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有三大主力军团，是为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当时苏区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一军团的冲锋，三军团的包抄，五军团的大刀”，可见他们是并列的地位。
然而在1955年，前面两个军团都有代表性的元帅、大将，但红五军团军衔最高的却只是上将（李达）。
要说在长征中，五军团可是“铁流后卫”，流的血和汗不比任何一支队伍少，为何最终待遇差别这么大呢？
这主要在于，红五军团的几位领导人物都早早离开人世，或牺牲，或被冤杀。
红五军团的前身，是出身西北军的26路军。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兵败下野，孙连仲被蒋介石收编，其部成国民革命军26路军，他担任总指挥。
老蒋对于这些“杂牌”始终不信任，改编没多久就调到江西进攻红军，这种“打死敌人除外患，打死杂牌平内乱”的做法，让26路军非常不满。
接连三次“围剿”红军失利后，26路军驻于宁都，该部基本是西北人士，不适应南方的天气，接连战败又导致伤病号特别多。
偏偏国民政府在后期补给上一直克扣拖欠，使得军中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数月间病死上千人。
26路军不愿在此做炮灰，九一八事变后全员联名要北上抗日，然而蒋介石置若未闻。
思乡心切的26路军只好在未得到命令的情况下，强行北上。然而没走出多远就被老蒋派遣中央军团团围住，以断饷为要挟，命令他们原路返回。
无奈之下，26路军退回至宁都，不过高层全都有了其他心思。
总指挥孙连仲以患牙疾为由，请假到南京就医，26路军27师师长高树勋私自离队到达庐山，部队的指挥权就来到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的手上。
赵博生是地下党员，他与73旅旅长董振堂、74旅旅长季振同、74旅1团团长黄中岳等人商议过后，决心换种方式战斗。
1931年12月14日，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等将领率领1.7万人在宁都起义。
这次起义在整个中共历史上都意义非凡，要知道当时红军总共才4万多人，26军加入过来后，红军瞬间扩大近三分之一。
并且这1.7万人共携带了2万多件武器，对被严重封锁的苏区来说，绝对属于雪中送炭。
只可惜，这支部队的主要领导结局都不太好，四位有资格拼大将的人，两位牺牲，两位被错杀。
两位被错杀，毛主席、萧劲光无比痛心
26军起义后，被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部队建制基本上没有打乱。
由季振同担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赵博生任军团参谋长兼14军军长，黄中岳任15军军长。
组织只派遣了萧劲光等人去抓思想工作，在萧劲光的回忆录里，就记述了季振同和黄中岳被冤杀的过程。
萧劲光是过去担任军团政委的，他初到时，季振同非常戒备，生怕被抓小辫子。不过在萧劲光多次讲述革命的发展经历后，季振同就变得积极很多了，也经常会讲自己的过往以及对红军的看法。
那个时期，经常会有国民党的信过来，要把季振同拉回去。季振同每次都是先叫上萧劲光，然后一起拆信看。
有次冯玉祥的高参胡景陶、刘骥带着冯的亲笔信来找，季振同也是先请示萧劲光、又得到党中央允许后才去见面，那信同样也没有私藏。
这些做法，没有让萧劲光感到不妥，然而后来季振同因为赣州之战失利，产生了离队去苏联学习的看法。
萧劲光很惊讶，找到季振同推心置腹了一番，季振同则回答自己这样做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有点怕吃苦。
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经过苏联留学后，他回来就不会再被人扣旧军阀的帽子，参加革命才有信心。
萧劲光只好把情况上报，中央同意了，还给季振同发了一笔路费。只是，在季振同等着去苏联的时间里出事了——1932年5月，保卫局抓捕了冯玉祥的代表刘佐华。
刘佐华不知是故意还是被人利用，竟诬陷15军军长黄中岳是想要叛回国民党，并且红五军团同兴旅社是黄中岳等人联络国民党的秘密基地。
有这两条消息，保卫局一边去抓捕刚刚打完漳州战役的黄中岳，一边查探同兴旅社的相关人等。
由此牵出季振同、李聘卿（红五军团经理处会计科长）、萧世俊（红十五军参谋长）、高达夫（红十五军经理处副处长）、朱冠甫（曾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红校总教官）、张少宜（红十五军副军长、红校总教官）等人。随后这些人一一被捕。
这就是所谓的“季、黄谋叛案”，然而实际上同兴旅社只是红十五军解决供给问题的一个基地、属于接待来往商人客户的一个暂住地方，并没有什么秘密联络。
但当时的“左”倾思想很严重，法院将季振同、黄中岳等人判处死刑。死刑要经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毛主席看后觉得太蹊跷，直言：
季黄等均为参加宁都暴动者，对革命不无相当功绩。季黄二人即便是此案主谋，但曾为宁都暴动领导人之一，应减刑免死。
在毛主席的据理力争下，季振同、黄中岳被改判十年监禁。
本来季振同他们也只是被判监禁，但是没想到在长征前夕，博古等人为甩掉“包袱”，就将季振同、黄中岳二人枪杀于瑞金县叶坪。
此时的毛主席自己都是靠边站，差点被排挤得不能一同长征，所以无法出来阻止，但是此事一直让他耿耿于怀，到了延安后，毛主席不止一次说过：把季、黄杀掉是不应该的。
萧劲光作为跟季振同接触很多的人，他一直认为这里面有冤屈，晚年还说：
就我与他的接触来看，他的表现还是好的，我们没有发现他主动进行的秘密反水活动，几十年来，对此案我始终是有些想法的。
两位早牺牲，虽贡献巨大却错过荣誉
赵博生在起义前职务最高，起义后则牺牲时间最早。
1933年1月8日，他率领4个团的兵力，在长员店牵制超过己身三倍的敌军，以此配合红一、红三军团在黄狮渡伏击国民党15师、27师、90师。
可惜，在战斗的过程中，赵博生头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6岁。
另一位红五军团的名人董振堂，在季振同离队后就接任为红五军团总指挥，此后率部打得极其出色。
长征之时，国民党众多军阀为自保，对红军采取的方式都是“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垫后的部队伤亡最大。
而红五军团正是全军的后卫，他们以极强的奉献精神，保护中央走完了艰辛的征途。
懋功会师后，红五军团编入了以原红四方面军部队为主的左路军中，被张某挟裹着南下、西进，最终董振堂血洒高台壮烈牺牲。
董振堂其实最可惜，他本有机会不西去、本有机会在高台突围，奈何党性太强，始终在等命令，唉...
如果他能活到抗战爆发，作为一个西北军出身的干部，那他的统战价值就大了，中央在开辟晋察冀时也会优先考虑他，一切就都不一样。
可惜，就因为他牺牲得太早，这些都只能是想象，而且后来的军事家等荣誉他都没有获得，实在令人难过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