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洲导演的代际与传承
李安山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电子科技大学教授
摘 要：非洲电影史源于1896年，共经历四代导演。第一代电影导演是被殖民时期的先行者。第二代指非洲国家独立后的电影先驱，充满自信，具有独立性。出现于20世纪80—90年代的第三代导演打破了埃及、马格里布，以及非洲法语地区的优势。第四代指21世纪“非洲电影的新生代”，没有受殖民统治的经历，有创新精神。四代导演之间互相联系，前后承继。非洲导演在国际影界日益获得尊重和认可。诺莱坞的崛起引发非洲影视业的兴盛，新导演的出现使非洲电影得以重塑。
关键词：非洲电影 非洲导演 电影奖 诺莱坞 电影史
电影于 1895 年发明，第二年就出现在非洲。非洲电影制作大致分为四个时期：被殖民时代、独立先驱时代（20 世纪 60—70 年代）、第二次浪潮（20 世纪 80—90 年代）和新生代（21 世纪以来）。四代导演之间互相联系，具有承继关系。非洲国家独立后有了自己的导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The UNESCO Courier）的三篇文章代表了非洲国家独立后电影发展的三个阶段：1962 年《非洲电影的觉醒》（The Awakening of African Cinema）、1988 年《非洲电影：相对不为人知的年轻艺术》（African Cinema: A Young and Relatively Unknown Art）和 2022 年《非洲电影：一个蓬勃发展的产业》（African Film: A Booming Industry）。[1]
第一代是被殖民时期的先行者。殖民政府将电影作为文化渗透的手段。[2] 法国 1912 年在摩洛哥建立托管制度，1939 年有了制片厂与影院，1944 年成立了摩洛哥电影中心。突尼斯于 1881 年成为法国保护领地，1946 年突尼斯电影中心成立，三年后改为非洲电影制片厂。1947 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成立电影局。这一时期的非洲电影人利用各种机会发展自己的电影，有一些共同特点。他们大都受过有关电影知识的教育、训练或短期培训；对电影事业的热爱使其专致于导演、制片、演员或兼多种技能于一身，成为本国电影先驱；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不顾殖民政策的各种限制，为拍摄电影可作出牺牲。由于他们的天赋加努力，其电影作品成为本国电影的标志性作品，如突尼斯的艾尔伯特·萨玛马·奇克利（Albert Samama Chikly）、埃及的穆哈默德·贝尤米（Muhammad Bayumi）、阿齐扎·艾米尔（Aziza Amir）、穆哈默德·凯里姆（Muhammad Karim）和塞内加尔的鲍林·苏曼努·维埃拉（Paulin Soumanou Vieyra）等电影先驱。
奇克利在 1897 年用自己的设施组织了卢米埃尔电影放映，1908 年在热气球上拍摄突尼斯风光和纪录片，还拍摄了《祖赫拉》（Zohra，1922）和《迦太基姑娘》（La Fille de Carthage，1924）。1949 年，塔哈·谢里阿（Taha Cheriaa）成立突尼斯电影俱乐部联合会，推动了当地的电影事业。[3] 被誉为“埃及电影之母”的艾米尔执导、写作或出演了 26 部电影，其最后的影片《信任真主》（’Amantu Billah，1952）在她去世后上映。作为第一批导演的代表之一，贝尤米在 1919 年革命后辞掉军职去欧洲学电影，三年后回国自创贝尤米制片厂和阿蒙影片公司（Amun For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成为埃及纪录片和首部短故事片制作人。《秘书长》（Bashi Katib，1924）等成为早期埃及影片的代表。导演米托戈·米兹拉希（Togo Mizrahi）在 16 年里制作 32 部社会片、音乐片和历史片，为埃及默片时代作出重要贡献。现实主义大师凯里姆学生时代迷上电影，先当电影演员，后去德国向弗立茨·朗格（Fritz Lang，1890-1976）学导演。他与约瑟夫·沃赫比（Yusuf Wahbi）合作的首部爱情故事片《泽娜布》（Zaynab，1930）和有声片《纨绔子弟》（Awliad Az-Zawat，1936）与“第一部现实主义电影”《意志》（Al-azima，1939）及导演的 17 部电影确立了他在埃及电影界的地位。[4]
电影史学家和评论家维埃拉出生于贝宁，十岁时被父母送去法国留学。他是首位进入巴黎高等电影研究院（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iné-matographiques，缩写 IDHEC）并于 1955 年毕业的非洲学生，也是首位将欧洲的非洲人搬上银幕的非洲导演。《塞纳河上的非洲》（Afrique sur Seine，1955）虽不是在非洲拍摄，但被称为“非洲电影的开端”。由巴黎非洲电影集团制作的这部影片展现了一场有关非洲人及其文化表达的盛宴。影片以法国社会的复杂性为背景，讲述了巴黎的非洲人身份。以第一人称的视角从未知的非洲地点开始，用勒内·沃蒂埃（René Vautier）的《非洲50年》（Afrique 50，1950）改编的乡村儿童镜头，随后抵达巴黎塞纳河岸边。巴黎既是法国首都，也是“黑色世界的首都”；法国刚结束印度支那战争，又在为阿尔及利亚战争做准备；巴黎街头的一名白人乞丐向黑人行人乞讨……与巴黎文化复杂性有实际接触的非洲人体会到个人被压制在强大政治体系之下的感受。塞内加尔独立后，维埃拉出任新闻电影总编辑和导演，作品《一个国家的诞生》（A NationIs Born，1961）不仅是官方新闻片，也是充满公益精神的政府需求与一位自信导演技术能力的动态结合。他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为一些非洲知识分子制作了纪录片，为非洲文化史留下珍贵资料。这代电影人多与殖民宗主国有联系，敬业且成就非凡，关注以非洲为中心来表达文化复杂性。
第二代指非洲国家独立后的电影先驱。由于政治条件的变化和技术进步，主题和审美选择面的扩大，他们充满自信，具有独立性，既接受西方电影技术，又有非洲国家对文化产品的支持，条件较好。最重要的是，他们拍摄电影的立场具有民族国家的象征。例如，科特迪瓦导演，以《女人之颜》（Visages des Femmes，1985）获戛纳电影节费比西奖的德西雷·埃卡雷（Désiré Ecaré),以《恩迪安加内》（N’Diangane，1975）获陶尔米纳国际电影节（Taormina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特别评审奖的塞内加尔导演马哈马·特拉奥雷（Mahama Traoré),以及马里导演苏莱曼·西塞（Souleymane Cissé)等。由于经济困境，他们有时为了得到西方的资助而不得不妥协，正如奥斯马内·森贝内（一译奥斯曼·塞姆贝，Ousmane Sembène）所言：“为了拍电影，我会和魔鬼上床。”[5] 他原为小说家，20 世纪 60 年代回国后认识到电影比书籍更具吸引力。他远赴莫斯科修读电影，成为塞内加尔“非洲电影之父”。他导演的《马车夫》（Borom Sarrefic，1963）用现实主义手法展现了达喀尔劳动者的贫穷，有时被认为是非洲第一部影片。揭露种族歧视的《黑女孩》（Lanoirede...，1966）获迦太基电影节塔尼特金奖（Carthage Film Festival，Tanitd’Or）和法国让·维果奖（Prix Jean Vigo），标志非洲电影走向世界舞台。[6]
萨拉赫·阿布塞义夫（Salah Abouseif）、优素福·夏欣（Yusuf Shahin）和陶菲克·萨利赫（Tewfik Saleh）等埃及导演非常突出。阿布塞义夫执导处女作《常在我心间》（Dayiman fi Qalbi，1945），从导演的第二部电影《复仇者》（Al-muntaqim，1946）起，他与著名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Naguib Mahfouz，1911-2006）合作将其十余部作品改编为电影。他导演的 50 多部影片围绕三个主题：面包、性与自由，为电影本土化作出不懈努力。[7] “埃及电影之父”夏欣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从未间断过对社会不公的抗争。他的 40 余部电影以选材独特、手法迥异而蜚声影坛并获多项荣誉。《情迷亚历山大》（Iskanderija...lih，1979）、《命运》（Al-Massir，1997）等影片先后获戛纳和柏林国际电影节奖项。情感片《中央车站》（Centraldo Brasil，1998）取得巨大成功，获包括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在内的 44 项国际奖。[8] 萨利赫也为埃及电影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9] 莎拉·马尔多罗（Sarah Maldoror）是非洲裔法国导演，被称为第一位在非洲拍电影的黑人女导演，处女作《莫南甘贝》（Monangambé,1968）揭示非洲人的悲惨待遇是人民参加安哥拉独立运动的原因，《桑宾赞加》（Sambinzanga，1972）获得包括迦太基电影节塔尼特金奖的多个奖项。[10]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第三代电影人打破埃及、马格里布地区和非洲法语地区的优势。由于新传媒方式的出现，非洲影视业崛起。[11] 非洲电影继承了 70 年代的特点，除了对文化传统的挖掘外，还有对现实的批判、对腐败的揭露、对当权者恶行的控诉。女性成为电影展示的主题之一，女导演的表现引人注目。非洲电影在美国的传播成为学界讨论的话题，“非洲故事片有助于建立自豪感并欣赏传统价值观，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12] 非洲电影逐渐显示其独特之处，而“诺莱坞电影”（Nollywood Film）的兴起更是成为世界电影史上重要篇章。
埃及导演穆罕默德·汉（Mohamed Khan）1963 年从英国学成回国后任编剧，其作品与平民生活密切相关。《要人之妻》（Zawga Rajul Muhimm，1988）揭露权贵的腐败生活，《超市》（Supermarket，1990）探讨开放的意义，《萨达特的日子》（Ayam El-Sadat，2001）获开罗阿拉伯媒体节两项奖；《闹市女孩》（Banat Wist El-balad，2005）获开罗埃及国家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工厂女孩》（Fatatel Masnaa，2013）获得四项奖。埃及导演还包括阿蒂夫·梯布（Aatif Tiyb）、卡伊里·白夏拉（Khayiri Bashara）、达乌德·阿卜德·赛义德（Dawuud ’ Abd Sa’id）、阿赫马德·福阿德（Ahmad Fuaad）及谢里夫·阿拉法（Sharif ’ Arafa）等。[13] 阿尔及利亚的麦尔扎克·阿洛维奇（Merzak Allouache）执导的反映现实问题的电影获得 16 项国际大奖，几乎涵盖每个时代，1987 年的爱情影片《巴黎的爱情》（Un Amourà Paris，1987）、展现城市不同群体矛盾的《巴布瓦迪市》（Bab El-Oued City，1994）、揭露移民困境的《你好，表兄》（Salut Cousin，1996）和难民群体的《哈拉加斯》（Harragas，2009）、突显犯罪与赦免矛盾的《无人歌颂的忏悔》（Eltaaib，2012）、反映阿尔及尔（Algiers）不同人群生活的《屋顶》（Es-Stouh，2013）等影片获包括戛纳电影节奖、迦太基塔尼特金奖、阿布扎比国际电影节（Abu Dhabi Film Festival）的最佳导演奖、瓦加杜古泛非电影电视节（Ouagadougou Panafrican Film and Television Festival）和迪拜国际电影节（Dub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等多项奖。[14]
突尼斯导演伯兹德（Nouri Bouzid）曾在布鲁塞尔学习电影制作。他首次执导的描写暴力和同性恋痛苦记忆的《灰烬之人》（Rih Essed，1984）获得迦太基塔尼特金奖等 3 项大奖。《本特家族》（Bent Familia，1997）获 5 项国际奖。描写女孩寻求自由的《粘土娃娃》（Poupées d’argile，2002）获南特三洲节（Nantes Three Continents Festival）、那慕尔国际法语电影节（Namur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French-Speaking Film）和弗里堡国际电影节（Fribour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的 4 项国际奖项。有关非洲青年与恐怖分子关系的《最后的电影》（Making Of，2006）引起国际影界的重视，获得包括迦太基电影节塔尼特金奖的 13 项国际大奖。[15] 突尼斯导演莫菲达·特拉特里（Moufida Tlatli，1947-）从巴黎高等电影研究院毕业，因《宫殿的沉默》（Samt El Qusur，1994）一举成名。影片讲述贵族家庭的女人在突尼斯将获独立这一特殊时期的命运，揭示了男性主导的宫殿及女仆付出的代价，完美展现了女性的悲伤和坚强性格。该片获得包括 1994 年戛纳金摄影机特别荣誉奖和迦太基塔尼特金奖等七项国际大奖。[16] 她执导两部有关性别的《男人的季节》（La Saison des Hommes，2000）和《女人的季节》（Nadia et Sarra，2004），前者获 4 个奖项。2011 年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1936-2019）政权被推翻后，她被任命为突尼斯政府的文化部长。[17]
几内亚比绍导演弗洛拉·戈梅斯（Flora Gome）曾获 11 项国际大奖。《希望之子》（Mortu Nega，1988）讲述独立战争时期将家庭幸福建立在国家命运基础上的故事，获 1988 年威尼斯电影节两项奖。《永塔的蓝眼睛》（Udju Azul di Yonta，1992）描写一位美丽、聪明而轻浮的女孩的爱情故事，在塞萨洛尼基电影节（Thessaloniki Film Festival）和维尔茨堡国际电影节（Würzburg International Filmweekend）获奖。他最著名的电影《美丽歌声》（Nha Fala，2002）是关于一则有关女歌唱家必然死亡的寓言，获 6 项国际奖，包括 2002 年亚眠国际电影节（Amien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的亚眠市奖和标志奖、2003 年葡萄牙科因布拉卡米尼奥电影节（Coimbra Caminhosdo Cinema Português）的观众奖和评审团特别奖、2003 年瓦加杜古泛非洲电影电视节的瓦加杜古市奖以及 2002 年威尼斯电影节的魔法时刻奖（Laterna Magica Prize）。布基纳法索导演加斯顿·卡伯雷（Gaston Kaboré)认识到电影可以用来展现非洲习俗和文化传统。他从巴黎高级电影学院学习电影摄影回国后，担任国家电影中心主任。处女作《温德·库尼》（Wend Kuuni，1982）以将口头传统翻译到银幕上的方式来展示非洲习俗而闻名，获两项国际奖。《赞·博科》（Zan Boko，1988）讲述莫西文化（Mossiculture）中关于人与土地之间的宗教、文化和情感关系以及“扎根”和“归属感”的概念，阐述了阶级冲突及非洲文明中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影片获得亚眠国际电影节（Amien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特别评审团最佳影片奖和都灵国际青年电影节（Torino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Young Cinema）特别推荐长片奖。有关非洲传统习俗的《巴德薯蓣》（Buud Yam，1997）获瓦加杜古泛非电影电视节特等奖。[18] 伊德里沙·韦德拉奥戈（Idrissa Ouedraogo）的 7 部影片获 11 项国际奖，如家庭剧《阿婆》（Yaaba，1988）获戛纳电影节上的费比西奖（FIPRESCI Prize）等三项奖，《桑巴·特拉奥雷》（Samba Traoré，1992）获第 43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Silver Berlin Bear）等。[19] 塞内加尔导演穆萨·图雷（Moussa Touré)获 11 项国际奖，《TGV 号汽车》（TGV，1998）获 1998 年曼海姆—海德堡国际电影节（Mannheim-Heidelber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观众奖等 6 项奖，《流氓》（La Pirogue，2012）获慕尼黑电影节（Munich Film Festival）最佳国际电影奖等 5 项奖。[20]
尼日利亚电影行业可谓突飞猛进，表现在用摄像机制作的一些大众可以参与和享受的影视片。[21] 由于在服装、道具、演员、场景和制作方式以及高产的特点，诺莱坞（Nollywood）成为与美国好莱坞（Hollywood）和印度宝莱坞（Bollywood）并列的三大电影产地。[22] 这些影片制作简单，传播很快，观众面极广，先在尼日利亚、加纳等非洲国家播放，继而在海外广为流传。[23] 加纳电影在 20 世纪 80 年代崛起，吸引大量普通民众，大量加纳演员加入诺莱坞影视行业，激发了非洲影视界的良性竞争。[24] 非洲电影特别是诺莱坞将非洲与非洲移民裔群连接一起，使全球非洲人加深对自身文化艺术和历史遗产的珍爱与自豪。[25] 尼日利亚已超过美国，成为仅次于印度的世界第二大电影生产国。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尼日利亚 2019 年发行了 2599 部电影，是非洲电影自主发展的典型，这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柱。[26] 2005 年由尼日利亚电影制片人皮丝·安妮亚姆-奥西格维（Peace Anyiam-Osigwe）创立的非洲电影学院奖（African Movie Academy Awards）每年颁发，以表彰非洲电影专业者的贡献。[27] 2011 年，总统乔纳森（Goodluck Jonathan）决定提供 2 亿美元的政府贷款以帮助电影发行商建立起合法的销售渠道，这一行业在 2014 年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4%，就业人口超过 100 万人。[28] 导演欧拉·巴洛贡（Ola Balogun）在巴黎高等电影研究院完成有关纪录片的博士论文，成为非洲崇拜基金（Afrocult Foundation，1973）电影公司创始人。他极力主张尼日利亚电影用自身语言讲自己的故事，并执导了首部伊博语（Ibo）电影《阿玛迪》（Amadi，1975）和约鲁巴语（Yoruba）电影《阿贾尼·奥贡》（Ajani Ogun，1976）。关于尼日利亚独立的影片《为自由呐喊》（Cry Freedom，1981）描述一个游击队领导人为自由与英国殖民者战斗的故事。这些电影奠定了他的地位。他善于通过真实的历史故事、传统的情节剧形式和具有民俗特点的音乐，运用高度的艺术手段将现在与过去、真实与虚幻、话语与错觉串联起来，力图从非洲人的自尊与道德观来拍摄有关尼日利亚历史的电影。[29]
21 世纪以来，电影行业在埃及、尼日利亚、南非、坦桑尼亚进展较快。非洲电影的第四代即“非洲电影的新生代”，没有受殖民统治的经历，多在国外留学，有创新精神，不愿与世俗妥协。埃及女导演哈拉·哈里里（Hala Khalil）的多部电影获得阿拉伯世界的认可，如展现一位女性在困境中遇到友情的《美好日子》（一译《最好时光》，Ahlaal Awkat，2004）、关于青年移民美梦的《剪贴生活》（Kaswa Lask，2006）、描写开罗女仆艰难生活的《纳瓦拉》（Nawara，2015）均获奖。突尼斯女导演阿贾·阿玛里（Rajah Amari）的首部短片《四月》（Avril，1998）获米兰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描写爱情的《红绸缎》（Satin Rouge，2002）、有关家庭秘密的《匿名》（Anonymes，2009）和非法移民的《异物》（Corpsétranger，2016）获布鲁塞尔、蒙特利尔和西雅图国际电影节 8 个奖。[30] 突尼斯导演吉拉尼·塞迪（Jilani Saadi）的《叛乱》（Insurrection，2021）在迦太基电影节获奖。摩洛哥新一代女导演代表亚斯米勒·卡萨里（Yasmine Kassari，1971）的《沉睡的孩子》（L’enfant Endormi，2004）获 10 项国际大奖。摩洛哥女导演法丽达·本雅兹德（Farida Benlyazid）的《凯德·恩萨》（Keïd Ensa，1999）曾获奖，2021 年她获得马拉喀什电影节金奖。突尼斯导演纳舍尔·克塔利（Naceur Ktari）的《使节》（Les Ambassadeurs，1976）反映北非移民在巴黎与法国邻居的冲突，1976 年获迦太基的塔尼特金奖等奖项，《做我的朋友》（Hlouw’ Morr，2000）获泛非电影电视节的最佳组合奖（Best Sets）。[31]
阿尔及利亚/法国导演拉希德·波查拉（Rachid Bouchareb）获 38 项奖，其中 17 项在 21 世纪。有关塞内加尔奴隶博物馆导游寻找前辈卖身美洲为奴之家史的《小塞内加尔》（Little Senegal，2000）获米兰、科隆等不同电影节 9 项奖。描写四名法军中的北非士兵在二战中同时反击纳粹和法国种族歧视的《光荣岁月》（Indigènes，2006）获包括两项戛纳电影节奖在内的 9 项奖。[32] 反映阿尔及利亚反抗战争的《法外之徒》（Hors la loi，2010）获两项国际奖并获奥斯卡提名。[33] 阿尔及利亚女导演亚米纳·巴希尔（Yamina Bachir，1954-2022）关于极端宗教思想阻碍妇女生活的《拉希达》（Rachida，2002）获得包括伦敦电影节和马拉喀什国际电影节的 8 个奖。她的丈夫穆哈迈德·舒赫（Mohamed Chouikh）执导的描写民族冲突的《沙漠方舟》（L’arche du Désert，1997）获 4 个奖项。女导演拉希达·克里姆（Rachida Krim）的《在女人的脚下》（Sous les Pieds des Femmes，1997）获两项国际奖，其电视剧《荷里亚》（Houria，2002）获泛非电影电视节奖。[34]
毛里塔尼亚著名导演阿伯德拉马纳·希萨科（Abderrahmane Sissako）共获 39 项国际奖。《生命到底是什么》（La Viesur Terre，1998）获 10 项奖。[35] 《期待幸福》获包括 2002 年戛纳电影节费比西奖和 2002 年巴黎阿拉伯电影节、2003 年瓦加杜古泛非电影电视节等 8 项奖。《巴马科》（Bamako，2006）四次获奖。《廷巴克图》（Timbuktu，2014）用讲故事的方式再现了马里北部冲突后当地居民的悲惨状况，以高超艺术征服影界，获至少 16 项国际奖项。[36] 科特迪瓦导演菲利普·拉科特（Philippe Lacôte）执导将历史隐喻、传说、扮演和歌舞等形式结合的《国王之夜》（La nuit des rois，2020）获得北京国际电影节等 14 个大奖。诺莱坞除培养了新诺莱坞（New Nollywood）导演外，还有一些新人如从小演艺的杰娜薇·恩纳吉（Genevieve Nnaji），她导演的《狮心女孩》（Lionheart，2018）讲述一个尼日利亚女孩在父亲患病后承担家族企业的成功故事，在多个国际电影节备受好评。[37]
南非导演加文·胡德（Gavin Hood），荣获 29 项国际奖，如《店主》（The Storekeeper，1998）获芝加哥和墨尔本等国际电影节奖项，《黑帮暴徒》（Tsotsi，2005）获包括第 78 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 12 项奖，《官方机密》（Official Secrets，2019）获四项奖。由南非导演马克·多恩福德-梅（Mark Donrford-May）用科萨语（Xhosa）制作的《卡雅利沙的卡门》（U-Carmen eKhayelitsha，2005）摘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成为南非电影的突破。电影改编自经典歌剧《卡门》（Carmen），背景移到开普敦棚户区，由黑人演员鲍林·梅拉法恩（Pauline Melafane）扮演的主角展现出黑色之美。影片可从特殊环境中作为著名歌剧的演绎来享受，也可作为真实反映南非现状的城市纪录片来欣赏。沙米拉·西达特（Shameela Seedat）的《反腐风云》（Whispering Truth to Power，2018）用英语、祖鲁语（Zulu）和科萨语放映。纪录片讲述了南非颇具争议的官员图莉·马登塞拉（Thuli Madonsela）任上最后一年为穷人权利反对腐败和管理不善的斗争。影片获 2019 年美国非洲研究协会电影奖和 2019 年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国际电影节（Minneapolis St. Paul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的非洲图像—纪录片观众选择奖（Audience Choice Award, Images of Africa-Documentary）。
一些国家的电影也在崛起。津巴布韦独立较晚，但电影事业发展不错。[38] 由塔万达·甘达·姆蓬戈（Tawanda Gunda Mupengo）导演、描写一位女性自我奋斗的《坦亚拉兹瓦》（Tanyaradzwa，2005）获得非洲电影学院奖的最佳未来女演员奖和最佳摄影奖以及四项提名。[39] 喀麦隆自 2008 年以来已制作超过 300 部电影。坦桑尼亚的电影业向传媒影视的转变创造了新风格，私人影视团体表现了很强的能动性。影视集团与东非艺术集团具有自己的历史，独立商业制作的影视片与以往流行的艺术生产有区别也有延续，它们自负盈亏，与政府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合作关系。[40] 索马里导演哈达尔·艾哈迈德（Khadar Ayderus Ahmed，1981-）的《掘墓人的妻子》（Guled & Nasra，2021）获得包括泛非电影电影节以及迦太基、多伦多、奥斯陆等地电影节的 23 项国际大奖。[41] 安哥拉最有才华的剧作家和导演弗雷迪克（Fradique）曾就读于纽约电影学院，在旧金山艺术学院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他的《阿兰巴门托》（Alambamento，2009）获罗安达国际电影节（Luanda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最佳短片奖。他与两位朋友于 2010 年在安哥拉成立了电影制作公司，他关于安哥拉解放斗争的长纪录片《独立》（Independence，2015）获国家电影文化奖和卡梅伦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公众认为这是恢复安哥拉集体记忆的一个显著步骤。《空调》（Ar Condicionado，2020）在多个国际电影节获得提名，其政治隐喻使人深思。[42]
结论
非洲导演在国际影界日益获得尊重和认可。塞内加尔导演森贝内获得各种荣誉，曾任 1967 年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成员，1977 年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审团成员，1983 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审团成员，被授予英国电影学院会员称号以表彰其杰出贡献。有关访谈记录了他的伟大成就。[43] 马里导演西塞于 1983 年任戛纳电影节评审团成员，1996 年任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团成员，2010 年获迪拜国际电影节的终身成就奖。由杰宁·巴赞（Janine Bazin）和安德雷·S.拉巴尔特（André S. Labarthe）编剧，柬埔寨导演和制片人潘礼德（Rithy Panh）1991 年制作的有关苏莱曼·西塞与时代的纪录片描述了西塞的职业生涯。埃及著名导演夏欣在 1997 年戛纳电影节和 2007 年迪拜国际电影节被授予终身成就奖。埃塞俄比亚导演海尔·格里玛（Haile Grima）的电影获过 11 项大奖和多项提名，他于 2003 年获华盛顿特区独立电影节（Washington DC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终身成就奖。
维埃拉对接受过法国教育的非洲人似乎坚持一种自我质疑的过程。这从他拍摄的有关比拉戈·迪奥普（Birago Diop）和伊巴·恩迪亚耶（Iba N’Diaye）的纪录片中向两位所提问题中反映出来。这些知识分子是非洲与法国文化互相渗透的典型。维埃拉认为在巴黎高等电影研究院学习的人“接受的教育使他们的创作冲动停滞”，指出非洲各国电影产业不够强大，无法承受单独发展，在 1975 年用“非洲电影”的概念来描述正在兴起的电影传统。[44] 这种泛非主义视角加强了非洲文化团结的愿景。毛里塔尼亚导演希萨科怀着泛非情结关注现实问题，探讨非洲在全球事务中的命运。他获得过 39 项国际奖，担任 2003 年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审团成员，2007 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成员，2008 年法国国家电影学院入学考试评审团主席，2015 年戛纳电影节电影院和短片评审团主席。[45] 布基纳法索导演卡伯雷曾任 1994 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成员，1995 年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成员和 2009 年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成员。他获得国际影界认可的另一标志是他于 1995 年受邀与 40 名著名导演参与了有关卢米埃尔和电影公司的专题拍摄。他的纪录片《对电影的思考》（Propssurle Cinema，1986）采访非洲导演苏莱曼·西塞和梅德·翁多（Med Hondo）以探讨非洲电影自我发展等问题，为非洲电影的前途探索方向。[46]
布基纳法索导演韦德拉奥戈认识到电影可以反映一种共同的感受，“电影中最奇妙的是，所有人都有着共同的主要情感，如快乐、恐惧、暴力和仇恨。因此，在我们所说的世界主要情感中，已经有了一些根本性的开放。这些情绪是电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47] 。乍得导演马哈默德-萨利赫·哈隆（Mahamat- Saleh Haroun）曾获 28 项国际大奖。1994 年完成首部短片的制作，1999 年执导纪录片《再见非洲》（Bye Bye Africa）获第 56 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处女奖和最佳短片奖，2003 年导演的《爸爸出走了》（Abouna，2002）获7项国际奖。他自编自导的《旱季》（Daratt，2006）获第 63 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5 项奖。《尖叫的男人》（Unhommequicrie，2010）获戛纳、芝加哥和迪拜国际电影节的奖项。2011 年他任第 64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的评审。他的《格里格里》（Grigris，2013）获戛纳和迪拜电影节两个奖项，并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48]
非洲电影正在通过各种途径重塑自身形象。[49] 非洲影片的出品和诺莱坞的异军突起使影业成为解决就业和经济问题的手段，成为欣赏传统和现代艺术、反映社会问题与影响观众的工具，也受到非洲国家甚至前宗主国的控制。作为从跨文化视角理解文化艺术生态的重要途径，电影既是一种具有高度感染力的艺术现象，也是科学技术的直接反映，还是一种与商品生产紧密相连的经济行为，在生产、发行到影院的建立等方面与市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2021 年发布的报告《非洲电影产业：趋势、挑战与增长机遇》（The African Film Industry: Trend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Growth）指出泛非主义将引领未来电影业，提出其战略发展和增长模式并展示了非洲各国的电影发展情况。非洲电影在数字技术推动下焕发生机与活力。“新技术得到广泛使用，数字电影设备走向廉价亲民，网络平台逐步兴起，诸多有利条件让新一代非洲电影制片人得以崭露头角。”报告显示，非洲大陆目前有 500 万人从事影视制作行业，总产值约为 50 亿美元，未来可制造超过 2000 万个就业机会，产生 200 亿美元的生产总值。以电影院为例，非洲是院线服务最不充分的大陆，每 78 万人才有一块电影银幕。但随着未来非洲经济的增长和与世界接轨的趋势，文化娱乐产业一定会有可以期待的上升空间。真正扭转大局的因素是方兴未艾的数字革命。这一特点将成为未来非洲电影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50] 非洲电影以其特有风格和创造力正在征服世界。非洲电影的价值取向、突破方向和未来发展是非洲电影人不断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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