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导问我，为什么当初我会从深圳出来旅行，这么大跨度的转变，是一件勇敢的事情，其中缘由是怎么样的？
我又把之前的工作生活状态叙述了一遍，可作为一个旁观者，顾道说，这些理由对于正在大城市奋斗的人，还是会觉得理由不够充分。
行，我再“编得”合情合理一些，且听我慢慢道来。
咱先说勇敢的事情，其实，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勇敢”的，虽然去年大火的“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从事后角度看，我的确符合这句，环游了大半个中国，旅居了大理3年，尽情丰富人生体验，越来越接近自己想要的生活状态。
但是，这些都是自然而然走到这个地步的，并没有一个事先的规划与目标。
一切都是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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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为自己离开深圳看着还不错的工作，在大理过着一种别人眼中“诗与远方”的生活是一种勇敢。那些在城市里，以及留在家乡奋斗的人，何尝不勇敢，不坚忍，他们明明看清楚了生活的真相，却依旧义无反顾地跳进去，那才是“大勇”。
我来大理，只是因为，之前的那种工作生活，出现了困境与瓶颈，我不想过了，甚至都不想再装下去了，去他妈的社会，公司，家庭，同事，同学，朋友的期待……
你可以理解为一次提前到来的“中年危机”，虽然起念时，才29岁，但那的确是我的中年危机。
这里重新回到那个时空，去想陌生的朋友再次解释一下，那个裸辞的转折点为什么会发生？
我是在财经院校学人力资源管理的，这个专业是我随便填调剂的，学了4年，谈不上多爱，工作也只是为了谋生，工作了7年，服务过2家公司，对于工作内容非常熟悉，甚至到了厌倦的地步。我想过，跳槽，换一家公司，换一些工作内容，但是我预想过，这种解决办法，是治标不治本，也没多大意义。如果说得深刻一些，就是“工作使人异化”，市面上大部分工作，都是狗屁工作，长期维持一种紧张的工作状态，会使人觉得困惑，倦怠，甚至觉得自己的人生“无意义”，“无价值”。我觉得这是最核心的原因。劳动分工，专业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同时人也被“异化”成工具。当然，根据我们所学的专业知识，自然有所谓的“解决办法”，也清楚地明白，这种行动不理性，也不符合专业所学的“职业生涯规划”，但是，作为一个个体，对于大环境无能为力，我最简单，最彻底的办法是，“离开”。逃避痛苦，想活得更快乐，让人生更有意义一些，这是我离职最大的原因。离职前，我做了有半年的思想准备，是的，我不是那种听一句“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就马上离职的人，我很胆小，也没那么勇敢，也很迷茫，当时对旅行也没多大热爱。我最开始的想法是，2020年春节期间去内观禅修（我认为这是一条可以尝试的道路），回来上班后，拿完年终奖辞职，然后在深圳，继续探索别的职业发展道路。但是，2020年疫情，把我的计划打碎了，当时的外部环境，让全球都变得动荡不安，公司的业务也受到影响，某种程度，我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做，非要去外面找死，也的确是个“人才”。疫情同时还给我另外一个直观的影响，当时春节在家，整天关注各个媒体新闻播报的传染，死亡数字，整个人陷入焦虑，我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这种对死亡的焦虑与恐惧，迫使我直面惨淡的人生，难道，我这一辈子，就应该这么活着吗？我回深圳上班后，又犹豫了2周，才敢和老板说离职，老板以为我这段时间压力大（直接上司休产假去了），说，可以给我放一个月假，让我调整一下。因为，春节期间都放过一个月假，也是没什么效果的。我的疲惫某种程度并不是工作内容太多，负责的业务太多造成的，只是长期形成的倦怠感，需要别的方式方法才能解决。2020年3月31日，那是我最后工作日，比计划的时间晚了一个月。我为什么要这么决绝，因为我所能想象的路，用理性就可以推导出来，都是治标不治本，但是治本之路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愿意去摸索。我的文章比较细腻，也给人非常感性的感觉，但是，我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我所有的理性，都是为感性服务的。一开始我都没想怎么旅行，旅行只是短暂休息的一种方式，最长估计也不会超过一个月。后来，打算在深圳寻找新机会的我，因为疫情，很多产业行业都受很大影响，我预计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干脆就出去浪了。来大理，也只是因为大理物价比较便宜，生活成本比深圳低，自然环境比深圳好，还听到一些播客，大理生活着一群奇人异士，他们的生活状态我感到好奇，于是就来了。好了，这是我的坦白局，大家不用夸我勇敢了，我只是顺着内心阻力最小的一条路，自然而然走到了如今这般地步。没有多好，但挣的钱也够花，生活中大部分日子是开心快乐的，某种程度，解决了当初离职的困境。只是，对于个人生活的自主性，由20%变成70%，已经挺满足的。大家以后不要再问我，为什么从深圳辞职了，也不用夸我勇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