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瞬之间,来新夏先生去世已近一年,但是,从受业先生门下至今,五十多年的许多往事却时刻萦回脑际。于此,将能回忆起来的片段书之笔端,以志对先生最深切的怀念。
由于入学之初年幼无知,不懂求学问道,直至1962年秋,因为一次偶然事件,我才认识了来先生。按照教学安排,进入二年级后,需要开设“历史文选”课。而当时给我们授课的是一位刚刚毕业的青年老师。该老师备课既不认真,课堂讲授亦多有错误,致使全班同学意见很大。作为历史文选课代表,我和数位同学一起向系领导反映了这一问题。系领导对此十分重视,经过调查,即刻停止了该老师授课,改请来新夏先生担任历史文选课的授课老师,从此,我才有缘认识先生并和先生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师生交往。
使我难忘的是,来先生初次登上讲台,即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按照授课安排,“历史文选”课讲授次序是先远后近,即是先讲成书时代最早的《尚书》、《诗经》,而后渐至《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等书篇目。如所周知,《尚书》、《诗经》无不佶屈聱牙,义奥难懂,对于历史系学生来说,是一道难以闯过而又必须闯过的关口。而来先生登台伊始,即深入浅出,广征博引,将课文《尚书》中的《牧誓》从字词到主旨讲得十分清楚,明白易晓,如同演奏美妙乐章,引人入胜。两个钟头,全教室鸦雀无声,屏息受读。课后,征求同学意见,全都感到是一次难得的享受。尔后,讲解《诗经•七月》、《诗经•东山》、《国语•楚昭王问礼于观射父》等篇目,亦十分精彩,皆觉心灵经受了一次次净化和洗礼。以致系内系外许多青年教师闻讯,也纷纷赶来听课。随着和先生接触渐多,先生广博学识和诲人不倦的大家风范更使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对先生愈加景仰和崇拜。从此之后,我也经常出入先生南开大学东村寓所(1976年地震后改为南开大学煤气站,今经修整已改为八里台立交桥旁卫津河沿线景观)。名师登台授课激发了全班同学学习古文的空前热情,不少同学在先生带动下开始阅读原著古籍。受先生影响,我则开始背诵《诗经》、《楚辞》,浏览《左传》、《史记》,通读《资治通鉴》、《明史纪事本末》等史学名著,从而为后来从事史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1964年初,河北霸县“四清”期间,杨志玖、汤纲、王鸿江等先生和我一起来到东台山大队。因为该村是旧军阀韩复榘老家,有些史实需要发掘,三位先生遂负责撰写该村村史,我则与河北省委工作队一起调查大小队干部经济问题。为了修好这部村史,住在邻村的王玉哲、来新夏二先生经常前来东台山,与杨先生互相商榷。因此,数月之间,和来先生多次接触。使我感到,先生不但可敬,而且可亲,于是和先生相处不再拘谨,彼此感情愈加增进。
“四清”结束返校之后,由上层领导掀起的左的歪风开始影响到高校。在人们心目中,学习历史、学习古文、阅读古籍原著就是搞封资修,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刚刚涉世不久的我们这批大学生面对专业课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陷入深深的迷惘之中。在我感觉中,这时,来先生也开始陷入逆境。大约是在1965年左右,我曾经看到先生穿着旧衣服和其他老师一起在第三宿舍前(前留学生宿舍)搬运木头,满身灰尘。尔后,“文革”灾难又突然降临中华大地。作为旧社会过来人,来先生自是在劫难逃,被打成牛鬼蛇神,多次挨斗、戴高帽游街、打扫厕所,备受凌辱。看到这些惨景,作为一个受业学生,我异常痛苦,始终不敢正眼直视。而后毕业分配,我离开动荡的南开大学,步入了动荡的社会。十数年中,工作和生活都漂泊不定。先是北京哲学社会科学部,后是杭州浙江省军区农场、杭州机床厂,转了一大圈,最后回到河北正定原籍中学教书,与先生也中断了来往。只是在偶尔翻阅所携《中国历史文选》时,才回忆起当年岁月和先生的声容笑貌。近年从《今晚报》上先生著文得知,这一时期,先生也被下放到津郊翟庄子,饱经苦难。直到1974年,方才重回南开大学。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通过报考郑天挺先生研究生,我回到了阔别十年的南开大学。不久,即再度拜谒来新夏先生。这时,先生住在西南村17号楼一楼东侧一个极其普通的房间,除了书籍床铺之外,几乎没有可以容身之地。看到老学生前来看望,先生极为高兴和欢迎。在互诉十数年来各自经历之后,先生勉励我安下心来,努力学习,成为一个合格的学术研究人才。尔后,先生又再次登坛授课,为我们这批“文革”之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开设目录学专题课。对于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而言,目录学承担着寻检相关原始资料和了解研究现状的重要作用。因而,先生所开的这门课程对我来说无异于及时雨和雪中炭。正是借助于先生授予的这些宝贵知识,我顺利地进入学术研究境界,并最终完成了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写作。
研究生阶段,我所学的是中国古代史明清史专业。毕业之后,本应继续从事明清史教学和研究。但是,这时来先生因为在南大分校创建图书馆专业并同时在校本部主持另建图书馆学系,分身乏术,已经两年未曾教授历史文选。系领导经过研究,由我接任这一课程教学。这样,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毕业论文答辩之后不过百日,我登上了大学本科生讲坛。
为了讲好这门课程,我多次立雪程门,向先生请教教学经验。看到自己昔日的弟子即将登上大学讲坛,先生十分高兴,并于百忙之中专门抽出时间,将授课所应注意要点倾囊相授,还送给我杨树达著《词诠》等工具书供我使用。看到我对讲好这门课程颇觉惶恐,心中无底,先生告诫道,要虚心,不要心虚。还说,我相信,我所教出的弟子决不会被轰下讲台。经过先生指点和鼓励,我将所要讲授的每篇课文皆背诵、默写,反复翻阅各种字典词典,广泛阅读有关资料,认真撰写讲稿,从而收到了较好的课堂效果,同时也得到先生的赞许和鼓励。来先生曾和我说过,希望从事中国古代史本科教学的青年教师都能教一至两年“历史文选”课。他说,从通史和文献学的角度看,历史文选与古汉语不同,研习原始文献对青年教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功,通过备课、教学的过程,使自己的知识更扎实、眼界更开阔,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才行。我亲身体验到了先生的卓见。
在我教授文选课半年之后,1982年暑假高考阅卷期间,来先生又告诉我,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即将在兰州召开年会,他拟推荐我参加这次学术会议,希望我能提交一篇学术论文。按照先生要求,利用阅卷间隙,我以《孔安国献书考》为题撰成论文,呈请先生审读。先生看过之后,颇加赞赏,随写入会介绍信一封,由我携赴兰州,出席会议。所撰论文,也引起主持人员重视并被收入会刊。尔后不久,在先生主持召开编辑《史记选》一书学术讨论会期间,又命我参加讨论并通审注释文字。通过两次学术会议,我对当时文献研究现状有所了解并由此认识了张舜徽、刘乃和、涂宗涛、赵光贤、朱维铮等学界前辈,从而有机会向他们请益问学,进一步开阔了自己的学术视野。
先生不独关心我的学业成长,而且对我生活也颇为关心。当时,我工薪微薄,生活拮据。1983年,先生又特别介绍我到分校图书馆专业兼课,以补家需。行文至此,虽然已过三十余年,仍觉心头暖流滚滚,感念先生的古道热肠。
在看到我已经能够胜任高校课程之后,先生又带我深入学术研究领域。这时,先生正拟编写《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一书,即命我负责撰写清代部分,并将他亲拟撰写大纲及多年搜集的有关资料悉数相赠。按照先生指导,我又广阅有关原始资料,大约历时一年,将十余万字初稿呈送先生。随由先生删削修改,交出版社出版。1987年,先生开设全国图书馆文献进修班,又特命我利用一个星期时间,每天六个小时,为学员讲授考据学。通过这些学术创作和讲授活动,我对学术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研究涉猎范围进一步宽阔。当时,在来先生等许多老一辈学者的倡导下,全国地方志纂修活动方兴未艾,受先生影响,我亦欲从中发掘宝藏。几经翻检,发现其中大量有关书院资料尚未引起学界重视。为此,我从1988年始,历时数年,以地方志为中心,遍阅《古今图书集成》、明清两朝一统志等有关中国古代书院典籍近三千种,将历朝书院建设资料一一摘出,撰成《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一书。该书出版后,即被中国文学网列入精品书籍。近年,又被收入明清史学术文库,由故宫出版社再版行世,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同时,我还以前此所写考据学讲稿为基础,多年在历史学院开设历史考据学课程。虽然因为其他研究课题缠身,未能就此深入,但却一直难以释怀。本世纪初,为了实现这一研究夙愿,我又将清代辑佚、清代文献辨伪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分别商请我的两位博士生喻春龙、佟大群同学进行深入研究。经由他们努力,论文撰成后,即被国家清史编委会清史研究丛刊批准立项,分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人民出版社(2012)出版。回顾数十年来我的全部学术活动,我觉得,我所以能够取得一些进步,一是受赐于我的研究生导师郑天挺先生,经他指导,我进入了清史研究领域,掌握了研究方法。二是受赐于来新夏先生,经他引领,我的学术视野愈益开阔,走上了学术研究的康庄大道。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先生所兼社会职务愈来愈多,空前忙碌,我也重返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从事清史研究。这样,我和先生之间的来往逐渐减少。但是,凡有学术课题,先生总想着邀我参加。1995年时,先生曾邀我参与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的编写。2005年时,又邀我参与清史编委会《清经世文选编》项目。仅因当时我亦先后承担国家社科课题《清代中枢决策研究》和国家清史编委会清史传记部分编写任务,无法分身,使我失去了一个再次向先生学习的好机会。2006年,先生又以耄耋之年,为我们集体撰写的《清史纪事本末》亲撰书评。可以说,为了促成我在学术研究道路上成长,先生费尽了心血。
2006年,在前赴南开大学行政楼出席清史纂修文化部调研会路上,又遇到了先生,觉其面目较前苍老,且步履略显蹒跚,当即趋前扶掖。其后不久,我则以常规体检时查出肾癌,入院做切除手术。出院后,身体虚弱异常,且以清史纂修任务泰山压顶,遂又强撑病躯,不敢丝毫懈怠。尔后,由于劳累过度,2008年春,再度住院治疗。出院后,行走愈加艰难,无法下楼行走,竟成与世隔绝之势。从此以至先生去世,一直未能见上先生一面。想起五十余年来所受先生教诲,而于先生弥留之际竟未能趋至榻侧,执手诀别,不觉掩面潸然,难以自已。
先生身躯伟岸,两目炯炯有神。精力过人,勤于治学,终生不辍。即使身处逆境,亦未尝中止。以此厚积薄发,纵横三学,识见绝伦,著作等身。且举止谈吐均极高雅,情操高洁。“文革”前后,为了迎合时尚,或哗众取宠,不少文人写文章或发言时,粗俗语言、时髦口号满天飞,而在与先生交往几十年中,从未见先生说过一句粗俗语言或时尚口号。尤为印象深刻者,是先生记忆力与讲演口才亦可圈可点,几个钟头讲演,不看讲稿,一气讲完。且一口标准普通话,字正腔圆。凡听其讲演者,皆觉置身广寒仙境,观嫦娥舒袖,又如坐于江州司马之侧,闻霓裳羽林之曲,无不感叹“观于海者难为水”。夫人焦静宜女士为南开才女,多年从事近现代史研究,成就斐然,为学界人士所共仰。两人婚配,不但相得益彰,使先生晚年在学术研究中硕果累累,再攀高峰,而且由于焦老师无微不至的悉心照料,也使先生晚年生活安定幸福,得享九二高寿。于此行文将终之际,谨此默祝先生冥安并向多年与先生相濡以沫的焦静宜老师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念之情。
农历乙未年岁初受业弟子白新良书于华苑久华里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