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来源于微博@钰珏_佛狱恶女，坏酷儿厨房获得授权转载。上一篇《反跨猎巫与不透明性别筛查下的“性别争议”女运动员们》，讨论了当前国际体育协会之间不清晰、不明确的性别测试，导致很多出生时就是女性、出道就参加女子组的女运动员因一次检验结果问题就深陷“性别非议”，导致职业生涯受阻，也因“性别争议”遭受外界广泛攻击，甚至其出生时就被指派的女性身份都遭到质疑。
关于法国Le Point专访Imane Khelif教练团队Georges Cazorla，提到Khelif可能的测试结果与复杂的DSD症状问题，见：https://weibo.com/7436179338/OrVOICxhf
曾涉及性别争议的部分运动员，包括中国田径运动员廖孟雪与童曾欢当女拳击手林郁婷和Imane Khelif因IBA（国际拳联）和IOC（国际奥委会）在拳击项目女子组准入测试中的冲突而陷入“性别争议”时，媒体和大众聚焦在IBA和IOC谁才能证明两位选手“是女性”的问题上，而忽略了国际体育协会的测试是为了保障竞技公平不受先天性别分化指数（如激素水平等）的影响，即二人是否能够参与女子组，而非她俩是不是“合格的女性”（有些人甚至提出能否查验子宫完整度，这又不是异性婚姻的婚前体检……）。既然体育协会本身鉴定的是是否符合性别分组的参赛条件，对选手性别身份的否定和基于该否认的指控就构成了对人格权的侵犯，间性别女性/非典型性别发育的女性是女性，哪怕她们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规定项目的女子组赛事（一些赛事有更为严格的睾酮指标，比如游泳和田径）。例如跨性别女性Lia Thomas曾获得NCAA（美国高校体育联盟）女子游泳赛事冠军，她符合NCAA游泳项目女子组10 nmol/L的准入门槛，但2022年国际泳联修改了女子组参赛的标准将睾酮降低到2.5nmol/L，并且要求选手没有经历过Tanner Scale Stage 2的发育水平（睾丸体积介于1.6到6ml，阴茎长度在2.5-3.2cm，大约为9到11岁发育水平），导致她因超过国际泳联标准而无法参与女子组比赛，但国际泳联只是拒绝她参与女子组，并没有否认她的女性身份认同有效。反过来，一些身份认同已经不是女性（指出生时被指派为女性），但其睾酮水平未经过后天药物或手术等医疗手段干预的跨性别运动员，依然可以参与女子组比赛，比如参加本届奥运会的女足项目的加拿大选手Quinn(非二元)，美国田径运动员Nikki Hiltz（非二元）和菲律宾拳击运动员Hergie Bacyadan（跨性别男性）。而IBA从19年起就与IOC产生矛盾，在东京奥运期间二者就已剥离关系，IBA组织的比赛与奥运拳击项目参赛资格不再挂钩。除了拳击项目的规定由IOC下属的拳击工作组制定外，针对多元性别身份（多指基于自我认同）和多元性别分化（多与生理特征挂钩）奥运会也有专门的管理框架，即IOC Framework on Fairness, Inclusion and Non-Discri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Gender Identity and Sex Var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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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框架考虑到参赛运动员的性别认同多元表达（如非二元）和DSD（differences of sexual development，非典型性别发育，即间性别者，ta们出生时根据外生殖器形态被指派登记了性别身份，但其染色体、性腺、外生殖器、性激素等性别分化指数可能与该性别身份的平均值不同）运动员的客观存在，其原则是包容（inclusion），预防受伤（prevention of harm），反歧视（non-discrimination）,公平（fairness）,不预设（性别分化的）优势（no presumption of advantage）,基于证据论证的管理方式（evidence-based approach）,健康至上与身体自主（primacy of health and bodily autonomy）,以利益相关者为中心的方法（stakeholder-centred approach，指体育协会在制定和更新性别分化测试之参数时，应与可能受到负面影响的运动员磋商，并且有相关的上诉渠道 ），隐私权（right to privacy）和定期审查（periodic review，指根据新的研究数据等更新和复查现有性别准入测试的参数）。在这一框架十大原则的指导下，各体育协会根据其项目特点的量化研究，不断更新和调整性别分化指数的标准，而非一刀切将多元性别者（特别是多元性别发育者）赶出竞技体育。
简单粗暴地将ta们驱逐出传统的“男-女”项目分组并单独设立一组别也不可行，这是忽视了多元性别群体内部的差异性，与竞技公平或尊重多元无关，而是体育协会怕麻烦的消极处理方式。
在这一框架指导下，睾酮测试取代了染色体筛查成为女子组性别准入测试的参数，而每一次性别测试参数的变化，都在证明判定性别身份和因性别分化产生的优势本身就十分复杂，并非由单一性征指标决定的。
对于已经习惯了“非男即女”二元性别格局和基于此建立的“男-女”项目组的人士而言，出现DSD和跨性别等多元性别者是对现有管理系统和秩序的冲击，以至于很多未能通过现行性别分化指数（如睾酮）测试的女性运动员被攻击为破坏规则和秩序的人，尽管这些规则甚至很可能是在她们出生后制定的（比如现行国际泳联的女子组参赛标准就是2022年设立的）。另一方面，非典型性别发育/间性别者恰恰连接了性别作为社会身份的功能属性和作为生理特征的身体分化指标，当一些人试图将“LGBTQI”当成是否认生理性别的意识形态进步派时，大量非典型性别发育的间性别者（I for intersex）在竞技体育领域的现身、受打压和发声维权正在挑战这一泾渭分明的“社会 vs 生理”分类。从外生殖器、染色体测试、到睾酮测试的演变（以田联为例）回顾竞技体育性别筛查的历史，其严格的检测主要集中在女子组的准入门槛上。性别筛查始于20世纪40年代，在田径项目中率先采用，最初由选手所在国医生开具“femininity certificates”（女性特质证明，即由医学权威证明女性身份的真实性）；后来在1950年代演变成现场观测、外生殖器检测，要求女选手集体全身无遮蔽地在医生和检察官面前接受检查，1966年起从集体变成单独的妇科检查。这些检查都是针对女子组的，对于女选手们而言这样的检测方式本身就带有羞辱性意味，让她们感到身体自主被侵犯且个人身份遭到怀疑。而且，这种形式的检测对DSD（非典型性别发育）的女运动员而言很少有效，因为她们正是因为外生殖器的形态才在出生时被登记为女性的。与外生殖器检查并行的还有染色体筛查，始于1967年欧洲杯田径赛，结束于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也就是说，目前竞技体育领域已经不再把染色体测试当作性别分化指数和女子组准入门槛的测试了。
其标志性事件是西班牙女子田径选手Maria José Martínez-Patiño 1986年因未通过染色体的性别筛查测试而被除名还遭到了公开侮辱，然而她在1983年国际田联世锦赛的性别筛查中是合格的，最终她被判定为染色体为XY的雄激素不敏综合征患者（外生殖器为vagina，有月经，但染色体为XY，雄激素水平低于顺性别男性但可能稍高于顺性别女性）。
西班牙女子田径选手Maria José Martínez-Patiño当时，芬兰遗传学家Albert de la Chapelle作为专家证人帮助她一起向国际田联上诉，认为当时实行的巴尔体（Barr Body）染色体测试无法准确检测性别，使得出生时被判定为女性的间性别女性因一次检测被定义为“男性”，这对于女性运动员的职业生涯乃至人生而言是极大的负面影响。并且现行研究并不能证明染色体决定了竞技优势（实际上Martínez-Patiño也并没有表现出在该组别的显著优势，无论是体格还是速度），这忽视了性腺等其他性别分化因素对人体发育造成的影响。也因为这一事件的影响，在1996年国际奥委会妇女与健康大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and Health）上，染色体性别筛查经投票决定退出了奥运会舞台。
所以质问IOC两位女选手到底染色体是啥人家也无法告知，因为测染色体这方法在奥运会都淘汰快30年了，而且强调选手性别身份是“女性”不代表一定能参加女子组比赛，当gender eligibility test出现异常后，她们属于存在sex variations（性别差异化发育）/DSD（非典型性别发育）的女性，适用的是睾酮测试原则。因此，林郁婷在被剥夺IBA资格的新德里站后，参加了具备奥运会资格的杭州亚运会，她携带的医学记录和在杭州亚运的检测结果表明她符合奥运会的参赛标准。
而IBA从23年3月的官方文件到IOC质疑其测试公平公正性前，从未明确表明它们所采用的性别检测方式是染色体测试，8.5日才如此宣称，之前接受BBC采访时的提法是"did not undergo a testosterone examination but were subject to a separate and recognised test, whereby the specifics remain confidential”（非睾酮测试，但接受了单独的、但有认可度的、但具体项目要保密的测试）。然而在IBA的声明中也提到，林郁婷和Imane Khelif二人在女子组的显著竞技优势是由荷尔蒙失调导致的（IBA’s main concern is that their hormonal imbalance affords them a distinct advantage over their female counterparts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weight categories. ）抛开两个协会在行政问题上的冲突恩怨，IBA的检测方式和处置方式与IOC对多元性别发育的基于证据和不预设优势原则相悖；即使是国际田联，在Caster Semenya的案例上也给出了研究数据佐证，但IBA甚至没有在其官方声明中解释清这一显著优势究竟来自选手的染色体还是荷尔蒙。IBA强调他们在23年5月新修的Technical & Competition Rules中排除了非典型性别发育者（DSD）的参与：After internal discussion, it was decid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at IBA competitions will be conducted only between male athletes and between female athletes. Participation of DSD athletes (“differences of sexual development”) in boxing competitions were found dangerous for health and security of the boxers. On 12 May 2023, IBA amended its Technical and Competition Rules.
但在其103页的官方Technical & Competition Rules文件中并未直接提到DSD人群或跨性别，而唯一明确提到跨性别者（transgender）和非典型性别发育者（DSD）的IBA官方文件是其IBA Organizational Regulation关于医学委员会（Medical Committee）职责的要求，其第f条指出医学委员会应在跨性别者和非典型性别发育者问题上协助IBA（support IBA with respect to transgender athletes and athletes with disorders of sexual differentiation.）至于怎么协助、是否会协助IBA制定涉及多元性别者的管理细则等并未披露。 尽管IOC把制定性别分组细则的权力交给各个体育赛事协会，但很多项目不光缺少对多元性别者的研究，本身对女子组项目和女运动员表现的量化研究也不足，这就导致了无法为制定严格的量化标准（如睾酮、性生殖器发育水平等）提供充分的论据。
对比IBA反兴奋剂/禁药的测试要求，其性别检测即使在官方文件中也存在大量模糊性（在《反跨猎巫与不透明性别筛查下的“性别争议”女运动员们》中提到过其Technical & Competition Rules中gender eligibility test的问题，这里不再重复），仅检测机构和资质方面就存在很大差距。
在Technical & Competition Rules的术语解释部分就明确提出对反禁药测试“Testing Authority”的规定，即哪些协会有资格去进行该测试；以及“Results Management Authority”（反禁药测试的结果由哪方管理）和“Sample Collection Authority”（反禁药测试的采集样本由哪方管理）。但在涉及gender eligibility test的时候，IBA对检测机构的用词是“selected/independent laboratory”(IBA指定的或独立的实验室)，这一用词在其下达处分的工作报告、赛事规定以及官网声明中多次出现来指代对两名女运动员进行性别检测的机构，直到遭受IOC质疑后在去其8.5声明中才终于披露两家实验室分别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 Sistem Tip 实验室和印度新德里的Dr Lal PathLabs。尽管权威掌握了关于测试的最终解释权，但对比反禁药测试的规范化和明确职责，在文件中无规范、无流程需要靠一年后的声明紧急找补的gender eligibility test，其权威性也因此打了折扣。
国际田联目前是在gender eligibility test细化规则方面走在竞技体育最前列的，尽管这些规定仍然有导致DSD（非典型性别发育）女性职业生涯受阻的副作用。
在2006年，国际田联针对可能有“性别争议”的女选手组织专门的性别分化测试（由妇科、心理学、内分泌科、性别问题的专家共同组成检测小组），其中将睾酮纳入测试标准，允许未通过测试的选手在通过激素、手术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满足睾酮低于10 nmol/L的标准来参加女子组比赛。
2011年国际田联列举出因先天性别发育问题而导致睾酮检测异常（睾酮/雄激素水平超过检测标准值）的多种症状，其中包括：
特纳综合征（染色体为45条染色体，一条X染色体部分或完全缺失，导致性腺发育不良，一般身材矮小无月经），
雄激素不敏综合征（染色体XY，外生殖器为vagina，睾酮水平低于男性；克罗地亚07年有一女性案例是有生育功能的），
先天性肾上腺增生症（染色体为46XX的患者因睾酮过高在青春期后或青春期提前时其性征男性化，多毛，无月经等；染色体为46XY的个体取决于醛固酮缺乏程度，会出现色素沉寂、阴茎增大或男性化分化发育迟缓的情况）。
高雄激素分泌症（或称高睾酮血症，染色体XX）；
- 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最常见的女性雄激素过高症状，因此国际田联当时的睾酮标准值是根据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女性的睾酮水平加上另外 5 个标准差来设定的，即 10 nmol/L）
在国际田联2011年的新标注中，又纳入了卵睾综合征（同时拥有完整的卵巢和睾丸组织，染色体46XX/46XY 嵌合体）、肾上腺皮质癌（Adrenocortical carcinoma，导致糖皮质激素和睾酮分泌过多，出现库欣综合征和男性化等症状）、以及妊娠黄体瘤（Luteoma，孕期体内睾酮水平增生，会导致胎儿成为DSD人群的概率增加）等。
以上的非典型性别发育症状中既有XY染色体也有XX染色体还有非46条染色体的情况，可见性别非典型发育者的染色体和性腺、性激素分泌等呈多样化，但ta们仍然被指派归类在“非男即女”的性别身份中，而竞技体育的准入检测经常使得这些染色体-性腺-性生殖器-性激素等性别分化指数并非一致对应二元性别身份的人遭遇“身份危机”。因此，在这一阶段，国际田联已经避免使用性别检测/性别身份筛查等字眼来描述这一测试，转而使用更能反映检测内容的睾酮测试等名称。然而，由于量化研究样本选择和条件的不同，即使同样是田径运动项目，地方田径协会与国际田联采用的睾酮标准参数及对待非典型性别发育情况的处理方式也有差异。比如2013年印度联邦田径协会的规定将高雄激素（高睾酮）水平的女运动员纳入严格限制范畴，声称她们天生的激素水平使她们相对其他女性具有显著竞技优势，并将国际田联规定的 10 nmol/L降低到2 nmol/L，这导致XX染色体但高睾酮血症的100米短跑女选手 Dutee Chand 被剥夺了女子组参赛资格，她不被允许参与2014英联邦运动会。
此后，她经历了两年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的上诉后最终胜诉（因为印度联邦田联和国际田联提供的材料和数据不足以证明对高睾酮血症的限制这一规定的合理性，即无法证明她能因此获得显著竞技优势），她重新获得参与女子100米跑的资格，她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上获得银牌，在2019大运会上夺冠。
与印度选手Dutee Chand相比，南非田径名将 Caster Semenya 与国际田联的矛盾就没那么好解决了，从09年起她就被要求接受强制性别检查（当时通过了外生殖器筛查），并且要求她通过使用药物控制内源性激素水平至10 nmol/L以下，此后的十年间她的职业生涯在与国际田联的官司和博弈中艰难前行。2017年，国际田联提供了关于内源性雄激素（非使用外来药物）与精英田径运动员竞技表现的关系的量化研究（Serum androgen levels and their relation to performance in track and field: mass spectrometry results from 2127 observations in male and female elite athletes）作为指定新规的依据，发现大部分田径项目的竞技表现不受内源性睾酮水平影响，但对 400 米、400 米栏、800 米、链球和撑杆跳有影响。2018年新规将睾酮水平降低到5 nmol/L ，并且修改了受限制的性别非典型发育症状名录，删除多囊卵巢综合征，将其限定为先天性肾上腺增生症、5α-还原酶缺乏症（Semenya的症状，染色体XY，睾酮水平低于男性，阴茎等外生殖器发育不全，尿道下裂，常在出生时被判定为女性）、部分雄激素不敏综合征、卵睾综合征、17β-羟基类固醇脱氢酶 III 缺乏症（染色体XY，睾酮水平低于男性平均值，青春期前外生殖器发展迟缓，睾丸一般在体内）和任何其他涉及性腺类固醇生成障碍的 DSD。越明确、具体的规定，意味着该体育赛事对多元性别发育者和女性竞技的研究在不断深入和细化，尽管这些细化同样也伴随着对其有效性（比如样本容量等）的质疑。Semenya对国际田联睾酮规定的上诉，也能看到体育协会作为管理竞技体育的权威gate keeper，如何起到将非典型性别发育的女性拒之门外的作用。试想一名女运动员从小作为女性长大、训练、参与女子组比赛，在成年后的某一天突然被体育协会告知自己没有通过性别测试（无论之前是否通过了相关测试），被媒体铺天盖地地质疑“不是女的”，而大部分的质疑声音并非基于客观的检测报告而是她们外貌举止是否符合“女性气质”，她们被不断要求剖腹证粉提供各种医学记录来证明自己的女性身份，以及证明不存在相较其他女性的竞技优势，这对于她们的职业生涯而言是沉重的打击。像JK罗琳等社会精英人士指责参与女子组比赛的非典型发育女性是主观“作弊”吃红利行为，是在回避间性别者在二元分化的性别登记系统中的困境：当她们出生时按照外生殖器被登记为女性时，她们理所当然作为女性长大，顺理成章参与女子组。而当她们接受生殖器以外的性别生化指数检测时（如睾酮、染色体等），她们被体育协会取消了参与女子组的资格，她们被指责不是“合格的女性”，但她们无论从自我认同还是社会登记的性别身份都不是“男性”，她们成了竞技体育中丧失容身之处的边缘者。更何况被国际体育组织基于睾酮原则取消资格的有大批是来自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有色人种女性，比如2021年东京奥运会期间受限制的女子400米和800米运动员，全都是来自非洲的黑人女性，包括来自纳米比亚的 Christine Mboma 和 Beatrice Masilingi，尼日尔的Aminatou Seyni，南非的Caster Semenya，肯尼亚的 Margaret Wambui 和布隆迪的 Francine Niyonsaba。当体育协会制定了排除她们的规则时，理应由协会提供研究论据证明这些女性与生俱来的生理特征确实使她们具有同其他女性相比明显的优势，而不是由被驱逐者自证不存在某些优势。应当证明这种优势与非典型性别发育有关，且排除了后天训练条件等导致的个人身体指标差异。然而现状是，由于种族、性别、（所代表的）国家/地区在世界格局中的等级地位，使得这些来自欠发达国家/地区的有色人种女性远离建立新审查规则和制度的权威，她们不是那些新规则制定前量化研究的对象，但她们内源性的性别发育被后来的准入规则和排除她们在外的权威判定为“失格”，“竞赛公平”成为建构这一权力不平等格局的幌子。相比之下，男性选手在男子组任何与生俱来的身体素质条件都不被视为需要审视、筛查乃至外用药物或手术来抑制的“竞技优势条件”（禁药检测是不分性别的），其男性身份和个人名誉也不会因此遭受媒体、对手和民众的攻击。在1986年Maria José Martínez-Patiño之前的DSD女性选手们，由于个人声量与体育协会权威之间的悬殊差距，在被检测出“性别问题”时大多选择黯然退役从此远离竞技体育，但在她之后DSD女选手们开始了漫漫维权的道路，她们的发声一方面让公众看到了性别多样发育的复杂性，也在推动着竞技体育领域对女子项目、多元性别表现的量化研究发展，而不是基于“男强女弱”的刻板印象将女子组当作男子组的弱化版本。Bermon, Stéphane. and Garnier, Pierre Yves, 2017, Serum androgen levels and their relation to performance in track and field: mass spectrometry results from 2127 observations in male and female elite athletes, 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2017, Vol.5, No.17, 1309-1314.Bowman-Smart, Hilary et al, 2024, World Athletics regulations unfairly affect female athletes with differences in sex development,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2024, Vol. 51, NO. 1, 29–53.Martowicz，Magali et al, 2023, Position statement: IOC framework on fairness, inclusion and non-discri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gender identity and sexvari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2023 January, Vol. 57, No. 1,27-32.Karkazis, Katrina. and Jordan-Young, Rebecca M., 2018, The Powers of Testosterone: Obscuring Race and Regional Bias in the Regulation of Women Athletes, Feminist Formations, Vol. 30, No. 2 (Summer), 1–39.此文为原作者整理版，原文可复制以下链接到浏览器访问：https://weibo.com/7436179338/5067040851233261#repost「坏酷儿厨房Bad queer cook」扮演的是你的赛博坏酷儿邻居，希望可以有更多机会分享坏酷儿和朋友们的对话和思考，就像我们可以有机会见面一样。我们关注在主流语境中常被误解的神经多元（孤独症谱系、ADHD等）与性多元（LGBTQ+）议题。未来可能会涵盖的内容包含：酷儿艺术/边缘生命体验书写/边缘社区工具包翻译文本/线下线上活动招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