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出台法律解读给高价彩礼套上龙头 | 从古代彩礼说开去
文摘
社会
2024-01-24 09:45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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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礼”是我国传统婚嫁习俗，近年来各地涉彩礼纠纷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对此，最高人民法院1月18日发布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通过明确裁判规则，助力引导人民群众更加理性地看待彩礼问题。规定自2024年2月1日起施行。
规定旗帜鲜明反对借婚姻索取财物，明确指出：一方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中，可以根据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考虑双方当地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物价值、给付人及接收人等事实，认定彩礼范围。规定也明确，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以及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等，不属于彩礼。同时，规定进一步完善彩礼返还规则，明确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这一规定的出台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人们的热议，很多人赞同给我国普遍存在的高额彩礼套上龙头，让婚姻回归常态，去物质化。今天，我们就从古代彩礼开始梳理，解读一下为什么现代人的婚姻会困在彩礼里。![]()
彩礼在古代称之为聘（娉）礼或聘财，是婚约缔结的证明要件之一。自西周时期始，关于婚姻的缔结有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诗经·齐风·南山》中记载：“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非媒不得。”《孟子·滕文公下》中称：“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从社会风俗来讲，婚姻若不遵从父母之命，没有专门媒妁的提亲是会被整个社会所鄙见的，这样的结合不被认可。据《仪礼·士婚礼》记载，婚姻的成立有“六礼”的程序，分别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其中纳征是指“使使者纳币以成婚礼”，孔颖达对此注疏曰：“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男方向女方下聘礼，而后婚成，下聘意味着婚约关系的确立，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不得随意违背婚约。“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非受币，不交不亲”。随着时代的变迁，西周时期的婚姻六礼在各个历史时期虽有形式上的变化，但是就社会婚俗核心内容而言，人们对父母之命与聘礼婚成的认识没有改变。受西周以来婚姻“六礼”的影响，婚姻的缔结先有婚约再有婚礼而后婚成，法律规定婚书是婚约缔结的证明要件。古代律典关于婚姻缔结的法律规范中，由于《宋刑统》同于《唐律疏议》，《大清律例》同于《大明律》，以下将详细比较唐明律的相关规定，以见其异同。《唐律疏议·户婚》曰：“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男家自悔者，不坐，不追娉财。”依照该条法律内容，婚嫁中双方订立婚书即视为婚约缔结成立，对双方产生约束力。律文下面的疏议解释道：“婚礼先以娉财为信，故礼云：‘娉则为妻。’虽无许婚之书，但受娉财亦是。”疏议实质上是补充规定在没有婚书的情形下，将男方下聘礼，女方受聘财这样的社会通俗做法也视为法律上的婚约成立，某种程度上承认聘财是婚约成立的事实要件。《大明律》的内容与唐律的规定整体上是一致的，“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有疾残、老幼、庶出、过房、乞养者，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依礼聘嫁。”一是从立法技术的层面将疏议中关于聘财的内容直接写进律条；二是不再仅将聘礼视为婚约成立的证明，而是直接将聘礼视为婚姻订立的必备仪式。值得注意的是，唐律对聘财的认定标准相当宽松，对聘财的形式及数量并无严格的限定，立法者意在保留及尊重聘礼这一传统婚俗。疏议进一步解释“聘财不拘重轻，但同媒约言明纳送礼仪者方是。”重要的是在形式上完成“纳征”之礼。疏议中继续规定：“‘娉财无多少之限’，即受一尺以上，并不得悔。酒食非者，为供设亲宾，便是众人同费，所送虽多，不同娉财之限。若‘以财物为酒食者’，谓送钱财以当酒食，不限多少，亦同娉财。”立法者的意图非常明确，聘礼不以钱物多少为限，只要双方具有以此作为聘礼的共同认识，即为法律所认可。对聘礼的具体形式，疏议并未有明确限制，可以是钱也可以是物，但是以列举的方式排除了“酒食”之类的食物类消费品，认为其为供设宾客之用，不属于聘礼。但是如果所送聘财作为婚宴酒食之目的，又不限多少，等同聘财。聘礼不论财物多寡，不论礼物之形式，但是聘礼又需要庄重雅致以表达对婚姻的尊重。疏议还有如此规定“若乡间为货之物，如巾帕之类，不得即为聘财。”这再一次表明法律对待聘礼之态度，是对古老民俗的尊重，也是通过聘礼这种形式传达对婚姻的珍重。当婚姻缔结失败时，法律对聘礼返还有完备的规定，聘礼可以作为对违约方的惩罚措施以及对另一方的补偿手段。第一种情形：悔婚。法律分别规定男女双方的悔婚惩罚及聘财返还情况。唐律规定：（1）女方在已有婚书私约或者受聘财的情形下悔婚，除去处以杖六十之刑外，还得将婚约履行完毕。（2）女方将女另许他人还未成婚，处以杖一百之刑。女方追归前夫，如果前夫不娶，女方须返还聘财，与后夫婚成。（3）女方另许他人，婚姻已成，处以徒一年半之刑，返还聘财。明清律为进一步保护婚约的有效性，加重打击悔婚，特别是加重处罚女方悔婚的情形。《大明律·户婚》“男女婚姻”条稍有差异：“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谓先已知夫身残疾、老幼、庶养之类）而辄悔者，笞五十。虽无婚书，但曾受聘财，亦是。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后定婚者，知情，与同罪，财礼入官；不知者，不坐，追还财礼，女归前夫。前夫不愿者，倍追财礼给还，其女仍从后夫。”大明律减轻了悔婚的刑事惩罚力度，但是却加重女方的民事责任，如果另许他人之后前夫不愿成婚，则女方需“倍追财礼给还”即将聘财双倍返于男方，这里的聘财一定程度具有了成婚定金的性质。对男方悔婚而言唐律规定“男家自悔者，不坐，不追聘财”；但是明律除规定不追聘财外，男方悔婚罪同女方：“男家悔者，罪亦如之，不追财礼。”第二种情形：妄冒。妄冒是指婚礼中的冒名顶替等欺骗性行为。《大明律》作如此解释，对女方而言“谓如女有残疾，却令姊妹妄冒相见，后却以残疾女成婚之类。”对男方而言“谓如与亲男定婚，却与义男成婚；又如男有残疾，却令弟兄妄冒相见，后却以残疾男成婚之类”。唐律规定“诸为婚而女家妄冒者，徒一年。男家妄冒，加一等。未成者，依本约己成者，离之。”只对妄冒一方作出刑事处罚，没有对聘礼作出规定。明律对此疏漏补充，女方妄冒“杖八十，追还财礼”；男家妄冒“加一等，不追财礼”。唐律将违律为婚称之为“依律不许为婚，其有故为之者”，是指法律规定双方不得结婚而违反法律规定结合的情形。违律为婚的情形诸如同姓为婚；杂户、官户与良人之间的通婚。唐律规定违律为婚的婚姻关系不成立，双方需解除婚姻关系。“诸违律为婚，当条称‘离之’、‘正之’者，虽会赦，犹离之、正之。定而未成，亦是。”对聘财的处理则是“娉财不追；女家妄冒者，追还。”只有在女方妄冒为婚的情形下男方才可以追回聘财。如果男方没有过错，娉财仍不得追回，似乎对男方有失公允。鉴于此，明清律在立法上有所改进。明律以男方是否知晓违律为婚判定男方是否可以追回聘财。“财礼，若娶者知情，则追入官；不知者，则追还主。”清代律学大家沈之奇对此解释道：“娶者知情，则必有罪，所谓彼此俱罪之赃也，故追入官。不知情，则被欺骗，犹取与不和之财也，故追还给主。不论已未成婚，皆同。”明清律将过错责任引入违律为婚下聘财的处理，与唐律相比更显公平。在古代婚姻法规定中，彩礼是婚约关系存在的证明，更重要的是对婚姻缔结的担保，并且法律一开始对彩礼没有数量和形式的硬性规定，立法者肯定的是聘礼这一古老的婚姻仪式，以此强调婚姻的神圣性和庄严感。![]()
从2013年到2021年，仅仅八年时间，我国初婚人数就减少了一半，预示着出生人口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物价水平的提高，结婚所需的成本也在逐年增加。从买房、买车到彩礼、婚礼，每一项都需要花费不少的财力和精力。这使得许多年轻人对结婚望而却步，担心自己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经济压力。例如，根据《2019年中国婚恋观调查报告》，有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彩礼”是造成他们恐婚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社会文化的变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婚率的下降。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加注重个人成长和事业发展，他们更愿意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学习和个人兴趣中，而不是早早地结婚生子。此外，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许多年轻人对婚姻和家庭有了更高的期望和要求，这也导致了他们更愿意推迟结婚或不结婚。此外，婚姻观念的变化也是导致结婚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在过去，结婚生子被视为人生必经之路，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对婚姻持有更为开放和自由的态度。他们不再认为结婚是人生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而是更加注重个人的幸福感和自由度。这种观念的变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单身、不婚或者晚婚。其实，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就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进一步来说，婚姻的缔结应当在基于个体独立的自由意志基础上，最大地回归双方的情感价值，传统婚姻中彩礼对婚姻成立的担保价值不复存在，彩礼应当回归到其仪式性的价值定位上。本次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再次明确涉彩礼纠纷“严禁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基本原则。不过，问题的难点在于，彩礼在婚姻过程中并非如同“索取财物”那么清晰可辨的。现实当中，各地区、各家庭情况千差万别，彩礼的收受情况也非常复杂，既有婚约当事人直接接收的，也有婚约当事人父母接收的；彩礼的去向也呈现大相径庭，既有将彩礼作为嫁妆一部分返还的，也有全部返回给婚约当事人作为新家庭生活启动资金的，还有的由接收彩礼一方父母另作他用。至于“闪婚”“闪离”，以及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经共同生活情况后引发的涉彩礼纠纷，情况更是复杂得“剪不断、理还乱”。我们看到，此次由我国最高法院出台的规定，可以说是在司法实践上，给彩礼和由此产生的纠纷给出一个重要的答案。如需进“张荆律师粉丝群”，请添加微信，备注：昵称＋城市＋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