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 | 吴冠军：《再见智人：技术-政治与后人类境况》

祖籍吴县，现任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从事以政治哲学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研究兴趣包括政治本体论、生命政治学、技术政治学、精神分析学、当代欧陆思想、当代中国思想。著有中英文著作十余种，近著包括《爱、死亡与后人类：“后电影时代”重铸电影哲学》(2019)、《陷入奇点：人类世政治哲学研究》(2021)、《从元宇宙到量子现实：迈向后人类主义政治本体论》(2023)，曾荣获多个级别学术奖项。

——理查德·沃林（纽约城市大学历史与政治科学杰出教授）

——张成奇（悉尼科技大学人工智能杰出教授， 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2024大会主席）

智慧为什么值得去爱？

爱，是一个后人类的事业。

哲学，就是对智慧的爱。

然而，在“智能时代”，对智慧的爱，本身很后人类。

在深渊性的“奇点”临近的当下时刻，很有必要重新追问：智慧为什么值得去爱？仅仅因为我们把灵长目人属下唯一现存物种，也就是我们自己，称为“智人”么？

“智慧”和“真理”不一样。智慧不是定于一尊的、终极的，而是实践的、在使用中不断发展与更新的。

吉奥格·黑格尔有一句名言：“智慧女神的猫头鹰黄昏时才起飞。”

170年后，福山等当代自诩的黑格尔主义者们，热情欢呼“黄昏”已经到来，历史业已终结，“智慧”的最终形态已被人类掌握。该形态，被福山认定为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然而，“黄昏”不恰恰意味着走向长夜？“起飞”不恰恰意味着彻底离开？“历史终结论”，不正是人类告别“智慧”后的政治学说？

在福山的老师亚历山大·科耶夫眼里，历史终结意味着，再没有重要之事值得实现，故而不再会有什么根本的变化，不再有任何理由来改变人对世界和对其自身的根本性理解。于是，人不再需要哲学性的反思，而是尽情拥抱“一切让人快乐的东西”（科耶夫对快乐加了字体着重，并列举了艺术、嬉戏）……在那个“最后的新世界”里，人们返回动物状态（亦即“人的消亡”），男男女女“像幼年动物那样嬉戏”。

在20世纪50年代科耶夫便宣称，这种“回归动物状态”在美国已经泛滥——“欧洲的延伸已经超过欧洲本身”。他甚至直接将其称为“美国的生活方式”，并认为日本也是彻底的“动物王国”，但不同于美国，日本还保留了武士道的自杀精神。科耶夫强调“人的消亡”并不是灾难，而是历史达到它的最顶端。

科耶夫的分析，线索明晰而有力。在历史终点处，哲学毫无价值，人们快乐地集体跟智慧道“再见”。福山自己亦承认：生活在历史终结时代的人，是尼采所说的无希望、无创造、平庸浅陋的“末人”。

末人，将全面取代智人。

有意思的是，提出“历史终结论”十多年后，福山用一本专著的篇幅来抵制“我们的后人类未来”。显然，作为末人的人类，才刚开始快乐起来，还没有嬉戏够，怎么突然就面对“后人类未来”了呢？于是，以捍卫人类（末人）的名义，福山对“后人类未来”口诛笔伐。然而，福山所捍卫的，是跟智人道“再见”后的“没有未来的未来”——“历史终结”，本身就意味着不再有未来。生活在历史终结处的末人，只有明天，没有未来。福山既反对“后人类”，也反对“未来”。

在学理层面上，认定人类文明之历史业已抵达终点，这本身便限定了“智慧”的天花板。福山版本的“历史终结论”，实际上标识了：智人为构建共同体秩序历史性迭代出来的某一种智慧（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在“历史终结”这个闭合性状况下，使自身达成整体化，亦即，变成了真理。也就是说，在30多年前，福山认为终极“智慧”已经牢牢被“人”——一部分意识到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终结”了历史的人，包括福山自己——抓在手里。正是这部分人握有了智慧，和“智慧女神”并肩而行，其他绝大部分人不需要再追求智慧（尤其是不同的智慧），集体成为吃喝玩乐、纵情声色的末人。

我们看到，对于“智慧”，福山是占有逻辑（“那是我的”），而不是爱的逻辑（“那是我的缺失”）。

在人类主义框架下，人类擅长占有，而不是爱。尽管被视为人类主义核心价值，爱，从来同人类主义框架格格不入。

爱，很后人类。

数学家、物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约翰·冯·诺依曼在1957年做出如下判断：“技术的不断加速进步......将带来如下图景：我们正在逼近人类历史上的某个本质性的奇点，在奇点之后，我们所知的人类事务将无法继续”。于该年去世的诺依曼没有生活在Sora（“世界模拟器”）业已诞生、GPT-5即将诞生的2024年，但他仅凭对彼时技术发展与人类文明其他领域状况的观察，以及基本的数学知识，就预见到人类文明很快会撞上“奇点”。“奇点”，指向人类一切既有知识全部失效的那个位置——“奇点”之后世界将完全不同。能不能从“面向奇点”系列会议转成“奇点之后”会议，我们彻底无从知晓。

在出版于2005年的《奇点临近》一著中，计算机科学家雷·库兹韦尔推断人工智能将在2029年全面达到人类水平，而“奇点”则将发生在2045年。他联合商业太空探索领军人物彼得·戴曼迪斯于2008年建立了著名的“奇点大学”，旨在研究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2012年则进一步把该校发展成“奇点教育群”。2024年6月底，库兹韦尔推出了新著《奇点更近》。在这本跳票了两年的著作中，库氏宣称“通用人工智能”将在2029年之前到来，AI在处理所有任务上皆远超人类。在一本比《奇点更近》更早三个月问世的人工智能研究专著里，物理学家、科学作家万维钢（本届思想碰撞会的主旨嘉宾之一）声称“拐点已到”，AI很快就将系统性地“颠覆世界”。

明天，不会在昨天与今天的延长线上。从库兹韦尔到万维钢，从奇点更近到拐点已到，人类的顶级头脑皆在用手中笔当计时器，在人类文明的“余留时间”（借用政治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的术语）里迫切地、努力加速地去思考诸种奇点性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不得不调整知识实践的方式。

实际上，在生成式AI时代，写书这种知识实践已然是太慢了——面对2024年以来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技术进展，库兹韦尔被逼得只能把那本酝酿了多年的《奇点更近》立即推出。我自己研究大语言模型的专著《再见智人：技术-政治与后人类境况》原本预计在2023年8月面世，然而在编审过程中各种新涌出的发展使得我不断新增论述；北京大学出版社每次拿到新的增订内容，则把书稿重新放入编审流程中（所有流程再走一遍）；等到出版社快走完流程，我又不得不对书稿添加新的内容与修订……《再见智人》最终在2024年8月得以问世（体量亦从500页变成了600页），但我对包括Sora与GPT-4o在内的近半年各种革命性发展的分析都只能放手，无法纳入书中。

在这个面向奇点的生成式AI时代，万维钢选择通过写日更专栏这种高压方式来写书，而我们则选择在学术研讨会基础上加开思想碰撞会。为什么要思想碰撞？

那是因为：不碰撞，我们就没有思想。“It takes two to think”（要二才能思）——这是2024年1月发表在《自然》子刊《生命技术》上的一项神经科学研究的论文标题。万维钢在《拐点》书中的一个注解，让我注意到了这个文献（可想而知这本书出版流程有多高效！）。这项研究的结论是：“通过与其他人对聊，我们不仅可以汇集我们每个人所个体性欠缺的信息或想法，而且还能够即兴生发出我们自己无法独自获得的新思想”。独自思想，实际上根本无法思想。这也是为什么我反对万维钢对冥想（meditation）实践的支持。晚近这些年来，硅谷特别流行冥想实践，很多公司都设有专门的“冥想室”——人们被鼓励进入一个黑暗的空间中，独坐一个完整的时间段（半小时抑或整个半天）。万维钢在讨论《为什么佛学是真的》以及《巅峰表现》《生活黑客》等书时，对“静坐冥想”实践盛加推崇。

一个人在黑暗中对着墙壁（或者空气）想，在我看来这是“西方佛学”（Western Buddhism）以及类似“东方主义神秘学”的最糟糕遗产之一。这不是知识实践，而是它的反面。闷头想，不如二人行（“要二才能思”）或三人行（“三人行必有我师”）。在灯下读一本书（亦即，和一位作者一起思考），远胜于枯坐在黑暗中——后者只是任由自己的生命在黑暗中流逝，既无法思，亦未能睡。

人的思考（think），从来是和其他能动者——人以及非人类（某物、某种方法论……）——共同思考（think-with）。我那部出版于2023年的元宇宙研究专著《从元宇宙到量子现实》，后记题目就叫“幸运与君共宇宙”：跟许许多多思想者一起，我才有自己的那么一块不断处于“形成”（becoming）中的思想。你可以成为一部书或者一篇文章的署名作者，但你必须知道，自己的每一笔下去，皆有很多看不见的能动者在握笔，实际上跟你这位“笔者”一起在写。勒内·笛卡尔那句“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必须被改成“与君共思故‘我’在”（“I” think with you, therefore “I” am）。

而今天，我们身边已然站着一位不断展开知识实践并具有强大能力（深度学习+文本生成/影像生成/世界生成）的能动者。我们不能仅仅把AI当成工具，而有必要将其视作共同思考的伙伴，终身学习路途上的一位挚友（具有超能力的挚友）。当我们仅仅把AI当作工具时，它会把我们不断推向“系统性愚蠢”（借用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术语），亦即，丧失我们自身的知识与认知性能力。然而，当它成为那些见贤思齐者生活里的一位老师时，那么，未能三人行时也能必有我师，未能二人行时也能通过对聊来思考。与其黑暗中冥想，不如点开大模型APP和它一起想，跟它一起展开知识实践。

我们从不一个人思想，我们需要思想碰撞。身处面向奇点的技术加速时代，我们必须要有密集的思想碰撞会。这里是终身学习者们面对加速翻涌的未来不确定性/可能性的智识过招，是在彼此思想触动上构建团结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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