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黄论坛】中医固有逻辑思维与现代逻辑思维有何异同？谈谈中医思维方法体系的逻辑化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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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医思维问题一直是热点的话题。中医的“守正创新”中，守思维之正是应有之义。为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人们一般把意象思维、系统思维、直觉思维等归属于非逻辑思维的部分，作为中医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以此凸显中医学的特色，并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成果不可谓不丰。

然而，在关于中医思维一些基本概念和关系问题上，仍然存在诸多认识上的混乱，例如思维与哲学观念是什么关系，思维方法与思维方式有何区别，中医思维究竟如何分类，中医固有逻辑思维与现代逻辑思维有何异同，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在中医思维中的地位和关系究竟怎样？如此众多的困扰，反映在中医思维研究中，存在着基本概念不清、逻辑混乱的问题，更说明其存在全局性、系统性顶层研究缺乏的问题。因此，开展具有全局性、系统性的中医思维方法体系研究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比较完善的中医思维方法体系，这将对中医理论和临床的进一步传承创新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

在体系构建之前，需要做一项艰巨的基础性工作，即对中医思维的概念、关系、分类、体系框架进行比较彻底的逻辑化工作。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邢玉瑞长期从事中医思维方法的研究工作，其新作《中医思维方法（方法体系卷）》不仅是对其20余年研究成果的汇总，更是一次学术层面上质的提升。笔者认为，对中医思维从概念、命题、模式到系统框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逻辑化工作，是该书杰出的成果之一。

现代逻辑学是专门研究思维的学问，离开了逻辑学进行思维的研究是不可能的。中医思维研究概莫能外，需要逻辑学的知识和方法，要求研究者具备较好的逻辑学素养。

然而，由于传统的原因，中医素来缺乏对“思维”本身的研究，直至近代，并没有形成关于中医思维的系统理论或学说。在西方，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始，逐渐形成了一种研究思维形式、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的逻辑学，并且对西方科技包括西方医学的发展有着根源性的影响。中医在借鉴和汲取西方医学科技成果时，往往重视自然科学方面的成果，却忽视了对西方医学背后的哲学和逻辑学成果的学习与借鉴。总体而言，中医从业者在知识结构和学术素养方面，现代逻辑学的训练普遍较为薄弱。缺乏西方逻辑学知识，可能导致中医问题的现代阐释出现偏差甚至错误，这无疑是中医思维研究中出现各种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该书的前言部分透露了作者的写作指导思想，其中论述了4个问题，分别是“明晰相关基本概念”“掌握逻辑思维基本方法”“全方位开展思维方法研究”“多学科开展思维方法研究”。前两个问题属于逻辑学的范畴，针对中医思维研究领域存在的概念内涵和外延不清晰、概念间关系不明确、推理不严谨，以及思维泛化、研究结果玄虚化倾向，特别是脱离中医临床实际等问题，作者强调中医思维方法研究应该补上逻辑学基础知识这一课，以夯实研究基础。

中医思维研究，在追寻脑神经科学、信息学、心理学、认知科学之外，还要注重哲学、逻辑学学科的研究前沿和热点。在归纳中医的六大思维方式时，作者特别将逻辑思维列为第三大思维，并用较大篇幅详细介绍了基本逻辑学及其在中医学中的应用，体现了作者试图通过逻辑化的方法来解决中医思维研究中的难题。

逻辑学认为思维遵循一定的规则和规律；违背这些规则和规律，即便是最出色的思想和观念也会在混乱的语言中迷失。因此，中医学者在认识中医思维时，必须补上逻辑思维这一重要课程。今天，注重逻辑思维的价值在于，它有可能成为中西两种文化背景下医学沟通的新桥梁。如果中医问题的新阐释能够以清晰的逻辑来呈现，讲述中医故事，就更容易获得全球的认可。

学界对逻辑学的忽视不仅表现在现代逻辑知识和素养的缺乏上，还体现在对中国传统的逻辑学知识了解甚少。墨家作为曾经与儒家并列的显学，其创立的中国传统逻辑深刻影响了当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对中医理论的建构和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逻辑思维方面，墨子明确提出了“类”“故”“理”三个核心概念，并强调逻辑推理首先要“知类”“察类”。后期墨家提出了相当于三段论的推理形式。因此，如果我们缺乏对传统逻辑思维的理解和认识，可能就无法准确把握中医文献中文字语言的含义，也无法清晰地掌握中医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基本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对此，本书作者在认同不同文化和语言中都存在逻辑思维的同时，强调“逻辑作为一个知识体系，总是某个时代、某个民族乃至某些个人的产物，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带有某个时代、某个民族和某些个人的特点”。该书特别对中医逻辑思维的特点进行了专题讨论，分析了中西方逻辑的异同及其各自的优劣。书中强调了中医学传统逻辑思维的特殊性，将其特点概括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并存，尤其擅长于辩证逻辑，以及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共用，其中形象思维的色彩尤为浓厚。这样的概括是比较准确和客观的。

在具体阐述上，该书以现代逻辑学基本要素为纲，即围绕概念、命题、推理进行展开，深入分析了中医概念、命题和推理的特点。书中提炼出了中医概念的多相性和具象性、中医命题的类比化，以及中医推理的模型化等特点，从而凸显了中医逻辑思维的独特性。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提到的“逻辑化”不是指完全采用现代逻辑学及其严密的形式，而是指借鉴逻辑学的基本精神和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清晰化”“理性化”处理，体现在语言文字上就是尽可能地接近准确、规范和自洽。

人的理性思维与逻辑思维是相一致的。在理性思维的过程中，人们能够自如地运用逻辑思维。逻辑化的语言表达，正是思维理性化的一种体现。理性方法要求“逻辑化、规范化、系统化、条理化”，其中“逻辑化”是其他“三化”的前提，没有“逻辑化”，规范化、系统化和条理化也就无从谈起。

鉴于中医思维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现代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将中医思维方法体系逻辑化是一项极为重要但也非常艰巨的任务。该书在中医思维方法体系逻辑化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关系紧密、层次递进的三个方面。

明确中医思维中若干重要概念及其内涵与外延是至关重要的。概念是构成理论的基本单元，但由于中医概念多采用自然语言表述，带有文化特性，这导致了模糊和歧义的问题。因此，中医理论研究应重视概念的逻辑统一性。因此，在论述中医思维时，作者并没有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惯常套路入手，而是首先廓清思维概念、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概念、联系与区别。在此基础上，自然过渡到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及其特征的阐述，进而深入讨论中医思维方式和方法的概念，实现了在中医思维问题上重要概念的逻辑统一。

以“象思维”一节为例，可以看出作者在“逻辑化”方面的努力。象思维被视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并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关于象思维的具体含义，各方观点并不统一。

作者首先从“象”的逻辑概念和分类入手，根据人类思维要素的构成及其结果，将“象”分为客体之象、工具之象和认知之象。其中，客体之象类似于概念思维中的现象，工具之象是思维工具作用于对象的中介，而认知之象则是思维活动的结果。在此基础上，作者将象思维的概念界定为“以客观事物自然整体显现于外的现象为依据，以物象或意象（带有感性形象的概念、符合）为工具，运用直觉、比喻、象征、联想、推类等方法，以表达对象世界的抽象意义，把握对象世界的普遍联系乃至本原之象的思维方式”。这一定义不仅包含了象思维作为思维方式的固有属性，还体现了其区别于其他思维方式的“以象说象”特征。

通过与具有类似思维成分的“抽象思维”“类比推理”进行对照区分，作者比较成功地完成了象思维的逻辑化定义。不仅如此，作者还进一步探讨了象思维的基本模式，将其概括为取象类推模式、归纳演绎模式、据象辨证模式和以象体道模式。作者试图找到一种不依赖于思维对象具体内容的普遍性模式，这就是一项重要的逻辑化探索。“如果说概念是形式逻辑思维的细胞，那么也可以说‘象’或具象性概念为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医学思维的要素。”

明确思维概念之后，基于解决思维复杂外延问题而确定思维分类。

一是要梳理思维方式与思维方法之间的关系，明确二者的联系与区别。

该书从五个方面清晰阐述了思维方式与思维方法之间的联系：其一，思维方法作为构成思维方式的实质性因素，在思维方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二，思维方式是思维方法遵循一定的思维逻辑或规则联结成的一个整体。其三，思维方法的丰富内容为思维方式的多样化奠定了基础。其四，思维方法是形成现实思维方式的运行机制。其五，思维方法规范、制约着具体的思维运动，体现和规定了思维方式运行的路线，并且往往是思维方式整体转换的前提。

至于二者的区别，思维方式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它在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中表现出自发性和习惯性。而思维方法则是为实现特定目的而自觉运用的技巧或方法，因此，思维方法的改进或变化可以通过培训获得，而思维方式的改变则需要实践方式发生深刻的变化。

二是梳理思维与哲学基础的关系。

人的思维与哲学观念关系密切，不同的哲学观念会孕育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及其特点。正是由于这种密切关系，人们在认识上容易犯混淆的错误，如将“天人合一”与象数思维混为一谈，将“形神合一”的观念误认为是一种思维模式，或者将阴阳五行学说与辩证思维混同。实际上，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哲学基础，而后者则是前者在思维层面的具体表现。

在“中医思维方法哲学基础”一节中，作者详细辨析了哲学基础与思维方式方法之间的关系。例如，从“天人合一”的观念导出“象思维”和“直觉思维”；从“道法自然”导出“顺势思维”；从“气一元论”导出中医思维重视整体性、直观性和动态性的特点等。这样的分析使得中医思维方法的哲学基础和其思维方式方法之间的联系脉络清晰。

三是梳理象思维和其他思维的关系。

一段时间以来，象思维、意象思维或象数思维被视作中医最核心、最重要的原创思维，受到了重点关注甚至热捧，导致大量中医思维研究成果集中于象思维，而忽视了其他思维方式方法的研究，或认为它们不重要。作者认为这是一种误导，“夸大了象思维在中医学中的价值”。书中引用学者方克立的观点，认为中医思维不是唯象思维，而是要重视察类、求故、明理的逻辑思维在中医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中医思维是一个包含感性经验思维、理性逻辑思维和悟性直觉思维等多种方式互相交织、互相补充的复杂系统。因此，作者提出，在明晰中医思维方法体系的基础上，应开展全面、系统的研究，而不是仅仅偏重于某一方面。

四是梳理理论思维与临床思维的关系。

一般而言，所谓的中医思维通常偏重于理论层面的思考，而在具体面对患者和疾病诊疗时，医生进行的诊察、分析、判断和决策则属于临床思维。那么，这两种思维之间的关系如何？区别在哪？这些问题往往被忽视，甚至有人直接用象思维、逻辑思维的概念来描述临床思维，这实际上是不严谨、不准确的。

事实上，临床思维是指运用层面的思考活动，是将理论思辨落实到具体临床诊疗活动中的思想过程。“实质上是各种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的综合运用”，概括该书关于临床思维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临床诊疗模式，如辨证论治模式、辨体—辨病—辨证模式、辨病—辨证—辨症模式等；二是诊断思维，如四诊合参、辨证思维等；三是治疗思维，如诊疗决策、治则治法、组方用药、实施与反馈等。这样的划分及其分析，清晰地展现了一般意义上的中医思维与中医临床思维之间的关系和区别。

当中医思维在理论上概念不明确、关系不清晰时，研究中医思维问题就会出现碎片化和多歧义的弊端。这种情况是由于整体的、系统的中医思维方法体系构建滞后所造成的，它成为目前中医思维研究进一步深入的障碍。这种滞后，主要是因为中医思维的诸多概念以及各种关系和分类尚未明晰，正如作者书中所强调的：“中医思维方法体系框架的构建与思维的分类有关，而思维分类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与思维的定义紧密相关的问题，也是一个明确思维概念外延的复杂逻辑问题。”在明确概念和确定分类基础上，对思维的方法体系进行逻辑自洽的框架搭建就成为了可能。

搭建该体系框架搭建的思想基础，或者说指导思想，作者从7个方面做了概要的规定。一是问题境域——日常生活世界；二是认识论基础——“天人合一”中国传统哲学；三是逻辑起点——关系；四是思维要素——象思维等；五是方法——模式推理；六是特征特点——整体、体悟、直觉、辩证；七是旨趣——追求天人、形神、气血、阴阳和谐。这确保了现代意味浓厚的体系框架中仍然保留了浓厚的中医特色。

体系框架分为哲学观、思维方式与方法、中医临床思维三大版块。最顶层是哲学观，主要包括天人合一、气一元论、道法自然、恒动变易、中和协调、形神合一、常变相关，规定着思维体系的位置和方向。把思维分出横向的理论思维和纵向的临床思维，其中理论思维又分为思维方式（经验思维、象思维、逻辑思维、系统思维、直觉与灵感）和思维方法（比较与分类、分析与综合、求同与求异、正向与逆向、隐喻思维、顺势思维、溯因思维、决策思维），理论思维的方式方法组成了思维体系中的核心内容。临床思维则含诊疗模式、诊断思维、治略思维、制方用药思维、治疗实施与疗效判定思维、辨误思维、救误思维，是对理论思维方式方法在临床实践中的综合运用。因此，三大版块并不是孤立的，版块之间的逻辑联系与互动通过观念、理论、知识，最终在临床诊疗实践中得以实现与展开。

人的理性思维与逻辑思维是一致的，人们在运用理性思维时，能够自如地运用逻辑思维。逻辑化的表达方式反映了思维的理性化。逻辑学促成了科学的诞生和发展。逻辑化的中医思维及其方法体系的构建，能否成为促成中医理论具有时代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先锋呢？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中医思维是中医之魂，中医要实现复兴，作为灵魂的中医思维研究有必要打扫干净屋子，重新开始。中医思维研究面临多元、复杂的现实，逻辑化的中医思维及其方法体系的构建，不可能解决中医思维所有问题，但至少《中医思维方法（方法体系卷）》踏出了坚实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