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陈景文①回忆南方券底版在香港的印刷和运输
一九四九年春，我南下大军势如破竹，战局急转直下，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为适应华南地区解放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决定在华南解放区成立南方银行，发行解放区统一本位货币——南方券。由于当时的环境和物质条件的限制，南方银行的筹备工作，多在香港秘密进行。其中，南方券底版全部在香港印成后，通过走私商人分批运进解放区，再加印行名、金额和发行年度，在解放区发行。此后，用以加印行名、金额的印刷机和印刷技工、也是从香港物色、输送进去的。我当时在香港地区，在饶彰风同志领导下，曾参与此项工作。现就我记忆所及，将情况回忆如下：
一、南方券底版的印刷和运输
南方券底版的印刷，是委托进步人士开设的“永发印务公司”承印，利用该公司先进的柯式美印设备，印成底版，伪装为商标纸，然后装箱起运。由于有一位在该公司任职的何平同志关照掌握，加上底版没有文字，与一般商标纸相似，不为人们注意。因此，底版的印刷十分顺利。
根据饶彰风同志指示，底版印成后，交由我负责运输。经朋友介绍，找到香港西湾地区一家专营走私生意的过载行（行名和负责人均已记不清了）负责承运，利用该行走私渠道，以一艘目标小、航速快、专供海上走私的快艇，疏通陆上水上警察系统的有关人员和当地黑社会中的有关人物，掌握水警轮的出航返航时间规律，选择傍晚时间，在筲箕湾码头装船后起航，以避开水警轮的巡逻，绕过鲤鱼门的国民党海关的检查，运至陆丰县的神泉镇或甲子镇登岸，交给解放区派来的武装人员接运回去。
由于当时香港地区的环境复杂，南方券底版的运输靠走私商人承运，付出高昂的运费自不在话下，要避开水上陆上警察的刁难和国民党海关的盘查，就更为复杂。每次在筲箕湾装船，我和承运商派来的人员及当地黑社会的有关人物，都在装船的现场监察。启航时，我们乘另一小艇提心吊胆地尾随出海，直至走私艇出了鲤鱼门，才松一口气，回到筲箕湾一家酒楼用晚餐。走私艇每走一水，约可运载大小七十至八十箱不等，究竟装运了多少船次，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最后一次是七十五箱。
南方券底版的运输工作虽然复杂，难度也大，但经过周密的安排、多次都顺利过关。不料到最后一船七十五箱，便出了问题。那次装船启航时，我们照例乘小艇尾随出海，当眼看船已出了鲤鱼门时，我们满以为运输任务胜利完成了，心中如释重负，高兴地回到筲箕湾酒楼用晚餐。正在兴高采烈举杯畅饮之际，过载行的人员急步上楼报知：船刚出了鲤鱼门，即碰上休班回航的水师轮（水警轮带班的帮办乘坐的班轮），船被截查后带走了。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个个目瞪口呆。我们立即分析出事原因，据过载行的人和“关照”筲箕湾装船出海的人分析，认为：当地警署和水警轮都经疏通“关照”，而带班的水师轮则没有做疏通“关照”工作。那天水师轮的休班时间按出事时间计算，比平日迟了约一小时，故事故发生实属无法防备之事。因碍于当时的复杂环境，我亦不便当场追究，只好急急回家，向领导汇报，研究对策。
我当晚找到饶彰风同志汇报研究，决定：由当时的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同志出面，直接向港英政治部交涉（注：抗日战争期间，我东江纵队抢救盟军飞行员有功，英皇颁发勋章，由黄作梅代表受勋，从此，黄作梅成为我党在香港的公开代表，有事与港英交涉，均由他出面。解放初，他赴印度参加万隆会议，乘印度“克什米尼公主”号飞机失事遇难）查实确有上述扣船事情。港英政治部答应发还被扣船物，我们即通知过载行派人领回。事情始告一段落。但这七十五箱货物如何处理是个难题。经与饶彰风同志研究决定：领回的七十五箱不能再运去解放区。理由是：（一）根据当时港英与国民党的微妙关系，此事必被通报鲤鱼门海关，出境安全毫无保障；（二）南方券底版大部分已运进解放区，缺少这七十五箱，不影响南方券的发行。但这些庞然大物安放在哪里？又是一个问题。经研究，决定由我寻找安全地方安置，待解放后再作处理。我反复考虑，认为九龙的“和隆行”仓库比较安全可靠，因该行的老板陈国泉先生，是我党在香港地区比较可靠的朋友，大革命时期他曾参加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失去组织关系，跑到香港，在一间过载行当工人，后来自己经营“和隆行”，拥有相当的资产。当我向他提出有数十箱货物拟寄存“和隆行”仓库时，他立即欣然接受，并表示可以不限时间、不收仓租。这批货物存放“和隆行”直到解放后，未付分文仓租。解放后，陈先生举家回广州定居，我们安排他为省政协委员。他多次向我追询：这批货物如何处理？我请示饶彰风同志（华南分局统战部长），决定将它运回大陆处理。后来，这批货物如何发落？谁人负责？因不是我经手，且事隔近四十年，饶彰风同志和陈国泉先生均已去世多年，如要查询，必须另找线索。
当纪念南方银行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我们缅怀陈国泉先生，他在革命斗争的艰苦岁月中，冒风险为南方银行的诞生出钱出力，他的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远受到后人的尊敬与怀念。今天回顾这一段历史，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迪：在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党的革命三大法宝之一的统战工作，其地位与作用何等重要啊！
二、购买印机与输送技工
南方银行的印钞机和印刷技工，都是由香港输送的。记得程曼同志是此项工作的负责人之一，后来他在印钞厂担任厂长，这段历史可请他回忆。由我负责物色输送的技工有钟定邦（现在茂名印刷厂，已离休），炊事员兼理发师陈发（现在广州市二商局日杂公司，已离休）。还有一位原印钞厂的技工杨大卫（现在广东省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任职），也是由香港输送进去的。据当时饶彰风同志介绍，杨大卫原是英国籍的，南京解放前夕，他是英舰“紫云英”号轮机工人，该舰停泊在长江准备逃跑，杨参加了护舰斗争，因事泄露未成，他怕返抵英国受追究，当该舰逃离长江驶经香港时，即乘机逃出，通过香港海员工会找到我地下党员，然后转送解放区。当时我负责杨的输送工作，至于他的来龙去脉，谁人接头，我不清楚。
本文摘自《华南革命根据地货币金融史料选编》（广东省怀集人民印刷厂，1991年6月第一版）第四章。
来源：广东金融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