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明月,他根本不懂明朝

文摘   2025-01-10 18:45   西班牙  

围绕着《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最近有两大疑问:

1、一个财富自由的畅销书作家,究竟为何要当官?

2、关于当年明月最近的八卦传言,究竟是真是假?

第一个问题的困惑者,其实在于没代入体制内思维,或者说权力思维,而是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看问题了。

作为普通人,写出了超级畅销书,成为富豪并且可以一辈子躺着吃版税,夫复何求?不理解这一点是因为,普通人从未品尝过权力的滋味,更不懂“体制内”究竟意味着什么。

稳定的工资?受尊敬的社会地位?都远远不是。

体制,自带一种光环和魔力。对于“体制内思维者”来说,体制本身即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安身立命之本。统治中国几千年的是皇帝吗?非也,而是儒生集团。

头顶乌纱帽,顶的不是官衔,而是“儒生集团成员”的这个重要身份。

在《雍正王朝》中,儒生们为了表达抗议,搬出孔夫子雕像游街。但凡看见此场景者,无一不下跪磕头,连官员们都连忙噤声致敬、不敢造次。

雍正皇帝谈论任何朝政问题,无一不得借着儒生价值观、道统价值观、先皇祖训——这个先皇,并非只有清朝先皇,还包括历代明君。如果他只是说自己想说的话,便失去了合法性,那样的政策是无法被执行下去的。

因此,儒生集团和“道统”的信仰,才是中国历史当中的统治密码。即便来了一个草原皇帝,你也得接受这套成熟的系统,才能顺利维持对中华帝国的统治。

体制内,就是当下的“儒生集团”。

当年明月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儒生,从他的价值观到言行举止,无不透露着体制内思维的烙印,所以他的思想内核依然是“儒生治国”。

《大学》有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尧舜之道发端的儒生价值观,虽然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雨,但这种“君子道德修养”为基础的思维,帮助儒生们完成了一种价值观的微观到宏观之闭环、个体到国家之推广。

然而要注意的是,这种价值观闭环,也恰恰形成了“体制内思维”的闭环。

这种闭环的两个核心点在于:第一,它将国家治理的优点与失误之原因,大部分归结为儒生集团的自我道德修养;第二,它具有一种不可被质疑的自洽性,也就是说,儒生集团治国的这套体系本身,是绝对正确的,出问题的,只是下面的官员和派系。

所以,当年明月究竟有没有真的如传言所说,真相其实并不重要。他的行为和命运,就是一个“当代儒生”的轨迹。
官员发疯这件事,在历史上其实也并不罕见。司马懿装病、装疯长达几十年;前面我所提到的《雍正王朝》当中,太子胤礽也“间歇性”发疯。所以,大家完全不必大惊小怪。

不过,我在这里想到的官员装疯事件,其实是另一件。

朱元璋治下的官员郭德成,在醉酒之后说错了话——头发蓬乱的他想要把自己的头发剃光,而众所周知朱元璋早年曾做过和尚,对自己发迹之前的事情有点敏感。

郭德成酒醒之后,自然为自己说过的话吓个半死。万一朱元璋真的猜忌,在当时人人自危的氛围下,他必死无疑。于是这家伙决定装疯,将蓬乱的长发全部剃掉,真的做了“和尚”。朱元璋则以为这小子是真疯了,就再没追究。

那么,我又为何说当年明月其实不懂明朝?
“懂历史”这件事情,指的并非是将历史故事、细节如数家珍、倒背如流——这样只能算一个“背书匠”。懂历史是要有自己史观,尤其是,这种史观要对当下有启迪意义、进步意义。

看待历史,首先不能断层去看历史,而是要注重其传承性;二是必须把全世界的历史,看作统一的整体。 

但我们的很多“历史学家”,或者历史题材写作者,只在“中华文明”、“中华价值观”这个圈圈里面打转儿,他们对历史的解释和看法,形成一个小院高墙式的闭环,用儒生伦理去解释儒生伦理,用帝王术解读帝王术。

到最后,历史演变成了“官场心学”、“治国之术”,又成了陈腐而臭不可闻的那一套价值观。对这套东西,他们还要包裹一个“道德治国”的外衣,把它打扮得漂漂亮亮。

表面上是完美而无懈可击的道德说辞,但骨子里都是“君臣之道”、“尊卑有别”,什么公正与法治,是绝不可能从中生长出来的价值观。

对于现代文明,他们不感兴趣也不想接触,只沉浸在“道统”的圈圈里,钻研怎么才能“道德治国”。

当年明月如此评价张居正:他用他的人生告诉我们,良知和理想是不会消失的,不因富贵而逝去,不因权势而凋亡。 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

这种烂鸡汤,实在无法称其为历史观和价值观,只是一种粗简的人生道德规训。对一个帝国的宰相,还停留在“道德”这种层面的评价,史观之粗陋可见一斑。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最大的进步就是发现了一件事:道德对于国家和社会发展来说,是无用的东西,因为它很不可靠、虚无缥缈。

社会共识、公德、公义,才是现代文明的“通行证”。

所以孙文说“天下为公”,他们那代人,深知中国社会在儒生治国的“酱缸”当中几千年,这个闭环必须要由现代文明意识才能打破。不管孙文后来做得如何,他的这个理念是石破天惊的。

我们可以去约束“公”,但不要苛求“私”。

然而当一个学习和普及历史的人,价值观还停留在“宰相道德水平如何”这种层级的时候,其对当代社会的影响就是消极的。
就更不要说当年明月看待万历的态度,也是停留于道德层面。他总是喜欢讲“皇帝的个性”、“好皇帝与坏皇帝”、“XX官员有多坏”,却很少指出明朝萌芽的内阁制与皇权之间的制衡是如何逐步消失,也避而不谈万历这个“不理朝政”的皇帝是如何加税与横征暴敛。

关于历史,他从不触及核心。

同为明朝历史写作,写《万历十五年》的黄仁宇看法就深刻许多。他通篇可以翻译为一句话:明朝的覆灭,是因为依靠“道德治国”,而非依靠“依法治国”。

最后不得不哀叹一句:当年明月,他并不是不懂明朝,他其实是不愿意去懂明朝、不愿意去打破“道统”的思维闭环。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有着根深蒂固的“体制内思维”的人。

同为当代历史畅销书,我们来看看《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名言:

“责任要靠社会机制而不是个人美德来维系。”

史料是永远不变的,但如何看待历史,才是当代人需要做的功课。同为畅销书,二者的内在进步性,高下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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