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史研究｜耿 坤：《沦陷华北与“燕影”序曲——燕京影片公司成立若干问题之考证》

沦陷华北与“燕影”序曲

——燕京影片公司成立若干问题之考证

沦陷时期，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电影难逃被纳入日伪合流统治秩序的厄运。在这片失序、混沌的“灰色地带”（Grey Zone）中，以《孔雀东南飞》《御碑亭》《十三妹》《盘丝洞》《红线传》等为代表的京剧电影一度掀起地方民众的观影热潮，为沦陷时期华北电影文化增添了一抹耐人寻味的民族色彩。1942 年，日本《映画旬报》认为华北的京剧电影形成了与“上海和满洲不同的、有华北特色的电影文化”[1] ，以至于“让一直以来依靠满洲、上海提供电影的华北界，开始反过来制作可以向这些地方输出的娱乐电影。这样看来，这是华北史上划时代的现象”[2] 。

由此可见，我们有必要重探华北地区作为文化现象的“京剧电影热”，不过，笔者感兴趣的是，以上影片几乎全部出自一家名为燕京影片公司（以下简称“燕影”）的制片机构，这究竟是一家怎样的公司？为何执着地进行京剧电影的摄制？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对“燕影”的一句话介绍仅提供了如下信息：第一，公司成立于 1941 年 2 月；第二，是伪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的附设公司；第三，表面上由中国人创办；第四，专门拍摄戏曲故事片。[3] 那么，“燕影”产生的背景如何？具体成立于何时？能否断定为“华电”的附设？专拍戏曲故事片一说准确与否？乃至于京剧电影在沦陷语境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文化角色？这些问题，先在史述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时至今日，沦陷时期的电影研究已成为显学，将研究视角置于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地区，旨在补足具有差异性与复杂性的沦陷电影研究版图，也是进一步探究地方社会“京剧电影热”的必要前提。与此同时，对“燕影”史实的重探，为电影机构史研究增添一个被忽视的经营主体。

根据现有史料，笔者暂将“燕影”分为两个阶段：1941 年成立至是年秋的停业改组为初创期，由柳龙光、裕振民、管翼贤为代表的“满系”文人发起与经营；改组后至 1945 年公司解体为第二阶段，由宗威之担任经理、于梦堃任制作部长，正是在这一时期掀起了京剧电影的创作高潮。本篇将着重考述“燕影”第一阶段业务活动。

一、“大陆电影联盟”与裕振民的电影梦：“燕影”成立之缘起

根据现有史料来看，燕京影片公司的创立成为现实，存在一个大背景和一个直接推动力——大背景是日本野心勃勃的“大陆电影联盟”计划；直接推动力是“标准的满洲人”裕振民个人执着的电影梦。

为了推动“大陆政策”，将电影纳入“大东亚共荣”计划，日本积极建立“大陆电影联盟”，企图通过电影的影响把势力伸向我国华北和华中地区以至全国。[4] 为进一步加强对华北电影的控制，1939 年 12 月 21 日，以伪新民映画协会为基础的“华电”在北京宣告成立，梁亚平当选为议长，该公司亦迅速成为华北地区电影发行和放映事业的垄断者。

那么，组织完备、实力雄厚的“华电”，斥资另设一家公司的动机何在？关于“燕影”创立的经费来源，说法大概分为两种：第一是“北京文化艺术界人士，为使电影达成文化宣传之目的，特集资一百万元，创办燕京影片公司”[5] ；第二是“以满映为后台的燕京影片公司”[6] 。两种说法虽是只言片语，但却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即“燕影”是否为“华电”的附设公司？笔者认为，根据现有史料来看，初创时期两者并非依附关系。

区别于“华电”管理事务几乎被日本人全盘接手，“燕影”的三位高层管理者——总经理管翼贤、协理柳龙光、顾问裕振民均为出身报人、作家的“满系”文人，“古都有些文人、新闻界、剧人、艺术家……在很早以前自开始酝酿着组织电影公司，专摄中国的古代历史影片”，裹挟着“极伟大使命”[7] 成立的燕京影片公司，使文人从事与组织电影机构成为了现实。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燕影”高层无一不才华横溢，且生平颇富“传奇”色彩，历史关头的政治与道德抉择，更为其命运笼罩了挥之不去的阴霾。

管翼贤（1899—1950）系湖北蕲春籍人，早年负笈日本，回国后先被《益世报》聘为驻北平记者，1928 年创办《实报》，发行量广，有“小报中之权威者之称”。“七七事变”后辗转济南、汉口、香港等地，后任武德报社社长，1940 年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局长、中华新闻学院教务长，“燕影”正诞生于此时段。柳龙光(1911—1949)，是“文坛鳞爪”梅娘之夫，曾做过“满洲国”《大同报》《中文大阪每日》的记者和编辑，1941 年离任来京参加“燕影”。

对“燕影”而言，裕振民（1914—1990）是一个尤为关键的人物。裕氏系辽宁沈阳籍人，因是满清皇族后裔，对民国政府怀抱敌意，根据研究者张泉的分析，认为裕氏最初便跻身“满洲国”殖民体制，为傀儡政权服务，并称之为“标准的满洲人”。裕振民不仅文学活动甚繁，对于电影也心怀热情，在担任“燕影”顾问以前已经有两段电影经历，他曾任职于“满映”，担任影片《七巧图》《黑海航程》《爱之路》等编剧，1938 年，与日本人合资在北平南河沿 21 号成立了一家华北电影公司，并担任总经理一职。裕氏先后主持招考演员、创办华北电影演员训练所，设有现像室、剪辑室、放映室、调音室、录音室、机械室、暗室等处。三个月后，华北电影公司处女作《更生》出品，很快进行了第二期演员招考并筹拍新片《小凤》，为巩固基础，公司还打算把资本从 25 万元追加至 250 万元，拟成为华北唯一巨大的制片所。[8] 

正当裕氏企图在影界大展身手之际，影片《更生》却在送到天津上演时“受到了炸弹的洗礼”，更为致命的打击是裕振民口中“第二年统制公司的出现”，“假如私人制片公司的作品是五万元的成本，但统制公司只给你配给上演费两万元，那你只好认赔三万元，以外别无办法”[9] 。就这样，华北电影公司在新的游戏规则下因经营亏损结束了短暂的生命。

华北电影公司的失败并未让裕振民退缩，1941年初“于电影素极爱好，对编剧曾潜心研究”[10] 的他在百万集资的“燕影”面前，再一次执着于他的电影梦，以顾问的身份加入“燕影”。当然，我们不能武断地说没有裕振民就没有“燕影”，但从“燕影”日后的诸多理念来看，的确与华北影片公司有无法割舍的相似之处。

如前文所述，在现有影史记载中，“燕影”的成立时间均被记载为 1941 年 2 月，不过笔者发现，早在 1941 年 1 月 15 日，就曾以“燕影”的名义召开过一次“旧剧改编电影座谈会”，主席恰为总经理管翼贤。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燕影”的实际成立时间更早？不过，刊登在 1941 年 3 月 5 日《晨报》的一则新闻又传递出另外的信息：

以上新闻虽未明确“燕影”成立的具体日期，但结合演员招考消息中“在未成立之先，即以严正的态度召集名家举行座谈会”[12] 的表述，可以确信 1941 年 3 月公司仍未“正式宣布成立”，同年 2 月成立之说不置可否，不过其作为经营主体，在是年1月甚至更早便已存在。

1941 年 3 月中旬，“燕影”正式宣布成立的消息并未见诸报端，倒是发布了一则演员招考的启事，报名地点设于北京西长安街 32 号公司筹备处，报名时间为 3 月 15 日至 22 日。“筹备处”之设，不仅表明“燕影”仍在筹备状态，证实其尚未正式成立的事实。那么，“燕影”究竟正式成立于何时？

1941 年 4 月 1 日，结束演员招考的“燕影”制定了新计划，“基本演员定四月十日起，开始训练一个月，授以舞台实际常识，六月初旬即可正式拍片”，公司的成立事宜也再次提上日程，“定于四月十五日正式成立，并举行开幕式招待各界”[13] 。不同于以往开幕时间的语焉不详，此次声明颇为具体。

这一时期，公司除了充实力量，也在积极寻觅办公场所，4 月 2 日迁入西城拐棒胡同 9 号新办公处，且内部一切均布置就绪。入迁新址之后，“燕影”向各方发出请柬，并首次告知公司的内部机构，笔者根据资料制图如上（图 1）。

除此，还分别设立脚本审查委员会与制成品审查委员会，对剧本与成片进行审查。从完整、系统的组织架构来看，“燕影”可称为一家经营独立的公司。摄影场的建设也在公司规划之中，据报道称“在西城新街口北建筑新摄影场，刻正迅速赶建，六月中旬即可全部竣工”[15] 。开幕之前，《晨报》刊登了“燕影”成立的宣言：

从“燕影”成立宣言来看，该公司将电影的“艺术价值”置于首要地位，强调所集结的是热心艺术的“中国同志”，并强调致力于“从事发扬中国艺术的工作”。1941 年 4 月 15 日上午，西城拐棒胡同 9 号的巷口高搭起一座彩牌楼，“燕影”成立仪式如期举行。

出席成立仪式的有伪政权政界、商业、电影与艺术界人士，包括伪华北政委会代表冷家骥委员、实业总署王荫泰督办代表金少伟局长、齐夑元督办代表陈班侯氏、余市长代表吴宁靖科长、伪“华电”梁亚平董事长、情报局专员小秋元，以及京城名流赵雷、李明、言慧珠等共达三百余人。仪式从中午 12 点开始，由总务部长郭觉先主持，依次由顾问裕振民报告筹备经过，总经理管翼贤朗读公司成立宣言，并由新演员冯玲开启剪彩仪式。金少伟、吴宁靖先后代读了伪华北临时政府官员的祝词之后，协理柳龙光趁致答之际再次阐明公司宗旨在于发扬大众艺术。[17] 

“燕影”成立仪式之隆重，某种程度上可说明各界对“华北新艺术婴儿”的关注。“一个是由于该公司的成立，从文化工作的华农夫，借此可以相聚一处，对于北京的未来文化界必将掀起新的波动。第二是将来出品的评价，可与满映的出品作一比较，由此满华的电影发展砥砺上将必有相当的收获，那么今后的满洲电影业应该走上一条正路吧？”[18] “燕影”盛大成 立的消息疯狂奔走于报端，甚至使当时的北京市民“不能抑制的叫人奋起了欣悦与热望”，毕竟“许许多多人对自己说过：我们北京也有电影厂了，在中国的艺术上也要有我们北京气味的影片，不尽是‘海派’的天下了”[19] 。

三、“影星”之造：演员招考与宣传

就目前史料来看，从作为经营主体存在到宣告正式成立，“燕影”至少历经三个月的筹备期。在这一阶段，“燕影”寻觅新址、健全内部机构、筹拍处女作，还有一项重要举措，便是着手演员招考与创立演员培训班，解决演员缺乏的困境。

1941 年 3 月 14 日，“燕影”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机关报《晨报》刊登招考广告，计划招收基本演员 60 名、临时演员 200 名，基本演员培训周期为一个月。男学员要求二十二岁以上，女学员十八岁以上，除此之外必须具有中学教育程度。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报名者在 3 月 15 日至 22 日间把贴有照片的履历表交至公司筹备处即可。基本演员在训练期每月发放津贴二十元，临时演员酌给津贴，经训练合格正式录用的基本演员月薪五十元至三百元，按照其工作情形酌定。

广告甫一发布，北平城怀抱“明星梦”的青年男女们纷涌而至，跃跃欲试，报名者近1600人。这家号称发扬电影“本能的艺术价值”的制片公司果然颇具专业意识，考核内容包括常识、读剧本、表情、动作等科目。为了严肃考纪，还强调所有报名者需按时“赴中南海万善殿中华新闻学校内应试，届时不到者，概不补考”[20] 。

1941 年 3 月 23 日，万善殿内挤满了考生，这近 1600 人“以年龄论，二十岁上下的约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服装虽然中西互译，大部分都是各中等学校的男女学生，不分身体高低，容貌妍丑，可是举止动作，都具有电影上的作风”[21] 。经过电影、戏剧专家的两天评审，“燕影”于 1941 年 3 月 25 日发布 60 名基本演员录取名单，包括男演员 30 名，女演员 30 名。之后，又于 1941 年 3 月 29 日至 30 日公示了 200 名临时演员录取名单，其中，男演员 140 人，女演员 60 人（表 1）。

此番招考在北平城中掀起了轰动，据说爱好电影的京剧名伶吴素秋也曾派专人前往“燕影”洽谈演员之事，以偿夙愿。[23] 普通影迷错过投考时间的只能鸿雁投书恳请格外收留，希望做名演员，而这样的信件，每天平均约有五封之多，使公司当局感到烦恼，因有规章所限不能例外采取，告知影迷们只能第二期招考尽先去投考。

演员招考在北平并不鲜见，裕振民担任总经理的华北电影公司也曾进行。据笔者考证，在 1938 年 7 月 7 日华北电影公司成立前，裕振民早已从演员着手先行成立了华北电影演员训练所，考试科目方设置了“口试、笔试、人物权衡三项”[24] 。考试当天共有 300 余名男考生、50 余名女考生应试，最终各录取 20 名。无独有偶，无论是裕振民创办的华北电影公司，抑或担任顾问的“燕影”，都将演员招考置于公司开幕之先，这有别于同时代的“满映”和“华电”。笔者推测，一方面在于前者力量弱小，演员的需求更为迫切；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为公司成立制造了声势，发挥了宣传作用。

“燕影”不仅致力于演员培训，同时出于造星的需要，有意识地制造机会让学员尽可能呈现于公众视野，保持媒体的热度，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宣传：

第一，组织演员出席重要庆典。“燕影”成立仪式上，260 名演员全部盛装出席，原本简单的剪彩仪式也被刻意分成多个环节，提前选定女演员冯玲、黄傲霜、拉兰、王莱、应畹云等为预备剪彩员；现场在向来宾介绍五位演员后，由“华电”董事长梁亚平随机抽取其中一位正式剪彩员。最终，“正式剪彩员”冯玲在簇拥中颇具明星风采地行至公司大门处行剪彩礼，可谓众星捧月，甚至因“人多道狭，记者作了两次试验，也没能到达前院观光剪彩典礼”[25] （图 2）。

第二，借助媒体力量“造星”。在《电影报》《三六九画报》等报刊陆续刊登《拉兰小姐访问记》《燕京影片公司第一名女演员李婷之倩影》等演员专访，为配合影片《杨贵妃》的宣传，《电影报》在 1941 年 6 月至 8 月间曾以“演员素描”为题刊登过数十篇介绍演员的文章。《燕京影片公司明星们的绰号》一文更显示了公司的“造星”目的：

文章根据性格、外貌对“明星”划分出多种类型，试图最大程度上满足不同观众的审美喜好——既有“举止大方、性情温柔”者，亦不乏“天真活泼，小鸟伊人之态”者，还有“健美”体态，符合现代审美要求者，更有“极端滑稽”之“身体肥胖”者，大概定位于喜剧表演中……不仅如此，将演员贴上“小陈云裳”“杨小楼”等标签定位明星形象，吸引潜在的“粉丝”。

第三，公开日常训练。演员的幕后状态向来是公众热衷于追踪的内容，“燕影”深谙此道，于是颇有计划地主动公开。一方面，公司主动邀约记者来访，1941 年 5 月 7 日、15 日，先后邀请香山慈幼院幼稚师范学校第一、二、三年级共 64 名学生[27] 、北京市立第一女子中学高中三年级全体学生 40 人[28] ，在公司协理柳龙光、顾问裕振民和总务部长郭觉先等陪同下观摩演员的表演训练。另一方面，面对记者的突然造访，“燕影”工作人员热情尤甚，“马上出来欢迎，带记者进入他们狭长的教室里去”观看正在排练的内容，结束后“又带着记者去看新制的衣服”[29] 。在这种与社会各界、特别是媒体的主动合作与积极互动中，“燕影”形象与其说是被宣传，毋宁说这是公司在提升知名度上的主动选择，或者说培育未来市场的宣传策略。

四、首部影片《杨贵妃》的摄制与夭折

自创立以来，“燕影”是否如史述所述“专门摄制戏曲片”？在成立之初，公司公布的业务范围包括“摄制古装、时装剧片，及新闻、教育卡通（漫画）等影片附带业务，并承办摄影机及电影材料等”[30] 。显然，初创的“燕影”并没有把自己框定在所谓的戏曲电影上。

“燕影”首部作品《杨贵妃》亦可提供佐证：第一，在该片中，除饰演女主角的言慧珠是京剧名伶外，剧中其他演员鲜有戏曲功底，这对于一部有声戏曲电影而言几乎无法完成；第二，该剧的宣传定位一直是“中国古装剧片”，从未提及其与戏曲有关，如果是戏曲电影，那这一做法显然与 1942 年“开始拍制京剧片”[31] 、“《孔雀东南飞》搬上银幕决定全用京剧演法”[32] 等宣传手法难以契合；第三，更为重要的是，身为顾问的裕振民似乎并不看好戏曲电影，他认为向来是“听戏的不看电影，看电影的不听戏，并且真能够领略马连良的中国人也没有几个”，而面对戏曲电影能开拓乡村市场的说法，他也近乎悲观地强调“如果旧剧能搬上银幕的话，哪能挨到如今，恐怕是民国元年上海的电影公司大老板们早就这么干了”[33]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推测《杨贵妃》充其量算一部有京剧名伶参与的古装片。至于为何会出现“专拍戏曲片”的说法，恐怕还要从《杨贵妃》的失败说起。

早在公司正式成立和招考演员之前，“燕影”就已经决定首部影片将拍摄《杨贵妃》，编剧、导演均为裕振民，剧本“依据著名舞台剧《太真外传》所改编，同时考据史实，改正许多错误，更给予本剧主人翁，如杨贵妃、唐明皇等人一种新的评价、新的认识，把一般人的错误观念重新改正过来”，甚至传闻“为郑重摄制起见，本片拍摄费为十五万元，布景费一项拟用五万元，服装一项亦拟用五万元”[34] 。果然，文人对影片史学标准要求甚高，为再现“大唐盛世”，特聘请国画家吴一舸君担任考证设计工作，甚至“一杯茶之微，亦丝毫不苟且，俱详加考证其年代与形者”，“举凡服装所需即一条带子之式样、颜色都详加考证；至于道具，如宫灯、仪仗、桌、椅，以及小道具微如酒杯，无不细心设计，详为考证”[35] 。

演员方面，公司聘请名伶言慧珠担任女主角，并依照剧情，从 260 名招考的演员中挑选了相关角色。为了全身心投入电影工作，彼时京剧演出邀约不断的言慧珠也做出了舍弃，“整天和燕京女演员们在一起，有时看看电影，有时在一块玩，常穿着一件拷纱的大褂，意态十分的安闲”[36] 。

进行了将近两个月的排练后，影片《杨贵妃》定于“六月底开拍”，同时称，在西城新街口北建筑的新摄影场，同样可以在开拍前竣工。[37] 也就是说，“燕影”首部影片的完成，从资金、主创人员到摄影场都没打算借助任何外力，而这背后的每一个环节都将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巨额成本。果不其然，仅距开拍时间公布 11 天后，《东亚晨报》第 6 版便刊登了一则消息：

如同陷入了怪圈，“燕影”首部影片的开拍时间竟如同公司成立的时间一样一推再推，先是推迟至报上所说的“七月五日”，后又到“七月十七日”，再后来干脆到了“八月十五日”。说到底，在超预算面前，《杨贵妃》开拍时间对当下的“燕影”已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所面临的困境更为严峻：首先，布景虽已完成“金銮殿布景图”和“太真宫布景图”两幅，但公司仍嫌跟影片情节不搭，需要再加渲染以尽善尽美；其次，服装还没有完全制成；再次，扮演重要角色韩国夫人的林樱突发重病无法参加演出。

那么，“燕影”如何解决上述难题呢？为节省经费及省时起见，服装所用之校卫盔甲架等用简单花纸作成；其次，“该片既为有声片，于录音缺乏声音作用，现为使内容充实，一律改为铁制，绘图募工已着手制作，短期间当可做成备用”；之前建设中的摄影场也不再提及，准备借用“新街口华北电影公司摄影场”。[39] 如果说，先前影响拍摄进度的因素还可以视作“燕影”追求艺术品质的完善，那这些应对资金缺乏的举措，则暴露了设想在实际运作中的落空，以及当时阵脚大乱、不得不设法草草完工的无奈。

同样，通过裕振民的回忆，也可证实了公司彼时的困境：“我们是四月十五开的市，一直等到了六月才领到资本主儿的做服装费的一部分钱，服装做了一半还等钱，七月末好不容易服装做得了还等钱，等八月份要开拍的时候，钱也完了。因为原定是三个人完成一部片子，但等到这时候还没开拍，已经过了三个月了，自然预算的经费也花完了十之八九了，我们能照出片子来吗？”就这样，筹备已久的电影《杨贵妃》在期许中夭折，在裕氏看来，问题的症结并不完全在于经费超支，还有摄影场以及拍摄器材等物质条件的缺乏，“就是追加了预算，维持到现在也开不了拍，原故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场子，没有机器，没有一盏灯”[40] 。

笔者认为，《杨贵妃》一片的失败，表面上是由资金缺乏导致，本质上却是管理组织经验与能力的缺乏，这群常年活跃在报界的“满系”文人也使《杨贵妃》的失败暴露出一种可以预见的必然性。或许，恰是《杨贵妃》的失败使“燕影”开始调整制片方针，转向拍摄戏曲电影的经营策略。毕竟在“国剧改编电影座谈会”上，管翼贤便笃定地认为：“为保持艺人永久精神，使交通不便，及艺人之踪迹不能到达的地方之观众，能领略伟大艺人之风采及其歌喉，所以旧剧电影化是必要的”[41] 。

五、新旧更替：从剧团风波到停业重组

处女作《杨贵妃》难以完成之际，曾任《晨报》报社社长的宗威之担任公司经理。然而，业务尚未开展，宗氏已经陷入人事纠纷当中，公司新旧派系之争消息见诸报端，“实际事权，仍属旧系，由柳龙光领导，不过内部小纠纷还是在所不免”[42] 。据史料记载，1941 年 9 月发生过萧伯寅殴打宗威之的丑闻。[43] 倘若将两者联系起来便可推测，公司改组不仅对《杨贵妃》的摄制无力回天，反而使之陷入新旧派系之争的混乱处境，加速了“燕影”的衰落——“处女作《杨贵妃》腰斩后，顷已瓦解”[44] 。

“燕影”暂停经营的原因，大致可归为三点：第一，因开支浩大造成金链中断，资金匮乏，“没有预定的若干万，不能拍片子。没有每月的经常费三千元，职员也就等于失业了”[45] 。第二，管理组织制片经验缺乏，经营失败，在裕振民看来当初“一股脑儿拿到了若干的钱开个公司，而不会调度，不管它是赔了，是吞搂了，弄得失败了，总是自作自受”[46] 。第三，诚如前文所言，以宗威之为代表的“新系”和以柳龙光为代表的“旧系”纠纷不断，造成公司内耗，未能合力挽救公司颓状。

是年 6 月份，“燕影”已因《杨贵妃》的巨额超支感受到了压力，许是巧合，许是故意为之，一首由柳龙光作词、青年作曲家秦光治作曲的《燕京之歌》也在这前后诞生，并定于每日朝会由男女职演员合唱，以期鼓励“从事工作之精神”[47] 。兹将原词附后：

拐棒胡同 9 号最后一次唱响《燕京之歌》的日子已不得而知，但在无钱可用、无片可拍的现实面前公司职员却仍需寻找活路。停业后的“燕影”人员流散，公司管理层也呈现出解体的趋势。此间，在戏剧界出现了一个上演古装话剧《杨贵妃》的“燕影业余剧团”，表面来看，摄片无望的“燕影”同人为维持生计进行话剧演出似乎不足为奇。据笔者考证，该剧团成立的原因有两种说法，其一，公司解体后，由柳龙光携职员三十余名组织而成；[48] 其二，公司演员利用业余时间自发组织而成，“将原脚本改编为剧本，共分六幕，主角杨贵妃由拉兰女士担任，仍由秦瑟饰唐明皇，其余概系影片中各原定角色”[49] ，剧团在华北演艺协会后援之下，9 月 24 日、10 月 1 日在吉祥戏院公演两日，凭借“华北首部古装话剧”的旗号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然而，当观众看完演出后却表示极为不满，《吾友》杂志甚至因“各方读者来函批评之人甚多，特选出数篇作为代表刊发”[50] 。随后，与“燕影”相关的文章也逐渐增多，批评的声音一度从话剧指向公司本身，称它“操纵于投机分子手里，花了十几万块钱，竟连一个片子也拍不出来，这已经是最不容逃避，乃为了遮掩世人的耳目，异想天开，花样翻新，将当初预定拍摄的《杨贵妃》一剧，称为古装话剧……投机分子，也许以为借此可以多弄一笔钱，不料公演的成绩，是布景时间三十分，演戏时间十几分，台词态度、表情，真是糟糕，花了太贵的票价，进场的观众，骂声不绝……在电影艺术与电影事业发达的途中，文化区的古城，竟会产生出这种离奇怪异的事情，亵渎艺术，阻梗影业发达，是影界一分子闻之，真欲痛哭泪下矣”[51] 。

面对来势汹汹的指责，“燕影”当局立即刊登了一则启事（图 3），极力撇清与“燕影业余剧团”关系，试图抵挡住所有因话剧《杨贵妃》而招致的骂名。然而，该剧团在成立之初究竟是公司举措，还是辞职人员自发而为仍旧是一个问题。若是前者，那“启事”中的做法是公司当局釜底抽薪式的经营策略；若是后者，该剧团何来“业余”之说？演出中服装道具全部从公司得来又如何解释？这些疑惑还有待更多史料予以解答。

“燕影业余剧团”启事的发布，即证实了“燕影”内部开始出现人员重组的事实，当时报纸也略有涉及，“闻旧有一部演员，已东渡表演《杨贵妃》话剧。目前该公司拟重整旗鼓，有聘陈绵博士及张鸣琦氏加入导演之说，并请话剧界为演员，现在进行聘约协议中”[53] 。那么创办初期尤为重要的柳龙光和裕振民最终将走向何方？“燕影”又将何去何从？

根据研究者张泉的考证，“大约在 1941 年秋季，在武德报社改制落实之后，经龟谷利一举荐，柳龙光进入武德报社，担任编辑部长，跻身华北新闻、出版、文学界，深刻影响了北京文坛的格局和华北文学的风尚”[54] 。而裕振民，则旋即离开公司，“参加某机关任专员职”[55] 。

1942 年初，回忆起“燕影”的设备器材时，裕振民说“这些都得靠着客情的华北电影公司帮忙，我们能照出片子来吗？”裕氏甚至反复强调这一点，“自从我们这伙人辞退了燕京以后，转瞬也就快半年了，不必说照片子的话，连一个计划题目，也没有想出来呢？但我同情现在工作的人。因为我明白这是少了一盏灯光也是不能开拍的。制作的人计划得题目天好，也是没用”[56] 。从未在任何报纸、杂志上对电影谈过半个字的裕振民，已成为北京特别市“公署专员”。在此前的十年间，他曾三次任职于不同的电影公司，而这篇“并未抱着希望圈里人听进去的妄念”的杂感，何尝不是他电影梦彻底破碎的声音？

至于已经停业解体的“燕影”及其去向的问题，似乎又不得不回到“附设公司”一说上来。从前文中裕氏“（燕京电影公司）靠着客情的华北电影公司”的表述来看，“燕影”更趋于是一家经营体系独立于“华电”的公司，甚至从此文还可推测出“附设”说法的来源，即“燕影”没有摄影场与设备，需要委托“华电”代为摄制。进一步说，如果在创办之初已是“华电”的附设公司，那“燕京影片公司，曾以百万资本为号召。但开业不久，内部发生裂痕，终于前业停止工作。前数日满映派员赴华，办理接收燕京之事务云”[57] 之说，又将如何解释呢？

资料所限，笔者只能将“燕影”与“华电”甚至“满映”的关系论述至此。不过，1942 年 1 月，新任经理宗威之“率全体职员献金一千元，已于昨日（八日）送交日军当局”[58] 的报道也表明：对于公司只是“表面上由中国人创办”的本质，无论是作为日伪媒体之一的《戏剧报》，还是此时“燕影”当局，都已毫无刻意隐瞒的企图。

结语

在“重写电影史”的语境下，通过对燕京影片公司早期史实的追溯，还原了电影机构史视野下“燕影”的产生，及其曲折发展的轮廓与细部。同时，呈现出笼罩于“汉奸电影”抽象概念下，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沦陷电影之暧昧和复杂。

具言之：第一，“燕影”成立、开幕时间为 1941 年4月15日，地址设于北京西城拐棒胡同 9 号；第二，公司并非专事戏曲片摄制，业务范围至少还包括古装、时装剧片[59] ；第三，不仅对招考演员进行培训，还致力于其公众形象的打造与知名度的提升；第四，处女作《杨贵妃》，无论是内容选择还是主题呈现，都很难纳入“国策电影”的范畴；第五，以 1941 年秋为界，公司经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以裕振民、柳龙光为代表的“满系”文人为中心，他们虽怀揣电影梦想，却终因不善经营退出影坛；后期宗威之继任经理，此间曾掀起戏曲电影制作的高潮。然而，在第一阶段，尚没有确凿依据证实“燕影”为华北电影股份公司所“附设”，笔者倾向于认为它是一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制片机构。

更为重要的是，本文提供了 20 世纪 40 年代北京电影业发展的一段“前史”。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无论是曾被“接受”重组，还是经过“自我”重组，“燕影”都没有就此消失，反而真正迎来了它的时代——1942 年初，公司邀请了伶界“通天教主”王瑶卿指导拍摄戏曲电影《孔雀东南飞》，此后《御碑亭》《盘丝洞》《十三妹》《红线传》《花田八错》等影片的相继出品，成为沦陷的北平城里讳莫如深的民族声音。“燕影”戏曲电影的整体亮相，是“燕影”，也是沦陷时期华北电影之于中国电影的独特贡献，限于篇幅，留待另文考寻。

责任编辑：方兆力

附表 燕京影片公司大事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