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健:厦门中秋搏饼起源新探

旅行   2024-09-15 16:28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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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中秋节饼,是闽南尤其是厦门一带特有的岁时风俗,但关于它的起源,迄今未有定说,专家们做了多方探讨,总的说来,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以杨恩溥先生为代表的,郑成功部将发明说。其主要观点是,340多年前,郑成功屯兵思明州(厦门),兵部部将洪旭等为了宽释将士远离乡井思亲之情,激励兵士立壮志以利逐荷夷收复台湾。明永历十三年(公元1659年),他与兵部衙堂属员巧制中秋会饼。

会饼63块。这数字根据“三多九如”。九是吉利数。古代九九“八十一”是帝王所用之数。九八“七十二”是亲王所用。郑成功封过延平王,故用七九“六十三”之数。玩会饼与其他赌博的骰点不同。掷“天九”的次序是天地人(614点),玩会饼却倒过来是人次之。这与明代称朱明有关。所以将6颗2、3、5、6点称6黑,没出现红4点或“四进”时叫罚黑,都寓意不让清小子得逞。因为黑即青,青与清谐音。

二是以张宗洽先生为代表的,从文献的角度则持反对意见。其观点是:几部记载郑成功历史的书籍,如《先王实录》、《海上见闻录定本》、《闽海记要》、《台湾外纪》等都找不到洪旭发明博饼的任何记载。地方志上,乾隆时出版的《鹭江志》,《嘉禾名胜记》,道光时出版的《厦门志》,民国时李禧等人编纂的《厦门市志》、江煦编辑的《鹭江名胜诗钞》和伍远资的《郑成功的传说》等厦门耆宿的著作,均没有片言只语谈到洪旭发明博饼之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道光《厦门志》卷十五风俗记,专门记载厦门的岁时风俗,十分详细,但在中秋一节中,只记载说:“街市乡村演戏,祀土地之神,与二月同,春祈而秋报也。夜荐月饼、芋魁祀神及先,亲友相馈遗。”由此可见在道光时,厦门只有吃月饼、互相馈赠月饼,而还没有博饼的风俗。这可以证明,厦门中秋博饼的风俗,可能是道光以后才流行起来的。

张先生认为从情理上分析,洪旭不可能发明博饼的游戏。风俗的兴起和流行,必然要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以及人们的思想。洪旭是个武将,如果要发明一套游戏,让将士们娱乐一番,以释乡愁,那所设的各种饼,恐怕应该是:班官、营将、警尊、提督之类。更值得考虑的是,郑成功是秀才出身,连举人都没考上,但凭他的卓越才能,以秀才封王,“为天下读书人别开生面”。他部下的举人进士多的是。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博饼游戏中,一秀是最小的,洪旭是断不敢讥笑郑成功的秀才出身,故是不可能的。

双方的的焦点,在于唯一的文字记载,乾隆进士钱琦的《台湾竹枝词》,诗云:“玉宇寒光净碧空,有人觅醉桂堂东,研朱滴露书元字,夺取呼卢一掷中。”诗后注释:“中秋士子欢聚,制大饼朱书‘元’字,用骰子掷四红夺得之,取秋闱抡元之兆。”

张先生认为,从该词,以及清康熙年间蒋毓英所编的《台湾府志》卷六载:中秋是夜士子逆为燕饮赏月,制大饼一块,中以红朱涂一"元",字,用骰子掷以夺之,有秋闱夺元之想。”以及福州诗人郑大枢于乾隆初赴台湾,所作的“台湾风物吟”中:“夺彩抡元唱四红,月明如水海天空。”来看,台湾读书人在中秋确有博饼的习俗,中秋过后要举行“秋闱”会考,士子们玩博饼,预卜考试能否夺元。康熙和乾隆时玩的博饼规则和我们今天流行的,看来有同有不同,同的是谁掷出四红(骰子中有四粒都是红色的四点),谁就算夺得状元,不同的是,当年只设一个大饼,饼上用朱红写一个“元”字,而没有什么一秀、二举、三红、四进、对堂这些名堂。事物总是由简单而日趋繁杂,所以张先生推论,现在的这个搏法,肯定是康乾以后才发展形成的。

而杨先生则认为,该词恰恰是郑成功部将发明博饼的证据。博饼是从郑成功那里流传下来的,要不是施琅统一台湾,钱琦就不知道台湾中秋有这种博饼游戏。再说清朝是残酷的文字狱时代,谁敢搞褒朱明贬满清的游戏来欢度中秋。郑成功是烧过青衣,由此断定,玩会饼不可能出于郑成功的军中,是不妥的,郑成功一向是崇文尚武的。少年时郑成功随郑芝龙出海,船里琴瑟和鸣,船外百舸争流,郑成功只顾看书,芝龙有意出一上联:“百舸争流,橹速不如帆快。”联语谐音隐含:周瑜的谋士鲁肃不如刘邦的武将樊哙。成功放下书本对曰:“八音齐奏,笛清难比箫和。”谐音指宋代狄青;不如协助刘邦完成大业的文官萧何。郑成功如不崇文,万石岩怎能会有“郑成功读书处”呢?再说,古代科举有文有武。今洪本部有条小街叫外较场,就是当年郑军选拔武子的场地。诗人丘逢甲给郑成功写的祠联:“由秀才封王,主持半壁旧江山,为天下读书人顿增颜色;驱外夷出境,自辟千秋新事业,语中国有志者再鼓雄风。”说明郑成功一生是崇文尚武的。



对于杨先生的观点,我有几点商榷。

其一,1659年,郑成功率军北伐,农历五月十八进泊崇明岛,六月十六破瓜洲,七月初七抵南京观音门,七月十二攻至南京城下,后因战机贻误,未克,兵败,八月初九返攻崇明城,八月十三从崇明撤退,八月十五中秋,在海上,八月十八,到浙江林门整编,九月水师才回到厦门。

而在此期间,洪旭虽然镇守厦门,但北伐军务繁忙,又逢郑成功兵败南京,断没有心情搞欢度中秋的博饼活动的。

其二,郑成功的子弟兵,多为闽南籍,思乡之说,有些牵强。

其三,郑成功号称二十五万大军,就算一半留守厦门,以六人为单位博饼,也需两万多具会饼,这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办到的。

张先生的观点,我比较赞同,所有清代的文献上,均没有记载状元的起源。可比较遗憾的是张先生没有提出状元是怎么发明的。

 三

多年前我在单位的文物整理的工作中,发现这样一件博饼习俗的实物证据,这是一件象牙牌,牌上端书刻“场谱”二字,中间为独占整头图,下方书刻“状元四红合巧得,五子一色夺,全色全收。榜眼、探花分相不同马军得,会魁三红得,进士四聚得,举人二红得,秀才一红得”。此牌诗内容与现今流行的博状元规则完全一致。显然,这是难得的实物资料,这与博状元习俗的诞生、发展有着必然联系,对其制作年代的考证,将有助于对该习俗起源的认识。后经方家指正,该牌为博具“状元筹”的首牌,“状元筹”是一种娱乐器具,共63枚,192注,最大状元32注,最小秀才1注,起源亦不可考。

首先,从题头的“场谱”二字看,“谱”在中国古代是指一种分类的类目,创始于南宋的《遂初堂书目》,就是专收各类图谱的书籍,而中国古代有很多种博弈的规则,将规则加以编排,作为规范的样本,以供对照寻检,世称“谱”、“牌谱”。据文字记载,宋代就有了用骨牌行酒令、博彩的民俗活动。明永乐年间,瞿佑的《宣和谱》中,也记载了用骨牌博彩的玩法,如掷出有色子的五个二点和一个一点,叫“踏梯望月”等等。

中国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据近年来专家的考证,此书成书于明代隆庆到万历年间,书中很多地方使用了山东方言,表面上作者描写的是宋代的“宣和遗事”,实则再现了明代中叶,中国山东一带士大夫生活的社会真实层面。书中多处提到了骨牌弈,其中第十六回“西门庆谋财娶归,应伯爵喜庆追欢”描写“西门庆于是夜玩灯后到李瓶儿家吃酒,李瓶儿同西门庆猜拳吃了一回,又拿一付三十二扇象牙牌儿,桌上铺茜红毡条,两个灯下抹牌饮酒吃一回。”第二十一回“吴月娘扫雪烹茶 应伯爵替花勾使”中“止是吴月娘,同众姊妹陪西门庆,掷骰猜拳行令,轮到月娘跟前,月娘道:‘既要我行令,照依牌谱上饮酒,一个牌儿名,两个骨牌,合《西厢记》一句’月娘先说个:‘掷个六娘子,醉杨妃。落了八球环,游丝儿抓不住荼靡架。’不犯。该西门庆掷,‘我虞美人,见楚汉争锋,伤了正马军’,吃了一杯。……落后该玉楼完令,说道:‘念奴娇,醉扶定四红沉,拖着锦裙栏间,得多少春风锁金帐。’正掷了四红沉。”

根据以上描写分析,可以看出,在明代中叶,用牌谱行酒令、博彩的风俗,就已经深入大众生活,而牌谱的主要功能就是行酒令与博弈。

那么“场”字何解呢?“场”,中国古代科举的考场,称“科场”,此为一解;另一解可能是“赌场”。结合“场谱”二字来看,应以第一种解释为妥,也就可以解释为:按照科举功名来制定一种博弈游戏的规则。

文中的“巧得”、“一色夺”、“全收”、“全色全收”、“马军得”,与《金瓶梅》中的词语如出一辙,都是明代中叶的赌博专用语,例如“正马军”与“马军”,原指古代骑兵方阵的队形,十马一排,运用在赌博中,指的是六个骰子分别是一、二、三、四、五、六点,点数由低到高,像马队一样排列整齐,也就是状元中的对堂。

另外,从这个象牙牌的雕刻风格看,也有明代中叶的风格。此牌地张熟黄,布满开裂丝纹,“独占鳌头”图中的状元的冠戴穿着,是典型的明代服饰。而牌文的字体也与明代中叶闽北建阳余氏新安堂的出版物相一致,现存的新安堂闽南戏曲刻本中,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出同出一辙的字,如:“得”刻成“淂”(《粹玉奉汤药》)、“马”作“馬”(《宣春令》)、“红”作为“紅”(《十段气节》)等。

综上所述,闽南状元的习俗,应该是脱胎于明中叶或以前的士大夫阶级的博弈游戏,可能源之不雅,故不见正史记载,它是如何演变为闽南一带大众喜闻乐见的中秋自娱活动,还请方家多多赐教。

初稿发于2019年9月

参考文献:
1.杨恩溥。博状元的由来。厦门日报第8版。2000—9月9日。
2. 张宗洽。细说郑成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P304。
3.张宗洽。细说郑成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P305。
4.杨恩溥。博状元的由来。厦门日报第8版。2000 .9. 9。
5.洪卜仁。播状元会饼的由来。厦门日报第3版。2000. l0 2.
6.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P401。
7.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上海中央书店。1936年2月初版。P159。
8.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上海中央书店。1936年2月初版。P230。


作者简介:龚健,厦门市文物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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