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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中国经济学家，中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学位，1994年获得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张维迎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等，他的代表作有：《改革中的宏观经济问题》、《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价格、市场与企业家》、《竞争力与企业成长》等。
2013年11月25日，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北大法学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前景》的演讲。本文为演讲内容的节选。在今天看来，张维迎所说的话语一点都没有过时，甚至还对当下深有启发、振聋发聩。目前来讲我觉得我们体制当中存在好多障碍，大的障碍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经济体制，第二个方面是政治体制。就经济体制而言，首先是国有部门太强大，国有部门的强大与市场经济是不相融的，尤其像我们这么大的国有部门，要创造所谓的公平竞争环境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政府管的太多，我们做什么事都得审批。我们学法系的同学都知道，这个社会当中哪些权力应该是个人的，哪些权力应该是政府的，就是私权与公权的划分。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很多私权都被公有化了。改革就是不断地把私权归还给个人，但是仍然做的不是很好。第三就是金融市场不自由。企业家的一个想法要变成产品，要形成市场，需要大量的投资，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金融不自由的话，创新就得不到很好资源。好在我们过去20来年有很大变化，就是外国基金进入中国，帮助中国很大的忙。但是我们仍然看到大量的储蓄在无效地使用，其中无效的一部分是借给美国人，给他也带来了麻烦，其实对我们麻烦可能更大。还有就是大量金融资源仍然被国有企业占有，比如说信贷资金，国有企业拿到信贷资金的成本比民营企业要低大致一半，国有企业的利率5、6%，民营企业在10%以上。还有一个方面是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现在的民营企业家，有些犯罪被抓起来，财产很快被处理了，这个本身是违法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犯罪，处理他财产要等法律判决之后，但是很多地方不遵守这样的规定，如果企业家被无罪释放，要收回财产都很难。另一方面就是政治体制，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权力没有关在笼子里面。现在是有权力的人提着笼子到处关别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寻租和腐败。这两个是相关的，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政府权力过大，一定会产生腐败。在腐败的情况下，企业家赚的钱不一定是靠创新，有一部分是靠寻租，就是搞好和政府的关系。比如我们看到高科技领域，有些人写好申请、找到关系、拿到国家几千万的钱，干嘛去了？瞎花了，这个现象非常严重。我们现在教育科研经费都非常多，但是真正有效使用的比例非常低。当然我们要有更长远的眼光，现在过分关注的都是今年下半年怎么样，明年上半年怎么样，其实对于国家更关注未来十年，20年，甚至30年。中国未来30年应该建立这样一种目标，就是如何建立自由、公正、民主、法治社会。我们的改革都应该在这个大目标的前提下做。具体来讲我觉得经济上进一步自由化，市场化。政府大量的权力应该废除，就是说把政府局限在公权的范围内，不应该侵害私权。我要特别强调一点，那就是私有产权制度，私有产权的保护，依赖于法律，也依赖我们的司法制度。我们要实行的变革的阻力在哪？大家普遍认为是既得利益的阻挠，但是我这两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你看历史上好多伟大的变革，都是既得利益者领导的。如果既得利益不能变成改革者，那这个改革就没希望了。马克思本人不是无产阶级，马克思岳父是大的贵族，他的小舅子当部长，马克思过的生活也不是无产阶级，他在英国生活，那时候英国最高收入的10%的人，平均的年收入是72英镑，但是马克思一年的生活费是400多英镑。那恩格斯呢？本身就是一个资本家。这个例子说明，说好多事情都不是利益决定的，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我们有理念，我们的观念，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既得利益之间本身的博弈也是推动人类进步、社会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好多的变革发生的时候，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远大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包括现在政教分离，就是宗教和国王的矛盾推动的。法国大革命也是国王和贵族之间的矛盾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出现，导致了最后的法国大革命。西方社会的民主与法治，一开始不是在全社会范围出现，而是在贵族、统计阶级内部出现。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之前他们也是有好多特权，但是他们利用这种特权相互伤害，最后大家就找到了一个妥协，那就是尊重了相互的权利。原来在西方，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开办公司都是特权，不是权利。要得到国王的特许，或者是得到议会的授权你才能够创业。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就是东印度公司，那就是一个国王授权的垄断公司。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具体来说英国在1844年，法国在1867年，美国在1842到1851年期间，特权就变成了人权，就是成立公司不再需要通过特许了，注册就可以了。按照我们过去阶级分析的观点，我们强调社会矛盾主要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其实这个真的不是这样。你看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比工人和资本家矛盾要大得多，同样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也比工人阶级要大的多，再华盛顿游说反对中国的都是美国工人阶级，而不是美国的资本家，美国的资本家都支持中国，美国工人游说反对中国，因为中国廉价产品进口影响到他们的工作。那还有一种非常重要，就是统治阶级是不是意识到变的必要，或者有没有这种危机感。我特别喜欢举的一个比喻就是华盛顿的故事，华盛顿1799年去世的时候，他的遗嘱要求等他太太去世后，就把他277个奴隶都解放了，但是他太太在他去世一年之后就把这些奴隶都解放了，有人问她为了这么着急把他们都解放了？她说我不想生活在那种盼我死的人当中。华盛顿为什么要废除奴隶？是因为理念，华盛顿太太为什么要废除奴隶？她有一种危机感，因为她不废除的话这些人可能会害她。看中国的历史，比如清朝，死皮赖脸不改，最后想改了，要实行宪政了，但没机会了，所以最后就发生了辛亥革命。我们中国下一步变革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一个是理念，一个是领导力。理念可以正确可以错误，领导力可以弱可以强。最好的组合就是正确的理念、强的领导力，最坏的组合是错误的理念、强的领导力，当然还有其他次好的。强的领导力可能走向两个极端，但是我觉得变革期间没有强的领导力真是不成。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改革前25年就是有一个好的理念，也有比较强的领导力，过去十年改革倒退就是我们理念倒退了，但好在领导力不是特别强。·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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