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林｜语言奇才马可·波罗

马可学习的重点科目，是语言。

在欧洲时，马可已经掌握了多种语言。他的母语是意大利语威尼斯方言。教会的修士们使用的拉丁语，对他来说相当于文言文。当时欧洲各国的通行语，是法语，波罗家族出外经商，必须掌握。尤其是地中海东岸十字军所说的法语方言，马可应该很熟悉。

第一次见忽必烈时，马可的蒙古语还不流利，需要翻译人员协助。有时，马可刚讲完一段，翻译人员还没说话，忽必烈的眼睛就眯起来，好像已经听懂了。这个年轻人热衷于讲述地理见闻。这正是忽必烈所看重的。

元朝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对外交往频繁，对翻译人员的需求很迫切。翻译人员分两种，一种叫做“通事”，蒙古语叫“怯里马赤”，负责口译；一种叫做“译史”，蒙古语叫“蒙古必阇赤”，负责笔译。

成吉思汗接见丘处机时，负责口译的是耶律阿海。出色的翻译，使成吉思汗感到惬意。耶律阿海，来自宣德府，即今河北张家口宣化区。宣德一带，是游牧农耕交界地区，出了不少翻译人才。十一年后，1233年，元太宗窝阔台下令在燕京（今北京）设立学校，选拔一些孩子学习文书和弓箭，蒙古人学汉语，汉人学蒙古语，要求务必学成文武全才。窝阔台鼓励他们说：“若学得会呵，岂不是一件‘立身大公事’！”

这是国内民族之间互相学习语言文字的情况。如果与外国交流，难度就随着地理距离而增大。与欧洲交流难度最大。元代是有史以来中国与欧洲直接交流的开始。当时欧洲几乎没有懂蒙古语或汉语的人。1266或1267年，教皇收到了伊利汗阿八哈用蒙古语写的信，却无人能读。忽必烈朝廷中能读拉丁语的人，也寥若晨星。

忽必烈身边语言能力最强的大臣，是爱薛（ʿIsa，1227—1308年）。爱薛是叙利亚人，信仰景教，他的名字就是“耶稣”的另一种读音。爱薛掌握的技能，是通熟星历、医药，但因为通晓多种语言，成了忽必烈身边的“怯里马赤”，尤其在与西域人交流时负责口译。例如，西域天文学家札马鲁丁，科技才能卓越，但“不通华语”，向忽必烈奏事时，必须经由爱薛口译。而且天文学涉及很多专业词汇，译者非爱薛不可。爱薛“通西域诸国语”，起码包括叙利亚、波斯、阿拉伯语，可能也包括拉丁语。

爱薛之所以从西域迁居中国，是因为一位叙利亚长老的推荐。这位长老，名叫列边阿答，曾到东方觐见蒙古大汗，然后返回西亚。1246年，列边阿答在波斯的大不里士，给教皇写了一封信，并且送给教皇一本从中国带回来的小册子。他既然能给教皇写信，应该会拉丁语。

爱薛是列边阿答的弟子辈，被推荐到了中国。在忽必烈身边，他长期担任“怯里马赤”，而且能够直言进谏，很受忽必烈器重。当年尼柯洛、马菲奥第一次觐见忽必烈时，爱薛大概就是翻译人员之一。马可随着父亲、叔父抵达时，大概也是爱薛负责翻译。

爱薛对波罗家族很友好。他给商人家族帮了一个大忙。斡脱商人，从成吉思汗时期就有被免除商税的特权。1282年，忽必烈听从大臣提议，取消斡脱商人的特权许可证，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斡脱商人纷纷叫苦不迭。爱薛从中帮助，向忽必烈反映了情况。忽必烈说：“我寻思呵，这斡脱们的言语，似乎有道理。”于是让爱薛传旨，恢复了斡脱商人的特权许可证。

爱薛与马可的父亲年龄相仿，对这个自遥远的西方之地而来的年轻人，应该很友善。

实际上，爱薛不仅是翻译家、政治家，也是像马可一样的大旅行家。中国文献记载爱薛“数使绝域”，就是说他曾多次出使遥远悬绝的地方。在马可·波罗抵达元朝的八年之后，爱薛踏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旅行，抵达了欧洲。1283年，忽必烈命孛罗、爱薛二人出使波斯。

以前曾有学者将孛罗与马可·波罗混淆。实际上，孛罗（Bolod，约1246—1313年）是蒙古人。马可·波罗来华那年，孛罗已担任御史大夫兼大司农，也就是监察系统的长官兼任农业部部长。两年后，1277年，孛罗担任枢密副使，成为元朝的最高军事长官。1275—1283年，孛罗与马可·波罗都在元朝，但孛罗比马可地位高太多了，二人应该没有什么交往。1283年，孛罗出使波斯后，留居不回，成了伊利汗国的高官和文化顾问，被尊称为“孛罗丞相”“孛罗阿合”（阿合，意为兄长）。孛罗将中国的历史、法律、医学、农学书籍带到波斯，对中华文化的传播也是功不可没。

1284年末1285年初，孛罗和爱薛抵达波斯。爱薛随即被伊利汗派遣出使欧洲。1285年，爱薛抵达罗马，向教皇递交了伊利汗的书信，然后返回波斯，最晚次年春应该已经回到了中国。爱薛作为官方使臣，心无旁骛，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经波斯往返中国、欧洲，比商人波罗家族三人走得快很多。

1283—1286年，爱薛由中国到波斯、欧洲往返，堪称伟大的旅行。可惜爱薛没有像马可·波罗一样留下一部“旅行记”。

但爱薛为中国带回了地理知识。爱薛回中国后，立即奏请编纂地理书《大元一统志》。爱薛、札马鲁丁与地理学家虞应龙等合作，将中国历代传承的地图，与他从西域带回的地图，合为一图《天下地理总图》。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世界地图。在这幅地图中，不仅有中亚、西亚，还有西欧城市，只不过译名与今天不同。图中标注的“鲁麻”，就是罗马；“法里昔”，就是巴黎。这是巴黎第一次被中国史料记录。

有爱薛这样的榜样，马可·波罗努力的目标是既要掌握“通事”的口译技能，也要学会“译史”的文字能力。他勤奋练习所学语言的听和说，而且掌握了四种文字的读与写。

在《寰宇记》中，马可·波罗没有具体告诉读者他掌握的是哪四种文字。今天的学者只能根据元朝的情况做出推测。元朝官方的语言文字有多种。元朝的文物，是很好的例证。1985年，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发现了一件夜巡牌，铜质，上面有汉文、藏文、回鹘文、八思巴文、波斯文五种文字。夜巡牌，是官方颁发给夜间办公事的人员佩戴的。办事人员如果遇到巡逻的官兵，出示此牌，则可通行。官兵来自多民族。牌子上写五种文字，是为了适应这种情况。这五种文字，都可以称为元朝的官方文字。

马可·波罗掌握的，大概是波斯文、回鹘文、八思巴文，但第四种不太确定。

最确定无疑的一种，是波斯文。波斯语是丝绸之路上的通用语。从中东到中亚，一直到河西走廊，商人们都习惯用波斯语交流。马可在丝绸之路上走了三年多，波斯语说得很流利。这是马可·波罗最擅长的亚洲语言。在中国，凡是商业繁荣的地方，皆有丝路商人，波斯语必不可少。元朝官方设置了“回回掾史”“回回译史”，负责翻译波斯文。马可·波罗在中国各地旅行时，不断见到说波斯语的商人。因此，马可在中国时，有时也按丝路商人的习惯，使用波斯名称。例如，元大都西南桑干河上的卢沟桥，是商贸荟萃之地。马可按波斯商人的习惯，称卢沟桥为“普里桑干”（Pul-iSangin），意思是“桑干桥”。

马可在宫廷数年后，精熟蒙古语，与忽必烈交流毫无障碍。全国各地的长官，多数也是说蒙古语的。掌握了蒙古语，方便与他们交流。八思巴文，是忽必烈命八思巴创制的“国字”，用于官方文书。马可必然需要掌握。

在八思巴文创制之前，元朝使用回鹘文书写蒙古语。尼柯洛、马菲奥第一次来元朝时，忽必烈给他们颁发的金牌上写的就是回鹘文。少年马可在威尼斯时，曾仔细端详金牌上的文字。回鹘文，最早用于书写突厥语。成吉思汗命人略加改造，用于书写蒙古语。蒙古人主要分布在欧亚草原东部，而突厥人更多居住在草原西部，距离欧洲更近。忽必烈第一次给教皇写的信，是命人用突厥语写的，由波罗兄弟送到欧洲。马可在丝绸之路上，已接触了不少突厥商人。元朝也有很多突厥官员和商人。掌握了回鹘文，可以写蒙古语和突厥语，一举两得。

马可·波罗是否学过汉文，很难断言。在《寰宇记》中，他没有讲过汉字，实际上，是他没讲过任何文字。他见过的语言文字这么多，如果一股脑都介绍给欧洲人，那真是信息量爆炸。也许他给鲁思悌谦讲过，但可能是空口讲太抽象了吧，鲁思悌谦并未记录下来。世界上的大多数文字，是表音的，记住几十个字母就算学会了。但汉字既表音也表意，笔画多，初学者要下很大功夫。元代蒙古人初学时也觉得“汉儿文字难学”。忽必烈成长于草原，三十多岁才开始接触汉语，虽能听懂口语大意，但不会汉字，自嘲是“不识字粗人”。忽必烈一直愿意让孩子们学说汉语、写汉字。马可是否受了影响呢？马可在中国旅行十几年，即使不会汉字，至少也应该能说一些口语。

除了上述文字之外，元朝还有一种特殊的文字“亦思替非”。这种文字，实际上是波斯、阿拉伯的一种符号系统，用于财务记账。在大臣麦术丁的提议之下，1289年，忽必烈设立教授一职，开办培训班，让公卿士大夫与富民之子“依汉人入学之制”学习。麦术丁是波斯人，很早就担任“回回译史”，负责翻译波斯文。在官方设立学校之前，麦术丁等人已在使用“亦思替非”文字。马可作为富商之子，也有可能跟他们私下学习过。

《第一次遇见马可·波罗》

马晓林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今年恰逢马可·波罗诞辰770周年、逝世700周年，作为“一带一路”上的一位伟大先行者，马可·波罗以不凡的旅程和深刻的洞察，为中西文明友好互鉴留下了重要历史印记。他行走于东西方的传奇经历更成为一个引人入胜又扑朔迷离的故事母本，被演绎、被争论、被研究、被致敬。本书一改严肃的学术性传记写法，抓取马可·波罗中国之行的重要历史细节，通过巧妙的结构组织和富有现场感的故事讲述方式，以独具全球视野的原创力，史实依据与叙述艺术并重，有理有据又有趣地勾勒了马可·波罗的传奇人生，带领读者深入探索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重要起点的“马可·波罗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