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弱变强的过程，基于此，大多数干部的职务都是随着队伍的壮大而上升的。正常情况下，红军时期就担任军长的干部，55年要获得将军军衔并非难事。
但，事情也有例外，像红29军军长李仲英早期地位不低，可却没获得任何军衔，不仅如此，授衔的前一年他还被开除了党籍，为何会有这样离奇的遭遇呢？
李仲英的早年经历也很有意思，1909年出生于陕西安定的他，因为家庭贫困，尚未成年时就被父母送到哥老会，跟着一位叫李二刀客的老大。
在这个有一定涉黑性质的帮派中，李仲英混得风生水起，似乎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料，很快就成为该组织的核心人物。
不过，他还是有理想的，自幼因为贫困吃了那么多苦，他很明白穷人的不易，所以也希望能帮助广大劳苦民众。
后来谢子长在陕北地区宣传革命，李仲英感觉这就是自己想要走的路，1930年时就带着一票兄弟参与其中，成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的连长。
此后他坚定跟着队伍前进，内心无比忠诚。陕北曾经掀起过“肃反”运动，李仲英成为被打击对象，他的母亲就在此事中遭遇不幸。
面对这一情况，李仲英痛心疾首。但是他压制住了悲伤，选择在战场上证明自己的清白，后来为革命队伍立下了诸多战功，比如劳山之战时他率部歼灭东北军的两个团，让张学良大感意外。
中央红军赶到陕北会师后，“肃反”被紧急叫停，李仲英等一起干部得以重新安心作战。
在著名的东征兑九峪战斗中，李仲英做过一次大贡献，那时红军总部遭敌人偷袭，毛主席、彭老总陷入重围。
本在正面进攻的李仲英机断专行，果断从战场上撤下主力，向偷袭之敌展开反击，激战两小时后成功打退敌人，保护了总部的安全。因为这件事，毛主席对李仲英的印象很深刻。
大军返回陕北后，李仲英被安排到红大一期二科学习，还没毕业，周总理就点名让他秘密进出延安，负责做东北军、哥老会的统战工作，同时为中共中央移驻延安做好准备。
这个时期，李仲英的直属领导就是周总理，1936年9月，李仲英奉命到保安，向周总理汇报近期的统战工作。
这第一手的情况，让总理对局势更加清晰，9月25日向王英及延安工委写了一封“关于白区工作”的信，对工委下一阶段的工作做出指示，这封信如今已收入《周恩来书信选集》中。
1937年春，中央进驻延安，为此事做出巨大贡献的李仲英，随即被任命为红29军军长，参加了对三边地区的剿匪战斗。
等匪患基本被肃清，他又调回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完成他红大一期未完成的学业。
全面抗战爆发后，李仲英被任命为八路军120师359旅参谋长，成了陕北红军唯一的旅一级干部，同时期的贺晋年、阎红彦都只是营、团级。
不过，李仲英在359旅没干多久，很快返回抗大担任游击战执行军事教员。
直到1937年10月，他才继续到一线，历任警备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边区保安司令部第1团团长等职。在此期间，他与国民党摩擦专员何绍南多次斗争，最终还顺利将何绍南赶跑。
毛主席听闻此讯时，非常高兴地说：这次行动解决的真好！建国以后，李仲英将一系列反摩擦斗争写成了回忆录《赶走何绍南》。
这篇回忆录也是李仲英唯一公开出版的传世之作，正因为它的存在，“李仲英”这个名字才没有被历史的风沙掩盖，西北党史才留下了他模糊的身影。
后来李仲英长期负责拱卫中央安全，担任过警备区司令部保一团团长、米脂县保安团团长。
解放战争就在晋绥陕北一带转战，历任晋绥军区二分区副司令员、雁北军分区司令员等职，是贺老总的心腹爱将。
1948年8月1日，李仲英所在的绥蒙军区扩编为西北野战军第8纵队，李出任8纵14旅副旅长兼参谋长，为后来的解放大西北做出巨大贡献。
西北基本解放后，李仲英调为甘肃临夏军分区司令员兼分区党委书记，多次深入剿匪，维护了地区的稳定。
但是，由于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犯了简单急躁的错误，1950年8月，李仲英被调任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管教处处长。
不仅职务方面遇到打击，李仲英身体健康也每况愈下，战争年代他无比勇猛，浑身上下留有15处枪伤。右手残废，手腕上有两个弹洞。
最危险的一次，子弹从他的颈侧穿入、肩部穿出，险些夺走他的性命。即便治好了，肺部依然有严重的问题，有时说话、呼吸都会伴随剧烈的痛苦。
年轻时咬一咬牙还能扛得住，但随着岁月侵蚀，那些伤痛发作起来特别折磨，李仲英只能靠鸦片来减轻痛楚。
1951年，国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李仲英被查出有吸食鸦片的举动和投机倒把的行为，因而被当成“大老虎”批判。
这个结果让李仲英特别不服，他拿出张闻天当年特批的条子，怒道：我吸食大烟是出于医疗需要，得到了张闻天的批准，我也没有贪污，轿车是王震基于我们的老交情送给我的。
但他的话没起到作用，上级反而觉得这是在对抗政策，西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随即对李仲英进行严肃处理，并撤职查办。
1952年1月7日，《人民日报》公布“西北公安部管教处处长李仲英等贪污腐化不肯坦白已被撤职”的消息。
李仲英感觉被冤枉，就跑到北京去找毛主席申诉，主席对他还有很深的印象，拉着他的手开玩笑说：猪嘴司令到北京，真是有失远迎！
当听完事情经过后，主席沉吟半晌，让他先在党校住下，别的问题搞清楚了再说。但李仲英放心不下家里，还是回了西安，一回去就被安置在西北高干疗养院，定性的结果没办法再改变。
1954年整党，有人旧事重提，西北局以“摆老资格、抽大烟”等罪名，将李仲英开除党籍，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
此后李仲英就在省农牧厅、水利厅、林业厅这些岗位上被赋闲，直至1961年离世。
尽管他后来的一些做法充满了争议，但早期的英勇还是值得肯定的，一个怕死的人，怎么也不会留下15处枪伤，这个结局，令人唏嘘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