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科院教育史研究所课题组：2023年度中外教育史研究进展综述

文摘 2024-12-30 17:18 北京

编者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系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是当前教育系统的重大政治任务。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组织精锐科研力量，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要求，在纸媒、电视、网络等平台开展阐释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现摘取部分优秀成果，陆续推出，以飨读者。

学术研究譬如积薪，创新是其本质要求。总结回顾年度教育史研究的状况，对于了解学界研究动态、把握研究发展趋势有重要意义。为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史研究所课题组通过多种方式，对2023年度国内出版和发表的教育史领域相关著作、论文等情况进行了全面搜集和整理。本文对上述学术成果和活动作出概述，并重点对研究论文进行简要介绍和分析，以期能为研究者提供一些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限于研究条件和能力，本文所据不包括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的资料文献，也未能涉及国外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虽然尽力去搜集、筛选，但可能仍有遗漏，而且分析评述可能有不尽妥当之处，诚恳希望学界同人不吝指出，以便今后不断改进。

一、研究著作、译著、文集文献

2023年，教育史领域出版研究著作92部。其中，中国教育史66部，外国教育史18部，教材8部，下面择要呈现。

中国教育史著作。关于古代教育史的有丁钢著《可视的教育：一个图像教化的传统》，白奚著《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诸葛忆兵著《宋代科举制度史》，孙杰著《中国古代经典教育文本研究》，等等。在近现代教育史领域，有闻黎明著《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1937~1946）》（2 册），张强著《重塑格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分合与流变》，罗玲著《重庆时期的国立中央大学》，刘超著《走向“大大学”和“大科学”中国高等教育及知识系统变革研究》，金富军著《档案里的清华》和程斯辉、刘立德主编《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评传》（3 卷本），均侧重高等教育史。此外，其他关注点还有师范教育、大众教育、书院教育、教育人物等，包括刘克辉、戴宁淑著《民国时期乡村师范学校研究》，冯淼著《近代中国大众教育的兴起（1927—1937）》，李晓宁著《尊经书院与近代蜀学研究》，田正平著《日记里的教育世界：晚清、民国士人日记阅读札记》，陶阳著《生活濡化与知识演进：近代学人的早年学习生活图景》，王德禄主编《归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归国北美留学生名录》。除了上述专题研究，还有以百年为研究时段，对某一教育史实开展的系统考察，如胡艳著《中国中小学教研组百年史论》，邵晓枫著《百年中国社区教育发展的历史反思与前瞻（1912—2020）》，张心科著《〈西游记〉与百年中国语文教育》，王希明著《百年古代文学教育史论（1840—1949）》。中国共产党教育史研究方面有靳诺总主编“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中的《干部教育》《妇女教育》《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四部。

外国教育史著作。有关于教育家思想的研究，如杨捷著《杜威心理学思想研究》，蔡汀著《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闪光点》；有国别教育史的研究，包括施晓光著《印度高等教育史》，陈瑶著《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中产阶级家庭教育研究》，赵亚夫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研究（1868—1945）》；教师教育研究有王长纯、饶从满主编“国际教师教育思想史研究丛书”，包括论纲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六国，共分七册；王少勇著《美国中小学教师教育课程史研究》。有教育史学理论研究，如李先军著《西方后现代教育史学》。

教育史教材类共8部，其中学前教育史教材有5部，如单中惠、刘传德著《外国幼儿教育史》（再版）、陈华、张宏、刘永贵主编《中外学前教育简史》、陈启新主编《学前教育简史》等，其他还有杨捷主编《外国教育史》、王保星、杜成宪编《中外教育简史》（第二版）、吴艳茹等主编《中外教育史》（第二版）。

2023年度出版学术译著共12本，多数著作为近年出版或教育经典著作的新译本。其中，以儿童或女子教育为主题的著作占了半数，包括尼古拉斯·奥姆著《中世纪的儿童》（陶万勇译，格致出版社），休·坎宁安著《观念与生活：1500年以来西方社会的儿童与童年》（王慧敏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著《女子教育》（李博婷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柯爱莲著《家庭美德：儒家与西方关于儿童成长的观念》（刘旭译，东方出版中心），萨米埃尔·布雄、马蒂亚斯·加尔代、马蒂娜·吕沙著《小孩共和国：二战遗孤的社会实验》（马雅、陈秋含译，广东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学方面，有本杰明·A. 艾尔曼、伍思德编《晚期帝制中国的教育与社会：1600—1900》（严蓓雯等译，九州出版社）。其他议题方面，有德里克·希特著《公民教育发展史》（饶从满等译，商务印书馆），卡尔顿·华虚朋、迈伦·斯特恩斯著《欧洲新学校》（丁道勇译，人民教育出版社），约翰·塞林著《美国高等教育史（第三版）》（许可、冷瑜译，福建教育出版社），约翰·L．鲁里、艾琳·H．田村编《牛津世界教育史手册》（何振海、孙益主译，河北大学出版社）。此外，还有熊月之主编的“近代人文社会科学译著（第二辑）”收录了民国时期学者翻译的日本人撰写的《教育学史》《东西洋教育史》，以影印形式出版。

2023年整理出版文集文献18套。其中，文集文选9套：《黄炎培教育文集》，《孙培青文集》，李先军、杨汉麟编《任钟印论著选》，梁好选编《生命·生活·生态：顾黄初教育文选》，周洪宇著《我与陶行知研究》，张九思编《章太炎谈教育与求学》，王学军、周石编《吴玉章全集》，陈淑玲、杨华主编《端溪书院历代山长诗选》，陈学军、王钰编《民国教育管理学文选》。年谱1本，黄斌、吴珊编《朱小蔓学术年谱》。文献汇编有5套。教材类文献陆续影印出版，如余跃龙编《近代汉语官话方言课本文献集成》；随着苏智良、胡银平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汇编·清末卷：历史》（全8册）的出版，《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汇编·清末卷》11卷已全部出齐。反映民国时期教师教育状况的史料，有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编《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国立师范学院毕业论文选刊》（全 10册）、项建英编《近代浙江教师教育史料选编（1899—1949）》。地方教育文献，有朱鹏举主编《清代河北书院史料萃编》、刘丽英主编《南岭走廊教育资料汇编：贺州、梧州分部》。文献译介有王海、张丽冰辑译《马礼逊教育会纪实（1835—1848）》。关于域外科举文献，有陈维昭、侯荣川主编《日本所藏稀见明清科举文献汇刊（第二辑）》。这些珍贵史料的出版，对深入推进相关主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论文分析评述

论文是学者开展研究、展现成果的主要形式。课题组以具有教育史博士学位授予权的13所院校、省属师范大学（学院）、综合性大学教育院系为范围，逐一搜集中外教育史专任教师2023年发表的论文；同时以CSSCI来源期刊（2023—2024）、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2023—2024）和北大中文核心期刊（2023年版）为范围，搜集各相关领域教育史研究论文。剔除书评、会议综述等文章之后，共计576篇论文，分别来自153份期刊。我们选择了核心期刊上有代表性的论文作为分析对象，依据研究方向对其分类择要予以介绍。

（一）中国教育史研究

1.古代教育史

2023年关于古代教育史的研究论文共45篇，围绕着科举、古代典籍、家庭教育三个主题的讨论较为热烈。

科举相关研究对制度细节的探讨颇为深入。金滢坤探讨了唐代上书、献策拜官与时政的关系，认为上书、献策取人与时政开明、皇帝纳谏风气紧密相关，有效弥补了唐代科举选人遗才的问题。陈维昭认为，中国古代科举在取士科目上从多科目取士变为“有科无目”，考试文体从诗赋取士、经义取士发展到“专重四书文”，科举的路径越来越狭窄，最终被历史所抛弃。田建荣指出，儒学导向、德育本位、政治性与文学性统一是科举考试命题立意的三大要旨，自明代开始科举考试依据四书五经命题，很好地彰显了道德立意和政治主题。毛鹏程认为，科举试论在初期增加了考试的多样性、灵活性与实用性，中后期趋于程式化则影响了考生的个性发挥与考试公平。张献忠、张婉讨论了明代科场策问与主考官的关系，认为科场策问常常体现考官个人意志，士子是否把握考官策问意图及把握程度，对其最终能否被录取有一定影响。陈时龙以明至清初福建建宁府为例，考察科举史上的“地域专经”现象，分析其与地域、经学传统、家学传承等的关系。裴家亮指出，明代各地的科举配额数是地方确定科举数量的直接依据，乡试资格考试中科举配额制，直接决定地方科举经费中“乡试考生费用”编征的名目和群体数量，二者呈现相通与联动关系。苑津山、程春玉以明清塾师为考察对象，指出他们流转于“士”与“师”之间，既在科举制的牵引下得以立足当下，也在科举的制约下难以突破。刘海峰、毛鹏程分析了清代乾隆朝科举改革的动因、具体内容，指出其减轻了士子考试压力，促进了考试的客观性和公平性，但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周倩指出，清末张之洞力倡科举考试“随场去取”之法，但因未能解决偏重头场的问题，最终未能付诸实践。此外，李木洲、傅冠华还基于制度文明的视角，剖析了科举制度在越南的历史发展与意义。

有多篇文章从教育学视角对古代典籍进行现代阐释。杜成宪、蒋丽萍认为，在孔子之前，贵族教育中就已经出现以经典文献为核心的课程设想，孔子因循该思路，提出了以“六经”为主的新课程体系，“六经”取代“六艺”，体现了古典分科课程向古典文献课程的转型。郑星媛分析了教育经典中丰富的道德教育理论资源，指出在传统的“为师”话语中，“人师”是传统教师发展的最高之道，且具备最高师德，“人师”需在为人、治学和从教三方面修养德行并躬行践履。孙杰梳理了《大学》文本走进教育生活的过程，认为以《大学》为己工夫来建构明体达用之学的更生之变，生成于为学的内在工夫与为教的外在实践之中。李想将《孝经》教材的义理概括为“天地之性人为贵”“孝为德本，教所由生”“孝无终始皆可及”“孝教可以刑四海”四个方面，并总结出“修身以成孝道”的孝道教育的基本路径。祝安顺指出，《四书集注》是一部民间准教材，通过组合和聚合的有效处理，朱熹创造性地将分散文本整合为具有一致性、互补性和层次性的教材整体。

家庭教育是近年古代教育史研究的热点，相关研究涉及家塾教育、童蒙教育、家礼、家训、家风等。如贾芳芳指出，宋代家塾教学兼及蒙学和成人教育两个阶段，教学内容包括立规矩和学习文化知识，除了启蒙和应举，家塾教育对家学传承、学术发展也有助益。王钧林、王法强则考察了中国古代家礼的多层次教化功能，提出对个人而言，家礼有助于养成尊重人和守规矩的意识；对家族而言，家礼结合家族建设举措，能够发挥敬宗收族、凝聚人心的作用；对社会而言，家礼对于不良风俗具有校正、改良的作用。徐梓、许少玲指出，《颜氏家训》是中国家训发展史上的重要路标，它框定了传统家训的基本内容和形式，对此后家训的发展具有规范、约束乃至宰制性意义。

2.近现代教育史

2023年关于近现代教育史的论文共109篇，其中高等教育史研究40篇，教育人物研究22篇，从发文数量看，无疑是研究的热点。此外，学者对现代学制与传统教育改革、近代教科书、留学教育等主题也颇为关注。

高等教育史研究主要涉及全国高校发展格局调整、大学内部规章制度、大学建设与改革、大学内部师生群体等主题。在高等教育发展格局调整方面，刘希伟考察了民国初年北京大学和北洋大学合并事件，分析指出其既与相关人物的大学观、大学区规划思想密切相关，又与当时国家财力困顿不无关系。江明明聚焦全面抗战时期大夏大学改国立风波，认为教育学科是大夏大学与教育部博弈过程中的重要权衡。沈杰、余子侠指出，诞生和成长于民族危亡之际的战时新增国立大学虽遭受坎坷境遇，但也铸就了超越时空的精神价值，为战时新增高校树立了典范，不仅重构了战时高等教育整体格局，还在战后持续发挥辐射地方的重要作用。

关于大学内部规章制度方面，谭越考察了1919年前后北京大学推行选科制改革的原因及影响，指出推行选科制既有教育部变革学制、修改《大学规程》等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蔡元培长校、胡适来校任教等人事方面的原因，亦是在顺应人的自由发展和教育发展的时代趋势。郭强、孙菁以近代公立大学评议会制度为考察中心，指出其存在“一元制”“二元制”和“三元制”三种权力格局，法定权力成为大学评议会制度生存的基础，而权力关系构成大学评议会制度演进的主线。王海凤、余子侠研究了全面抗战时期的高校训育制度，认为其虽然激励了青年学生的爱国情感，但因国民党势力的介入，训育制度的工具性质得到强化最终沦为“政治化训育”。王少芳、王丽则以浙江大学导师制为个案，分析指出导师制实施前后，不同相关群体的心态会受到国民政府的干预、个体立场和学术共同体等因素影响。

关于大学建设与改革方面，刘超认为，民国时期虽然有个别学科领域及学校已逼近“世界一流”，但并未真正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总体上仍呈现不充分、不平衡、不稳定、不够独立等特点。刘海峰、赵凯指出，胡适提出的“五年五校，十年十校”建议是中国人具体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最早构想，与半个世纪后“985工程”的最初设想有不少相似之处。张礼永考察了高师教育分区制的历史（1902—1952），分析了“寓师资于高师”与“寓师资于大学”两种教师培养模式的利弊。李艳莉、侯怀银则聚焦 20世纪上半叶我国大学教育系科课程的演变，指出其经历了萌芽期、初创探索期、自由确定期和制度化期四个阶段，并分析了相关影响因素。

关于大学师生群体方面，大学校长、教师、学生是得到重点关注的群体。申国昌、白静倩认为，大学校长教育交往在对话与争鸣中回应了中国高等教育早期现代化的理论诉求，在交流与合作中重建了中国高等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规范结构，在交往与互动中贯彻了中国高等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育人本旨。刘超认为，近代“少壮派教授”现象反映出中国学术制度的内在缺陷和人才供给的严重不足。李欣然指出，民国初期大学校长主导下的大学教师晋升路径主要有以教学为主、以学术成果为主和以学历文凭为主三种形式，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营造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刺激了学术生产，为学术体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梁晨等人指出，从家庭职业来看，民国大学生群体已从以官员子弟为主转变为以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弟为主，他们的学业发展高度依赖家庭经济的支持力度，家长职业与青年学业发展之间关系密切。

人物研究亦是重要领域，研究对象包括教育家、教育学者、教育出版家、中小学教师等。2023年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100周年，在此背景下，熊贤君和孙邦华对晏阳初主持的平民识字运动和平民教育思想进行了再度审视，系统总结了晏阳初的历史贡献。刘霞认为，陶行知创建的“小先生制”以阳明哲学为理论根基，以进步主义儿童观为智慧源泉，赓续了教育为公的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教育理论的特征。黄炎培也是本年度学界关注的热点人物。王世铎认为，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体系具有平民化、实用化、社会化、科学化和融合化五大特质。刘长宽指出，黄炎培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撰写《中国教育史要》，教授中国教育史课程和辑录中国教育史料，是中国教育史学科建立时期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张小娟则以罗家伦为研究对象，考察其执掌清华大学期间对清华大学历史学学科建设的影响，指出其通过一系列举措推动了清华大学历史学学科的现代化转型，但因不够重视传统文史知识的价值，导致一部分传统文史知识在学科建设中被忽视或边缘化。赵亚川指出，廖泰初坚持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以教育为中心，去观察和认识彼时的中国社会，主张既要重视自身文化传统，又要认识理解具体的社会现实状况。郭戈对教育出版家朱文叔的生平和著述作了详细考证，指出其编辑、编写、编审了多套中小学教材和诸多教育图书，形成了以教材和语文为主题的学术思想、教育观点。

推行现代学制和改革传统教育是近现代教育史研究的重点。陈浩指出，清末校士馆以未入学堂的旧学士子为教育对象，虽缓解了激变时代普通士子的压力，但守旧的考课形式与趋新的考课内容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孙青认为，州县校士馆随着科举改制的推进也发生相应转型，在推广新学课艺和传渡近代知识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刘红军指出，晚清武备学堂以新知识改造旧武艺，有助于武科士子从旧社会走向新时代，武科士子所接受的改造与安置，看似以西制承载西学的产物，实质上是为国选才育才的科举精神的现代化演化。李涛、张军基于量化数据分析，认为清末地方士绅促进而非阻碍了新式小学的发展，而投资新式教育是全国范围内地方士绅兴学的主要动力。癸卯学制和壬戌学制的施行对现代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田正平重新审视“癸卯学制”，认为学制的制定要体现国家的意志，反映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要求，也要注意吸收世界各国的教育经验，要与一个国家的学术发展、知识系统的构建等更宏观的问题放在一起综合考察，相互促进。王亚飞认为，张之洞提高癸卯学制中旧学的地位与比重是以退为进的“曲线趋新”，既能减少全面兴办学堂的阻力，又能推动停废科举的进程。李永、周洪宇指出，壬戌学制的最大特点是学制革新中科学精神与自主意识的结合，制定过程与颁行内容均呈现鲜明的科学性特征。

近代教科书研究关注到不同学段的多门学科的多个方面。吴涛认为，近代中国大学教材建设在大学和出版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本土化”和“体系化”，不仅推动了学科发展、完善了课程内容，而且对近代中国国民意识的培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褚金勇指出，在知识精英、政府官员、出版商等多元力量的协同互动下，语文教科书在五四时期开启了从“国文”到“国语”的语体变革。艾昕、段玉山、牛超指出，清末民初地理教科书的编写主体呈现学者自编、外文译注和书局编撰三类并存的现象，地理教科书兼具启迪科学、民主的先进性与囿于封建保守的桎梏性。郑大华指出，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观念的书写呈现了不同的面相，九一八事变后，自觉运用中华民族的观念成为历史教科书的普遍现象，并且强调的是一种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念。

留学教育是近现代重要的教育形式。相关研究涉及留学动因、留学考试政策、留学生学术活动等内容。但妮、杨杏芳考察了清末“重新行政”时期的留日浪潮，认为知识精英“新民德”“开民智”在观念层面的呐喊，是促成其兴起的主要动因。张卫杰指出，留学毕业生考选呈现清末仿照科举考试、民初仿照清末制度的特征，留学生考选背后体现了君权思想的延续。徐志民、黄尊严指出，面对近代中国的留日浪潮，近代日本政府一方面借机培养“亲日”分子和“亲日”势力，另一方面在留日教育中实施“知识封闭”和“教学保密”，知识流动的逻辑远远弱于侵略战争的逻辑。周牧指出，留学生群体通过译介传播德国古典美学理论，推动建设现代美育课程体系，创设美育团体和专业期刊，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美育的发展。胡飞等人指出，民国时期中外学生交换大致经历了兴起、发展、衰退和再兴四个阶段，呈现出交换的国别及参与高校多元化、交换生的类别及攻读专业多样化、交换的管理方式渐趋规范化等特征。

近现代教育史部分除前述之外，还有学者对现代美育、职业教育、科学教育以及杜威来华、政教矛盾冲突等领域进行了研究。

3. 中国共产党教育史

2023年，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教育历史发展的论文有82篇，主要包括教育方针、思想政治教育、革命根据地教育、高等教育、教育人物等主题。此外，也有部分论文围绕教育体制、教师队伍、民族教育、妇女教育、劳动教育、教科书等话题进行讨论。本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成果予以呈现。

党的教育方针在教育事业发展中具有根本性地位和作用。李斌、张应强梳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文化教育方针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徐卫红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从萌发、探索到形成，以至正式确立的复杂过程。冯建军考察了党的教育方针百年话语演变过程，认为党的教育方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体现了姓“党”的要求和党的宗旨、体现了政治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张旭指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青年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反帝反封建教育和文化与思想观念教育，形成了始终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加强工农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等经验。李亮、朱唯星划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阶段，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属于社会主义性质。李玉蓉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清华大学的政治“大课”模式，认为其有着推动学生思想改造与社会实践、教师思想革新与课程革新、学校教学方针调整的历史作用。

革命根据地教育向来是重点研究领域，延安时期更是重中之重。李志松、任妍指出，延安时期毛泽东强调榜样教育应以坚持正人先正己、弘扬共产主义道德品质、重视对榜样自身的教育、善用反面典型进行警示等为核心内容。马凤强、吕承指出，延安时期党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特点是持续性与阶段性统一、内生性与外延性统一、现实性与创新性统一，这启示当下要立足现实问题创新理论教育体系，围绕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强课程建设，并结合本土特色创新教育话语形式。葛曲、秦燕通过仪式化视角分析了延安时期的读报组，认为集体读报有着将民众从家庭、村社、宗族的依附体，转变为具有集体主义精神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民的作用。杨涛指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纠正了教育正规化政策，通过改革课时安排、实用性课程设置以及学科课程内容，最终构建起与革命根据地乡村社会实际情况相适应的乡村学校劳动教育体系。胡献忠、蒋国栋通过全面梳理中央苏区各种历史文献，指出列宁团校是名副其实的高级团校，是一座为党培养青年工作骨干的“红色熔炉”。

高等教育研究集中在教育模式、发展策略、生源群体、政策改革等方面。陈磊认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并非照搬苏联，而是延续老解放区高等教育的经验，在改革过程中（1949—1965年）逐渐形成了向工农大众开门办学、思想政治教育是首要任务等特点。汪辉、田正平考证了浙江大学在20世纪60年代改革苏联工程教育模式的过程中尝试建设科技大学的史实，指出这一计划虽然夭折，但已经在有意识地探索理工结合的新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刘亚娟分析了1949年至 1965年调干生群体，指出为了满足“高校向工农开门”的政治需要，以在职干部、专业干部、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复员和转业军人、中小学教师为主体的调干生成为新中国高校的重要生源，高校生源的社会阶层发生较大变化。郭芳芳、闫丽媛指出，高校教师出国访学政策经历以服务国家政治稳定为价值取向的萌芽探索阶段（1949—1977年），以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为价值取向的恢复优化阶段（1978—2000年）和以服务国际交流合作为价值取向的繁荣创新阶段（2001年至今）。大学迁徙亦是 2023年的重要选题。邬大光指出，中国大学迁徙历经五个历史阶段，形成了中国大学特有的历史基因，推进了高等教育转型和本土化发展。同时，“西迁”精神是中国大学精神谱系中的独特“坐标”。

教育人物研究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教学专家、教育编辑出版家等。王枫云、陈颖认为，以杨贤江、钱亦石、林砺儒、恽代英、徐特立、吴玉章、成仿吾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家，通过批判旧教育思想与旧教育制度，在对教育本质、教育目的、教育构成要素等问题的探讨过程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进程。2023年是蒋南翔诞辰110周年。黄书光认为，蒋南翔注重在时代变局中赓续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家的思想精髓和把握教育的本质功能，为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别敦荣、邵剑耀将蒋南翔的高等教育思想概括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道路思想、“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办学思想、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思想等九个领域。郭戈指出，霍得元独自编写了陕甘宁边区小学算术和自然课本，是新中国第一套五年制小学算术教材的编写者，还是景山学校初期小学数学教学改革的带头人，为革命老区和新中国小学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顾之川指出，黄光硕长期从事语文教材编写和语文教育研究，系统总结了我国语文教材编制理论，建立了语文教材编写的规程标准。

在其他热点话题方面，于发友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分别是起步阶段、探索阶段、整体推进阶段和全面深化阶段。汪丞、吴豪爽回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教师队伍建设的百年历程，总结了七条经验。吴明海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藏教育现代化历经奠定基础、曲折探索、调整规范、改革协调、全面发展五个阶段，走出了一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的成功道路。杨洁、李婵玉认为，中国共产党妇女教育历经革命化探索、制度化建构、法制化变革和高质量发展四个阶段，体现出从培养革命女战士到造就现代女国民、从革命教育到全面发展教育、从关注少数妇女到惠及全体女性、从男女教育平等走向差异公平的演进逻辑。刘红梅等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劳动教育政策历经萌芽期、探索期、稳步发展期和创新发展期四个时期，谋求政治合法性、适应经济发展水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和满足全面发展人才培养的需要是劳动教育政策变迁的逻辑。刘景超、汤付强指出，中国共产党教科书事业制度建设经历了统一与初探、模仿与初建、调整与创新、开拓与深化四个阶段，提出未来需要建立健全教科书编审制度保障和运行机制、加快教科书选用的科学化进程及改善选用制度的运行环境。

（二）外国教育史研究综述

2023年，外国教育史研究论文共85篇。其中37篇是关于美国教育史的研究，显示了这一领域关注的重心所在。本文选择有代表性的美国教育史论文进行呈现。

学界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持续深入，不仅关注其历史贡献，也注重其思想在当代教育中的应用和发展。彭正梅指出，杜威教育思想形成的源泉之一是对德国唯心主义及其教化传统的批判，杜威并未放弃他曾沉浸于其中的德国哲学和德国教化传统，而是对其加以创造性的转化。李旭考察了杜威“教育即生活”命题的内涵特征，指出陶行知、陈鹤琴批判继承了“教育即生活”理念，深刻影响了我国学前教育的中国化、科学化与平民化进程。还有一些研究者将杜威的教育思想与其他思想家进行比较。如孙益、周青青对杜威及其密友简·亚当斯（Laura Jane Addams）的同情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两人关于同情的认识有很多相似之处。叶晓力、徐培鑫对比了杜威同时期教育家博比特（J.F.Bobbitt）的课程思想，从课程的目标观、内容观、编制观、实施观等方面梳理了二人观点的差异和契合之处。董礼从中西比较出发，选取经验和教育两个话题，阐明儒学与杜威实用主义之间所关注的深层哲学问题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还有一些研究从微观视角着手，如丁道勇提出“小小的译法问题有必要做一番郑重的讨论”，通过反复对比杜威作品原文和译本，指出对杜威作品中“subjectmatter”的误译不仅是翻译的谬误，还造就了一个杜威本人明确反对的主张，完全偏离了杜威的理论。杜威之外，美国教师教育改革先驱艾拉·扬（Ella F. Young）、当代批判教育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托马斯·斯坦利·波普科维茨（Thomas S. Popkewitz）、著名教育改革家艾瑞克·唐纳德·赫希（E.D.Hirsch Jr）等近年来学界逐渐关注到的教育家，以及一些以往研究较少关注到的教育人物也都成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对象。在这些研究中，以往较少被关注的美国早期教育取得一定研究进展，如张鹏从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科学教育思想及实践入手，考察了美国早期高等教育的转型。

教育制度和改革一直是美国教育史研究备受关注的主题。杨红霞认为，终身教职制度自产生之日起就不断变革，通过为美国教师提供“职业安全”保障“学术自由”，彰显了美国高等教育学术自由的核心价值。马浚锋和裴广强分别考察了美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滞美学人政策的变迁过程，分析不同时期政策背后所映射的美国国内的政治博弈与对外关系的复杂性。也有部分研究关注基础教育，议题涉及儿童成长、科学教育贯通培养、班级管理等。例如，王慧敏通过梳理20世纪20年代和60年代，美国政府、民间团体、教育者、家长、市场力量等不同利益群体试图改变班级规模的斗争历程，展现了美国学校历史中复杂的权力与利益纠葛。董文浩等基于组织变迁视角，对美国高等农业教育发展史进行考察，总结了美国高等农业教育自产生一直到《莫雷尔法案》颁布，其组织形态历经的多次变革。

美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活动和事件同样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例如，郭军、张利厘清了公共学校运动缘起到终结每个阶段的演变及动因，揭示了公共学校运动在历经多届政府的改革后最终归于失败的现实。杨帆、张斌贤强调了贺拉斯·曼领导的马萨诸塞州公共学校运动对美国公共教育事业发展起到的引领和示范作用。陈露茜等回顾了“拉格教科书”事件发展始末，认为“拉格教科书”事件并不只是有关文本内容的争议，更是体现了权力关系围绕官方知识与意识形态的斗争。张铭雨等综合考察拉铁摩尔事件相关历史档案资料，认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为这一事件利益相关方所表现出的复杂态度，充分表明美国私立大学在学术自由理想与多方利益复杂博弈中的态度立场。

部分论文涉及理论性的探讨。如陈瑶梳理了美国自 19世纪上半叶起，伴随师范教育兴起的“教育是一门科学吗”追问的发展过程，指出关于教育学科学性的质疑和争论伴随着科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和时代需求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教育学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被注入新元素，走向丰富、多元与成熟。康绍芳等回顾了美国教育研究学会早期历史，基于克兰的知识扩散理论揭示了教育科学知识不断蔓延和扩散的过程，认为美国教育研究学会在发展中孕育出线性模式和互动模式两种相互博弈的教育知识扩散模式。龚兵等指出美国教育协会采用统计、调研等实证研究方法把握美国公共教育的实际状况，系列研究行动标志着美国教育实证研究的发端，为美国教育实证研究嵌入了实用和实践属性。王晨和孙碧等学者通过分析美国高等教育在20世纪成功崛起，超越德国大学成为世界学术中心，并在竞争激烈的世界教育环境中，实现从教育理论的输入国和模仿国转变为输出国和创新国的关键原因，进而总结了美国“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经验。

外国教育史研究对教育人物同样尤为关注。从时段来看，有关古典时期的外国教育人物作研究相对较少，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思想家的教育理念。如张丽、阮成武指出，亚里士多德将实现美好生活与教育联系起来，教育关涉公民美好生活，在城邦危机时，以公民教育培养“好公民”和“善人”，使其实现美好生活，以拯救城邦。关于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洛克，张斌贤团队推出系列成果。在绅士教育方面，指出洛克笔下的“绅士”兼具社会属性和人格属性，社会属性表现为其作为新兴中间阶层的代表，而人格属性则为洛克所构想的完美人格，在儿童教育方面，认为洛克强调亲子之间的平等关系与父母抚养教育子女的义务和责任、建立工作学校强制安置和教育贫民子弟等思想，均对英国近代初等教育的演变产生了深刻影响。贺国庆探讨了康德和施莱尔马赫这两位哲学家对现代大学理念和运作模式的深刻影响，指出康德通过对大学的教育目标、教学改革、学术自由原则等理论和实践领域的多重探索，形成了具有时代印记的大学观，并成为现代大学思想的重要源泉。施莱尔马赫积极参与柏林大学的建校计划，使柏林大学模式成为现代大学发展与改革的重要原则和典范。曹雅洁依据托尔斯泰的著述、日记和亚斯纳亚·波良纳学校的教育实践，分析其对教育问题关注的缘起、自由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深度阐释了托尔斯泰“个体自由是教育权威的来源”的观点。李明妹、王晨对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y）的自由教育思想进行了解读。王坤庆、李帆阐述了尼采所憧憬和构建的“教育家”形象。对于20世纪以来的教育人物，也有若干成果呈现。如徐芳健、杨文杰、范国睿等学者关注到伊万·伊里奇提出的“去学校化社会”的理念，系统阐述了其对传统教育制度提出的深刻批判和反思。

有些研究则关注外国古代教育制度的演进。宋耀武、刘秀英考察了希腊古典时期“智者”作为古希腊乃至整个西方最早的高等教育职业教师的专业化进程，阐释了其承担的角色职能。张弢、何雪冰指出，中世纪学舍包括学生宿舍型、师生共处型、涵养师资型三类，探究中世纪学舍的起源与分类，可以厘清它与现代住宿制学院之间的传承渊源。张晓霏、关长龙考察了日本江户时代青蓝舍的课程与教学情况，认为其体现出塾主藤田幽谷对本国文化、时势的理解和思考。还有部分研究侧重总结各国现代教育发展的历程和经验。如张利娟考察了20世纪60年代至今英国中学历史教育改革发展的历程，梳理了英国社会各界围绕着历史教育的功能定位、课程目标、课程内容与教科书编写方式进行的讨论。岳伟、李文娟分阶段考察了芬兰实施50余年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认为其主要特征是平等、公平、包容等理念贯穿始终，关注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和对话，强调渐进式的课程改革路径。王建梁、刘晨曦指出以色列建国以来教师教育历经前学术化、学术化与专业化三个发展阶段，最终形成了师范学院与综合大学相结合的两级教师教育体系。

除上述外，还有研究者着眼教育史学科的未来发展，强调教育史学研究者应更加自觉地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研究宗旨，明确存史求真传承积累与鉴往知来资政育人的双重使命，推动教育史学在与时俱进中追求多样性发展，大力开展跨学科研究与交叉学科研究，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或探索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海洋教育史”，或探讨分析教育史研究的“视觉转向”，令人有所启发。

三、结语

2023年度的教育史研究既有研究传统的延续，又有一些新的趋势，在研究队伍、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呈现了一些特征。研究队伍方面呈现出基本盘稳定同时又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看，以教育史学科为主体，多学科的教学科研人员广泛参与。这种趋势与各学科持续拓展研究领域、稳步推进研究深度以及研究者历史意识和素养的提升密切相关，也是学界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必然反映。在研究主题方面，不同领域重点突出、热点明显。随着研究视角下移，大多数论文为微观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领域的科举制度、古代典籍，中国近现代教育史领域的高等教育、教育人物，中国共产党教育史领域的革命根据地教育、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美国教育、教育家思想、儿童教育是研究的热点与重点。利用档案、日记、书信、口述等新史料考察群体心态、历史事件，展现教育历史的复杂性，使教育史研究更具丰富性和多元性。部分研究格外重视经验总结和研究启示，以期为当今教育发展提供重要指引和借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教育史研究的功用价值。在研究方法方面，在坚守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引介尝试新理论、新方法。除继续使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个案分析法等传统研究方法之外，随着研究者学术训练趋于系统和全面，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也在发展完善，借鉴其他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力度也在加大。例如，尝试使用符号学理论、知识扩散理论解读历史事件，基于生活史、交往史的视角阐释历史现象；采取视觉、文本、档案、口述、记忆等多重史料互证法解读教育图像史料，或者将文献研究法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前往实地勘察探寻真实的教育历史，或通过建设数据库或使用大数据开展统计分析或计量分析。从成果分布来看，中国古代教育史的研究仍然偏弱，当代教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史研究亟待加强，外国教育史研究应加强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教育史研究。教育史研究应当观照现实，但应避免牵强附会和浅尝辄止。无论议题如何选择、方法如何更新，教育史研究都应建立在对各类史料的细致梳理与审慎解读的基础之上。

来源 | 《教育史研究》2024年第4期

作者 | 中国教科院教育史研究所课题组（助理研究员高珺、傅海燕、赵鹤）

中国教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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