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海陵王1153年定北京为中都之后,便开始有了饭庄。那时候叫酒楼。这在《东京梦华录》一书里有记载。元明两代,北京的酒楼正经火红过一段,马可·波罗游记中有过描述。到了清朝,尤其到了清中叶以后,北京的饭庄越发兴旺起来。可以说,领导全国新潮流。北京的饭庄有约定俗成的规矩。叫堂的最大,所谓堂,是既可办宴会,又可以唱堂会,饭庄里不仅有桌椅,还有舞台和空场,很是气派。最早的堂一般都在皇城周围,比如金鱼胡同的隆福堂、东皇城根的聚宝堂、打磨厂的福寿堂、大栅栏的衍庆堂、北孝顺胡同的燕喜堂(衍、燕都是与“宴”谐音,均宴请之意),以及东单观音胡同的庆惠堂和前门外樱桃斜街的东麟堂两家冷饭庄,无一不是如此。比堂略小的才叫庄,再次之的叫居。它们与堂很大的区别在于只办宴席,不办堂会,是一般官员或进京赶考秀才落脚之地。清未民初号称北京八大居,即是如此。八大居包括:前门外的福兴居、万兴居、同兴居、东兴居(此四家又称"四大兴”),大栅栏的万福居、菜市口北半截胡同的广和居、西四的同和居、西单的砂锅居。 其中福兴居的鸡丝面颇有名,光绪皇帝每次逛八大胡同,必去那里吃鸡丝面。砂锅居专用通县张家湾的小猪,做出的白肉有66样品种,地小人多,只卖半天,过去老北京有句俗语:沙锅居的幌子,过午不候,说的就是它的兴隆。
广和居是鲁迅先生邀朋聚友常去的地方。广和居是道光年间专为南方人开设的南味馆,其中南炒腰花、酱豆腐、潘氏清蒸鱼、清蒸干贝、蒸山药泥,都驰名一时。说起南方馆,最早的兴起要数康熙、乾隆都曾六下江南,带回玩的、吃的,让北京大饱了眼福和口福。到嘉庆、道光年间,愈发火爆。粤菜馆也是在那时应运而生,据考证北京最早的粤菜馆叫醉琼林,至光绪年间红火的粤菜馆要数陕西巷的奇园和月波楼两家。陕西巷即八大胡同之一,自南而北的走向,这两家粤菜馆即在南端热闹之处。如今看看北京,清末民初鼎盛一时的老字号,而今安在?上述饭庄,大约除了沙锅居还在,其余早已风流散去。听说还有一处在这几年恢复老牌子的致美斋。北京城所谓斋都是原来的点心铺进而升格晋级办成的饭庄。论档次和规模是逊于堂、庄、居的。致美斋是同治年间开办的,它的一鱼四吃、红烧鱼头和萝卜丝饼,最享盛名。再有一处挂起老招牌以吸引众人的是正阳楼饭庄。正阳楼饭庄创办于咸丰年间,清未民初颇引人瞩目,它紧靠前门,地处繁华热闹之处,以烤羊肉出名,价钱又不贵,是一般百姓常光顾的地方,不止一种报刊书籍记载着它的名声。眼下正阳楼招牌已非当年的招牌,内容更非当年内容,地点也非老地方。人重返历史是不可能的,历史也绝不会向人重复第二次笑靥。因此,无论是正阳楼也好,致美斋也罢,同和居、砂锅居也算上,老字号的招牌都难以挽回北京老饭庄的颓势。面对汹涌而来的粤菜、川菜,以京菜、鲁菜为主的北京饭庄只有招架之功,只有充满繁华而以伤感的回忆。恐怕与经营观念、经营方式以及固守正宗、依恋旧梦有关。并不是北京的饭庄不努力,这几年来,北京饭庄力求摸准百姓口味与脉搏,以雅文化角度,推出仿唐菜、红楼菜等的仿古菜系,又从俗文化角度出发,在大饭店让野菜、窝头原系灾荒年代穷人的食品登上大雅之堂,一一都是为振兴北京饭庄的尝试。不能说没有效果,却依然不成气候,只给人以负隅抵御的姿态。有人说过;什么事一到了振兴的份上,恐怕已是快到了未路。这样说,或许过于悲观,但有一点可以说:要想重振兴北京饭庄盛风,仅仅靠老字号是不行的。任何事物兴衰都有个过程,辉煌只属于历史,老了自然要寿终正寝,这是新陈代谢的规律。这样说,可能对老字号依然有些悲观和无奈,但只有迈过这一步,方才海阔天高,来路轩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