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家庭聚餐在朝内南小街净雅大酒店，阔别已久，记忆里朴素亲切的小街儿一派大都市街的繁景。
走进禄米仓，远远看到小雅宝胡同，蓦然涌起一丝近乡的情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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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以前住在小雅宝胡同附近，无论小时候去禄米仓幼儿园，还是大了在内务部街的二中读书，或者去“二店”购物，必经之地的小雅宝胡同给我留下许多记忆。小雅宝胡同名称源自个传说，传说很久以前，东城根里边住着两个哑巴，人们用“哑巴”称呼哑巴所住的胡同，久而久之，就有了大哑巴胡同和小哑巴胡同。清末北京街巷调整，大概觉得“哑巴”不好听，便将“哑巴”过滤成“雅宝”，从此，大雅宝胡同和小雅宝胡同延用了下来。660多米长的小雅宝胡同青砖灰瓦古意犹存，清空安宁得似有一丝莫名的禅意，从热闹的小街儿进来会被它感染，心境会清静寂定起来。小雅宝胡同分为东西二段，以礼拜寺胡同北口为界，西段通南小街，路南有松树院和礼拜寺二条胡同连接什方院胡同，路北有西龙凤口和中龙凤口与禄米仓接壤；礼拜寺胡同北口向东到小牌坊胡同是小雅宝胡同东段，羊圈和宽街二条小巷连通南邻的大雅宝，路北有东龙凤口接着禄米仓，四通八达的小雅宝，无论去哪里都能找到最合适的路线。1965年北京街巷整顿，小雅宝胡同北侧的三条龙凤口和南侧的羊圈、宽街取消原名合并到小雅宝胡同。![]()
作家王军在《城记》中说“1949年北京有大小胡同七千余条，到20世纪80年代只剩下约三千九百条”。80年代北京的胡同尚未遭遇灭顶之灾，作家所言失去的三千来条胡同，一部分是建国初期城市建设拆除，另一部分则在1965年街巷整顿中，像小雅宝合并五条小巷一样，改名换姓过继给了中心胡同。羊圈胡同南口西侧的大雅宝胡同53号坐北朝南，我一直不理解，53号明明在羊圈胡同口内，为什么门牌却是大雅宝，但是在这个毫无特色的院门里住着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人民文学》主编邵荃麟却是附近人尽皆知的，因为在这条缺少名门大户的胡同，出入往返的苏联伏尔加牌轿车本身意味着四合院主人身份的与众不同。邵荃麟是1926年入党的老革命，毕生从事文化工作。60年代中，胡同忽然不见了他瘦骨嶙峋的身影和灰色伏尔加，直到邵家被抄家，才知道这个瘦老头原来成了反革命。60年代初，邵荃麟认为芸芸众生中先进和落后的是少数，中间群众占大多数，文艺作品要更多地反映大多数中间人物。可是在充斥极左思维的年代，这一见解被歪曲为以中间人物反对英雄人物遭到严厉批判，邵荃麟被撤销作协领导职务调到学部，文革开始后以反革命罪在社科院和“作协”轮流批斗，并关押在顶银胡同47号“作协”的“监号”里，直至1971年冤死狱中。邵家四合院正房后身儿靠近小雅宝胡同66号南房，翻墙上房爬上邵家北屋屋顶，会发现眼下是个敞亮院子。一次途经金宝街顺便进到邵荃麟旧居，随着几十年来楼房的普及，平房宿舍逐渐不受关注，私自拆建破坏了院子完整，成为大杂院的邵荃麟旧居全然没了以前的宽绰疏朗。小雅宝胡同66号位于羊圈胡同中段西侧，里外两个院子，北京沦陷后住过日本人，房屋因此改建日式结构，不仅家家户户有明厨明卫，还有单独的洗澡间。解放后院子被冶金部接收，民间艺人“面人汤”汤子博住在里院东屋。东屋是冶金部分配汤子博的大儿子的，院子里的孩子叫他汤大叔，尊汤子博大爷爷。大爷爷的面人技艺精妙绝伦，尤其在半拉核桃壳里塑造27个人物的独门绝技。建国初期，60多岁的大爷爷依然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制作面人，1953年的一天，住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主任张仃看到了儿子手里的面人孙悟空，这一刻决定了面人汤人生轨迹的变化。张仃一直思索如何让实用美术专业融入精妙的民间艺术，看到面人汤的面人欣喜莫名，由此促成面人汤调至中央美院工作。1956年成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出任副院长的张仃专门设立“汤子博工作室”，从此，走街串巷的面人汤从民间走进中国工艺美术的最高学府，他手中的面人也登上了高雅的艺术殿堂。几年后，大爷爷搬出小雅宝，住进日坛公园附近的中央工美学院宿舍。![]()
从羊圈胡同往东是小雅宝通大雅宝的另一条支巷“宽街”，坐东朝西的44号是一座“匚”形二层青砖楼房，楼上楼下均有前廊，经过东南角光线昏暗的通道到南院，南院四个方向是带前廊的平房。听老人说起这院子曾经是家日本医院，回想起小时候在里面玩耍的情景，记得各个房间都有木门相通，倒是符合医院的特点。
出小雅宝胡同东口是小牌坊胡同，我始终以为小牌坊胡同北起东水井胡同，南至大雅宝胡同，查便北京市新老地图也是如此显示，然而实际由东水井过来的小牌坊到禄米仓胡同东口戛然而止，余下到大雅宝胡同这一百多米属于小雅宝，因为仅有的三个院子门牌是小雅宝胡同2、4、6号。建国以后文字改革以及胡同调整一味地去繁就简看来未必都有道理。小雅宝胡同4号坐西朝东，大院正西是二层青砖楼房，和宽街的日本医院极其相似，院内东南北三面是平房。一次我在大门外转悠想找人打听院子来历，一位大姐牵着条萨摩耶出来，大姐告诉我说大院以前是日本人的，建国后成为农垦部宿舍，并邀我进去参观。宽阔的大院已成“棚户区”，我注意到平房里还保留着老式壁炉，看来当年日本人在寒冷的北平是依靠壁炉取暖的。![]()
4号北侧的6号院广亮大门雕梁画栋，二进的四合院房屋高大巍峨，一看就不是等闲人家，附近居民称它“将军院”。
一篇介绍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的文章说金一南的父亲，国家高法副院长兼解放军法院院长金如柏少将文革前住在小雅宝胡同。600多米长的小雅宝除去6号院，尚无一座院落能装得下部级大员，由此可见金家以前可能居住于此。文革开始，金如柏遭遇迫害抄家，转过年搬出了将军院，后来住进来的新主人是位姓吕的将军，多年后将军夫妇去世，子女居住权被部队收回。一次路过，一个外地青年蹲在高台阶抽烟，我问他这院子是干嘛的，他回答“做饭的”，我问给谁做饭，他说“自己做自己吃”。年轻人言语谨慎，有意回避我。后来老街坊告诉我6号院现在是私人会所，我不觉产生疑问，军产房何以出租私人，街坊们不以为然地说“这年头儿，哪有什么不可能！”![]()
从小雅宝胡同东口西望，10号院小洋楼在平房中并不觉突兀，反而为小胡同添了几分生动。据说小楼位置以前是个普通四合院，住着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我知道南小街周围国军高级将领私邸不乏深宅大院，所以怀疑周至柔居住于此的准确，后来反复往来大小雅宝，最终明白这个院子原来是大雅宝胡同2号的后院。
大雅宝胡同2号广亮大门，门前一座青砖一字影壁，是座地地道道带偏院的三进大宅，周至柔居住于此一点不辱没他空军上将的身份。建国后大院儿一分为二，前院和中院成为文化部宿舍，偏院是中央美院宿舍，后院拆除平房盖起这座小楼。胡同的人都知道小楼里面搬来一个叫黄绍竑的老人，出入小汽车接送，还有军人警卫。“文革”开始红卫兵围攻小楼，要求揪出国民党历史反革命，街坊四邻非常吃惊。最终老头没扛住，在1966年8月选择了自杀。长大以后才知道黄绍竑原来是民国时期的广西省政府主席，和李宗仁、白崇禧齐名的桂系三巨头，1949年脱离国民党弃暗投明，没想到几年后被打成右派，撤销一切职务，文革中更是惨遭迫害，当老人决定结束生命时不知对当初的选择作何感想。以后小楼先后住过一机部部长周子健和他的继任饶斌，现在小楼还在，大概仍由部长的后人享有。从礼拜寺胡同北口西拐是小雅宝胡同西段，和蜿蜒的东段小雅宝一样，弯弯曲曲一眼看不见头，尽管西口外是热闹的小街儿，胡同里倒是十分的安静。胡同东口有部公用电话，电话机在67号院子南房后墙一尺见方的墙洞里，因为屋地高于胡同，接电话的必须踩着摞起的砖头才能够到窗口。公用电话在北京大街小巷很普遍，随处可见一头是半圆形的黄色铁牌，在那个通讯落后的年代也不失为一种方便，传电话不必挨家挨户敲门，在胡同扯着嗓子喊“×号×××电话”，接电话的甭管多忙，会立刻放下活儿攥着零钱跑出来，即便没听见，也有别的街坊传话提醒。小雅宝西段路南的松树院是条不规则的胡同，走进去会发现里面有个“大肚子”，“大肚子”的四角儿各有一条小巷连接临近胡同，东北角是行人罕至的礼拜寺夹道，夹道北侧是礼拜寺小学南墙；东南角的小井胡同通往什方院，口外有个街道工厂；西北角曲折的“屎大院”时宽时窄，出口把角儿是什方院胡同一座有半地下室的院子，毛岸青一家在这里居住；西北角松树院出口是小雅宝胡同。松树院胡同口向西斜对面是西龙凤口，里面路东有个金漆镶嵌厂，生产一些首饰盒之类的工艺品。胡同孩子们对这些产品不感兴趣，但墙角堆的“破烂”却倍受关注，经常偷偷在破烂里刨点儿有用的东西。一年冬天，我们又潜入院子在破烂堆里偷铁丝做绷弓子枪，结果被突如其来的大人发现，负责“放风”的边报警边逃跑，我没来得及跑被逮住。大人没有为难我，只是扣下棉帽子让家长来领。帽子没了瞒不过家长，我无望地央告半天，只好磨磨叽叽回家跟我妈认错。逃跑的小伴儿们在胡同等我，惊魂未定地沿墙根儿站了一溜儿，同情地看着我被我妈数落着去领帽子。靠近西龙凤口南口有个穿堂门大杂院，后门开在西龙凤口里，小时候经常蹑手蹑脚地“穿堂而过”，其实走穿堂门比走正路省不了几步，孩子们觉得新奇，玩儿的是心跳。无论年代如何变化，孩子们天真烂漫的好奇心是不变的，我儿子上小学以后，一次我去实验二小接他放学，儿子熟门熟路地领我悄悄穿过一次穿堂门，从西单手帕胡同一直穿到西长安街，那次我的感觉真奇妙，心情紧张得好似回到儿时。从净雅大酒店出来走进小雅宝，熟悉的胡同，一砖一瓦都刻满了旧时的记忆，好似又听到“单奔儿我倒霉”和“石头剪子布”的游戏声。拐进小雅宝胡同西段，一堵灰墙拦住去路，墙那边是高楼，墙这边是拆迁所遗的二十余米悲情“死胡同”，那堵墙，像对走进来又退出去的我，讲述着小雅宝胡同过去的故事。（文/三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