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广东金融学会微信公众号开设“礼赞新中国 奋进新时代”专栏，展示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创金融新事业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从峥嵘岁月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奋力谱写新时代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壮丽篇章！
蔡馥生：南方人民银行的重要创建者
图：蔡馥生
求学期间
蔡馥生，1903年出生于广东省揭阳玉步村。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创办人和名誉院长。
蔡馥生于1923年考进厦门大学，1927年转入中央大学商学院，1927年8月商学院会计专业毕业，获商学学士，即由学校介绍到浙江省经济委员会工作。不久，考入上海邮政储金汇业总局。从学校到社会，他清楚地看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国民党统治阶层的反动和腐败，致使广大劳苦群众遭受剥削和压迫。在这期间，他受杜国库同志的启迪，使他认识到要改造中国社会，解放中国人民，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毕业后至抗日战争前
大学毕业后，蔡馥生由学校介绍到浙江省政府经济委员会工作，不久考进上海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这期间，蔡馥生继续阅读马克思主义书刊，目睹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和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同时，受杜国庠同志的影响，蔡馥生已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解救全中国。
1932年1月，淞沪抗战爆发。在民族危难之际，蔡馥生毅然辞去被称之为“铁饭碗”的上海储金汇业总局工作，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蔡馥生在上海一方面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另一方面研究社会主义和中国经济，先后参加了社联党团工作和《社会生活》周刊、《正路》半月刊编辑工作，并为《新文化》月刊撰写文章，写了《计划经济》和《动荡中的中国农村经济》两本书。在书中，蔡馥生指出，中国只有推翻三座大山、赶走帝国主义、消灭封建生产关系，才能解放农村生产力；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解救全中国。
1933年8月，世界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在上海召开会议。蔡馥生因参加欢迎世界反帝大同盟代表筹备活动，在上海被捕。
抗日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
建国后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蔡馥生回到广州，担任广州财经委员会主任。他废寝忘餐地领导广州市军管会财经接管工作。接管工作结束后，他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华南分区行兼广东省分行领导工作，并兼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理，主要负责业务工作。在中共华南分局领导下，他发动广大干部青年学生进行驱逐港币斗争，对倒买倒卖金银贩进行取缔，在各地地方政府领导和配合下，设立各级人民银行机构，配备干部，建立统一的金融市场。
1960年，陶铸同志为加强广东马列主义教学工作，决定在暨南大学增设经济学系。为此，省委抽调蔡馥生担任经济学系的领导。当时师资力量非常薄弱，又无教材，他与赵元浩同志二人负责编写教材，边写边教，同时四处物色人才和培养师资。经过大家共同努力，从一个经济专业扩大到政经、财贸、外贸、会计、工经五个专业，学生人数八九百人，占全校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1978年暨大复办后，经济专业又随形势的发展，扩大到7个系。1980年成立经济学院，蔡馥生担任第一任院长，除负责教学行政工作外，还兼任经济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3年后他退居二线，任名誉院长，还兼任研究生导师，1986年离休。他离休后，仍时时处处关心经济学院的教学行政等工作。
蔡馥生除校内担任职务外，还担任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编委，广东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和广东经济学会顾问，物资经济学会和商业经济学会顾问，广州国际金融学会和商业经济学会顾问，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顾问等职。
图：蔡馥生教授从事教育工作61周年纪
蔡馥生对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从不随波逐流。其主要经济论著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纲》《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的商品经济和按劳分配》等几十篇论文。
蔡馥生治学严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他治学的出发点。他认为，离开实践研究理论，理论就会变为空谈；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因而，他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中，不但始终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而且十分注重联系实际。他坚持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认真地收集实践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他写的文章和专著都是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出发，与实践息息相关。同时，他对自己提出的理论观点，始终持十分审慎的态度。他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纲》研究，早在70年代就已完成，出版社也不断催促出版，但他总认为，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观点有待进一步锤炼，他根据实践的发展、变化，再三修改和完善自己的理论观点。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