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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贾康先生中信出版集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报告会上的发言（2024.9.10）。
在改革这方面怎样按照中央的表述和原则去攻坚克难？我们现在实际面临的背景情况，需勾画一下。应该看清，2010年是中国“黄金发展期”两位数高速发展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2010年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当年报出的是10.6%的年度增速，跟过去已经有的改革开放经济起飞阶段30年算总账9.8%年均增速（四舍五入即为两位数），一脉相承，特别是跟小平南巡以后那十八九年间，年度增速超过10%，高度吻合，但就在那年接近年尾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却是一个带有哲理意味的“稳中求进”的指导方针。这个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一直说到现在，是年年讲、季季讲、时时讲，最新的说法表述为“以进促稳”。这个“稳”，就隐含着我们碰到了不稳的威胁，这个不稳，可能带来的是我们的增速不断往下滑，而且收不住。所以，一定要以稳中求进，作为“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怎么稳？必须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新”就新在不可能继续高速增长了，各个经济体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都碰到这个问题，人均收入四千美元以上，国际经验表明要告别经济起飞的粗放增长，必须努力转为寻求集约型高质量的发展，我们就是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后面跟着的，有了“三去一降一补”为切入点的引领新常态的关键性战略方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强调它是一个跨周期的“现代化的主线”，要落实到具体的优化结构努力上。我国2015年以后，曾经有三年6.7-6.9%增速的这样一个平台运行状态，当时觉得很有希望实现一个“L型转换”了。这个L型转换是个比喻，L的一竖是下行，但尾巴一定要拉出来，要拉在中高速区间——这是一个“保证速度”概念。关键是高质量。高质量靠什么？靠结构优化为主，带出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中央这些表述是环环相扣的。但是走到最近这几年，又叠加上了中美关系的剧变——2018年一季度之后的贸易战叠加着科技战、金融战、外交战，甚至有擦枪走火热战风险。所以，原来6.7%的底线被击穿，速度往下落，再跟上三年大疫，速度继续往下落，还联系着三年大疫中在2021年下半年最突出的主观方面必须纠偏的合成谬误、分解谬误——最典型的合成谬误发生在房地产领域，最典型的分解谬误发生在推进“双碳”目标过程中间，这是中财办主持常务工作的韩文秀副主任解读2021年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时候，明白无误对全社会说清楚的主观方面发生的问题，实际上需要作出努力纠偏。包括教培行业，大家都知道，实际上也跟房地产行业一样发生了合成谬误，现在已经把纠偏的事情实际上做出来了。这个过程简单地说：我们这些年在以改革促进生产力进一步提升发展过程中，碰到了发展阶段必须转变，碰到了美中关系交恶，碰到了三年大疫（三年大疫里种种大家挺痛苦而留下的“疤痕效应”还存在，什么时候抚平疤痕，还有个过程），还有实际生活上中央说的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交织的背后，我们主观上要予以纠偏的双重谬误。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我们整个经济下行过程中挑战性的问题，四个方面都是需要正视的。当然最深层的问题，仍然是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成功地以改革攻坚克难解放生产力，可以对冲所有这些不利因素，因为中国的成长性仍然是清清楚楚的。我国的工业化现在走到一半，中央说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我们这个“世界工厂”大而不强，必须把“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和“中国智能制造”，这样一方面认识到我们的不足，另外一方面则可说清楚我们往后推进工业化的纵深还相当可观，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个“巨国模型”才能分析描述的成长性。那么与工业化伴随的城镇化，我也反复强调过，包括一些很有影响人士的观点，我都觉得应注意纠偏：一些有影响的人士说，中国的城镇化现在快到天花板了，他们看的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现在最新的数据为67%，而国际经验是70%左右，城镇化就告别它的高速发展阶段，“纳瑟姆曲线”这个浅S型的曲线就会走到一个新的拐点上，虽然以后城镇化还会慢慢往上走，但是速率就不那么显著了。如这样认为，中国快到拐点了，所以说房地产业也称不上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了。我认为这里的认识误区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特色，是全球现在只有三个经济体——中国、北朝鲜（据说还有一个贝宁），仍然有城乡分治户籍制度的国家。在我们这样的第一人口大国（现在第二了，但是仍然可说是最大块头的经济体）里面，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使我们看中国的真实城镇化水平，首先必须看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现在最新的数据为48%。就是说，一半以上的中国人，还没有取得市民身份，多年间已经进城、差不多近三亿的稳定下来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就是苦苦拿不到户口，而拿不到户口，在养老、住房、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等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不能够覆盖他们的，他们是入另册、受歧视的——不是故意要歧视他们，就是我们的发展、有效供给能力没到那个份儿上。所以中国的真实城镇化水平，绝对不能只看那个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如把打底的、不掺水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8%，调高一些，有道理，因为毕竟户籍人口之上，还具有常住人口城镇化上升发展中间值得肯定的因素——能调到多少呢？没见过讨论，我也只能粗线条地说，我觉得看到55%差不多了。如果真实城镇化水平是55%或者再高一点儿，今后往上走已不可能一年上一个百分点了，越走越慢，一年上0.7个点，0.6个点，0.5个点，慢慢的，一年上0.4，0.3个点。这个过程达到转换点，即使假定按一年上一个点，也得走15年，那是要走到“新的两步走”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后了，实际上很可能要伴随“新的两步走”的全过程。未来，中国还得准备接纳另外三亿人、或者三亿多人，陆续从农村迁徙到城镇，原来的近三亿人，要给他们尽快补欠账；新来的人，要让人家尽快便捷地成为市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待遇。这个发展过程一定伴随着工业化的升级，一定需要伴随现在强调的“新质生产力”才能支撑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二十届三中全会，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非常重要、承前启后地要求以进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来形成生产力对中国现代化的支撑，来把我们客观的成长性因素配上市场化、国际化（由改革开放这四个大字的基本国策所表现），即客观规律决定的工业化、城镇化，配上主观上要“努力把自己事情做好”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再加上新质生产力直观标志的“数实融合”信息化（数字化的高科技化），以及二十大反复强调的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治民主化——当然这也不是新话，但在二十大文件里是反复出现的，是强调地加以表述的。 这些合在一起，二十届三中全会在总体指导我们全局三百多项改革任务落实过程中，主线是什么？我想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应特别看重在公报上和文件中间浓缩的这么一段表述：首先一句是“全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这个“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非常非常关键，因为我们早已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体制改革的目标，而“高水平”是到了二十大提出的，什么叫“高水平”？那一定就是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能够使生产力的潜能最大限度发挥出来的一种体制安排境界。这个问题在背景上，我也想直截了当地讲，是非常错综复杂的。更多的内幕我们不知道，但是表面上就看得出来，这个“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用语，在二十大表述出来，是非常有针对性而值得我们欣慰的。 二十大之前，网上有人直截了当提出，要以“人民经济取代和救赎市场经济”，有名有姓的这个人，过去不见于经传，但是马上跟着，有一位资深经济学家，是过去在体制内工作多年，后来又到著名高校担任院长和教授的学者出来呼应。他正面讲我们要搞人民经济，虽然没有说以人民经济取代、救赎市场经济，却显然跟前面所说的观点作了唱合。他讲人民经济有四大基本特点：在地性、独立性、综合性和全民所有制。在地性，只讲本土内循环，就不讲双循环、不讲“走出去”了吗？独立性，只讲独立自主，大家听起来很有民族自豪感的，但那就不讲全球化了吗，不讲我们拥抱全球化大潮、高举全球化旗帜了吗？讲综合性，那听起来就是我们过去说的综合在一起以后形成一个集中的管理体制，只讲综合，不讲让大量分散的市场主体充分地各自去试错创新吗？不给他们这种弹性空间吗？特别到最后，我觉得是狐狸尾巴出来了——全民所有制，这是我们传统体制下一种标准的说法——我们国家过去“一大二公”，公有制有两种，上层的是全民所有制，下面的为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未来的前景应该是纳入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那就是所有的这些公共财产人人有份儿，人人有责，说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已为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早早把它说清楚了，这是一种名称上公有财产的产权虚置、产权悬空。这人人有的一份儿，怎么体现？人人有责，怎么履行？完全是悬空的。 我过去的人生经历里，农村、部队、工厂，基层摸爬滚打我都有过体验。70年代我从部队回到北京门头沟矿务局工作，是在机电厂当装配钳工，那时候动不动就是支援井下高产日，井下掌子面上的活儿我也干过，而且实话实说那真就是听天由命。我们星期六这一批人刚回来，星期一替换去井下的，就砸死一老一小。当时印象很深刻，厂子里议论，大家发感叹，老工人跟我们讲的是，那老的就算了，那年轻的可太可惜了，还没沾过女人——实话实说，这是当时发的感慨，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工人师傅另外一句话叫什么？“外国有个加拿大，咱中国有个大家拿”，说起来全民所有的财产，你看着顺眼你抄走，成功概率极高。我们那些配件，别的车间的人来溜达，看着抄走就抄走了，你也管不了他，虽然厂子大门口有个门卫制度，很多的时候流于形式。这种“大家拿”的全民所有制，它怎么可能有效率？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非常清楚，按照委托代理关系的链条，全民所有制必须落到有人格化的一个主体来管理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上。所以，以后叫国有企业，必须建立相对独立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这个事情早就讨论过了。但现在怎么一下按“四个特点”出来了。有些经济学研究者写上就急了，年轻气盛的直接在网上怼了，我们在朋友圈里，大家也是忍不住说一些想法，认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实话实说，当时也非常担心，这是不是按照某种上峰意图给出信号来试探？一直到二十大召开，盯着电视看，领导人把政治报告内容一句一句说出来，这才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我们不仅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要打造“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理解三中全会表述应该知道的后面一个背景。这些情况是很复杂的。所以，看到这句话，“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次三中全会上，再次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第一句话跟上句号，一锤定音，这就是一个基本纲领。后面跟着的，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率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这一大段话，延续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那个“市场决定论”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那个“政府作用论”，——我们也愿把公式化表述说得更全一点儿：以“有效、有序”讲市场，加上“有为、有限”讲政府，这就说全了。光讲有为政府，有的学者是不接受的，因为政府的有为，很容易演变为乱为、胡为，怎么能够让它不胡为？那就要法治化，以法治约束它，所以也要有限。市场有效的同时，也得承认存在市场失灵，因而必须有序。这样说全了，这一大段话里很好体现着、延续着十八届三中全会那个市场决定论和政府作用论。 但是在公报里表现出来的， 还有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句型，用到市场机制上了，这就很有意思了。实际上可以使我们认识到，我前面说的“螺旋式上升”的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现在是有升华的，市场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怎么样更好发挥，后面主要强调的是公平，活力。这里面所谓“放得活”是打头的，又跟上“管得住”，怎么样管得住、管得好？那就要有很多的进一步阐发。看跟着讲的：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还是讲基本关系把握的宗旨，在于使市场主体要活起来。全面领会这一段话的精神，总体来说应该讲，中央的意图是很清楚的。那时候社会上议论，看了公报这段话，怎么没有重新表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有人就说中央是不是不提这句话了？等到过几天《决定》出来了，一看，“决定性作用”一字不差写进《决定》正文了。所以，前面特别强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那个突破，把市场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坚持下来了，到了公报中更简洁的用语上，甚至可以不说这个决定作用，但是后面的阐述，完全讲的是政府必须在市场充分地更好地发挥使企业活起来的作用，跟着再讲去弥补市场失灵，基本目的还是要激发和维护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未完待续）
贾康，著名经济学家，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1985 年开始在财政部科研所工作，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科研所副所长，于2001-2014年间任所长。在国民经济、财政税收、金融、公共事务等的理论、政策研究领域，有数十年的丰富工作经验。1988 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7年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数十部专著和 数百篇论文、数千篇财经文稿、访谈。2002年6月24日受朱镕基总理之邀座谈经济工作。2006-07年，两次受胡锦涛总书记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2013年后，多次应李克强总理之邀座谈、或按全国政协安排向李克强总理建言经济工作。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之一。参加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 PPP 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财政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西藏、广西等多地人民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21年与刘薇合著出版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又被评为年度“中国好书”和全国党建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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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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