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房地产救市的号角已然吹响,未来的楼市风向标——房价,究竟是反弹上涨还是继续回落?当前多数人倾向于房价步入调整期,他们认为,历经二三十载的房地产黄金时代,我国楼市已步入资源相对充裕乃至略显过剩的新阶段,加之房价严重偏高,自然引发回调预期。
然而,亦不乏乐观派坚持房价上行论,其论据坚实:城镇化浪潮方兴未艾,广阔天地待开拓,每年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安家置业的刚性需求如同潮水般汹涌,为房价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更兼建筑材料与人工成本的水涨船高,房屋建造成本抬升,无疑为房价上涨增添了动力。双方观点,皆能自圆其说,各领风骚。
在笔者看来,房价的起伏跌宕,背后是错综复杂的因素交织。供需的天平、建筑成本的砝码,乃至政策调控的风向标,无一不在微妙地影响着房价的轨迹。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投资客群体,作为楼市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影响力不容小觑。他们之中,既有单打独斗的个体,更有组织严密的炒房团与深谙此道的企业巨头。
提及炒房,温州炒房团的故事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其足迹所至,房价应声而起,成为业界佳话。而企业炒房,这一更为隐秘而庞大的力量,往往被公众忽视。据不完全统计,仅是A股上市公司,便坐拥逾百万套房产,若以每套容纳三人计,足以容纳近四百万人口,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居住规模。试想,这还仅仅是冰山一角,众多未上市企业的房产持有量,更是难以估量,它们共同构成了楼市中最庞大的“隐形炒家”。
在这股炒房热潮的强推动下,我国房价历经二十多年的连续上涨,最终攀升至令人咋舌的“天价”水平。最新数据显示,尽管全国平均房价在过去两年间有所下跌,但截至2023年底,仍高达9600元/平方米。这一数字仅为平均水平,在热点城市,房价之高更是令众多购房者望而却步。
同时,全国百城平均房价收入比已达到9.2的警戒线,而在更为核心的七十个城市中,该比例更是攀升至13.3,这意味着居民需全家节衣缩食长达13.3年,才能触及购房的门槛。大城市的沉重生活压力让青年群体举步维艰,面对高昂房价,只能无奈叹息。
然而,在这一困境之中,市场却呈现出一种悖论:房屋供给非但未显稀缺,反而陷入了过剩的困境。原因在于少数人的贪婪,他们囤积房产,视其为赚钱工具,导致大量房屋空置,既不自住也不出租,只为在转售时获取暴利。加之房产数量众多,管理和维护都成为负担,出租更是变得无关紧要。
此行为无疑加剧了住宅空置率的上升,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西南财经大学的权威调研显示,早在2017年,我国住宅空置率已接近22%,意味着约有6500万套房屋空置无人居住。此后五年,楼市每年新增超700万套商品房,使得空置住宅问题愈发严重。
也就是说,我国房地产市场当前的一大悖论在于:多数城市住房供应看似充足,实则因投机炒作导致有效供给不足,房价高企难下,普通民众购房压力巨大。针对此现状,社会各界普遍呼吁,必须打破炒房者的囤积行为,释放市场潜力。然而,单纯依靠限购政策难以根治问题,因为炒房者总能找到政策漏洞。
对此,前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解决方案:实施空置税政策。他主张,通过设立一系列税收手段,对房地产市场的各个环节进行全面调控,特别是要针对那些长期空置的房产征收额外的税费,以此增加投机者的持有成本,迫使他们将房源投入市场流通,从而缓解供需矛盾,逐步降低房价。这一策略不仅直接作用于住房资源的有效利用,还预示着未来税收调控将更深入地渗透到房地产市场的各个层面,包括物业管理等领域,以形成更加健康、稳定的市场生态。
深入剖析仇保兴的言论,其核心聚焦于税收策略,尤为空置税之实施,此乃解决楼市症结的关键一招。其背后的逻辑清晰明了:诸多房地产发展先驱的发达国家,业已借助空置税这把利剑,有效遏制了住房高空置率的顽疾。数据为证,诸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日本与西班牙等国,纷纷祭出房产税大旗,且税率之高,令人咋舌。这些严厉的空置税政策,犹如一剂猛药,促使住宅空置率显著下滑。
以法国为例,其空置税制度之严苛,堪称典范。房屋一旦空置满一年,便需缴纳房价的十分之一作为税赋;次年加码至房价的12.5%;第三年更是攀升至15%……如此累积,若房屋闲置六年之久,所缴空置税竟足以另购同值房产一套,其震慑力可见一斑。此等高额税负,不仅限于法国,凡实施空置税之国度,税率普遍高企,令房屋空置成为经济上的巨大包袱。
试想,若出台空置税,炒房客自是不敢轻易让房产闲置,更不敢盲目囤房。毕竟,房产过多而未能有效出租,终将成为沉重的经济负担。由此,空置房源将被自然驱使进入市场流通,投资者面临抉择:要么积极出租,要么忍痛割爱。无论何种选择,都将有效激活楼市存量,促使房价与租金趋向合理,从而惠及广大民众的住房需求,逐步引导房价回归理性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