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广东金融学会微信公众号开设“礼赞新中国 奋进新时代”专栏，展示新中国成立前后开创金融新事业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从峥嵘岁月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奋力谱写新时代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壮丽篇章！
杨大卫口述：我愿为我的第二故乡中国作贡献
杨大卫口述 黄道明整理
1926年，我出生在英格兰的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父亲经常失业，由于家境贫困，只读完小学，就无法再读书了。我舅父是左派人物，常对我进行教育，因此我从少年开始受到他的影响，思想是倾向进步的。
为了生活，我14岁便到一间工具厂当学徒，16岁参加英国皇家海军，在海军学校当轮机兵。1948年被调驻香港，在英国海军后勤部当中士修理工。在香港，我结识了一起工作的中国雇员汤洪泰（后来担任深圳市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当时他是炊事员，与中共党员有联系，经常在炊事员中宣传中国革命。我不但经常听汤洪泰讲革命道理，还常和他一起谈论进步刊物《中国文摘》的内容。一次，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斯诺著的《西行漫记》，读后受到深刻的影响。我向往《西行漫记》中描述的红军生活，厌恶英国海军的腐朽作风，我开始产生投奔中国革命的念头。
1949年4月20-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进行渡江作战。英国军舰紫石英和伦敦号等，借口接走英国驻南京大使馆人员，入侵长江，并接近人民解放军阵地，人民解放军提出警告，令其返航。英舰不仅不听，反而向解放军开炮，打死打伤解放军252人。解放军被迫反击，打死英军40多人，当时英舰伦敦号上有一士兵，拒不听从命令，不愿开炮便被扣押送到香港英海军后勤部，准备押回英国处理。我得知后，设法接近该士兵，了解英舰入侵长江炮击解放军的情况，并把有关情况告知汤洪泰。
事件发生后，英海军后勤部的几个士兵在议论此事，我说，英国军舰根本不应该入侵中国的内河——长江，开炮打人更不对，解放军开炮还击是理所当然的。那几个士兵听后，大发雷霆要打我，我用玻璃瓶自卫，他们看见我手拿着玻璃瓶，便不敢接近我，故没打起来。此后，班长很注意我，有一次我不留意穿着工作服吃饭（按规定是不准穿工作服吃饭的），班长说我违反纪律，扣我一个星期的薪水，并在一周内不准我外出。
过了两个多月，在一个星期三的上午，突然来了通知，要我在下星期一调往在地中海的一艘英舰服役。时间紧迫，我立即找有关的人联系，要求他帮我逃到天津去，那人起初答应帮忙，后来又说不行，于是我想起了汤洪泰。我早上找到他，他没表态，下午他叫另一人来要我写简历给他，星期五上午，通知我晚上去一间茶楼，同两个人见了面，简单交谈一会，约定出走的时间。星期六中午，一位姓曾的把我带到深水埗，住在一间小旅店。这时，汤洪泰来了，他问我为什么要参加中国革命。我大意说是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和英国海军的腐败现象不满。听说中国革命是为了解放劳动人民的，并且搞得很成功，所以我想到中国，学习革命本领。那天，汤洪泰同我谈了很多，还按译音帮我确定了姓名为杨大卫。汤还给我画素描像，作为踏上革命征途的留念。星期天上午来了一辆小汽车，两个讲客家话的青年带我到了新界大埔，租了一艘渔船，佯称去平洲捕鱼，几经周折，才到宝安县王母圩。刚到王母圩便接到通知，国民党军队要来扫荡，我们跟着地下党在王母圩的兵站一起撤到山上。在山上住了几天，等国民党军队走了，我们才下山。在这次撤离上山中，我看到当地的农村妇女用肩挑着兵站的铁箱，艰难地走了十多小时的山路，一到目的地，才放下肩上的东西，就马上帮我们煮饭，刚到中国就看到中国的妇女这么勤劳勇敢，这么热忱艰辛干革命，给我印象很深也使我很佩服，我想中国革命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一定能取得胜利。
从王母圩步行几小时，便乘船去甲子港，刚到码头，又接到情报，国民党军队要来甲子港，我们没有上船，在海上停了两天，待国民党军队走后才上岸，再步行一段路，到了解放区的河婆镇（今揭西县城），由组织安排在南方人民银行印钞厂工作，我负责开发动机，搞机械维修等工作。
南方人民银行印钞厂设在揭西县的良田村，此地离河婆镇10多公里，是人烟稀少的山沟，当时没有公路，一切运输靠步行肩挑，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比较艰苦。印钞厂的工作人员来自四面八方，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也不尽相同，但大家相处却很融洽，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有说有笑，心情舒畅，精神愉快，彼此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埋头苦干，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共同过着供给制生活。在这里有一件使我难忘的事，一次印钞机的齿轮坏了，可是河婆这个穷山区没有这样的零件配，要修理又没有这样的工厂，我是摸机器出身的，我的钳工技术在英海军后勤部也是有数的，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觉得束手无策，但我的战友危声同志，是一位从马来亚回祖国参加革命的华侨，却有一套钳工的好手艺，他用非常落后的工具，通过艰苦的手工劳动硬是把这个齿轮制造出来，且质量完全符合要求，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进行，这使我非常佩服，我想中国的工人是伟大的，他们有革命精神，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也可以创造出奇迹来 。这段革命大家庭的生活，时间虽不太长，但对我教育很大，我和中国的同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广州解放后，南方人民银行印钞厂结束，我和其他同志一同调来广州，我被分配到番禺市头糖厂工作，1958年曾调去阳江糖厂工作四年多，1980年调到广东省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工作至今。
回顾自己来到中国，初期对吃大米饭不习惯，在英军服役时是吃面包、马铃薯、肉类罐头等，在这里只有大米饭，由于要体力劳动，肚子饿了，但很快也就习惯了。当时由于战争环境生活较艰苦，缺乏肉类、营养差，患了水肿病，那时又无药物治疗，只好点花生吃，但又不准放盐，觉得很难吃，过一段也就好了。
在印钞厂用的发动机是很残旧的，像是一堆烂铁，由于我们发动机组几个人的精心保养，使它能够运转，有时听到声音不对劲，怕它停下来，就赶快用人力猛拉皮带，使它保持正常运转。
印钞厂的职工，面对着堆积如山的钞票，坐的、睡的、头上枕的全是钞票，大家凭着全心全意为革命的思想，为了支援前线和地方建设，严守纪律，争取多印钞票，印好钞票。那时根本不存在什么贪污盗窃，以权谋私等念头。我们共印制了一亿多元南方券，没有丢一元钱，那时每天工作十多小时，没有工资和奖金福利，也能不怕苦不怕累，日夜奋战。
解放后在市头糖厂和紫泥糖厂工作时，由于积极工作，做出成绩。年年都当先进生产者，还曾被评为广东省糖业系统的先进生产者，受到表彰。
参加中国革命和建设40年来，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政府的关怀，工作单位同事们的关心、爱护，我虽远离祖国、家乡和亲人，但我感到在中国人民中间生活很温暖。我在中国生活整整40年，并且和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我舍不得离开我青年壮年时代为了人类正义的事业而战斗过的中国，这块土地，新中国是我认定我的第二故乡，我已经同一位中国妇女同志结了婚，生儿育女，建立了一个简朴而幸福的家庭，我热爱中国，我愿为我的第二故乡新中国经济建设作贡献。
注释
来源：广东金融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