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资讯丨跨文化美术史年鉴 5：“和平旗帜”的升起

李军，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澳门大学人文学院艺术与设计系系主任兼讲座教授，文艺复兴和跨文化艺术史研究专家。

当前，国际学术界正在经历一次全球化转向，“全球艺术史”的热潮正在兴起，《跨文化美术史年鉴》作为世界上第一部署名“跨文化美术史”的专书，它从中国出发，以寰球视野呈现跨文化艺术史研究，具有鲜明的创新性、科学性、思想性及学术传承价值。

《跨文化美术史年鉴5：“和平旗帜”的升起》围绕“方法论视野”“世界之于中国”“东方之于西方”三大专题遴选十余篇年度力作，辅以“大书小书”“现场”等栏目的学术书评、学术对话和考察报告等资讯性文章，从跨越空间和媒介的视域出发，探寻艺术的文化语境、图案的生成机制，以及不同文化艺术间的交互影响，追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建构过程。本书所收录的文章系跨文化美术史研究领域国内外著名学者与学界新秀的原创性作品首次公开发表，力图为读者呈现跨文化研究的最新视野，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与路径，为文化传承提供更系统、更深入的学术成果。

本书入选2024年国家出版基金，并列入“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李   军

在《跨文化美术史年鉴4：走向艺术史的“艺术”》（以下简称“《年鉴4》”）的导论中，我曾经预示，《跨文化美术史年鉴》的编辑将从此进入一个“2.0”的时代。这个“从‘1.0’到‘2.0’版本的跃升，并非如产品那样是技术和功能方面的升级换代，而是跨文化美术史研究本身方法论意义上的一次自觉和调整”。此处所说“方法论意义上”的“自觉和调整”，首先表现为《年鉴4》栏目的“调整”，即将原先关注具体内容的单一栏目，调整为以更深邃的眼光审视更具有形式平衡感的双向栏目：“世界之于中国”和“东方之于西方”。既考察“世界各民族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输入与贡献”，同时又“重点关注中国、东方文化对西方和世界艺术史的影响”。其次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自觉”，表现为《年鉴4》书名的“走向艺术史的‘艺术’”，意味着艺术史作为一门学科和一种技艺，不仅仅是对艺术作品的研究，其本身在文字写作和创意实践方面，也是一门独具自己方法论的“艺术”。正是出于以上两方面的考虑，我在编辑《年鉴4》的同时还策划和主编了两套相关的丛书——《中国之于世界·跨文化艺术史文库》（着眼于研究，已出版两种）、《实验·艺术史》（着眼于写作，第一辑五种即将出版）。

《跨文化美术史年鉴5：“和平旗帜”的升起》的编辑，无疑镶嵌在上述跨文化美术史研究2.0版的延长线上。但是，2023—2024年间的时代氛围，又为这部书增添了另类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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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标题引自书中一位年轻作者甘迪格的文章：《“和平旗帜”的升起——尼古拉斯·罗列赫东西方跨文化遗产保护思想的形成与图像表达》。这篇文章的主角尼古拉斯·罗列赫（Nicholas Roerich，1874—1947）是一位俄罗斯人，混杂有鞑靼人的血统，属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欧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在我看来，俄罗斯思想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尚存在多重视野与另类可能，而罗列赫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今天的语境下，罗列赫现代文化遗产保护思想的弥足珍贵之处，在于其背后蕴藏着一种超越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跨文化世界观、一种广义的“欧亚主义”，这对于当代人类具有重要启示。

罗列赫不仅是艺术家，同时又是社会活动家、神秘主义者、探险家、作家、学者、思想家、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倡导者，其足迹和知识跨越了东西方广阔的领域。鉴于收入本书的甘迪格之文已对其生平和事迹多有介绍，此处将把注意力集中到罗列赫发明的核心概念“和平旗帜”之意义的阐发上面。

罗列赫设计的“和平旗帜”图案

“和平旗帜”（Banner of Peace）是罗列赫设计的一面旗帜，其中心是由白色背景上的一个圆圈及其中的三个球体组成的图案。这个图案最早出现在于1928年起草并于1930年通过的《保护艺术与科学机构、历史古迹、组织与收藏品的国际公约》上，其意义是“象征永恒和统一”。在罗列赫的心目中，这面旗帜应该如同红十字会的旗帜那样，在战争期间安插在公私纪念物、古迹、艺术与科研机构的上方，受到交战双方的尊重和保护。1935年4月5日，《保护艺术与科学机构、历史古迹、组织与收藏品的国际公约》更经美国和20多个拉美国家共同签署，成为受国际法保护的公约（简称《罗列赫公约》）。

需要指出的是，“和平旗帜”的精神不仅具有在战争期间保护文化遗产的意义，更是一场倡导世界和平的运动，具有揭示人类文明整体生存之道的重大意义。

首先，被认为“象征永恒和统一”的“和平旗帜”图案，正如甘迪格的精彩研究所示，并非任何一种特殊文化的专属，而是具有欧亚大陆多元文明的普遍性渊源——其图案来自佛教的摩尼宝珠、伊斯兰文化的钦塔玛尼，其意蕴则来自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或中国道教的精气神，也象征着现代性文化中的真善美或艺术、宗教与科学的统一。在罗列赫1931年的画作《和平旗帜》中，他所创造的“和平旗帜”出现在欧亚大陆的至高点——喜马拉雅山的群峰之中，或许可以借助这一形象来进一步阐释具有人类文明普遍性的“和平旗帜”如何超越了被西方人为割裂的“东方”“西方”二元对立，高高飘扬于世界之巅，成为人类的共同理想。

其次，“和平旗帜”的普遍来源还暗示着人类文明更深刻的渊源——文明之前石器时代的共同起源。在罗列赫之前，斯塔索夫等学者早已揭示了俄罗斯文化和艺术的异域起源，但罗列赫更进一步指出，不同古代族群之间其实具有更古老和统一的起源，即“石器时代”。那时候，大地上的人类创造出“装饰”，并保留了“艺术的喜悦”。世界各民族（不仅包括欧亚大陆，也包括美洲）之所以拥有相似的民间艺术和装饰图案，正是因为人类在史前时代具有共同的文化基础。而“和平旗帜”通过一个历史符号，将不同民族的符号统一在一起；人类文化将会迎来“石器时代”的复归，从而创造出新时代的喜悦。在此，罗列赫不仅超越了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事实上他也超越了同样狭隘的东方中心主义。

再次，纵观罗列赫的一生，他作为艺术家、学者、探险家、思想家，尤其是作为文化遗产保护者和社会活动家所从事的实践活动，以及他晚年身披藏式长袍隐居于喜马拉雅山麓，默默地实验着极具中国水墨画神韵的风景画般的生活，向我们呈现了一个欧洲人将自己的全部人生，近乎完美地融入一个跨越文化隔阂和边界的事业，融入脚下绵绵无尽的大地的历程。他的道路和足迹，对于或许面临着同样志业转型的我们而言，具有弥足珍贵的意义。

当然，如若从今天的视野看，不妨指出罗列赫视阈中一个时代的局限：尽管他从相当程度上摆脱了俄罗斯狭义“欧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并没有彻底摆脱它的理论框架——作为一个相当于内陆国家的俄罗斯难以规避的大地中心主义视角。这种视角让他看到了“石器时代”的美好和大地的“宝藏”，看到了喜马拉雅山乌托邦式的“香巴拉”，但也是这种视角，让他眼里缺乏海洋的位置。虽然这样的大地中心主义尚未堕入后世卡尔·施米特及其俄罗斯信徒们（如亚历山大·杜金等）“稳固的大地”对抗“自由的海洋”的地缘政治恶趣，把“大地”归为如德意志、俄罗斯那样的陆地民族的具体思维方式，抑或是把“海洋”归为没有土地的犹太人以及昂撒等海洋民族的抽象思维方式，但忽略海洋的倾向是存在的。这种盲区主导下的“欧亚主义”，不可能提供一个如其所是的世界观。另外，显而易见的是，即使是一个广义的“欧亚主义”，也不足以建构一个包括“五洲”在内的真正的世界观。

因此，为了能够让“和平旗帜”有理由升起，下文我将以自己的方式，从世界整体和亚洲经验出发，为重构罗列赫的观点补充两个必要的论证。

……

在此意义上，全球史和跨文化研究并非人类历史发展的最新阶段，或如梁启超想象的那样，是始于封闭再走向开放和竞争的历程；它实际上就是世界和历史本身，是生命的吐故纳新和返本归原。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人类又一次因为观念和战争而走向割绝和分裂之际，反抗文化的分离和隔绝并揭示人类历史上无以割舍的相互联系实际上变得越来越重要。

丝绸之路，尤其是经过重新解释、融入“大中国”和青藏高原视野，包括“两大类、三大干线”的“大丝绸之路”，以及包括“香料之路”“海贝之路”“茶马之路”“白银之路”在内的人类一切沟通与交往的路线，都从属于上述地球生态系统，构成当下人类在进行严肃、负责任的思考时不可或缺的参照系。

而这，就是“和平旗帜”之所以升起的理由，也是编辑出版本书的理由。

2024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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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和平旗帜”为什么升起？ 李军

Introduction: Why Was the “Banner of Peace” Raised?  Jun Li

方法论视野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

欧亚东西早期使用青铜剑的反思  苏荣誉

Reflections on the Early Use of Bronze Swords in East and West Eurasia  Rongyu Su

劳费尔的古器物学  朱渊清

Berthold Laufer’s Studies of Antiquities  Yuanqing Zhu

世界之于中国

China through a Global Perspective

袍服上的世界：6世纪山东地区卢舍那佛的艺术表现  柳扬

Universe on the Mantle: Representing the Cosmic Vairocana Buddha in Late 6th Century Shandong  Yang Liu

清宫玻璃镜空间艺术  张淑娴

The Space Art of Glass Mirror in the Court of Qing Dynasty  Shuxian Zhang

一幅通景画的双重身份：宁寿宫花园遂初堂明间通景画研究  文天骄

The Dual Status of a Tongjinghua: Study on the Tongjinghua in the Middle Bay of Suichu Hall in the Garden of Ningshou Palace  Tianjiao Wen

睡狮自西来：一个形象的跨文化梦游  刘晋晋

Sleeping Lion Coming from the West: Transcultural Sleepwalk of an Image  Jinjin Liu

“和平旗帜”的升起：尼古拉斯·罗列赫东西方跨文化遗产保护思想的形成与图像表达  甘迪格

Raising the “Banner of Peace”: The Formation and Graphic Expression of Nicholas Roerich’s Ideas on East-West Inter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H. Gandig

别样的现代主义：珂弗罗皮斯与张光宇等人的交往及其影响  高鹏宇

Vernacular Modernism in the Third World: Miguel Covarrubias’ Association with Zhang Guangyu and Others and Its Influence  Pengyu Gao

东方之于西方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ast to the West

权力的两面：《史集·法兰克人、教皇与恺撒史》与蒙古人眼中的欧洲 潘桑柔

Two Sides of Power: History of the Franks, Popes and Caesars and Europe through the Eyes of Mongols  Sangrou Pan

流动的暗潮：列奥纳多·达·芬奇《伊莫拉平面图》再研究  刘爽

The Flowing Undercurrent: Restudy on The Plan of Imola by Leonardo da Vinci  Shuang Liu

观看、历史与塑造：阿尔多布兰迪尼浅杯的十二凯撒主题及其观看情境研究  李璠

Viewing, History and Molding: A Study of the Twelve Caesars Theme and Its Viewing Context in the Aldobrandini Tazze  Fan Li

斜倚的绅士肖像：18世纪英国男性与“阴柔气质”  郑伊看

Portrait of a Reclining Gentleman: British Men and “Femininity” in the 18th Century  Yikan Zheng

18世纪“中国风”Singerie图像研究：以尚蒂伊城堡“大猴戏屋”为例  沈冀星

18th Century Chinoiserie Singerie Images: A Case Study of La Grande Singerie in the Château de Chantilly  Jixing Shen

现场

The Scene

“焦点：18—19世纪中西方视觉艺术的调适”策展解析  白芳

Curating Analysis of the Exhibition “Focus: Acclimation of Art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18th-19th Centuries”  Fang Bai

寻求原境：“永恒的祭献：中国古代青铜礼器”大展的制作  柳扬

In Pursuit of Original Context: the Making of “Eternal Offerings”  Yang Liu

对话

Dialogues

从海贝出发：全球史之“艺术”——杨斌教授访谈录  杨斌 王晗一

Coming Forth with Cowries: the “Art” of Global History  Bin Yang  Hanyi Wang

一个故事有多少种讲法？——李军教授访谈录  李军 郑伊看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Li Jun: How Many Ways to Tell a Story?  Jun Li  Yikan Z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