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4年最新粮食生产数据，我国粮食总产量首次超过1.4万亿斤，达到14130亿斤，粮食产量跃上新台阶。
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全球消费量最大的国家，重视农业、保障粮食安全，一直是我国最重要的国策之一。1.4万亿斤来之不易，它们是怎么生产出来的？粮食的稳产和增产又是怎样实现的？
少有人知道，每一粒粮食背后，都有国家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在2024年粮食生产数据公布之时，新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钟钰，解读1.4万亿斤背后，那些普通人不太了解的“国家账单”。
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钟钰。受访者供图
改土引水，改变农业生产模式
耕地、土壤、气候等，是影响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也是保障粮食产量的基础条件。从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对农业基础建设的投入，就从未停止。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兴水利到南水北调，庞大而漫长的农田水利工程，是粮食增产的根基。
数据显示，在全球，81%的耕地是旱地，依靠自然降水生产，只有19%的耕地可以实现灌溉。而在我国，可以灌溉的农田面积，占全国农田的51%左右，使得农业具有更强的韧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抗逆境，不仅是干旱，还有严寒、高温等。
而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滴灌、节水灌溉逐渐替代传统的大水漫灌，这使得灌溉用水的效率进一步提高，进而让更多农田得到灌溉的机会。
如今，这个数字仍在不断增加。钟钰介绍，根据水利部公开的数据，仅在2022年，水利系统就安排832个脱贫县水利建设投资1106.4亿元，实施1.6万个水利项目，新增、恢复和改善灌溉面积526.3万亩。在2024年，水利部推进现代化灌区建设试点达到16个灌溉区，相较于2023年增加了6个，落实投资52亿元，可新增恢复和改善灌溉面积约6000万亩。
不止灌溉，还有土壤改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我国针对黄淮海中低产田，启动了一场漫长而庞大的土壤改良工程，到上世纪末，许多盐碱地改良成了良田。更早的时候，我国针对南方红黄壤，开启长期监测和改良实验，持续至今，已超过60年，大量容易酸化的红土地，同样变成了良田。而这场和土壤的战争，背后同样是国家力量的巨大投入，钟钰介绍，仅针对土壤污染防治，中央每年拨付的资金，就超过10亿元，2024年为13.2亿元。
耕地改良，10亿亩旱涝保收的农田
从改土治碱到中低产田改良，针对农田的国家建设从未停止。进入本世纪后，为保障粮食稳产、丰产，一项新的国家建设项目开启，即高标准农田。
200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百年耕地保护工程的意见》，2006年，农业农村部等六部委发布《高标准农田建设方案2006-2020》，此后，我国先后多次发布高标准农田建设方案、实施意见等，到2022年，实际建成高标准农田10.16亿亩，占耕地面积的52.97%，占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的65.53%。
高标准农田，是旱能灌、涝能排的高产稳产农田，而建成高标准农田，背后是巨大的投入。钟钰介绍，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采用中央和地方共同投入的方式，2019年前，中央财政补助为每亩投资标准为1500元。2024年，中央财政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亩均补助标准由1300元提高到2400元。
从各级政府投入看，2011-2018年，各级政府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4600多亿元，2019-2022年，各类资金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近6340亿元。
虫口夺粮，每年挽回损失超6000万吨
病虫害也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风险之一。在历史上，蝗虫过境，寸草不生的灾害时有发生。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开始建设一套覆盖县乡的植保体系和农技推广体系，并通过国家科研的力量，解决重大病虫害的问题。钟钰介绍，1949年，我国在当时的农业部设置了病虫害防治司，以后逐渐组建起了贯通国家—省—市—县—乡的五级植保体系，全面支撑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测防控能力。
通过国家力量的投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实现了对东亚飞蝗的有效治理，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国农业数千年的这个重大灾害。
当前，我国有数十万的基层植保人员，长期在生产一线，他们带着防治害虫的药剂，常年奔走在农田之中，以“发现一点，防治一片”的原则，将病虫害的损失降到最低。
以全球迁飞的草地贪夜蛾为例，在迁飞进入中国之前，我国植保人员就已经发出预警并做好预案。2018年底，在云南首次发现后，迅速启动防治措施，并随即发布草地贪夜蛾防治手册，最终，在非洲造成赤地千里的草地贪夜蛾，在我国并没有造成绝收性的灾害。
记者了解到，草地贪夜蛾属迁飞害虫，而迁飞害虫，是农业害虫中最重要的部分，占绝大部分。而针对迁飞害虫，我国有四道防线，分别是边境防线、长江防线、黄河防线和长城防线。这些防线上，设有众多的监测站、昆虫雷达、用于诱捕的高空探照灯、性诱设备等各种捕杀害虫的设备，阻挡昆虫的迁飞。
此外，在常规防治中，我国通过政府投入，常年实施多种防治措施，如小麦的一喷三防、玉米的一喷多促等，这些防治措施的人力成本、机械、药剂等，全部由政府投入。钟钰介绍，“仅在2024年，中央财政支持各地病虫害防控的农业救灾资金就达到14.16亿元，这还不算各级政府投入的资金和人力物力。”
来自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的数据显示，通过实施有效的病虫害防治，仅在三大主粮中，每年可以挽回近6000万吨的产量损失。这一植保体系仍在扩大，钟钰介绍，2024年，全国市、县级植保机构增加189个，植保专业人员增加1582人。全国主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面积59.81亿亩次，有效防治挽回三大粮食作物损失约6100万吨以上。
兜底补贴，保障农民基本利益
为保障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稳定，我国实施多种补贴和兜底政策。
如最低收购价政策，主要针对主粮，早籼稻、中晚籼稻和粳稻，还有玉米，都采用最低收购价模式，在全国任何地方，只要市场价过低，农民随时随地可以将粮食卖到国家设置的收购点，而所有的收购点无限收粮，同时，这些收购点遍布所有产量地区，方便农民随时卖粮。“可以说，通过最低收购价的兜底，我国保障了农民最基础的利益。”钟钰说。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业机械成为粮食生产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钟钰介绍，我国实施多种农机补贴政策，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各有投入，仅以中央财政拨付为例，每年超过数百亿元，仅2024年，中央财政安排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就达到了246亿元。大力度补贴之下，我国农机保有达到2亿台套，农业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4%，小麦、玉米、水稻三大主粮达到97%、90%和86%。
针对粮食生产，我国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生产者补贴等多种补贴形式。钟钰介绍，2024年，中央财政安排种粮耕地地力保护补贴1205亿元，适度规模经营补贴234亿元。此外还有针对产粮大县的奖励资金351亿元。还有针对特殊作物的补贴，如2024年针对黑龙江省玉米生产者补贴达到20元每亩，针对新增玉米大垄密植补贴达到25元每亩，大豆大垄密植补贴达到50元每亩等。
农业保险也是国家投入重要保障力量之一。钟钰表示，我国三大主粮作物已实现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全覆盖，其保费主要有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农民各自分担，其中政府支付占绝大部分，普遍占80%左右，有些地方甚至全部由政府支付。这部分的资金，仅中央财政支付部分，2024年就达到547.5亿元。
科技兴农，走向世界前列的农业科技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农业生产中，科技的支撑力正越来越强，如小麦，从亩产一两百斤到亩产千斤，良种、良法、良田的作用至关重要。
在发达国家，除国家科研力量外，农业企业也是科研攻关的主要力量之一。但在我国，由于农业企业起步较晚，发展时间较短等，农业科技攻关的任务，主要由“国家队”承担。
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农业科研机构从业人员达8.77万人，各层级科技推广从业人员达到了48.98万人。农业科研机构1100多家，地市级以上农业科研机构的数量达974个，进入农业科技机构竞争力指数排名全球TOP100的机构有15家。
庞大的科研队伍，众多的科研成果，背后是国家力量的长期投入。钟钰介绍，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投入不断增加，2021年我国农业科技投入金额为1.8万亿元，2022年达到2.1万亿元。
众多机构和人员，涵盖了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而其中基础研究尤为重要。钟钰表示，2017年3月，农业农村部正式启动农业基础性长期性科技工作，围绕土壤质量、种质资源、农业环境、植物保护等10个领域，在全国456个农业科研院所开展观测任务，并构建了以11个农业科学观测数据中心为“塔尖”、148个农业科学观测实验站为“塔身”、4万个农业生态环境国控监测点为“塔基”的“金字塔”式工作架构。
同时，我国还建立了一套农业科研助力生产的新机制，除全国50多万基层农技人员外，还有4100多个专家组、4000多名特聘农技员，常年深入一线进行生产指导。
长期的科研投入，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奠定了深厚的科技基础。来自中国农科院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63.2%，较2012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2019-2023年，中国农业科技论文发文数量持续排名全球第一，中国农业科技论文竞争力指数全球第一，中国农业专利竞争力指数首次实现全球第一。
在日常生产中，也能看到很多农业科技场景。钟钰介绍，2024年，我国植保无人飞机保有量25.1万架、防治作业面积26.7亿亩次，稳居全球首位。事实上，无人机除飞防之外，还可以播种、调查土壤、监控作物生长情况等，这些功能，如今都已经应用在生产中。
政策法律，长期保障粮食安全
从2004年开始，中央每年发布的第一个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政策，因此，中央一号文件也成为我国三农政策的代名词。
钟钰介绍，我国已经建立了一系列涉及粮食生产、储备、流通、加工和消费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为粮食安全的保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发布了众多相关政策，保障粮食生产和农民收益的稳定。
在政策保障方面，早在1995年，我国就开始实施“米袋子”省长负责制。2015年，实施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2021年，实施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制度。到现在，已经形成“五级书记”抓粮食的局面。
在法律法规的保障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全国国土规划纲要》《土地复垦条例》等为主干的法律体系逐步完善，形成了严格的耕地保护机制。
“众多的政策法律，确保了农地姓‘农’、粮田姓‘粮’。”钟钰说，“针对粮食安全，我们的政策法律，确实是‘长牙齿’的，这些‘长牙齿’的硬措施，对保护耕地，保障粮食生产，保障农民利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6月1日，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法》正式实施，对耕地保护和粮食生产、储备、流通、加工等环节以及粮食应急、节约等分别作出明确规定。这意味着对粮食安全的保障，有了更加完善和明确的法律依据。钟钰称，“《粮食安全保障法》作为我国粮食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统领性法律，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建立完善粮食安全保障制度体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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