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界的写作——2024年艺术批评主题学术论坛暨IAAC10周年发布仪式”于6月1日至2日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举行。活动开幕式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艺术理论系主任王浩主持，他表示：严肃的艺术批评写作在面对各种权威时应具备独立思考的批判能力。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IAAC联席主席孙向晨在致辞中也指出了艺术批评在当下面临的危机，他强调写作者介入时代与公共生活去形塑独特思想的重要性。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人文学院院长黄小峰亦在致辞中表示“无界”是在当下应被珍视的特质，我们应把艺术实践、艺术批评和展览实践融合起来，这也是多个单位合作举办这个活动的初衷。他同时指出，“十年”这个时间节点的意义在于搭建一个更高更广的平台，不仅让合作的各单位获益，更让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生态获益。
上午的第一场会议以“中西艺术哲学（理论）与批评写作”为题，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党总支书记于润生主持。
美国匹兹堡大学艺术史系高名潞教授的报告题为《逻辑的中断与批评的危机》，他先回溯上世纪70-80年代后现代主义兴起的时代背景，通过梳理《十月》的两次问卷指出当时西方艺术批评中的问题意识。相比后现代主义，艺术批评本身缺乏的是稳固的哲学支撑，也因此囿于主流话语下的方法论中。高教授进一步将逻辑的中断指向冷战后的全球化乐观主义，他认为把不同的文化区域，不同的文明集中在一起的，好似天涯共此时的线性时间与以地缘政治为核心的主流叙事是有局限性的，他提出以文化认识论作为解决危机之道，即一种超越线性时间的，对文化方位的综合性的认识。高名潞教授通过援引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并对其方法论进行批判性回应，辅以“意派论”的概念，他再次点明如今需对线性叙事加以警惕，在处理复杂问题时应更多投入思考与行动。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彭锋教授的发言以《从批评到点评》为题，将艺术实践、艺术批评与艺术哲学置于金字塔式的体制化的结构内，在阶级划分的局限性之时一并指出艺术批评因不被视为学术成果而处于逐渐式微的危机中。彭锋教授分别援引芝加哥艺术学院教授詹姆斯·艾尔金斯（James Elkins）与休斯顿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罗菲·鲁宾斯坦（Raphael Rubinstein）等人的观点，进一步指出艺术批评在世界范围内的局限性并追问如今艺术批评面向的观众究竟是谁的问题。在后半部分，彭锋教授分别以绘画题跋，琴谱的题记、旁注与后记，以及小说评点为重点实例，论述评点这一形式是如何既是艺术哲学，艺术批评，也是艺术实践的。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牛宏宝教授的发言题目为《“技术转向”语境下建立技艺（techne）艺术学的可能性》，他首先指出重审当代技术转向的必要性，并梳理作为问题本身的媒介在思想史中的嬗变。以胡塞尔、斯蒂格勒、麦克卢汉等人的理论为抓手，加以在历史维度上对艺术与技术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牛宏宝老师强调反思艺术作为技艺的最高形式这一论述的紧迫性，指出将技艺从技术中解救出来是尤为关键的。他提倡我们需对形而上学之于技艺的贬低，以及技艺的技术化保持警惕，积极思考如何消除形而上学造成的框架固化。牛宏宝老师通过提及康德《判断力批判》的导论部分和马克思在《1844政治经济学手稿》中阐发的“劳动”等概念，指出我们不仅需要分别对“技术实践”与“自由实践”展开反思，将前者视为将自然与自由衔接起来的桥梁，也需思考技艺实践能否作为自由实践的一种方式这一根本问题。
策展人、写作者，原《三联生活周刊》的副主编舒可文老师在《经验与一个场所》这个题目中以对旅顺口区的考察与在地的策展经验为楔子，深入历史与记忆间的缠绕内部，并通过列举大英博物馆与大都会博物馆各自的体制类型，指出旅顺博物馆具有的独特的历史维度与空间属性对于我们在地缘政治与后殖民叙事等固化的意识形态的冗余处，不再单一地处理错综复杂的经验是尤为关键的。舒可文老师最后强调混杂的历史经验不能被分裂为单独的理论和认识，其普遍性恰恰在于它是与特定的文化经验而非理论进行深度连接的。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邵亦杨教授通过她的《达芬奇，一位当代艺术家？》为我们打开重思达芬奇艺术实践的新视域，以罗兰·巴特之于社会性的语言结构和主体的言说间的比较为思想资源，并以抽象表现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赛·托姆布雷(Cy Tombly)的创作如何基于表达而非概念传达，从而在巴特眼中“炸掉拉斐尔以来的艺术再现传统”为例，邵老师进一步细读达芬奇极具个人风格的作品：譬如他如何抛弃传统技法用浓淡不一的笔触去直抒情感与记忆，抑或是他的雕塑何以对痕迹进行破坏并以其不完整性可被看作现代抽象雕塑的范例等，邵老师不仅指出阿甘本提出的“当代性”对“共时性”的强调，更提示我们需要以问题意识为驱动去重审达芬奇的当代性。
下午的第一场会议以“艺术史（翻译）与批评写作”为题，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美术研究》主编张鹏主持。
沈语冰教授的《艺术史研究中的细读与艺术批评》首先爬梳“细读”作为理解文本的重要方法的发展进路，他揭示了通过文本分析来理解结构并对作者的复杂性加以把握的重要性。沈语冰教授继而将文本细读延展到对视觉元素的细致考察层面，列举如潘诺夫斯基、沃尔夫林、瓦尔堡，罗杰·弗莱、列奥·施坦伯格等人的研究方法，再次强调细致发掘艺术中的微小元素对理解背后的深度层次的有效性。沈语冰教授追问“细读”作为艺术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和艺术批评间的深层关系，在追溯艺术批评在中国与西方的流变后，他通过援引艺术史家奥奈罗·文杜里作结，指出艺术史研究与艺术批评在方法论层面实则是高度重合的，我们应将艺术批评与艺术史结合起来。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研究员、副所长杭春晓老师的报告《文本的再阅读——以材料为基点的思维转向》从一位美国记者在“细读”雷锋的旧照片时提出不应忽视方盒子中的摄影师也即文本的作者开始，杭春晓老师表示，重审过去时凸显出文本本身的生产者以及生产者背后那由结构性的功能通达的权力思想是之于常规性地讲述过去更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以1938年的《新阵地》杂志中值得备考与辨析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资料为例，杭春晓老师进一步指出文本中通常隐而不显的历史参与者是急需校验的，而我们只有深入文本间的交集地带才能更全面地理解校勘作为一种重构性的，甚至回环性的结构本身对文本之再阅读的重要性。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副院长常培杰的报告《艺术批评的同时代性》对艺术批评进行了元层面的考察，即对批评本身进行批评。他首先指出当下批评场域里泛滥的“视角主义”的局限性，揭示批评写作高度知识化后缺乏对艺术经验和艺术现场的具身体认。常培杰老师认为艺术批评要回应与检验的是艺术史之于过去的框架与叙事策略的考察在当下时代是否有效的问题。也正是因为艺术创作与艺术哲学一样都是不断回归真理之本质的一种回返与开拓并行的过程，二者的路径都应是没有尽头且让真理不断发生与涌现的。他强调道，艺术批评并非对知识话语的再生产，相反，应是对前者的批判性的检验。批评活动自身需具备作出判断的潜能，也更需要具备同时代性，我们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挑战并突破理论的局限，回应当下的艺术现象。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研究员唐宏峰老师的报告《图像理论译介与艺术批评》从近年来汉语学界的图像理论译介入手，在依次爬梳英美视觉文化中的图像理论脉络与欧陆的图像学脉络后，她进一步追问图像如何扩展我们的视域。以图像在中文语境中由“图”和“像”分别对应其内部的一体两面性为锚点，唐宏峰老师指出图像的二重性并由援引思想史中的概念嬗变来依次进入对图像的生命性、能动性、具身性、索引性，以及人类学视角等复杂面向的阐发。在提供“世界在媒介中被转化为图像”这一认知的基础上，唐宏峰教授提倡反思图像的平面性与流通性问题，并指出重新理解本雅明所说的“机械复制”的必要性。在后半部分，唐宏峰老师继续梳理图像的历史模式，并加以辨析图像的虚拟性、物质性与剧场性，结合图像从壁画发展至今的AI图像这一演变历史来揭示图像本身的跨媒介特质，即它如何游荡在诸媒介的裂隙中，她最后总结图像为一种弥散的状况，是坚固也具弹性的，是在核心稳固的情况中不断辐射开来的。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青年研究员鲁明军老师的报告以《1980年代以来的翻译——阅读与艺术批评话语的变迁》为题，他以正在编撰的中国当代艺术丛书中的《批评理论卷》（原名问题卷）为楔子，介绍如何规避常规的线性的汇编思路，而从事件性和理论意识的面向对1978年以来的中国艺术批评与理论发展进路进行考察。回望上世纪80年代，他介绍了贡布里希受波普尔启发提出的概念“名利场逻辑/情景逻辑”，以及“图式修正”和“实验艺术”的源起。紧接着他辨析了九十年代的“意义大讨论”，揭示艺术批评话语在当时以“防左反右”为要旨展开的对理论自觉与理论浓度的辩证性的转向，和其背后涉及的以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等人的思想为代表的理论资源。在谈及2009年后的“图像转向”批判以及围绕“意派“的讨论时，鲁明军老师为我们指出当时对立的两方立场以及各自的意识形态背景。在介绍21世纪初期围绕“什么是当代（艺术）”开启的话语变迁时，他指出从艺术本体论到批评的本体论的过渡，以及对本体论是否破产的追问。鲁明军老师以“2016年至今：弥散的理论与写作的扩张”作结时，指出应对当代艺术的媒介-生态转向可能导致传统批评理论和写作丧失其应对能力保持危机意识，并进一步思考如今国内的艺术和写作现场与全球之间存在明显断裂这一现实困境。
下午的第二场会议以“开放的艺术批评写作”为题，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沈语冰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历史系朱青生教授先以《现状与问题——中国当代艺术年鉴2023卷导论（摘要）》为题向我们介绍了其策划中国当代艺术年鉴的初衷，他在回顾这四十年的工作方法与发展历程后强调，这套年鉴的意义恰恰在于年鉴是经过严谨全面的调查与研究后形成的完整结果。对于年鉴每年选出的100位艺术家的每件作品，他们看中的是其是否具备独立的观念与思想，和持续地向未知地带开拓与耕耘的能动性。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美术馆副馆长王春辰以《现场经验与消化的批评写作——以“青年批评家论坛”为例》的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现场经验”在批评写作中的关键地位，以此提倡去积极介入艺术现场并从事批评写作。王春辰教授提到一名北大的意大利留学生博士的论文，她梳理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传播、展览与研究，展示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场状况，他认为，该文不仅对近30年意大利做过的和中国当代艺术有关的展览进行了爬梳，还指出我们仍要用肉身去体认全球范围内的变迁，基于此，他认为我们还要以《十月》杂志的编委曾用多个在编辑家开展的研讨会（seminar）来促进对艺术生态加以讨论与批判的能动性为例，强调批评家作为一个行动者，应该让艺术写作真正走入现场而不是停留在对宏大概念的旁征博引上。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助理教授、《艺术界》法语版主编贺婧老师的报告以《视野与方法：“多边形”的艺术批评写作》为题，紧密结合她在当代艺术现场从事写作与编辑多年的工作经验进行分享。首先，她指出如今写作者身份的多元性以及进入艺术批评现场的通道的多种可能。其次，她揭示了目前艺术批评写作范式的固化与局限性；写作方法与行业规范的匮乏；理论研究与批评写作间存在断裂；以及艺术批评领域过度的行业化与媒体化导致缺乏创造性等诸多问题。贺婧老师用《LEAP》法文版在开拓多元视角，强调专题性，以及让文学与视觉兼重等多个面向所做的尝试与突破为具体案例，指出应对艺术写作的方法与思路日益窄化这一危机的解决之道。贺婧老师介绍自己参与的如《无尽的写作》等项目再次强调“多边形”写作在当下的潜能，以及写作者不断用肉身去介入现场的重要性。
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教授、策展人刘礼宾的报告《批评意识，批评实践与批评研究》首先指出由批评意识、批评实践和批评研究构成的三位一体的回环结构。他从爬梳“形式美——抽象——意派——再定义？”这一进路开始，其次在“图像——力量？——挪用？——思维？”这一条脉络中辨析了西方艺术家如里希特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并深入到反感与谄媚这两种在中西问题时的不同立场的内部加以阐述。在以“水墨——文人——‘新’工笔、水墨”为题的部分，刘教授以问题意识对创作理路的驱动为核心，探寻80年代抽象水墨、新文人画、水墨现实、跨文化艺术实践和传统继承派各自的推演。在报告的后半部分，刘教授分别以“综合材料——物性——身体在场——空性”和“‘艺术’定义——艺术空间——文化场域——意识形态”为线索，辅以对全球展览史的梳理，在强调我们需对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中各自涌现的如“线性时间”和“全球语境与国家认同”等话语框架加以细致体认的同时持续保持对“现代性”的多元认识。
策展人、写作者、同时也是首届IAAC的获奖者苏伟以《“现实感”在哪？》为题带来他对艺术批评现场的批判性的反思。他首先指出在不同的界限内外对话的可能性在急剧收缩，而连接感的丧失从2008年起愈演愈烈，这其中不仅有外部的审查因素也不乏艺术现场内部的割裂。苏伟追问写作者与研究者把“中国”排除在亚洲甚至全球之外的现象，指出我们应该不仅在物理的层面更要在思想认知的层面重思如何在广义的写作与策展中处理“中国”这一问题。他通过列举此前在不同的艺术现场对“言说”中国时主动却也不自知地进行自我想象与自我投射等现象的考察与体认，强调一些写作者执着于形式分析这样的文艺小报式的工作方法，而缺乏对自己写作立场的深刻认识与反思。他认为，当下的艺术写作面临的挑战和其他学科的类似之处就在于这些具备西方学院训练背景的写作者虽迅速转变成东亚学者，但如果对现实正义感等问题不加以辨析，不展开对既有框架的思辨与突破的话，就只会止步于将复杂对象简单化，并以多元主义为名去演绎毫无现实基础的观念。他认为这类写作更是一种审美选择而非对基本问题进行深入考察后的成果。一言蔽之，苏伟肯定了肉身的在场与对写作的立场进行深刻认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供稿｜孙佳翎
摄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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