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舆丨满江红到底说了什么？
文摘
2024-07-31 11:49
泰国
张艺谋导演一部低成本的《满江红》在春节档不但赚了个盆满钵满，而且还引发了坊间无数的论争。由此可见，老谋子是越来越会拍电影了，全片顺畅的节奏与戏谑的格调似乎也能证明这一点。对于岳飞，因为种种原因，主体面向来没有过度褒扬，某个时代甚至还将其挫骨扬灰；有趣的是，民圈也从未给予岳飞些许赞誉，因为由此可能会沾上“不大体面”的民足主义或锅家主义。在学历史的人中间，对岳飞始终给予好评的大概只有我一人吧？对于岳飞给予好评是必须的，道理也很简单，我一说大家就能理解。岳飞那阙《满江红》（作者存疑）以及老谋子的电影《满江红》，不是别的什么主义，而是被大家忽视的这个主义——问责主义。![]()
中国两千年秦制是一个禁锢自由和发展的制度，王朝的核心竞争力当然是武力，而对武力的掌控和使用却是一个很大麻烦，因为除了开国皇帝往往是一个伟大的统帅，他的后世子孙不仅不领兵，甚至也不知兵。因此武力也就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朝廷的第一考虑是绝对控制，第二是用以对内，第三才是让它承担一定的对外职能。对外责任即使被排在第三位，但仍是它所无法承担的。只是在半封建半郡县的“两半”社会两汉，在半胡人当家的隋唐，以及干脆是胡人当家的蒙元和满清，对外的局面才可圈可点，而其他任何朝代的对外状态都是可悲的，乃至可耻的，而耻之极也，便是“靖康之耻”。当然，现在的人们早已不了解靖康之耻，就算了解也不能理解，在此我也不想多做解释，只从理论上聊聊这一层出不穷的事态。这一事态说明专制制度下的中国农业文明在面对游牧民族进犯时，社会制度与组织方式的所有问题将暴露无遗，且无法修正，只能任人宰割。题外话，当晚清面对新兴的西方文明时，也同样是捉襟见肘、手足无措。这一点不独在文明烂熟的北宋末年有着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中原军力异常强大的汉初、军力尚可的宋初、明初，其实也都有所表现，如汉初遭遇白登之围、宋初遭遇北伐失败、明早期遭遇土木堡之变；而明末的李闯军可以横行中原，也敢去打吴三桂，但一遇满人铁骑却是一触即溃、一溃千里，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关于专制王朝武力的用途以及组织形式，在北宋都有最好的说明，这里就不再展开了。总之一句话，王朝武力对外是真的不行，可谓是外战外行。岳飞及其岳家军的出现则说明了另外一件事，只要给下面的统帅或民间一点点空间，一只强有力的足以对外的武力是可以顺利组织打造起来的。同理，只要是朝廷不去管不多管的任何社会领域，民间都有能力将其发展得很好。但这就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对于专制王朝来说，让民间自由发展恰恰是最大的问题，也正是它日夜所要堤防的事情。除非像汉武帝那样雄才大略，有能力有自信能够驾驭像岳飞这样杰出的统帅和武力，否则这样的人都会成为昏君势必铲除的对象，特别是在这个靠“杯酒释兵权”起家的朝廷。“靖康耻，何时雪？臣子恨，何时灭？”，这里强调的其实不是所谓“爱锅”，而是问责，问朝廷之责：你们到底是干什么吃的？为何不能有效组织抵御金人的烧杀掳掠而甘做儿皇帝？不仅如此，岳飞的问责还在继续：假如你们不行，这事为何不让我们来做？其实，岳飞问责，不仅问的是朝廷昏聩无能之责，问的也是专制制度之责，因为每个专制王朝在这个问题上都是一个表现。无独有偶，北宋的千古一相王安石也从另外的角度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看到了“盛世”之下的积弱，也想去解决，但在专制大框架下，这显然是办不到的，至今对他也是一片骂声。《满江红》剧中的义士以义前仆后继的牺牲，只换来了岳飞的遗言，很多人觉得不值，说这简直弱爆了，为何不杀了秦桧？其实，这就是对更重要问题的失察，让秦桧（替身）亲自吟出岳飞的那阙满江红并让众亲兵传唱，这才是全剧最绝妙的一笔。问题在于，国家都已经这样了，制度也无法改变，杀一个秦桧又有什么意义？反而让普天下的人们传唱这阙满江红才是最有价值的事情，这是为了宣扬历史正义。南宋的历史正义是，朝廷做不到的事情，但民间未必做不到。南宋能够存在100多年其实多靠民间之力，这也是民间吸取了北宋脆断的教训，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历史之中。南宋军民誓死抗蒙，保卫的绝不仅仅是大宋，而是华夏文明以及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都焕发出自发性与自觉性。襄阳与钓鱼城两个重镇就是靠民军之力得以整整捍卫了三代人的时光。特别是钓鱼城不仅让一个蒙古大汗命丧黄泉，而且直到朝廷在崖山覆灭之时，它还魏然屹立。这与靖康之耻的局面正好相反，民众通过自己的努力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可以说，即使在专制时代，民间也蕴藏着伟大的力量，同时也可以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但遗憾的是，专制王朝最要堤防和破坏的就是这种力量。因此我们要懂得最终将士传唱《满江红》时为何如此悲壮和激荡人心，因为本质是在问责：我华夏本不至如此，却为何沦落如此？我泱泱大国，却为何甘为北狄臣虏？陈宇之前的《狙击手》在我看来，也不过是写一群农家子弟只要给点空间，哪怕是战争环境下的极端空间，他们也能成长并灿烂的故事。而这部写杭州相府一个时辰办案的故事，似乎是承袭了马伯庸的《长安十二时辰》的思路，也是对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深度反思。有趣的是，这两部剧的主角都是雷佳音和易烊千玺。当然，从更远的脉系上看，满江红这部剧似乎也继承了《大明王朝1556》的某些风致，特别是在对官场运作机制的揭示方面。总之，《满江红》剧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体察“问责”之旨，即对历史正义的追问，也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某个时代它应该去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