论的话语权力上，我是“下位者”；G家境富裕，不曾为生计发愁，可以轻易选择出国念书，而我出身山区小镇，父母从不曾支持过我读研的想法，在阶层上，我是“下位者”……人与人的身份如此复杂，不是可以简单地用“年龄”这个单一维度来评判权力地位的。我与G之间，并不像老师与学生、上级与下级、心理咨询师与来访者那样，有明显的权力关系。我与郊游造作从未成为掌握G经济命脉的存在，我也从未威胁她。否则，我与G刚刚开始确定交往关系时，成都A社群里的人就会感觉到不妥，而不是说“恭喜”、“祝福”。在爱尔兰作家萨利·鲁尼的小说《聊天记录》中，刻画了四位主人公之间的不断流动、翻转的关系。在细微的描写中，可以看到人跟人之间的权力关系非常复杂，并不能简单界定强弱之分。博比跟弗朗西斯说：“你低估了自己的力量，这样你对别人不好时你就不必自责。你跟自己讲这些故事。哦好吧，博比很富，尼克是男的，我不会伤害这些人。倒不如说是他们要来伤害我，我只是在自我防卫。”
细细想来，我是独生女，且家中经济状况并不能让我的父母养老无忧，也是我笃定未来一定会留在国内、留在他们身边的原因。我将是父母唯一依靠。我如此谨小慎微、规避风险，也与这个认知相关。万一出了什么状况，我不可能一“润”了之。而G显然有更少的后顾之忧，有更多的选择。
其次，Grace提出了“什么是真正的关怀与团结”。团结就是要看到朋友是复杂的个体。所有涉事的女权主义者都有责任在进行任何攻击之前询问具体事实并进行彻底调查。
许多成都A社群的女权主义者在微信攻击我之前并没有进行事实调查。在她们语言攻击我之后，我已经失去了安全感，不愿再与她们过多对话。我相信她们不是想要陷害我，而是正义凛然地指控，真情实感地愤怒，想要保护朋友。可是，正因为是举着正义大旗的暴力，更让我感觉可怖。人类历史上那些特别大的纷争和悲剧，宗教迫害、大屠杀、文革……内核不都是这样的吗？以正义之名，一部分人迫害另一部分人。这不是康德哲学里作为一种欲望和禁忌的“根本恶”，而是汉娜·阿伦特所言的“恶的平庸性”：一种从众的恶，选择阻力最小的路径去做事，没有承担反思的责任。我被Grace清晰、明确的声明感动。很巧的是——更可能并非巧合——她也是孤独症谱系人士。后来，浏览了Grace的IG账号，看到了她发布到海报上的“2024酷儿女性主义宣言”，我又为她旗帜鲜明的政治观点感到耳目一新。图片出自GraceTing的IG账号“grace_no_dash”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失去了这样直接地说出自己观点的勇气？是什么阻碍着我，让我无法捍卫自己的名誉？我要保护什么？无论是什么——在我受伤害时没有支持我、帮助我，反而让我保持沉默，“不要激化事态”、“不要树立更多的敌人”——都不值得我保护。在北京期间，我跟北京C观鸟小组合作做了几个活动。M也在北京C小组的微信群，看到我发言后，拉了成都A社群的人进群，在北京C小组的微信群大闹了一场。“我偏要继续做活动，到处活跃，以后我在哪都要署名！”很生气时，我跟朋友说道。不过，后来还是胆小怕事、规避风险占了上风，并没有总是署名。有的时候整个活动，从主办方、主持人、分享嘉宾和幕后做支持工作的人，无一署名。关于“劳动记名”，跟“公开透明”一样，是一个虚假的共识。付出劳动应该有报酬、作出贡献应该要署名，听起来理所当然，但那是在正常的社会中。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能理所当然吗？没有风险吗？装什么外宾呢？当然，人可以自己选择要署名还是匿名，要荣誉并承担一定风险，还是反之。但是，难道我没有问过吗，难道我没有给你选择吗？回到成都后，我依然坚持着继续做活动。一方面是想要完成自己既定的计划：在成都待两年左右，做一些小活动，看量的积累是否能引发什么新的想法；一方面，仿佛是要证明，离开了成都A社群，我也依然能独立做自己的事情，也依然有人认可我的活动的价值，我不依赖她们。我需要对自己的生活有秩序感、掌控感，只不过，我不再那么充满期待、投入心力去运营每月的活动预告。我没有消失，依然活跃在成都的“女权圈”，活跃在她们的视野中。我曾经觉得，我可能是经历社群暴力的人里，难得的社会支持网络、自我修复能力都比较强的一个了，如果我都不能坚持住，还有多少人可以？朋友R曾说：“难以理解你会被霸凌！”有时候我会想象，其它的相似经历的女权伙伴，她们都是怎么熬过来的？有的人只有一个社群，没有太多别的朋友可以倾诉；有的人很年轻，还没有建立稳定的自我；有的人家庭充满暴力，没有父母的情感支持；有的人本身就有抑郁，更加深陷情绪泥沼。我在性别相关的微信群发出我的活动海报时，会看到A社群一些人阴阳怪气的回复。我的室友HG被邀请频繁参与她们内部的聚会。一些成都当地依然和我有交往的朋友，被明确要求与我和Z“割席”，她们会感受到压力，不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有我的合照。一些不在当地的、与我有旧交情的女权伙伴，在那段时间连续被邀请参加M的播客录制。既然G对我的态度会180度大转变，我感觉任何人与M和成都A社群关系变得紧密后也可能这样，我似乎随时都会失去朋友。当时，每次做宣传都感觉到可能会被攻击的压力。但是，每次在现场，我和参与者依然很享受活动过程，让我有动力继续。每一次活动的策划、筹备、宣传、执行的过程，有很大的情绪波动。长此以往，我感觉到自己的情绪状态越来越差，出现一些抑郁症状。我开始看一些与创伤相关的书籍。在朱迪思·赫尔曼的精神医学著作《创伤与复原》中，我看到“战争创伤神经性官能症”被人们认识的历史。一开始，心理学家以为患者的症状是由炮弹爆炸的震荡效果引起的，后来发现也会发生在未暴露于生理性创伤环境的军人身上。长期置身于暴力与死亡的精神压力下，会在男人身上引发早期以为只有女人会患上的类似“歇斯底里症”的神经性症候群。后来，焦点转移到患者的道德情操上：从传统主义者的观点而论，一个正常的军人应该为能投身沙场而自豪，并且不能有任何的情绪性表现，当然更不该向恐惧屈服。那些产生创伤神经性官能症（traumatic neurosis）的军人，说得好听一点是天生低等人类，说得难听一点则是乍病者和懦夫。当时的医学文章作者称这些患者是“道德残障者”。一些军方高层则主张这些男人根本就不配被视为病患，应该将他们交付军法审判或不光荣除役，而不是给予治疗照顾。
但事实上，一些被公认“骁勇善战”、“勇敢非凡”的军官也会患病。“较进步的医学权威则主张，战场神经官能症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精神疾病，也可能发生在有高尚德行情操的军人身上。”我意识到，人类的构造应该就是不能长期待在刺激源中的，无关原本的底子怎么样。不能为了证明自己问心无愧、自以为内心强大，就一直待在这里。我要对自己好一点，为了身心健康，我要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有太多回忆的房子。我决定，等2024年2月底房租到期就离开成都。在此之前，我依然在坚持做活动，也认识了一些新朋友。奇妙的是，离开成都A社群之后，我感觉世界更宽广了。人身边的位置是有限的，如果一直在固定的圈子里，是没有什么心力去给新朋友的。而且，我在亲身经历过被妖魔化的污名之后，以前听过的那些负面评价而导致的坏印象通通都失效了，我可以敞开心胸地跟很多曾经保持距离的伙伴接触，发现对方实际上是很厉害、很可爱的人。外面的行动者有很多很多，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和方向，很多不曾出现在镁光灯下的默默做事的人，那个小圈子不是宇宙的中心。我遇到一些很早期的、也有比我晚一些的相似经历者，交谈后发现有非常相似的体验和感受。有时候我感觉很需要这样的相互印证，来证明不是我在臆想、为自己犯的错开脱。在我怀疑“社群”的价值时，有朋友说：“不是「社群」都有问题，只是那个社群有问题。”我在女权社群（广义）中收获的情谊和帮助，依然大于伤害。如果能在一开始就探讨共识、建立规则、平等沟通，社群应该是可以良好运转，滋养心灵的。在我陷入迷茫、需要探索自己是谁的时候，恰好遇到在做神经多样性自倡导运动的Y和SX；在我受到创伤，需要疗愈的时候，恰好遇到在做创伤知情和疗愈倡导工作的W……及时地接住我，感觉好幸运。就像朋友H常常挂在嘴边的：“宇宙真的暗暗有回音。”在我搬家时，我的住处、郊游造作工作室一度又聚满了一屋子人。有人表达不舍，有人流下眼泪，令我感动的同时又有些惊讶。在后半年的活动中，我没有投入太多的热情，没有去做什么形式上的创新。我从未在活动过程口若悬河，慷慨陈词，但依然有人喜欢，有人说：“你走了之后不知该去哪里参加活动了。”我说：“成都的文化活动这么丰富！你可以去xxx、xxx、xxx那里呀。”“不一样，我喜欢你的活动。”我没有改变自己，去向更活泼外向、更喜欢输出的人看齐，可是不同的风格会有不同的受众。女权行动者不应只有一种样子。2023年7月，我在公众号“坏酷儿厨房”看了 “变革性问责”的系列文章，顺便翻翻ta们其它文章，发现了“谱系跨儿”的概念。在其中一些自述中，我非常意外地看到了很多共同点，产生了共鸣。“最近我在看你们公众号的文章。”我停顿了一会儿，犹豫着说，“我发现，我可能也是——自闭症。”“我们也有感觉到。”Y迅速给了肯定的回应，“那是一个谱系嘛，可以有程度的不同。”我打开ta们推荐的公众号“青衫”，做了一些自测量表。Y说：“你的得分比我们俩都高。” 我看了许许多多的自述、科普文章和视频，看了一些书：《孤独患者》、《科拉决定做自己》、《孤独的高跟鞋》。我的共鸣和确定性越来越强烈。同时也了解到，“神经多样性”作为一个议题，自倡导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正在发展的过程中，在国内还处在起步阶段。也就是说，大部分人都不了解，更别提理解和接纳。实际上，最早发现这一点，并且提出这个可能性的，其实是M。有一天晚上，G跟她们聚会到深夜回来，又是情绪很不好，用奇怪的眼神看我。那时候我还对神经多样性一无所知。她提到“自闭症”这个词的时候，像是一个侮辱性的词。虽然我已经三十出头，从小到大在许许多多社交的不适中活着，可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这可能跟孤独症有关。毕竟我会说话，虽然说话很慢，总是需要提前思考和排练要说的话。毕竟我会交朋友，虽然很难闲聊，总是需要通过爱好获得“社交货币”。我的父亲是教师，我喜欢看书，从小学习成绩不错，顺利完成本科学业后进入主流商业公司全职工作，生长出自己的社会化面具。我的特征跟临床医学用来诊断的典型孤独症男孩特征如此不同。很明显我性格内向，是个“i人”。偶尔有些话很多的朋友，也说自己是“i人”，因为“需要在独处的时候恢复能量”。我感觉我跟她们很不一样。我想，如果她也是i人，那我就不是“i人”这个标签所能准确概括的。我从小就非常恐惧“走亲戚”，无法叫人，无法说客套话寒暄，让我妈大为头疼，总说我“没礼貌”。我的名字里有“jing”字，亲戚们会说我的名字取错了，导致长成一个过于安静的小孩。我受不了喧闹的地方、话多的人。特别是高频、尖细的声音，无关对方在说什么内容，仅仅是在旁边持续发出声音，就足以让我感官过载，能量耗尽。我在郊游造作的墙上贴了“小声说话”的告示。我很怕光，白天总是拉上窗帘，晚上喜欢只开一盏最微弱昏黄的灯。朋友嫌暗，把大灯打开，我感觉像被一道闪电劈中，发出一声惨叫。然后开玩笑说自己是“吸血鬼”。我有很多身体上的无意识抽动的刻板小动作，眨眼睛、吸鼻子、无意义地活动肌肉和关节。现在我才知道那叫Stimming。我很重视明确的、字面意义上的约定，难以察觉和猜测对方没有说出来的部分。讨厌无故失约，讨厌计划被打乱。我感觉自己有一块电池，社交能量很容易耗尽。在陌生的社交环境和“没电”之后都会陷入冻结，无法参与交谈。在一天活动结束后的晚饭环节，我往往已经冻结，只想埋头干完饭，赶紧回家。以前参与A社群聚会，有时她们会玩到深夜，而我总会像灰姑娘在12点之前消失回家。目前我还没有去医院就诊过。首先，我了解到，不是每个城市都有能确诊成人ASD或ADHD的医院，要到具备这些条件的城市去，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和金钱；其次，看了一些人的就诊经历自述，不少人会遇到不友好的医生、歧视性的言论；再次目前医院对于成人ASD基本没有任何的帮助和“治疗”方法，确诊了也没有什么实际作用。自己的体验和感受，只有自己最了解。为什么需要一个权威来诊断呢？离开了主流社会，我摘下了自己的社会化面具。在女权社群里，我以为自己在一个安全的、多元包容的、可以理解和接纳我的怪癖和毛病的环境中。可现实不是这样的。就像乔·弗里曼所说：女权运动用姐妹情谊的甜蜜承诺诱惑了我。它声称为我提供了一个远离性别歧视社会蹂躏的避风港；一个可以被理解的地方。正是我对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者的需要让我变得脆弱。我给了运动评判我的权利，因为我信任它。当它认为我一文不值时，我接受了这种评判。
在一次神经多样性互助会上，我突然福至心灵，想到一种可能性。我跟Y说：“会不会是我们太较真了，对别人说的话太在意字面上的意思了。而她们神经典型人有一套自己的加密语言，她们一听就知道这是气话，知道对方真正想表达的需求是什么，所以这些攻击性的语言其实没有它们听起来那么严重？否则，她们怎么会互相说这么重的话，然后还能不在意地一起玩呢？”听说，她们很早期的一些行动伙伴，也曾经各种“撕逼”，但是如果其中一人遇到什么大事儿——比如说被“爱国大V”网暴——另一方还是会不计前嫌，一致对外。有人说：“不是每一个社群都值得留下，不是每一个社群都还有救。”回想起成都A社群的人，从单独的个体层面，她们聪明、勇敢、有才华，为朋友挺身而出，每一个都很可爱，闪闪发光。人群有一种奇怪的效应，不会因为聚在一起的人都是“好人”、没有主观恶意，就相安无事了。尤其是当大环境逼仄、空间狭窄的时候，无法一致对外做些什么，放了太多精力在互相检视。几个月前，在一个讲创伤知情和疗愈的工作坊中，女权行动者、心理咨询师W说到，一群人带着各自的创伤聚到一起，过于紧密，就像一个木桶里的螃蟹，难免挥舞起钳子伤到彼此。乔·弗里曼说：愤怒是压迫的必然结果。它需要发泄。由于大多数女性周围都是男性，她们知道攻击男性是不明智的，所以她们的愤怒往往转向内心。女权运动正在教导女性停止这一过程，但在许多情况下，它并没有提供其他目标。男性离她们很远，“系统”太大而且模糊，但“姐妹”却近在咫尺。
上个月，我跟另一位心理咨询师朋友N聊天时，她这句简单的话让我很惊讶。描述人的行为模式的体系如此之多，“回避型”是我某个前任对我的指认。“沟通是需要双向的。你会在别人找你沟通时，说不要，我拒绝沟通吗？”“那就是啦！对方也没有给你安全的表达环境。在你感到不舒服时，你是可以选择后退的，甚至可以一退再退，退远一点，不要回去。”是啊。“回避型”好像已经是一种罪名了，可那只代表我遇到冲突时的一种倾向。实际上，我没有完全逃避问题。我曾经主动找让我感觉安全可靠的朋友倾述、求助，不止一位朋友有意做中间人调解，遭到对方拒绝；我曾经私聊M，对活动后情绪失控的事情道歉，并表达了我被孤立的感受、我对社群存在问题的看法，M的回复是她已经决定单方面结束和我的朋友关系；我曾经在一个群里，正面提出我的意见，M表示完全不看我说的内容。群里更大的影响力人物的回应是：“内外有别”。这尤其令我失望。在跟G的冲突爆发前，私下的沟通中，每一条信息我都有认真回复。可是认真回复，换来的不是理解，而是“我不会再私下跟你对话了”，而是拉黑，而是网暴小作文。那个时候，我已经对沟通失去了信心。我感觉对方不是想协商解决问题，而是已经给我定了罪，散发出一种要把我消灭掉的杀气。这是一句很明确的陈述句，一个不容商榷的通知，也是一个合理的要求。一个人有权选择不跟另一个人对话。一年来，有过悲伤愤恨的时候，也有过深夜思念的时候，我没有再发起过对话。五一回成都时，我想了不下十遍，想发一条消息：“一年了，你愿意跟我聊聊了吗？”这对我来说形成了一个承诺：无论关系怎么发展和变化，我愿意坚持以善意对待你。之所以选择“开放式关系”，我以为这是一种比较轻度的关系，让人不需要在一个人身上满足全部依恋需求。可以互相陪伴，互相支持，又不必互相束缚。现在，我依然认为人是自由的，不应把占有欲与爱挂钩。但是，我意识到“轻度关系”应该是一个误解。人对亲密关系的期待，会不知不觉内化一些社会期望。而且，无论是什么形式的亲密关系都是复杂的，需要经营的，需要深刻地看见对方、看见自己、互相理解。在我们在一起时，我没有做足够的努力去平衡我们的关系，我没有给到足够的理解和情感支持，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抱歉。“我不知道。说起健全的话，以前的我也许是社群里最「健全」的人。童年快乐，家庭和睦，热爱运动，早睡早起。”2023年初，春节期间，G去广东游玩，曾在我家和我父母一起吃饭。事后，G在微信群里跟成都社群A的人说：“她们一家人在饭桌上，居然有说有笑！”群里人回应：“真的假的，演的吧！”这个对话虽然有玩笑、夸张的成分，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在东亚家庭里，能跟父母关系亲密、其乐融融，不是那么常见，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跟G还在一起时，在一次开着车从郫都接她回市区的路上，她问我：“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你会做些什么？”我想了想，说：“我会带着我的猫回家，跟爸妈在一起度过。”这个选择应该不太常见，可是我的父母对我来说很重要。虽然他们是很普通的父母，受限于时代和环境，见识有限、思想固化，有点粉红、有些偏见，会唠叨会催婚，对我的最大期望是回老家考公务员、安稳结婚生子……已经给不了我跑偏的人生多少有用的建议。但是他们非常爱我，已经做到他们能做的最好的，给了我一个安稳幸福的童年。很多人从小就有原生家庭创伤，成长过程中又遇到性别歧视、性骚扰、恐同……许许多多的微创伤叠加在一起，长大后更有政治抑郁、社会运动创伤、网暴……很难有人完全“健全”。她们也并不那么“健全”啊，何以会“健全中心主义”呢？后来我意识到，就像女性也可以有厌女症，同性恋也可以恐同，穷人也可以精英主义……那么有创伤的人也可以缺乏创伤知情视角，有精神障碍的人也可以健全中心主义——难以接受ta人的异常状态、犯下的错，将之归结为人格品质问题，而不是为伙伴提供支持和帮助。在公众号“坏酷儿厨房”翻译的文章《关怀劳动：想象残障正义——Crip Emotional Intelligence（残障情感智慧）》中提到：“残障情感智慧意味着，倾向于把对方往好处想（译注：而不是直接cancel）。我们已经被很多人抛弃了，我们尽量不抛弃彼此，无论对方表达的观点多么不受欢迎或多么糟糕。”大概在98%的时间，我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
1.8%的时间，我会情绪失控，会发脾气。
0.2%的时间，我会发疯，想要毁灭一切。
我要说“都是我的错”吗？
我不觉得这完全是我的错。
我应该为伤害了伙伴的感受道歉。
我能保证情绪失控再也不会发生吗？我不能保证。
作家安·拉莫特在讲写作的书《一只鸟接着一只鸟》里讲到人物角色时说，“一个人犯的错，是使他或她变得讨喜的大部分原因……过度关注自我不见得是坏事，凡事爱拖延、自欺、邪恶、嫉妒、卑躬屈膝、贪婪、酗酒或有毒瘾也一样。他们不能太完美；完美意味着肤浅、虚假和极端乏味。”不过她也说：“你很可能必须让自己喜爱的某些角色遭逢厄运……我们的言行并非时时刻刻都完美无瑕，而那些作为都有其后果。”“讨喜”可能只限于在文艺作品里，不在现实生活中。文学讨厌非黑即白，拥抱人性的复杂。除了攀岩以外，文学是这一年里接住了我的另一大救星。2023年底，在一次与成都圈子外的其它女权主义者的偶然聚会中，被问起发生的事情。由于不太熟悉，我没能打开自己。ta们很友善，让所有人安静一阵子，给我时间组织语言。我沉吟良久，开口道：“我的性格，不太爱表达自己，容易造成一些误解……”去年离开成都前，我收拾行李。有一些原来成都A社群的人遗留的东西，不知如何处置，我决定寄出去。我想，这个动作好像分手后做的事情啊！我还没经历过需要通过邮寄归还东西的不和平分手。跟一群人的分手，也太惨烈了。寄出前，我用一张小纸条写了一个留言，想要略微表达一下“人之将走，其言也善”：“很抱歉因我而起的伤害……”感受到被维护的感觉，我又大哭一场。
不是我的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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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出自[英]托尼·阿特伍德《阿斯伯格综合征完全指南》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很大程度上关乎社交和沟通上的障碍，而“社交能力”是霸凌的核心因素。在公众号“症状网络 Symptoms Network”的推文《为什么会被讨厌？| 酷儿对谈》中，提到Randall Collins《暴力》之中对于校园暴力的描述：“一个人越擅长交朋友，成为霸凌受害者的机会越低，社交技巧同时也可以用来支配他人。”
“社会地位低最重要的特点是社交能力不强（能够愉快地与他人相处的能力），社交能力是社会阶层建立的标准，缺乏社交能力的人成为边缘人物。”
涂尔干提到他们是“负面的神圣客体negative sacred object”，在政治系统中，他们可能唤起“代表正义的惩罚”，在一个以社交和娱乐为主的阶层体系之中他们会唤起代表正义的嘲笑，别人共情不到他们，可能成为别人欢乐的议论对象。
但是，每当我自责哀叹，我本应该处理得更好时，只要一想到朋友Z，还有女权前辈W，我就释然了……她们是跟我完全相反、性格张扬外放、口头语言表达能力很好的人！怎样的人才是没问题的人？
不能不爱表达，不主动，习惯回避；
不能太爱表达，太有目的性，有野心。
怎样的问题是可以被包容的、被帮助的？
怎样的问题是会被孤立、被排除的?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圈子里中心小团体的主观意愿。
如果不曾有意识地讨论共识、明确地制定规则，女权社群的运转方式——它的内核并不会自动地跟它的理念和信仰保持一致了，而是会跟它生长出来的这片土壤保持一致。女权社群的底色，依然是“人情社会”。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对内部是团结合作的，对外部是冷漠敌对的。你猜，黑猫白猫，能抓得住老鼠的都是好猫，是什么特色的什么主义社会？在五一去成都的行程前，在昆明去长水机场的路上，出现了剐蹭小事故。朋友阿梨开的车。为了赶时间，开得比较匆忙，又因为听不懂云南话，没有及时听到对方的呼叫。下车后，被指着鼻子骂。我们先是好声好气地表示抱歉，现在赶飞机希望可以先走，留下联系方式按正常程序处理、赔偿。对方还是指着阿梨骂个不停。我不由得冲上前去，也瞪着对方眼睛，指着鼻子，开启发疯模式，大骂起来。对方的气焰肉眼可见地降下去了一截。用与对方一致的、认可的解决方法回应，顺应了主流的规则，往往解决问题的效率很高，能获得实际的好处。但我并不引以为豪，这不是我推崇的价值。在播客随机波动134期《一边做官一边自省是可能的吗》中，主播提到，很多女性对权力有一种不适感，待在平等的关系里更舒适。可是现实中，科层制、上下级的关系无处不在，很多时候是做成一件事情的必由之路。她“最不女性主义的时刻”，是在生活中有时候会发现如果坚持平等沟通、不用权力压制对方，事情会解决不了。想要快速解决事情，只能直接吵起来、或者威胁对方。用更大众化、更主流的方式沟通，会获得效果。每当这种时候，事情虽然办成了，但是会觉得很难受。嘉宾杨素秋分享了她“当官”时的一个体验。她发现，当自己过于亲和，没有“官架子”时，会遇到问题：一些单位的人不怕她，会有事情执行不下去。一个被体制异化得最厉害的人，反而成为了上升最快的人。如果按照某种按部就班、模式化的方式高效地生活，会很快得到一些功利的东西，但也会损失一些东西。我觉得陷入了“他们”的规则中，获得一时的好处，其实失去的更多，赢的是他们。在BBC的纪录片《追查痴汉——谁在售卖性侵偷拍影片》的结尾，记者冯兆音上前直接质问团伙的幕后主谋“齐叔”，面对暴力威胁依然保持理智和镇定，用文明还击而不是用暴力还击。这一幕给了我很深的震撼。这是我推崇的价值。在女权主义者、性工作权利倡导者莫莉·史密斯（Molly Smith）和朱诺·麦克（Juno Mac）的著作《反叛的妓女》（Revolting Prostitutes）中，批评了监狱女权主义。监禁女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女权主义都很有吸引力，因为它们为复杂的问题提供了看似简单的答案。……性暴力盛行？资助更多的警察! 网上有性交易商？通过立法将性工作者从互联网上踢出去！监禁女权主义甚至把自己打扮成激进的样子：坚决不向男性的性权利妥协，从根本上寻求“烧毁”性产业。凑得更近一点，这种激进主义就会幻灭：警察不是女权主义者。主流女权运动认为卖淫是一种父权机制，这是正确的；她们却轻易地忽视了警察也是父权机制。试图通过警力来根除商业性行为并不能撼动父权制；相反，只会继续给性工作者带来骚扰、逮捕、起诉、驱逐、暴力和贫穷。
我们无法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用警察的权力打破不了父权制；用暴力的方式行事，只会让屠龙少年变成巨龙。我不想伤害女权社群里的任何人。如今我对M有一点恨意，但我并不想伤害她。我尤其不想伤害G。但是我应该维护自己的名誉。公众号「坏酷儿厨房」翻译的“变革性问责”系列文章中，有一篇《我有权伤害伤害过我的人吗？》文中一开头，作者Kai Cheng援引废除主义与黑人女权活动家Adrienne Maree Brown的书《紧急策略》中的一段话：你有权讲述你的故事……而你无权伤害施虐者、公开攻击ta或破坏别人的健康。虐待行为也是基于生存需要的、源于某种痛苦的习得行为。如果你能透过慈悲的镜头来看待，你会发现那里有着创伤和刺痛。如果你是受虐待的一方，治愈伤害不是你的责任，加剧（别人的）痛苦也不是你正当的权利。
「坏酷儿厨房」翻译并发出这篇文章、转发到一些微信群中时，恰逢在我和社群的冲突发酵得最严重的时候，被成都A社群的人误认为在暗指我的事情，于是，运营「坏酷儿厨房」的伙伴也受到一些语言攻击的牵连。我们社群的组织方式好粗糙，我们其实比想象中更没有共识。连在社群中是否可以使用暴力也没有共识。但是，遇到的这些问题，也许是必经之路。现在，我的性别观念得到了更新，我会警惕自己对于个人的性别偏见，即便是正面的偏见。我不再对“女性共同体”抱有必然团结、友善的幻想。我得知，由于一些“女性空间”对跨儿群体的排斥和敌意，很多酷儿已经对“全女空间”这个字眼感到受伤。可是，在一次线上“大风吹辩论会”中，有一个辩题：“「全女空间」有助于争取性别平等吗？”我依然选择了正方。我想，在父权制主流社会以外的组织形式，都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前提是，需要谨记不能挥刀向更弱势者，需要对伤害有反思能力。 像《无架构的暴政》一样，《我有权伤害伤害过我的人吗？》文中的内容也很契合我们社群的情况。有时候我会可耻地暗暗庆幸，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在别的国家、别的社群发生过了，所以我们已经有前行者充满智慧的话语可以参考。而且在我们的社群，也已经发生过多次，所以我不至于彻底地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社区必须承担自己产生、纵容和再生产暴力的责任。我们不能花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在社区空间里看着人们做出恶劣行为，互相伤害，并为他们找借口，然后当暴力行为被个人点名时突然转身表现出震惊。我们不能假装我们没有参与掩盖、最小化甚至鼓励暴力行为的发生。我们不能举办这样的聚会：每个人都沉醉其中，鼓励身体、性和语言上的突破，然后表现得好像“施虐者”都是反社会的怪物，他们渗透到了我们原本完美的社区。
我们必须爱自己。我们必须鼓励爱——激进的爱、深入的爱。爱会提出尖锐的问题，愿意倾听整个故事并无论如何都要保持爱。对幸存者的爱，对加害者的爱，对加害者的幸存者和幸存的加害者的爱。对社区的爱让我们所有人都失望了。我们生活在毒药之中。这个星球正在消亡。我们可以选择消耗对方，也可以选择爱。即使在绝望之中，也总有选择。我希望我们选择爱。
学习了“创伤知情”视角后，如今我倾向于将她们充满防御性、攻击性、将发生矛盾的伙伴往坏处想的习惯性反应看作创伤被激发后的应激反应。被称为“复杂性创伤后压力综合征（CPTSD）自我疗愈圣经”的《不原谅也没关系》中有一句话：“创伤不是你的错，但复原是你自己的责任。” 因为曾经被伤害，对人缺乏信任感，曾经的受害者完全有可能成为施暴者，伤害身边的人。只有对自己的创伤充分察觉，努力自我疗愈，才能中止创伤的传递。Grace跟我说：“大家都有选择。大陆女权/酷儿应该过得非常辛苦，我不能完全理解。但是如果我们看big picture，历史上有好多好多人受过大陆人（特别是汉族、家庭背景好的）可能也不能想象的痛苦。一种vicious cycle（恶性循环）是很自然的结果，但我们多少可以抵抗，经历压迫的人不一定要去压迫别人，而是可以学会对他者更有同理心。ta们的创伤、愤怒、无力感，不应该发泄在你身上。你可以理解ta们，可是也可以坚定地说ta们做的事情是不对的，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你的性命和健康很珍贵，你不应该被牺牲，任何人都不应该被牺牲。”虽然“退出女权圈”的说法让我感觉很荒谬，但是实际上，我已经很久没有在自我介绍时自称“女权主义者”了。这不是一个思考过后有意的决定，而是一个下意识的事实。这体现着，我不再那么为这个身份自豪。如果“xx主义者”总要附带一份狂热，一份排除异己，那么，我不是任何主义者。但是，我依然对女权主义者的理性抱有一丝期望。有几位朋友看了我这篇文章的初稿，担心没有多少人有耐心仔细看完，担心我自我暴露太多了会再次受伤。我想，我尽全力完成了我该做的，豁出去把自己摊开来了，剩余的就交给读者了。也许有不少女权主义者能读完，有一部分人能开始反思？同时，我在好几个公开活动中出了“孤独症谱系”的柜。虽然活动主题并不相关，而且参与者都并不了解神经多样性；正因为很多人都不了解神经多样性，更要逮着机会就说一说，洒下一些种子。在「翻山」平台上的文章《517来信：我们在庆祝谁的骄傲？》里，作者说道：“人并不是活在单一维度里，而是有着丰富脉络的整体，片面的“接纳”也是一种异化。如‘交叉性’理论指出，基于种族、性别、性取向、阶级或残障的压迫模式，并不是互相独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导致压迫系统反映多种形式歧视的交叉。越是强调单一议题，就越是抹除了处于交叉困境中的人。”我还是我自己，我顺着自己的生命脉络在行动，很难避免更关注切身相关的议题。我关注性别平等，关注性少数，关注神经多样性，关注创伤疗愈，关注环境保护。有一天，我和几位朋友在村里图书馆躲雨。发现图书馆里有一本《阿斯伯格综合征完全指南》，我随手翻阅，忽然就大哭一场。同行的朋友中有在两三年前确诊了ADHD的花椒，她很理解我的反应。花椒说：“我刚刚得知自己可能是ADHD的几个月里，看这类科普材料时，每次看都会哭。”“是啊。感觉就是：为什么前面三十年都没有人告诉过我？”有人说我们自称“神经多样性”是一种借口。我无法把自己的神经系统掏出来展示，有时候也会没什么实感，也会自我怀疑，那是不是我想出来为自己开脱的理由？但是这种共鸣——光看科普材料就会哭的停不下来。这些眼泪，它是真实存在的。是不是能代表一些真实性？我想把停留在一年前的自己救出来，我想活在此时此刻，我想有能量去关心身边的人。我想在玩五子棋哈哈大笑的时候，不要依然感觉到有一个巨大的黑影驻立在我旁边。我想去探索云南的自然与文化，去昭宗水库玩桨板，去弥勒野泳，去抚仙湖玩帆船，去寻甸野抱，去解锁多段结组野攀……我希望在遇到心动的人的时候，还有勇气表达；在拥抱时，敢伸出双手。我想做一些关于女性、性少数与神经多样性交叉议题的倡导活动。因为这个群体中人们的心理创伤比例好高，希望过程中有心理专业人士参与协作。今年，我遇到过几位经验丰富的心理咨询师，我问她们：“你了解神经多样性吗？”却总是得到茫然的回答。她们非常友善，愿意去了解和学习，但是那种“包容”，难以避免一种被当作“他者”的感受。我们需要的不是“包容”，而是真正平等的接纳。我开始觉得，我可能找不到合适的人了，我们得自己成为那个人——一个懂心理学知识的谱系人士——去做一些行动。看到这里的朋友，如果你有意向一起行动，或者有合适的人，欢迎介绍给我。如果有跟我一样经历的人，希望你看到后，能感受到你不孤独。那不是你的错，至少不完全是。还没有经历过这些的社群伙伴，如果你没有一直待在最中心的小团体里，未来指不定也会有这样的遭遇。如果无视暴力在身边滋长，总有一天会被反噬。“排除”往往发生在社群中心成员和较边缘成员发生矛盾时，矛盾往往不会被调解，而是选择站队、拉偏架，激化矛盾。我也曾经因此疏远了朋友，现在和解后，更深刻认识到，我们只是一时吵了架的普通人，我们只是还没有探索出让双方舒适的相处模式。本来没有人真的有恶意，没有人是巨婴，关系却在这样的结构下生生被撕裂了。原来不需要强制力，不需要明文规章制度，也可以形成权力结构。而且，规则越是暧昧不明，越有暴力和压迫滋生的空间。是否能看见、承认问题的存在，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万一我们或后续的某一代人能有幸“推翻父权制”，我们对之后的社会制度有何想象？应该从现在、从建立小小的社群的时候就开始探索，如何建立更友善、平等、包容和关照每一个人的组织形式。前阵子，我参加了一个工作坊，其中有一个环节讨论了社群中的问题，参与者提出了很多解决冲突的方法和机制。例如：社群中应建立调停机制，在冲突发生时，成立中立的调停小组；调停小组分别找双方沟通，做充分的调查，同时对沟通的内容让另一方知情，信息透明，避免网络喊话让社群进一步撕裂；询问需要提供哪些支持，确保双方都有支持网络和资源，避免个人情绪进一步恶化……其中有一个很好的环节：虚构了几个社群中会出现的冲突，参与者采用抽签的方式获得不同的身份，思考当自己是里面的某一角色时，如何更好的处理。当我们站在不同位置的时候，可以设身处地体会对方的感受，更能互相理解和体谅。我感受到，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太多了，太大了。亲密关系问题，公平与效率问题，伤害与惩罚问题，公有制与私有制问题，劳动分配问题……全人类都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资源匮乏的边缘社群要去思考解决办法。可是，也许恰恰是边缘社群有足够的先锋性能做新的探索实践，改变会从这里发生。在写这篇文章的一个月里，我回忆着去年发生的事情，逐渐开始做噩梦，睡眠质量显著下降，每天惊醒的时间越来越早，然后再也睡不着。胸中又有了一种淤积的感觉，一种慢性的钝痛，似乎在持续、缓慢地流血。有一天又做了一个噩梦，梦见更糟糕的事情，在梦里哭得喘不过气然后惊醒。醒来后庆幸这是梦。然后又为我的悲伤和庆幸而庆幸，因为我依然不想坏事发生在她们身上，破坏和毁灭一切的报复冲动没有留在我身上。我从未以伤害为意图做事情，我从未用像她们攻击我那样贬低的语言描述女权伙伴，为何说“暴力”、“打压”的人是我？在那次徒步活动后的聚餐中，我情绪失控了一刻钟；而成都A社群的一些人，可是情绪失控了大半年呢。在去年八月，最难受的时候我觉得需要一个出口，已经尝试过书写，但是因为太痛苦没有写下去。后来，我通过攀岩、文学和朋友治愈自己。去年年底，我给自己立过一次Deadline，想要在离开成都前写完，但也没有做到。搬家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正如我搬到成都时，自己的生活用品加上工作室的工具和材料，光是埋头收拾都收了一周。今年年初，在云南，我找回了正常的生活和社交。但是，留在成都的一些伙伴，依然感觉很痛苦。有伙伴说也想离开成都了，但想在离开前做点什么，把事情说出来。我看了ta们写的文章，却为可能会掀起纷争波及到我感到担忧。我说，我的讲述有几方面的困难，一方面是会受到创伤应激、记忆侵扰的痛苦；一方面是担心有关部门看到真把我当成“女权活动家”，上某种重点黑名单；一方面是我不想把G指控我的事情拎出来澄清，可能会变成攻击她的信誉。我觉得我们的亲密关系是我不够慎重，我没有做更多努力去平衡复杂的关系，因此我要承担后果，我感觉我不太需要洗刷污名。于是，ta们就暂时搁置了。我确实已经不想花力气去解释，挽回因为这次事件影响的社交关系。我想，她们到人生不同阶段，也许会对这件事情有不同看法。但是，讲述不仅为了自己，也为了支持我的朋友和伙伴，也为了下一个被排除的人。五一假期从成都回来后，我又给自己立了一个五月之内写完的Deadline ，却压力大到在最后一天才重新打开文档。概括起来似乎只是一些人际关系问题，写起来却如此的庞杂。后来，支撑我每天写一点、一直写下去的，是“一只鸟接着一只鸟”这个咒语。每当我觉得心好累，这个咒语提醒着我，总会写完的。写到后面，我迫切地想快点把这篇文章写完，发出去，就像割掉一个肿瘤。就像我去年年底住院，经历了痛苦的半个多月，生活按下暂停键，集中解决一件事情。“熬过去就好了。”我跟病友说，“整个人会焕然一新。”这次动笔，我并没有设想要写多长，只是为了把事情讲述完整，不知不觉写了四万字。没完成五月底写完的Deadline，断断续续写到了6月中旬。要push自己沉浸到痛苦的回忆中，真的太难了！以为写完就要结束了，但要考虑发到哪里去、要如何删减和匿名，又拖到了7月。我的顾虑好多好多。好像把自己投入冰冷黑暗的海水中，已经游到英吉利海峡的最后十英里，只能继续奋力往前游去。多么希望对岸能有人为我点燃篝火。有一次在村里听了土团房工作坊的分享会，嘉宾波波说，他们的第一栋土团房原计划三个月完工，结果耗时三年才入住……唔，计划就是用来打破的吧！想做的事情有很多，可能一百个想法里，只有十分之一的会真的动手去做；而开始了动手做的里面，又只有十分之一的能完成。可是，只要努力去完成了其中一件，会让人对其余的九十九件有了信心。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耐心看到这里。想对能看完的人说，即使你不完全相信我说的话，但是以后遇到相似的事情，要是能对社群内处理冲突的方式提高一点警惕，不要用暴力方式来解决冲突，就值得了。最后，我想明确地表达一下：我是希望和解的。我希望我曾经的朋友和伙伴可以了解我多一点，虽然关系不可能修复如初，但可以理解我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糟糕的人。在思考如何发布的过程中，我能明确地感觉到，我选择发出来，是出于对社群的爱，而不是出于恨。我尝试最后再做一些努力，我想尽量减少敌对和防御的反应，达成一些沟通和理解。不是非要以德报怨，只是为了不失去自我。无论如何，我没有一走了之，我尽到了表达的责任。2024.6.16 完成初稿
2024.7.28 公开发布
感谢支持帮助过我的所有人
无法列举，难以言表，永存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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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巴塞尔·范德考克《身体从未忘记》
2. [美]奥德丽·洛德《将沉默化为语言和行动》
3.纪录片《攀登浪子：弗雷德·贝基传奇》
4.“青衫”公众号《发布：初识神经多样性指南！》
5.[加]苏·约翰逊《依恋与亲密关系——伴侣沟通的七种EFT对话》
6.“新京报书评周刊”公众号《戴锦华：接受自己，并背负起自己｜女性学者访谈⑦》
7.动画电影《怪物少女妮莫娜》
8.[美]乔·弗里曼《无架构的暴政》
9.[美]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故土的陌生人》
10.[美]蕾切尔·西蒙斯《女孩们的地下战争：揭秘人际交往中的隐形攻击》
11.[韩]李沧东《烧纸》
12.纪录片《抵抗式攀岩》
13.“坏酷儿厨房”公众号-Mia Mingus《变革性问责①｜不再让暴力延续在边缘社群中（女性、性多元社群等）》
14.[美]乔·弗里曼《诛心：姐妹情谊的阴暗面》
15.[爱尔兰]萨利·鲁尼《聊天记录》
16.[美]朱迪思·赫尔曼 《创伤与复原》
17.Grace Ting（丁恩宜）《有關2023年6月誹謗陳述的聲明——女性主義在此事件如何失效？》
18.Grace Ting（丁恩宜）《回应中国女权主义者持续骚扰的声明》
19.YouTube哲学频道ContraPoints视频《取消文化》（Canceling）
20.“坏酷儿厨房”公众号-Leah Lakshmi Piepzna-Samarasinha《关怀劳动：想象残障正义——Crip Emotional Intelligence（残障情感智慧）》
21.[美]安·拉莫特《一只鸟接着一只鸟》
22.[英]托尼·阿特伍德《阿斯伯格综合征完全指南》
23.“症状网络”公众号-Circle、白亦初、清清一《为什么会被讨厌？| 酷儿对谈》
24.“随机波动”播客134期《一边做官一边自省是可能的吗》
25.BBC纪录片《追查痴汉——谁在售卖性侵偷拍影片》
26.莫莉·史密斯和朱诺·麦克《反叛的妓女》
27.“坏酷儿厨房”公众号-Kai Cheng《我有权伤害伤害过我的人吗？》
28.[美]皮特·沃克《不原谅也没关系》
29.“翻山” Alok《517来信：我们在庆祝谁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