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吕炳奎百年诞辰！王国强、张伯礼、孙光荣、施杞、严世芸、 苟天林在吕炳奎学术思想研讨会上发言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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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4年是吕炳奎诞辰110周年，吕炳奎同志是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医司令”。近日，在吕炳奎的故乡上海嘉定，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上海市中医药学会主办，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嘉定区卫生健康委承办，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上海市中医药管理局、上海市嘉定区政府指导的吕炳奎学术思想研讨会在上海市中医医院举行，旨在缅怀、纪念吕炳奎，学习和弘扬其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更好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

中华中医药学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 王国强

吕炳奎同志1914年出生于上海嘉定，他少年学医，跟随名师，医术有成。后弃医从戎，英勇抗战，驰骋海防，屡建奇功。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重返医门，担任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党组书记，不久他又临危受命，进京组建卫生部中医司并担任司长，他以要“为中医讲话，为中医事业工作”的铿锵誓言，领导中医界为保护、传承、发扬祖国医学宝库作出了卓越贡献。吕炳奎同志当之无愧地被誉为新中国中医事业的领导者和奠基人。

吕炳奎同志是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还曾担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务，他为推动中华中医药学会的组织建设和中医药学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吕炳奎同志具有深厚的中医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他的学术思想涵盖了中医理论研究、中医临床实践、中医文化传承以及中国哲学探讨等多个方面。

吕炳奎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和中医药事业呕心沥血、拼搏奋斗、鞠躬尽瘁的一生。他的杰出贡献深深镌刻在中医药发展的历史丰碑上，永远铭记在广大中医药人的心中。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优良作风和奉献精神，永远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并发扬光大。

我们纪念吕炳奎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坚定理想信念，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政治品格。我们要以吕炳奎同志为榜样，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倾听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呼声，了解广大中医药工作者的心声，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

我们纪念吕炳奎同志，就是要学习他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真理、务实作为的求实精神。我们要以吕炳奎同志为榜样，深入研究和解决制约中医药发展的重大体制、机制和政策问题，不断完善和提升中医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我们纪念吕炳奎同志，就是要学习他重视人才、培养人才的崇高品德。我们要以吕炳奎同志为榜样，坚持中医药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坚持人才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第一资源，深化中医药教育综合改革，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医药院校教育，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和人才成长途径，健全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重视发现、培养和推荐中青年中医药骨干人才和优秀传承人，努力开创中医药人才工作新局面。

我们纪念吕炳奎同志，就是要学习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我们要以吕炳奎同志为榜样，坚持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发挥中医药整体医学和健康医学优势，在坚持中医药的思想精髓、原创思维和诊疗方法特色优势的基础上，推动中医药与现代科学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融合发展，奋力打造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卫生健康发展的模式。

我们纪念吕炳奎同志，就是要学习他淡泊名利、严于律己、医者仁心的优良作风。我们要以吕炳奎同志为榜样，做大医精诚、大爱无疆、仁心仁术的模范，始终保持清正廉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 张伯礼

吕炳奎的学术思想主要是气化说，提出包括神气统一论、气化论等，在具体治疗上，他重视脏腑学说，重视脾肾，善用温阳。

吕炳奎对于教育的贡献，我印象更深。1962年调整精简时期，有关部门曾打算将各地中医学院大大压缩。吕炳奎时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认为这样做对发展中医事业极为不利，特写信向周恩来总理反映。周总理当即指示有关部门重新考虑，作出了中医学院不动的决定，使中医学院得以继续兴办和发展。这是吕炳奎对中医药教育很重要的贡献。吕炳奎总是慷慨地为中医说话，在那种历史背景下，中医是弱势群体，如果没有声音就很可能被边缘化。

现在是中医药发展的黄金期。而中医药的发展，我认为当前有两项重大任务：一是循证评价，传统医药要被广泛接受依赖于疗效的肯定，必须拿出科学的研究方法来；二是中药的新质生产力，特征就是创新、绿色、高值。中药的发展在中医。我们要拿出更多的循证证据来让世人接受，产业方面一定要达到现代化产业水平。当然，中医药需要完善的其他方面还有很多，包括标准建立、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但我提出的这两点是当务之急，是中医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

国医大师 孙光荣

“吕”的寓意是“脊梁”，“炳”的寓意是“光明”，“奎”的寓意是“忠厚”，人如其名。我与吕炳奎先生相识是42年前。我是在担任衡阳会议秘书组副组长时，于1982年4月15日在湖南衡阳拜识吕炳奎的，在协助他会议期间相关工作时，得到其关心和指导。嗣后，在光明中医函授大学创办、制订教材编写方案、光明函大湖南分校建立和辅导教材编写以及商讨开创现代中医师承教育、发掘民间中医方药方术等的历程中，得到吕炳奎的信任。

我们中医人应当如何纪念和学习吕炳奎？我认为，认真学习吕炳奎精神，重在学习其具有的“三真”。

第一，是“真诚”。吕炳奎爱党、爱国、爱人民、爱中医、爱事业、爱人才，都是真正忠诚的，是刻在骨子里的、发自内心的，他喜怒忧思都表里如一，不伪善、无隐晦。记得在创办光明中医函授大学期间，曾遭遇一定阻力。有一次我正好在他身边，看到他怒发冲冠、竖眉瞪眼的样子，唯恐他怒火伤肝，就劝他缓一缓，另谋良策，暂时不必对着干。他猛拍桌子，怒吼道：“不行！你那是秀才之言、书生之谋。这跟打仗一样机不可失，缓什么缓？培养民间中医的事等不得！”这种有使命感、有责任担当的情怀，值得中医人学习和继承。

第二，是“真谋”。吕炳奎被誉为“中医司令”，确实是具有统筹、指挥的威严与才能。记得衡阳会议期间协助他工作时，我深刻体会到其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深谋远虑。在起草会议相关文件时，吕炳奎指明了重点，他提纲挈领地说：“这个会议重要性在哪里？在于会议是中医药救亡图存、致力复兴的会议！文件的关键是什么？是要突出崔月犁部长提出的3个重点。第一个是中医药事业今后怎么发展？第二个是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这三驾马车怎么驾驭？第三个是中医院校和医院今后怎么办？”按照吕炳奎的指示，以时任卫生部部长崔月犁讲话为蓝本，经过深入研讨，衡阳会议指明了中医药事业发展方向，完整地、明确地提出了“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药优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指导方针。将中医院和高等中医药院校建设纳入卫生部计划，明确提出大力加强中医药的队伍建设和机构建设是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必备条件。

第三，是“真干”。他提出的太极阴阳论、天人一体论、神气统一论、气化论等学术理论，不仅丰富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也为中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吕炳奎不仅真诚真谋、善谋善断，而且身体力行、带头真干。他的学术思想和医疗实践，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学术成就，是我们学习和继承的宝贵财富。

国医大师 施杞

吕炳奎享年90岁，走过了光辉的一生。他15岁拜师学中医，19岁开业行医。1938年淞沪会战后，24岁的他决心参加革命，成为苏南抗日游击队司令，经常以中医身份掩护革命活动，被群众亲切地称为“中医司令”。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江苏省卫生厅厅长。1956年奉调中央卫生部组建中医司，成为真正的中医司令。吕炳奎既是一位有着丰功伟绩的革命前辈，同时也是我国中医事业振兴发展的开拓者，更是一位英勇无畏的旗手。他在领导和推进我国中医事业发展中身体力行，作出了许多历史性贡献，创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财富，时至今日依然是指引我们前进的明灯。

吕炳奎在领导我国中医工作的数十年间，一直坚持“机构建设为基础、学术发展为生命、疗效特色为优势、人才培养为关键、法律保护为保证”，使我国的中医事业从衰亡到新生，从艰难到振兴，不断开创新局面。

实践证明，中医医教研各类机构的建设是中医事业万丈高楼的基础。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吕炳奎任职江苏时，就在全省各市县普遍建立了中医医院。1955年他主政中医司时，当时全国的中医事业在经历了国民党政府几十年的摧残后，又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贺诚、王斌的打压，已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吕炳奎大力推动全国中医机构建设，在综合医院建立中医科，在县市建立中医院，让散在全国的中医人员进医院，有了自己的家园。他建立中医学院，组织西医学习中医，在较短的时期内，在全国初步建成了一批中医医教研基地，形成了一批为中医事业而奋斗的中医药专业人员队伍。

1978年，在吕炳奎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发布了56号文件，1982年“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就为依法保护中医、依法办中医提供了基本遵循，为后来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各省市颁布中医条例乃至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开辟了道路。各地中医事业开始万物复苏，但也出现中医西化的倾向。吕炳奎运筹帷幄，在时任卫生部部长崔月犁的支持下，于1982年4月16日在湖南衡阳召开有关中医药事业发展方向的专门会议，史称衡阳会议。这是卫生部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药院校建设工作会议，开启了中医复兴的新里程，具有里程碑意义。

抚今思昔，当下的我国中医事业已是别有一番天地。截至2023年，我国已有中医医院6175家、门诊部诊所8.6万多家、病床173.2万张、中医工作者104万。面对这样的大好形势，此时此刻，我们更加缅怀吕炳奎为我国中医事业呕心沥血所建立的丰功伟业，我们要以其为榜样，为再创中医药事业新的辉煌而奋斗。

北京中医药大学访问学者 苟天林

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提出了加快中医人才培养的迫切要求。1984年，在已担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的吕炳奎和一批老中医推动下，经领导部门批准，《光明日报》与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华全国中医药学会、北京中医学院、国家药典委员会，以及北京、山东、四川、辽宁等省、市医疗卫生部门，多方协商，提出了联合筹办中医药函授大学的意见。

1984年3月，中医界一批著名专家、教授和领导干部，在光明日报社召开了发展中医函授教育、加快中医药人才培养座谈会。参加会议的吕炳奎和多位省、市专家，列举了当时中医人才匮乏的多种情况。例如，当时全国有10亿人口，中医从业人员仅有30多万人。以中医人数最多的四川省为例，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20多年间，中医人数逐年下降。据统计，1982年，四川省只有4.1万余名中医，比1959年减少了35.2%。而在此期间，中医服务的人数，却从6600万人增加到了一亿人。另一方面，全国24所高等中医院校1978年扩大招生，1983年毕业生总数也不过8000多人。在此情况下，多渠道培养中医人才，是适应群众对中医需求的一项有效措施。

历经紧张筹备，“培养目标明确、课程设置合理、师资力量雄厚”的光明中医函授大学（后更名为“光明中医学院”），于1984年12月18日在北京成立。1985年5月21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首届开学典礼。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到会致辞。光明中医函授大学及分校教师、学员代表千余人出席。

短短几年间，光明中医函授大学在全国各地组建了33所分校、近200个辅导站，组织形成了由300余位中医专家、教师组成的教学队伍，编写了具有中医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中医药教材30余种（共37册1200万字）。建成了以北京为中心、覆盖全国的中医三级教育网络，并在国家相关部门支持下，形成了具有中医特点的人才考核制度。光明中医函授大学和后来的光明中医学院，先后毕业学员3万余人。毕业学员多数在农村和城镇基层就业，深受群众欢迎，成为当地名医；有一些学员走上了领导岗位，担任当地卫生部门领导、医院院长；还涌现出了多位卓有建树的领军人才。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泰国、印度尼西亚，都有光明中医函授大学的毕业生从事医疗活动。

如今，光明中医函授大学和光明中医学院，已成为过去；但是，以吕炳奎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医前辈在创办光明中医函授大学过程中，所凝聚、形成的担当品格、责任意识，以及在教学和育人实践中，所展现、表达的深邃智慧、奉献精神，一定会在中医药事业振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放射出新的光彩。

国医大师 严世芸

中医学的发展离不开党中央的支持和全社会的 共同努力。随着经济和时代的发展，中医学面临新的挑战，如安全性、高质量发展、人才竞争和教育竞争等问题。

近年来我们通过世界卫生组织，中医药学术思想、术语等得以向全世界传播。中医学需要与现代医学理论联动和联合，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吕炳奎当年在工作中特别强调，要坚定不移地以各种渠道，遵循中医药自身规律培养名副其实的中医药人才。当年他创建了新中国第一所中医院和中医进修学校，培养了一批中医人才。当今语境下培养的中医人才，应具备与现代科技领域对话的知识结构，有能力将中医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中医人才需具备对人民的深厚情感，才能在中医学领域取得更大成就。因此，中医教育应注重个性化发展，培养批判性思维，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要强调人文素质，将人文教育与医学教育相结合，提升学生的学术素养和人文情怀。

此外，我们要进一步推行“5+3”教育模式，改革与升级原有教育体系，构建医教学科教学体系，推进“三教”改革成果转化。充分利用综合大学的教学资源，实现多学科交叉融合，构建多途径培养中医药人才的教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