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提：我们不能抛弃前人的“建筑”在一片开阔地上重新“筑基”；更不能生造“空中楼阁”。我们必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来看问题，立足于他们已经造好的大厦，以便寻求更高的建筑。
说些题外话：简略考察一下“五·四”新文化运动。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举起“民主”和“科学”的两面旗帜，抨击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在“五· 四”新文化运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新文化“战胜”了旧文化；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新文学代替了旧文学。这在当时看是进步了、发展了，对于解放思想，革除积习，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可不能不提出疑问，在摆脱旧文化的同时，是否连同旧文化中的思想、精华也一同扔掉了呢？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去一个世纪的今天，中国人还得要读读文言文，还得要从文言文里去找点思想、方略。谁能说今天读《狂人日记》的读者会比读《论语》的读者多呢？谁能说《狂人日记》给我们的思想比《论语》更深刻呢？两千年以后的今天要继续读《论语》，两千年以后的明天还会不会继续读《狂人日记》呢？——这并非要否定《狂人日记》！实际上作者也是读了数遍《狂人日记》的。其时，《狂人日记》在揭示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表现了“狂人”对以封建礼教为主体的封建文化的反抗、反思及对人类的前途的忧愤，具有极大意义。但以封建礼教为主体的封建文化并不是中国文化的全部，因此看到《狂人日记》就欣喜若狂的扔掉了《论语》是不可取的！
谁能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产生那些白话文会比“诸子百家”流传的更为久远呢？既然是思想文化革命，那么革命过后，思想应该更为深刻，文化应该更为进步，可现在来看，并不尽然。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进步还是倒退呢？当然并不是说我们要回到文言文时代，要大家重新做起文言文。其实，文言文也好，白话文也好，终究只是一种形式，哪种形式更好现在都不能下结论，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文言文中的精华决不能连同形式一起丢掉。“五·四”是“文化革命”，但“文化革命”不能是“断根革命”！否则，文化就必然断线、断根，那就不止是倒退了！一个没有根的东西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幻象，消失只是迟早的事。
如果“五·四”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抨击“毒草”，保留“香花”，提倡新文化，继承旧文化的精华，用批判继承的目光看问题、解决问题， 那么，“五·四”至今，可能会出现更多艺术性更高、思想性更深的艺术作品。但现在看，并不如此。
为什么会这样呢？问题很简单，如果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是比先哲还要深刻的哲人，那他们完全可以如先哲一样创立伟大的学说，自成思想体系，万世受益。但如果不是那样就有问题了，问题就在于既不如先哲，又扔掉了先哲的智慧，想另起炉灶，自创一个门户，几乎是不可能的。
先哲的智慧不是个人智慧，而是民族智慧。不能不承认，先哲的敏锐、深邃，往往是后人所不具备的！只把“日出日落”当着是绝对真理；把“春夏秋冬”看着宇宙永恒，那生造的东西就有可能是空中楼阁，倒下是迟早的事。
二胡也一样！
现代二胡的发展，从刘天华建立学科到建国时期，从建国后到现在，是进步了还是倒退呢？
今天的二胡，曲目的形式、篇幅，演奏的技术、技巧都是刘天华无法想象的。但是深入的分析一下，也不难发现，现代二胡的进步、发展却也是相当的不健全，局限性很大，可以说一方面是进步了、发展了，另一方面却是停滞了、甚至倒退了。比如，就演奏上讲，技术、技巧辉煌了，但内涵没有了；就作品上看，曲目是多了，但名曲没有了；就作品篇幅上讲，大是大了，但经典没有了；从内容上看，新奇怪异多了，但文化、艺术没有了。
用两组作品产生的历程来分析。
第一组：《汉宫秋月》、《二泉映月》、《山村变了样》、《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兰花花》、《一枝花》、《长城随想》等。
这些作品的根建立在民族、民间的基础上，是用民族心理因素和民族的语言习惯创作而成，文化根基扎实；感情真挚朴实，意象、情趣水乳交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质，感染力强烈；听起来亲切，能引起人们对特定时代产生千丝万缕的联想。像《长城随想》气魄宏大，把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勇于抗争、进取、牺牲的精神织成一幅历史画卷，思想性很深刻，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同时，这些作品所变现的内容首先是感动了作者本人，作者有真实的感情体验，创作手段是为了表现这种感情体验。如果云里雾里，连自己也不能感动的东西，怎么能感动听众呢？
第二组：“二胡狂想曲”、“二胡协奏曲”之类近年来产生的一些洋洋洒洒的二胡巨作。
首先，这些所谓现代技法高超的作品所表现的内容未必感动了作者自己，未必不是无病呻吟，未必没有由于感情枯竭、思路闭锁，而试图通过刻意追求技法来招摇的嫌疑。这些作品，在创作心理上是否鄙视民间，抛弃传统，虽是个嫌疑，但脱离民族的语言环境，违背民族的欣赏习惯则是事实。热衷于这些作品的作曲家、演奏家，缺失文化根基，感情枯竭，自断民族文化之根，却高举“创新”与“接轨”的大旗，刻意追求技法与感官刺激，不能实践一切手段为内容服务的创作目的。无论是艺术感染力还是内容所能引起人们对各种关系的联想都大大不如前者。
二胡有两个听众：一是数以亿万计的老百姓；一是寥寥无几的职业队伍。
眼下，可以说一句非常现实而又看似残酷的话：断了根的二胡已经失去了数以亿万计的听众，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包括在座（2016年北京研讨会现场）的有些演奏家所演奏的绝大部分“狂、洋、协”系列的现代乐曲，除了极少数职业听众，几乎找不到一个老百姓听众！如有疑问，可以走到民众中间去做个调查。
所以今天二胡的发展，形式上的进步掩盖着文化上的倒退；标新立异取代创新；“高、精、尖”抛弃大众；“世界接轨”切断中国文化。抵触一切风格性和优秀传统，鄙视流派的产生，排斥流派的研究，导致二胡只剩下空洞的声音和技术。
正因为如此，才要研究蒋派二胡乃至其它二胡的风格流派，让二胡的发展走上健康之路，走向成熟和繁荣。
二胡“西化”是一种进步还是退步？
这里说的二胡“西化”是指用二胡拉奏国外的作品或者是二胡与西洋乐器同台合奏等。
我曾看过一个二胡与西洋乐器合奏的《彩云追月》的视频，在评论区有网友这样打趣说：“彩云追着国外的月亮”。
在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二胡演奏视频，我们可以快速便捷的搜到自己想看的视频。总有那么一些评论会引起我的注意，比如：“这种合奏完全西化了，失去了二胡原有的味道！”亦或 “无伴奏清拉的二胡最好听。”还有人说“就那么些二泉映月之类的经典名曲才能把二胡的味道和魅力展现的淋漓尽致！”
那么二胡“西化”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退步呢？
从文化交流和传扬国粹二胡的角度来讲，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在拉好国粹二胡的基础之上，再去和西洋乐器交流合作，这是中西方乐器间的一种”较量“、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文化交流，更是把二胡介绍给世界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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