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数字化”的相互交织已成为当前高等教育的重要特征，二者相互促进，走向融合，推动着大学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大学数字治理，既体现为“基于数字的治理”，即如何运用数字技术提升大学治理效能，更体现为“对数字的治理”，即针对高等教育数字化涌现的各类问题的创新治理，促进高等教育数字化的良性发展。前者聚焦于从技术层面肯定数字技术对于提升高等教育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工具意义，后者则是从技术与其所处的生产关系相互影响的角度考量高等教育数字化对大学治理的挑战。对于前者，国内外学界已开展不少研究。有两方面因素对已有研究提出挑战，要求开展“对数字的治理”的研究：其一，随着数字化的持续，数字技术带来的变革已由生产力层面深化至生产关系层面。其二，工业时代的大学治理模式已疲于应付教育数字化触发的治理挑战，阻碍大学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对大学的改变不仅在于工具意义，同时，还在于其包含的文化价值。在数字化及其蕴含的开放文化价值的冲击下，大学这一知识生产组织的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开源开放的大学治理模式呼之欲出。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开源开放的大学治理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其是否代表着数智时代大学治理的方向。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其当前改革又存在哪些缺陷，阻碍其治理目标的实现。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

封闭与开放：大学治理模式之争

波普尔把历史上出现的多种政治治理模式归为“封闭”与“开放”二元维度之中。借鉴波普尔的做法，历史上大学的多种治理模式，大致也可划为“封闭”与“开放”两类。前者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代专门为奴隶主贵族子弟设立的高等教育机构“辟雍”“泮宫”，后者则以西方中世纪大学为肇始。

从中世纪大学到现代大学，大学的开放度减弱，封闭性趋强。一直到19世纪，大学还是一个非常扁平的组织，没有等级意识。20世纪初期，科层等级制逐渐进入现代大学。随后，大学的课程、机构设置及学生生活日趋等级化。科层制这一伴随着工业革命而产生的政府组织模式，最终成为现代大学的主导治理模式。根据韦伯对科层制的分析，科层制下的大学组织有三个基本特征：专业化、等级性和秘密性。大学是政治控制的主要目标，无论是宗教机构还是政府机构，都试图控制知识资源，并通过对知识的控制而获得合法性。正如韦伯所言，“政府秘密作为科层政府特定发明的出现，它（科层政府）将不遗余力地维护政府秘密”。同样，伴随科层制的是大学的封闭取向。一方面，科层制下的高等教育组织能够冠冕堂皇地掩盖其对知识特权的把控；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规制方式的存在，通过减少透明度、增强等级性，实现权力的加强，这一点对于大学组织而言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就科层制为何在19世纪初期开始风靡大学，学者们给出的原因大致有二类：一是德国式的。作为对政府通过科学研究及培训实现工业增长的追求的回应，大学组织精英进行的自我改革。一是美国式的。官僚机构主导的理性经济的用人需求倒逼大学组织改革而致。总之，无论是德国式，还是美国式，在科层官僚属性上，全球大学明显是趋同的。

封闭并非大学治理的唯一选项。事实上，开放是现代大学的天然属性。西方中世纪大学的诞生与发展得益于开放。西欧中世纪晚期，城市化程度提升，人口流动频繁，民众求知欲强烈，极大地推动了公共领域教育的发展。学生自己寻学者以求知，不远千里、越国跨界，极大地推动了大学的增加。这一时期，大学的开放是学生驱动型，是由学生对教育机会的追求而推动的。16世纪晚期，随着教皇及国王对知识特权的把控，大学渐成为“一个由公共权力控制的机构”，日趋封闭，失去开放性，不再是学生、教师自由交流的场所，也逐渐丧失国际性。同时期，一种技术力量——古登堡印刷术——撞击着关闭上的大学校门。古登堡印刷机的发明及推广使得纸质书籍日渐广泛易得，大学对知识特权的垄断受到冲击。17世纪的咖啡馆是大学开放的又一个例子。彼时受科学革命理念的启蒙，学生因对大学旧教义不满而纷纷离开，欧洲的老牌大学“因缺乏学生而死气沉沉”。街头巷尾的咖啡馆却因藏书多、易进入、讨论广泛而赢得了“一分钱大学”（Penny University）的称号。到18世纪，英、美、德等国的铁路网建成促进了新邮件服务的诞生及扩张，带来函授教育的兴起。伦敦大学的外部系统项目（the University of London’s External System）兴起于这一时期。该项目实施远程函授教育，允许世界各地的学习者在不到访伦敦的情况下就读于伦敦大学、取得伦敦大学学位。这为伦敦大学赢得了世界上第一所“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的称号。随着民主思想的浓厚及民众教育权意识的增强，20世纪的高等教育持续扩大开放。如受1918年科尔多瓦改革思想的影响，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决定对所有人都开放，录取条件只是高中毕业。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信技术和大众媒体的出现促进了高等教育进一步开放。里程碑式的标志是20世纪60年代英国开放大学（British Open University）的成立。随后，全球的开放大学教育如火如荼地展开。

对大学开放历史的梳理，可以看到“开放”的价值追求始终存在于大学这一知识生产组织中。需要指出的是，截至目前，无论封闭还是开放，都是政治性的，表现为对知识特权的把控或放开。进入数智时代，受开源软件、数据的生产要素化等影响，开放理念的价值内涵发生了转变。对大学开放的政治追求，在数智时代被增加了新含义，传统的政治维度的“开放”理念——致力于破除特权、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知识开放——仍占据重要位置，但以开放促知识生产和创新的维度，成为“开放”的新内涵。

开源软件、数据的生产要素化与开源开放大学

大学数字化转型，既要求技术层面的实现，还涉及技术实现方案的文化价值属性——开放创新属性。大学数字化的开放创新属性的分析起点来自开源软件诞生与繁荣，及数据的生产要素化。

开源软件，是一种同传统软件模式截然不同的软件开发模式。后者不公布软件源代码，前者推崇公布软件源代码。“自由软件运动”与“开源软件运动”合称为“开源软件运动”。“自由软件运动”是开源软件运动的起源。20世纪80年代，斯托曼（Richard Matthew Stallman）等人发布“革奴计划”（又称GNU计划），创立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发起“自由软件运动”（Free Software Movement） 。颇具民主政治寓意的“自由软件运动”追求极致自由、开放的软件环境，却因不维护知识产权的极端追求而遭到质疑。为此，从开发效率的角度出发，雷蒙德（Eric Steven Raymond）等人创立了“开放源代码计划”（Open Source Initiative）。这就是“开源软件”名称的出处所在。“开放源代码计划”不强制要求使用开源代码的软件同样也要开放，只是鼓励参与者进行交流、共建软件，尊重知识产权，推动知识共享，促进创新，提升效率，平衡生产需求与开源开放的冲突，因而得到众多支持。“自由软件运动”与“开放源代码计划”都体现了开放的软件理念，均着力于生产工具的改善，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反对知识产权的私人化，追求生产工具的公有；后者在肯定生产工具的私有权基础上，针对科层封闭的知识生产模式而来，致力于生产组织的改善。在“开放源代码计划”的意义上，“开放”获得了新含义，“开放”同“参与”“创新”及“效率”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促进创新的生产组织模式。

作为一种生产组织模式，“开源开放”大幅提升了经济学中的两个关键要素：商品的生产效率及分发效率。作为一种高效生产组织模式，“开源开放”扩散到高等教育领域，并最终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实践。“知识开放”、开源出版（Open-source Publishing）和开放获取（Open Access）、开放创新（Open Innovation）等开源开放实践在全球高等教育界轰轰烈烈地展开。开源开放运动在高等教育中的实践同样存在两种价值取向：一种是致力于打破知识垄断，把开源运动视为一种政治工程，同“现代教育中的自由、公民身份、全民知识、社会进步和个人转变”联系起来。这一取向多同开源出版、开源获取联系起来。另一种是从促进生产和创新角度出发要求开放知识交流，通过推倒科层制下大学的封闭围墙，促进知识在大学及相关主体间的传播，旨在提升创新效率。后者是一种知识生产组织模式的改变——以开放促知识生产创新，即开放式创新。这种知识生产组织模式的有效性已得到学界论证：与企业、社会进行知识互动的大学以较少的官僚主义和繁文缛节吸引更多的财政支持，获得更广泛的互补知识和先进设备，且可能更具创新性。

如果说“开源软件运动”向大学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高效生产组织模式——开源开放，那么，数据的生产要素化则规定了开源开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2020年4月9日，我国出台《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把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从劳动过程来讲，“开源运动”是生产工具的变革及一定程度上生产组织模式的改进，数据要素化则是劳动对象的变革。在前互联网时代，“使用软件作为生产工具加工的对象多在劳动者本机上，而如今软件加工的对象来自全球状似无主的数据”。数据成为劳动对象，不仅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改变，还触发新的生产方式——数字化生产。数字化生产的特征是：通过数据，数字生成者和接收者组成一个网络，从而把机构变成一个数字生态系统。数字生态系统有一个特殊属性：当数据在生态系统网络中共享时，系统会放大数据的价值。换而言之，数字生态系统的重点有二：一是数据。不同于工业时代的组织围绕着产品或服务，数据是贯通数字生态系统的共同线索。二是共享，通过共享使得数据的价值得以放大。

大学数字化的开放创新属性，意味着围绕将数字化大学纳入现有大学治理体系的研究是不够的，忽略了大学数字化转型从根本上变革大学教育体系进而提出新的大学治理问题。事实上，作为颠覆式技术创新，数字化不仅创造出新的高等教育类型，还意味着大学型态、大学治理等方面的变革。数智时代，围绕知识生产与创新的目标，通过数据共享，大学组织及其相关利益者积聚成一个数字生态系统（见图1）。该数字生态系统是一种边界被打开的新组织形式，不再把大学组织边界局限在“社会-科层”的二分治理体系中。大学不再是封闭的象牙塔，而是一个跨界组织（scale-crossing organization），嵌套在区域创新系统和国家创新系统中，从而创造了一个复杂的、多尺度的知识互动空间。开源开放治理，成为数字生态大学的应然治理模式。

开源开放的大学数字治理：问题、主体及逻辑

理解大学数字治理的开源开放，建基于三个方面的知识：一是认识到大学数字化的技术实现方案的开放创新属性；二是把大学理解为一个数字生态系统；三是摒弃行业竞争思维，建立数据驱动优势，在数字生态系统中重新理解大学的人才培养。具体而言，开源开放的大学治理内涵可从三个方面理解：治理议题扩大化，权力分配与促进开放并重；治理主体多元化，多方协同、主次依时而变；治理逻辑共享透明，基于数据运行的大学数字生态系统决定。

开源开放的大学治理的内涵之一：治理议题的扩大化，传统的学术自治和推动开放以促进知识生产与创新并重。

当前有两股力量同时模塑大学：一是数字化转型，另一个是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大学数字化转型进程，既是大学数字治理兴起的原因，也是建设大学数字治理体系所要解决的问题对象。在数字化转型中，大学及其相关利益者之间构筑成数字生态系统，使得数字化大学具有不同于传统大学的型态，客观上要求它们之间的网络互联、数据共享，但大学及其相关利益者差异化的治理制度势必造成互联、共享的壁垒。如何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促进互联、共享，促进开放，是大学数字治理兴起的一个原因。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主张：知识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资源，知识是通过一个嵌入国家制度背景的互动和累积创新过程产生和积累的。基于上述主张，法国学者让-克洛德认为：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当下全球范围内的大学转型倡议来看，当前高等教育已从根本上融入国家创新体系，起着为经济或政治挑战提供“优质知识”的辅助作用。高等教育机构已被赋予超越传统教学和研究角色的“第三使命”，即发展创业和创新。大学的使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就要求“大学重新评估其社会经济角色并调整组织特性”。根据开放式创新理论的首倡者亨利·切萨布鲁夫的最新研究，管理知识流动的模式是开放式创新的关键。创新基于开放、源于开放。促进开放的问题，从这一维度再次成为数智时代大学治理的核心议题。

从作为知识机构的使命来讲，迄今为止，大学历经了三种模式的发展：知识仓库、知识工厂和知识中心。大学的确也是随着其角色变化而调整治理议题。作为“知识仓库”的早期大学致力于维护自治。中世纪大学同中世纪所有法人团体一样享有自治权，即大学作为法人团体有权处理与外部的关系、监督成员（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的录用、制定自己的章程等。19世纪开始，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及社会对理性探究和科学实验研究追求的增长，大学由知识储存之所逐渐成为知识生产之地，同时，还承担开展技术职业类的研究和培训及教育学生以满足工业发展的任务。大学同社会互动加强，大学在“知识仓库”时期所享有的法律保障和学术自由明显衰落。大学提出了教学和科研自由的要求，“但无论多么民主的政权都不能接受大学的全部自治”。这一阶段，大学勉力在自治与开放之间寻求平衡。随着数字化转型及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提出，知识生产及创新得益于互动与累积的观点深入人心，大学这一社会组织的定位随之发生变化。大学主动融入社会发展的创新体系，积极促进利益相关方互动，形成数字生态系统。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放弃自己，放弃学术自治。事实上，大学数字化转型并不意味着只有数字化的红利，其对于知识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也带来诸多治理挑战与风险。

总之，大学数字化转型扩大了治理议题，既使得传统的大学治理议题“学术自治”被赋予新的特征，也使得以前并非大学的治理议题“促进开放”被推至大学治理议题中央。

大学数字化转型并非孤立、静态、特定的数字技术对大学的赋能，而是包含不同阶段、不同机制并不断演化发展的“数字赋能”与“颠覆式创新”交替推动过程。不同阶段、不同机制下的大学数字化形成了大学数字化的层次结构，而不同层次的大学数字化，也将有不同的治理主体，或者治理主体的权重是有差异的。开源开放的大学治理的又一个特征即：治理主体多元化，协同参与，权重依时而变。

根据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盟秘书处组织发布的《世界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报告》，全球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大致分三个阶段：转化阶段、转型阶段、智慧阶段。每个阶段的主要治理议题是不同的，治理主体及相应作用权重也有很大不同。转化阶段是把“数字技术融入高等教育体系中”，教学突破空间和时间限制，在物理和网络融合的空间里优化大学教学，打造新型数字化教育资源库。该阶段治理的核心是数字技术资源的合理分配，取得数字化转型共识，使得关键多数人愿意参与，构建大众生产的参与基础。该阶段治理主体以无约束力的技术人员、教师、学生为核心，他们试图实施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共享共治。转型阶段，是“实现大学内部各要素、各环节的全面数字化转型”，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价值挖掘，大学基础设施、教学与科研、管理与服务等均以数字化的方式进行。该阶段治理的核心挑战是大学内部各要素、各环节数据化后打破传统信息自上而下的科层制体系所引发的冲突问题。因此，协调大学内部各部门、各环节以形成治理共识，成为该阶段治理的主要挑战。由于各部分、各环节的协调只能建立在集中的权威之上，因此，转型阶段的治理有赖于大学及各部门作用的协同发挥。智慧阶段，大学理念、教学模式、教育治理实现整体性变革，形成大学的数字化生态系统。大学的数字化生态系统是基于数据在大学内部、大学与第三方之间的跨界流动。数据跨界流动从技术层面来讲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却因为数据本身附加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等属性被视为“战略资源”而被监管，从而导致技术层面上可以实现的“数据自由流动”现象在现实中受到限制。因此，平衡数据跨界流动的客观需求与大学的数字生态系统中各方数据规制差异性的内在张力，成为该阶段治理重心。随着“数据主权”的崛起，该阶段治理主体既包括大学与大学的数字生态系统中其他组织方的协商合作，也涉及个人数据权的考量，即公私合作体系，是一种多利益相关主体治理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式在处理数据跨界流动时的软弱性。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式强调的是将大学数字生态系统中治理主体平等纳入，通过对话以实现治理机制的共识，但却不能对各方提出有约束力的要求，只是为决策者在具体议题上提供参考。因此，当“数字霸权”问题出现在数据跨界流动的治理体系中，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式并不能做出很好的制约。对于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式的这种软弱性，各方会竖起“数据主权”的大旗，再次寻找数据规制的集中权威力量。因此，就会导致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扮演角色的权重不一。

无论是在大学数字化的转化阶段、转型阶段，还是智慧阶段，数字化治理都要求多方协同参与，但这种协同参与并非无差别、平等参与，而是各方利益者在其中发挥不同的作用。还必须注意，在大学数字化生态系统中，传统大学的科层制纵向组织——学术部门、行政团体和服务单位——并不消失；横向组织及网络的内部和外部矩阵纵横交错，为分散的活动节点提供了许多连接点和机会。

大学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在于推动各利益相关方以数据为劳动对象在大学建构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之上开展人才培养及知识生产与创新活动。大学竞争优势的驱动因素也无可置疑地从产品转向数据。数据，成为大学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土壤和基础，也从根本上变革了工业时代大学科层封闭的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大学治理问题。

长期以来，大学在高等教育领域内培养人才，以此获得在高等教育领域内的竞争优势。换而言之，传统大学的竞争战略选择建构自大学这一场域的内部结构之中。当大学在构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性被看到，当大学被要求开放并同产业保持互动以促进知识生产和创新，大学需要改变战略思维，从高等教育领域内的行业竞争思维改换到生态式竞争思维，即从“培养什么样的人以适应社会”调整为“培养什么样的人以促进知识生产和创新”。“培养人”依然是大学生死攸关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的解释方式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学生和第三方利益者越来越重视大学的数据，他们视大学数据为一种可以利用的、助其成功的巨大资产。大学应该看到客户端偏好从常规产品转向新的数据驱动型服务和数字体验。另外，在现代数字技术作用下，数据的使用范围比传统方法要广泛得多，大学竞争优势的驱动因素也无可置疑地从产品转向数据。

“世界上最昂贵的资源，不再是石油，而是数据。”无论是在商业领域，还是在高等教育领域，未来的领跑人都是那些最善于利用其领域数据者。正如美国大学组织研究协会（AIR）、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EDUCAUSE）和美国全国高校预算官员协会（NACUBO）在联合声明中所建议的，“数据是机构的战略资产”。从数据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机构面临的挑战是有效地管理各种可用信息流，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和机构的成果。因此，能够适应不断增长的对高质量数据的需求并利用有效的主数据管理（MDM）和数据治理（DG）实践的机构，将比同行获得战略优势。

当竞争重点从产品转向数据时，战略的重点也需要从行业转向数字生态系统。正如行业结构放大了产品力量，数字生态系统也放大了数据力量。大学需要认识到数字生态系统中数据产生新的价值对其“培养人以促进知识生产和创新”的价值。大学打造数字生态系统，实施数字竞争战略，根本在于建立强大的数据储备并提高利用数据的能力。激活大学数据，重在数据的开放共享。“大数据”发展的关键，在于数据的“流动性”和“可获取性”。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就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数据在全社会的自由流动，就代表着生产资料的盘活、知识和创新的自由和流动。

数智时代，大学的价值创造范围从当前的人才培养扩展到数据驱动的促进知识生产和创新。数据的开放性和共享性自下而上地对大学治理提出了新要求，赋予数智时代大学治理基本逻辑：开源开放。

我国大学数字治理的建设

我国大学数字化转型，绝不能局限为局部问题的技术赋能，应该是综合性问题的数智化，着力构建出一个跨时空、破边界的数字化生态系统——该生态系统类似于一个主体性融合服务平台，吸引相关利益主体者的交流融合及价值互构。大学数字化是系统级的变革，重塑了大学生态包括其治理模式；同时，治理模式的变革促进大学数字化转型。基于前文研究，对数智时代我国大学数字治理给出三点建议。

对于大学数字化转型主体——大学来说，了解数字化转型的意义等理论知识后，还需树立数据意识，了解大学数字化转型的利器——数据中台。数据中台并非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实体，也并非一个纯技术概念的数据堆砌，而是将大学的数据以共享服务的形式加以沉淀，避免内部部门的重复建设，访问者可以通过工作台快速获取相关服务，如数据提取、数据分析、推送等。数据中台的建设，可以破除当前高校内部多个数据系统之间不能打通、系统数据“多、散、乱”的数据孤岛现象，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实现智慧决策，大幅提升工作效率，可以建设数据共享机制，创新教学模式。总之，大学在数字化转型中要充分发挥数据的潜在价值，将数据变成大学的资产，借助数据发现大学存在的问题，改进大学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

数字社会形态下，大学将从先前执行研究和教育功能的“知识工厂”，转为在教育、研究功能之外，兼具促进创新的“知识中心”。这要求大学必须开放共治，以重构产学研系统，确保大学新角色的发挥。在知识经济社会中，大学将发挥更大社会作用。大学不再只是一个教学机构和研究机构，还被赋予第三种使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使命，也被称为服务社会和促进创新，或者在更狭义的意义上——学术转移活动。大学新使命的达成，要求大学将创业创新精神融入日常活动。产学研协同，是大学知识转移的根本方式。研究表明：随着大学角色变化，产学研协同目标也发生转变，从先前线性的技术转让，演变为网络生态式的协同创新。另据一项对产学研系统的实证研究：高效的产学研系统，不是简单的产学研合作二元模型系统，大学与企业位于输出—接收两端，实际上，大学不应被视为“最终合作者”，而应是推动企业与其他公司和创新伙伴联系的促进者和导师。大学若要成为新模式下产学研的主角，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已有研究表明：那些处于创新中心网络的大学，通常同高度密集型公司保持高度的外部知识互动倾向，开放则随着现有关系的成熟和成果的增加而趋于加强。大学应开放共享，融合产、学、研多元主体共治，打破传统科层封闭治理对于“知识”的特权垄断，促进数据共享、知识传播。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中，支持开放式创新的知识网络的组织模式还有很大改进空间，应该加深对“开放”本质的理解，更广泛地研究大学同相关利益主体间的互动和关系，特别是在更全面地了解大学内外的知识流动方面。

传统的大学与社会之间互动，是一种肤浅的事务性交流。多数情况下，两者不会因为相互作用而改变，所发生的只是一种交换，比如你给我提供毕业生、我给你提供毕业生工作去向。这种关系不需要向对方开放，也不太可能带来任何一方的成长和发展。随着大学在促进地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不断论证，大学被要求更广泛的社会参与。“更广泛的参与”是一个互动、互惠的过程，超越了单向的付出服务。这种社区参与需要深层次的转型伙伴关系，而不是肤浅的事务性交流。大学与社会的关系，由先前的交换型伙伴变为协同型伙伴。在这种伙伴关系中，各方走到一起，追求共同的目标，通过协同互动，在应用资源共同解决复杂问题时，创造出再生增长和变革的可能性。他们在目标设定、观点分享、能力和资源等方面是彼此开放共享的。总之，大学应通过开放创新，提升和证明自己的质量、效率和效力，积极回应社会公共投资对回报的具体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