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驴，被严重低估

王及善（618年-699年），洺州邯郸（今河北邯郸）人。中国唐朝官员。

王及善初袭父爵邢国公。高宗时，累除卫尉卿。垂拱年间（685年-688年），历春官尚书、益州长史，以老病致仕。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契丹扰河北，王及善起授滑州刺史。临行备陈治乱之要十余条，武后留其为内史。时来俊臣系狱当死，武后欲赦之，经王及善谏后乃诛。又密助庐陵王（中宗）还立为太子。

王及善居官清正自持，临事不可夺。时张易之兄弟怙宠骄纵，王及善多次裁抑之，武后不悦，改王及善为文昌左相。天顺圣皇后圣历二年（699年），王及善去世。

在王及善有则轶事典故——驱驴宰相。说的是平凡俗陋、才能平庸的王及善官居右相，后又改为文昌左相，时人说他是“鸠集凤池”。他在位期间，无所作为，只作出一条规定，各部官员不准骑驴上班。为了实施这条规定，他派人终日驱逐，有时还要亲自参加，明代冯梦龙《古今谭概》（又名《古今笑史》）：

王及善才行庸鄙，为内，时谓“鸠集凤池”。俄迁右相，无他施设，惟不许令史辈将驴入台，终日驱逐。时号“驱驴宰相”。

“驱驴宰相”是对王及善在任宰相期间忙于赶驴这一行为的讽刺和戏谑，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其行为的不满和嘲笑。在这中间，不难看到，在王及善所处和唐代人们骑驴上班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否则宰相不会亲自去抓。为什么不去骑牛和马呢？这在于驴的自身优势，其饲养成本低，速度虽不及马，但远没有马娇气，而且似乎还要比马有耐力；而与晃晃悠悠的牛相比，驴的速度可以说是神奇的，而且，它分明都要比二者能驮，当然就成了人们当时首选的交通工具——驴拥有发达的肌腱和韧带，颈椎和尾椎灵活，但腰椎只有五块，横突短而厚，这使得它们非常适合驮运，驴蹄具有良好的缓冲作用，善于以侧对步快速行走。

正因为的这些优点，驴在丝绸之路上也发挥了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丝绸之路上驮运的驴

现在，人们看一些影视作品，常见的镜头是一般都是丝路商旅牵着骆驼的行走，这是因为沙漠对丝绸之路的阻隔，而骆驼适于在沙漠中穿行。在传统概念上丝绸之路途经的大沙漠除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还有卡拉库姆沙漠‌。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北部边缘上还有一块小沙漠——‌阿克苏柯坪县红沙漠‌。位于柯坪县东南部,面积数十平方公里。被誉为“塔里木盆地的明珠”，以风积成因的红色砂粒地貌为特点，分布在柯坪河北东岸曾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之一。

卡拉库姆沙漠位于中亚的图兰低地，是世界上第四大沙漠。在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中游地区（今乌兹别克斯坦），面积约为35万平方公里。是古代丝绸之路从中亚前往波斯、西亚的重要通道，但由于其巨大的规模和恶劣的环境，成为丝路商旅的一大挑战‌。

图兰低地又称图兰平原，是一个广大的内陆平原，面积约150万平方千米。在第三纪前，曾被古地中海所淹没，第三纪后才抬升为陆地，今日的里海和咸海就是海侵的遗迹，因此这一地区地势低洼，大部分海拔不足100米，有不少地区低于海平面。地势自东向西逐渐降低，东部海拔多200—300米，中部广大地区为100—200米，里海东岸的卡拉吉耶低地海拔－132米。

中亚两大内流河阿姆河、锡尔河源于帕米尔高原，纵穿图兰平原中的卡拉库姆沙漠注入咸海，沿岸形成狭窄的绿洲，是灌溉农业发达地区。骆驼就这样在在高原与沙漠间给了丝路艰辛的浪漫。阿姆河盆地也叫吐火罗盆地，是图兰低台东南部的一个大型沉积盆地，横跨土库曼斯坦东部和乌兹别克斯坦西南部，部分位于阿富汗境内，夹于东欧板块、哈萨克板块、阿拉伯板块和印度板块之间，面积为36×104平方千米。

阿姆河盆地属于中生界富气盆地，具有构造圈闭面积大、储集层物性好、保存条件好和储量丰度高等特征，大型气田和天然气资源主要富集在盆地边缘断阶带，仅在土库曼斯坦境内天然气生产规模约1000×108立方米。过去，古丝绸之路上的人们如果从河中地区（即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中游地区，今乌兹别克斯坦）进入波斯、西亚，甚至是南欧罗马的话，东行到阿姆河上游的阿姆河盆地，再折向西北方向进入卡尔希草原、泽拉夫尚河谷的河中地区的话，就明显有些绕路了。于是，从中亚去波斯、西亚需要一条全新的路径。这条路径就是在布哈拉渡过阿姆河后，南行翻越卡拉库姆沙漠，在穆尔加布河或者捷詹河（阿富汗称哈里河）溯流而上到达兴都库什山脉分水岭，然后翻越伊朗高原上的加恩山脉进入波斯腹地。

在这条西行的线路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卡拉库姆沙漠，来往的商旅或者军队必须在卡拉库姆沙漠腹地中穿行将近千里，才能到达波斯、西亚。虽然在卡拉库姆沙漠的腹地也有绿洲中继，但还是让商旅漫长的路途上承受着最大极限。这样的行程如果再加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路程，就让骆驼成为了丝路交通工具的首选。而从河西走廊至大西南，基本上就没有沙漠了，于是，驴就成为了骆驼的替换。

在印度、土耳其、埃及、非洲等地一些博物馆都能找到中国古丝绸，且部分来自中国蜀地。但在四川考古中还未发现古丝绸遗物，这是因为四川盆地湿度大、不易保存。敦煌马圈湾汉代简牍，1979年出土于甘肃敦煌西北95千米处的汉代烽燧遗址。共1217枚。简牍材质绝大多数为红柳或胡杨木，竹简极少，仅16枚。就形制而言，包括简、牍、符、觚、封检、削衣等。就内容而言，有诏书、奏记、檄、律令、品约、牒书、爰书、符传、簿籍、书信、历谱、数术、医药、契券等。共有纪年简63枚，最早者为西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最晚者为新莽地皇二年（21年）。马圈湾汉代简牍是敦煌出土简牍最多的一次，其中编号981的简文记载了这样的内容：

官属数十人持校尉印绂三十，驴五百匹，驱驴士五十人之蜀，名曰劳庸。部校以下城中莫敢道，外事次孙不知将。

此简便记载了一次从敦煌直达四川一带的长途运输行动，成员有官属数十人，五百头驴和五十名“驱驴士”。这次运输中1个人负责10头驴，但简文中却说“部校以下城中莫敢道”，“部校”指的是军队中的校尉及其以下级别的军官，“城中莫敢道”则表示城中无人敢谈论此事‌。这种表述强调了消息的严格保密，可能反映当时紧张的军事局势或有重要事件的发生‌。如今从敦煌到成都都要驱车超过2000公里，在汉代这样的转运难度可想而知。驴就这样艰难负重地前行在路上。

另外，肩水金关简（73EJF3:149）简文说“西海轻骑张海马三匹驴一匹”，这里说的“驴一匹”说明驴不但在驮运着丝路上贸易的货物，还被当时的边防官兵适时当作骑乘。而居延汉简里还有这样的简文(90.56，303.30）：

出广汉八稯布十九匹八寸大半寸直四千三百廿给吏秩百一人元凤三年正月尽六月积六月□

意思是：某部门给所属士吏发放广汉郡出产的八緵布。这种以布代钱发俸禄的现象在河西边塞应是普遍现象，因为，居延简中对此多有记载，如210.27简与308.7简为“右庶士士吏候长十三人禄用帛十八匹二尺少半寸直万四千四百四十三”和“入布一匹直四百，絓絮二斤八两直四百凡直八百给始元四年三月四月奉”。等等。

广汉郡是古四川地区最早的三郡之一。在秦国时期，古四川地区设有巴郡（现重庆市境内）和蜀郡（现成都部分地区），秦灭亡后，汉高祖6年，新增设第三郡广汉郡。常琚《华阳国志》:“分巴割蜀,以成健广。”史称蜀中三蜀。广汉即疆域之广至于汉水（西汉水）之意。

前201，广汉郡初治乘乡(亦作绳乡，在今四川广汉市)，后徙治梓潼县(今四川梓潼县)。辖境相当今甘肃文县、陕西宁强以南，四川旺苍、剑阁、蓬溪以西，潼南、遂宁、新都以北，什邡、北川以东地区。土地肥美，物产丰盛。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称“为蜀渊府”。后又为成都府双郭直隶州。广汉（汉州）为蜀郡屏番，自古以来守蜀取蜀皆以其为扼要，故而筑宫置戍，特加详慎。

八緵布，汉代的布，主要以麻、葛织成。《汉书·王莽传》中说：“一月之禄，十緵布二匹。”在居延地区以蜀郡广汉出产的八稯布作为当地官吏的实物工资发放，可见当时四川的特产已经远销居延地区。汉代的布和帛，有一定规格和质量，通常用缕为布的粗细计算方法，布八十缕为一緵，即每緵含八十根纱，还有七稯、八稯、九稯、十稯的分类。七、八緵布较粗疏，九、十緵布较细密。至于布帛的幅宽和长度，《汉书·食货志》中说：“太公为立九府圜法，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四丈为匹。”《说文》也解释：“匹，四丈也。”

《史记·景帝纪》中说：“后元二年（前161年）令徒隶衣七緵布。”徒隶指服劳役的犯人，拿八稯布给边防士兵发实物工资，一方面说明边防生活清苦，另一方面说明当时的广汉的纺织业产品在边关已经形成优势地方品牌。

这中间，驮运的主力应该是驴，它们把蹄印精灵一样拓在了丝路上，如果仅说它们为当年边防军人驮去了实物工资的温暖，还不如说它们也曾为丝绸之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当年从蜀地到河西甚至更宽广、更遥远的丝路之上，緵布还有丝绸香料、食盐、花种以及后来的茶叶、陶瓷等等，而它们和马的产物骡子，更是在以后的日子里茶马古道以及更广阔的被以各种名义命名的道路上。

驴，对中国来说是“外国之物”

驴是非洲野驴的驯化亚种，隶属于马科马属。驴的平均肩高在110至140厘米之间，体重约为305至335千克。它们通常呈现灰色，腹部、嘴部、耳部周围、眼部周围以及腿部内侧的毛色较浅，背部有一条深色条纹，腿部则有黑色的水平条纹。驴驹和成年驴的毛色一致，与马相比，驴体型较为单薄，缺少鬃毛，皮肤较为松弛，尾部末端毛发较短。

驯养的驴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分布，其驯化历史可以追溯到前4000年以前，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14年的统计数据，目前世界上已知的驴品种已达194个（侯文通《驴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19年）。除了用于驮运货物，驴奶、驴肉、驴皮、驴鬃和驴油也具有一定的利用价值。此外，驴还可以作为牲畜的护卫动物，保护羊群免受土狼、红狐、山猫和美洲狮等捕食者的侵害。

马属动物最早出现于约450万年前的上新世时期，以上新马为代表，是现代马、驴和斑马的共同祖先。大约在200万年前，驴和斑马的祖先穿过白令海峡并先后两次穿越欧亚大陆抵达非洲，分别形成了现在的亚洲野驴、非洲野驴和斑马。147—175万年前，驴的祖先分化形成非洲野驴和亚洲野驴，亚洲野驴在26.6—39.2万年前分化成中亚野驴和西藏野驴，家驴和野驴的分化时间约为12.6—18.8万年前。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驴的种群数量相对稳定。12.5万至3万年前的间冰期，尽管马属动物迅速扩张，但细纹斑马和索马里野驴的扩张信号最弱，藏驴甚至没有群体扩张信号（白东义、赵一萍等《马属动物全基因组高通量测序研究进展》遗传杂志，2017年11期）。

驯化前，驴是早期猎人的食物来源，在叙利亚中部的艾尔科姆盆地，研究者发现了一具距今5万年的非洲野驴骨骼，其颈椎上嵌有一枚石质箭头。驴的驯化始于前4000年以前。前3400年，埃及西部出现了驯养驴的石雕。前3000年至前2000年，驴在埃及被用作驮畜，随后逐渐传播至中亚、南亚和中国新疆。前2000年至前1000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先后出土了驴的骨骼。驴先沿地中海传播至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后至巴尔干半岛，并逐渐扩散至其他欧洲国家。随着殖民者的迁徙，驴也出现在美洲和澳洲。

从稀罕之物到农家的重劳力

上林苑里有驴！

上林苑，那可是秦汉时期的皇家园林，汉武帝尚武之地，纵横300里！此处有皇帝的亲兵羽林军，但驴怎么跑进去了？嗨，敢情那时驴是稀有动物，就像我们今天到动物园里看到的长颈鹿一样地稀有动物！

于是乎周览泛观，缜纷轧芴，芒芒恍忽。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其南则隆冬生长，涌水跃波。其兽则㺎旄貘嫠，沈牛麈麋，赤首圜题，穷奇象犀。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其兽则麒麟角端，騊駼橐驼，蛩蛩驒騱，駃騠驴骡。

这是汉赋大家司马相如鸿篇《上林赋》中的一小段，译成代汉语是：

于是浏览四周，广泛观赏，睁大眼睛也辨识不清，只见茫茫一片，恍恍忽忽，放眼望去，没有边际；仔细察看，宽广无涯。早晨，太阳从苑东的池沼升起，傍晚，太阳由苑西的陂池落下。苑南则严冬也依然生长草木，河水奔踊翻腾；这里的野兽有：㺎、旄、獏、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题、穷奇、象、犀。苑北则盛夏季节也是河水结冰，大地冻裂，只要提起衣裳即可过河。这里的野兽有麒麟、角、騊駼、橐駞、蛩蛩、騨騱、駃騠、驴、骡。

驴就这么一路欢歌地跑进了上林苑，如果《上林赋》的描述还不够稀奇的话，那么，李时珍的话可能让人们大开眼界。

他说，驴脸长额宽，耳朵像长矛，夜晚呜叫的次数与更次相应。脸长额宽是典型的天子形象或者发财面相，而耳如长矛则是英姿飒爽，活脱脱一帅哥形象。更次是古代用敲击更梆的次数来计算和划分夜晚的时间，一夜五更，每更约两小时。这帅哥的驴居然代替了鸡的功能，还肩负起了“太阳神”的使命。

按照清朝“开国儒师”顾炎武的看法，驴进入中原是战国后期的事，“自赵武灵王骑射之后，渐资中原之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绝对不止让中原的华夏族学会了骑马射箭、穿裤子这般，还为人们引来了一位好朋友——驴。驴进入了中原大地后，秦人见了它，觉得应该给它造个字，于是，便有了“驴”字的产生。持这种说法的是清代文字训诂学家、经学家段玉裁。

被秦人造字的驴在汉代成了皇宫里的宠物，据说，其当年的价格可与马相当。汉灵帝曾经在宫中活腻烦了，想找点乐子，便弄了四头白驴，为他拉车。他亲自操辔，在宫中的西园里转圈行乐，高兴得不行。因为皇帝的这种爱好，朝廷上下很快掀起了一股“爱驴热”。但是很快脱下神奇外衣的驴最终成为民间常用的役畜了，与马和骡一起进入了内地，改变了中原“老弱负辂于路，而列卿大夫乘牛车”（《盐铁论·力耕》）的局面。

如果说秦汉时驴还能算是稀罕之物，那么到了三国时，它已是稀松平常了。

《三国志》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恪父瑾面长似驴，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因听其笔，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坐欢笑，乃以驴赐恪。”

这个故事被称为“驴面题名”， 可见“驴”在长江流域的上游和下游地区都已经为社会熟知。是说三国时吴国大臣诸葛恪的父亲（诸葛瑾，字子瑜，诸葛亮的兄长）脸很长，有点像驴脸。一次孙权大宴群臣，让人牵进一头驴，驴脸上贴着一张纸，写着：诸葛子瑜。诸葛恪机智应对，拿笔在后边添了两个字：之驴。大家都笑起来，孙权就把那头驴赐给了诸葛恪。

大约在这个过程中间，驴与牛一起，使中国的农耕得到发展，它不但可以骑、耕，还可拉车，是农家的重劳力。

今天，还有人为驴“过年”

和李时珍说的驴会“叫鸣”一样有趣的是，驴在今天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戏。河北、北京、东北、山东一带都有各自的皮影唱腔，甘肃的皮影戏也很有名。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据说缘起汉武帝。

相传，汉武帝爱妃李夫人染疾故去了，汉武帝的思念心切神情恍惚，终日不理朝政。大臣李少翁一日出门，路遇孩童手拿布娃娃玩耍，影子倒映于地栩栩如生。李少翁心中一动，用棉帛裁成李夫人影像，涂上色彩，并在手脚处装上木杆。入夜围方帷，张灯烛，恭请皇帝端坐帐中观看。武帝看罢龙颜大悦，就此爱不释手。这个载入《汉书》的爱情故事，被认为是皮影戏最早的渊源。

关于皮影的制作，牛皮的并非上乘的，真正是皮影应该是驴皮制作的，原因是驴皮薄，透光效果好。这种灯影戏可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电影了。灯影戏，骑、耕、拉，会“叫鸣”的驴，才是立体的驴。在这个立体的驴里，李时珍甚至把驴尿驴屎也说得有了药用价值，说它们有着治虫牙痛和止鼻出血的效果。

驴的奉献，让它与北方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北方的人们也没有因此忘记它。过年如过关，过年是中国人的一种信仰。在西北，人们过年，不但要给人过，还要给驴（马、牛、骡、驼等）过。

西北的年，人们除了贴对联，还要贴炕贴等，粮仓前贴的是“粮食满仓”，炕头上贴的是“身卧福地”，大门口贴的是“出门见喜”，牛圈、羊圈、驴圈上贴的是“槽头兴旺”，简单的词字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祝福与企望。

人过年，驴当然也得过。年三十这一晚，人们除了在驴圈上贴的是“槽头兴旺”，还要在哪里点上灯，照明整整一个晚上，不让驴儿在黑暗里过年。当然，人们还要为驴儿加料，有一些人家甚至将年夜饭也伴入驴的草料，让驴儿一饱口福，快快乐乐。

除此之外，人们大约还在初三四时，举行一个仪式，即将家家户户的驴集合在一起，给它们的头上绑上红布条儿，让驴也到处走一走、转一转。人们把这个仪式叫“出行”，祈求一年中平平安安。有一些人甚至还在将驴儿赶出门后，带一疙瘩黄土回来，所谓“带块元宝回家”，讨个发财的吉利。

驴，牲口一个，为什么会在年里受到如此高的待遇呢？这是因为在西北，驴（马、牛、骡、驼等）并不叫牲口，而是叫“牲灵”。在中国的文化里，只要带上个“灵”字，就或多或少有了些“神”或者“仙”的意思了。有人甚至认为，驴（马、牛、骡、驼等）是上天派来的，为的是和人一起走过艰难的岁月。而在现实生活里，尤其是十多年前，西北农家若没有驴、马、牛、骡、驼等这些牲口是不行的，没有它们就意味着无法耕种，而无法耕种则意味着无法生存。因此，在很多人的心里，驴（马、牛、骡、驼等）就是家庭的“成员”，必不可少的家庭“成员”。

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不容易，驴作为家庭“成员”当然也要享受享受年的幸福和待遇了。这里面既有西北人善良的真性情，也有着“天人合一”的原始质朴的思想。驴就这样走进了人们的生活，与人们变得生息相关了起来。

无独有偶，在中国西南边陲的泽当县一带，每年5月春暖花开之际，藏民们用青棵酒、酥油茶喂毛驴，让毛驴休息一日，以示慰劳。人们把这一天叫娱驴节。在这一天里，毛驴被卸掉脖套，卸下木鞍，连一个铃儿也不留，让它自由自在，随意走走停停，如同典礼上的贵宾。农人则给自己戴上驴的脖套，系起驴的脖铃，甚至背着驴的木鞍子，竟然把自己扮成了“驴”。

毛驴是西藏农人患难与共的朋友，它们吃最粗糙的草料，干最辛苦的劳动，默默无闻，忠心耿耿，把家人们几乎难以承受的苦活累活，毫无怨言地承当过来。农人对毛驴非常感激，甚至充满崇拜之情，总找个机会“报答”一番。而娱驴节，藏语“般古昂”，直译为“毛驴叫”，意译有“毛驴撒欢”“毛驴痛快”的意思，因为毛驴往往在亢奋愉快的时候，才直着脖子“昂昂”大叫。在这一天，人们哪怕自己装驴也可以，只要毛驴高兴、满意。

走过风雨、走过岁月，驴默默不语地陪着人类，走过那些或艰难困苦或幸福甜蜜的日子。虽然由高贵到平凡，驴还是那头驴，但在我国至今还有一种说法，即“天上龙、地下驴”，那是人们对于驴的赞美，包含着人们对世界万物的感恩与爱。（文｜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