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将满一周年，民众在市政厅前举行“停止在加沙地带实施种族灭绝”集会，呼吁巴以停火。
编者按
3.反观以色列方面，在对外“七线作战”的同时，其国内也面临三大重要隐患，国内极右翼势力的上升给未来局势增添了不小的变数。在当下美国和联合国都对以色列缺乏约束的情况下，中东的战事随时有可能随着以色列此次的大规模报复升级，届时可能会有一场真正的“第六次中东战争”到来。
作者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
副研究员、以色列中心主任 朱兆一
▎当地时间2024年10月4日，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当地遭以军空袭，损失惨重。
首先这场持续时间超过1年的冲突不同于历次中东战争，因为参战方只有以色列一个国家主体，其余包括哈马斯、真主党和胡塞都是非国家行为体，所以不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役。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虽然规模较小，总伤亡人数只有约3000人，但是涉及以色列、英国和法国对埃及的联合攻击，所以依然被视为中东战争；1967年的六日战争虽然只有短短六天，但是却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冲突，以色列迅速击败了多个阿拉伯国家并占领了大片领土；之后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和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都将多国政府拖入其中，并对后续的中东格局带来巨大影响。当下的冲突和历次战争仍然有所不同。
与此同时，阿拉伯主要国家对待此次中东冲突的态度也和之前的历次中东战争完全不同。虽然自去年10月加沙战事爆发以来，巴勒斯坦问题再度成为阿拉伯民众关注的焦点，加沙民众的苦难遭遇也刺痛了阿拉伯民众的心，但是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政府采取了相当克制的立场，并未因民众的呼声而对以色列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埃及和阿联酋等已经与以色列建交的国家也没有终止双方的外交关系。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没有任何动力卷入一场新的战争，在平衡地区安全、国内经济发展与内部稳定之间他们普遍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埃及、沙特和阿联酋三个阿拉伯国家的态度最具代表意义。
与所有阿拉伯国家态度较为不同的是卡塔尔，卡塔尔长期以来向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与哈马斯保持联系，这使得卡塔尔能够在调解停火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尽管如此，卡塔尔也不愿让自己完全站在哈马斯一边，更多的是扮演中间人的角色，试图在巴勒斯坦内部不同派别之间进行斡旋。在真主党问题上，卡塔尔保持低调，避免公开表态，而是在幕后进行外交斡旋。
由此可知，除了卡塔尔，没有任何阿拉伯国家对哈马斯或者真主党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更不可能为此下场；他们也没有发表联合声明，要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以色列和伊朗冲突中保持中立。虽然目前的战争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它尚未达到以前中东战争那种多国参战、战线广泛的规模。虽然还难以将当下的冲突定义为“第六次中东战争”，但对于以色列而言，七线作战已经将这个国家完全绑在了战争的机器上，全速运转，只为一次性彻底解决所有的安全隐患。这无疑是以色列一国的“第六次”中东战争，而且是一场只能赢不许输的国运之战。
10月1日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200枚弹道导弹袭击已经是今年4月以后对以色列本地的第二次打击，当天正值以色列犹太历5785年的新年，很多人在防空洞中度过了这惊恐一夜。新年假期结束了，以色列到了考虑报复的时候。
在以色列将真主党首领纳斯鲁拉进行“定点清除”后，内塔尼亚胡发表推文声称伊朗是控制所有对以敌对武装的幕后黑手，现在八爪鱼的爪子已经被斩断，到了需要“清算”鱼头的时候；就在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的前一天，内塔尼亚胡更是直接对伊朗人民发表视频，号称以色列人民要和伊朗人民共同创造一个繁荣与和平的未来。
以色列周边的一众反以力量，的确都是在伊朗的扶持下创造和发展出来的。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1982年以色列黎巴嫩战争开始，伊朗有计划地在以色列周边扶持反以反美的军事力量，通过黎巴嫩、叙利亚、加沙和也门的军事代理人，形成了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抵抗轴心”，旨在对抗以色列并扩大其地区影响力。近些年伊朗进一步加速了在以色列的北部（黎巴嫩、叙利亚）和南部加沙地带的军事渗透，并训练哈马斯、真主党和胡塞为首的武装力量通过导弹和无人机技术提升了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该“抵抗轴心”的领导力量正是伊朗正规军以外的第二部队——伊斯兰革命卫队。革命卫队负责培训和支持代理武装力量、实施军事干预，积极开展情报活动以扩大伊朗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影响。革命卫队中的海外分队圣城旅，更是全权负责对真主党的扶持和军事人员培训，是伊朗渗透以色列北部的关键工具。
除了以遏制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的影响力为首要目标，圣城旅还致力于扩大什叶派的影响力，尤其是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也门，通过支持这些国家的什叶派民兵，建立一个由伊朗主导的“什叶派新月”联盟。圣城旅无疑是所谓“邪恶轴心”背后的总指挥，所有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几乎都由他们策划。在真主党遭受重创后，以色列几乎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对远在1800公里以外的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港口的轰炸，试图要将伊朗的“抵抗轴心”全部一网打尽。对伊朗而言，这是比真主党领导层被“团灭”还要严重的军事打击，必须加紧应对，并重新部署反以力量。
▎据报道，以色列军方于2024年9月29日对也门荷台达多地发动空袭。根据以军发布的声明，以军出动数十架空军飞机袭击也门拉斯伊萨和荷台达地区的胡塞武装目标，以及发电厂和用以进口石油的海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不得不发，以色列已经威胁到伊朗政权的生存问题。包括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在内的不少官员认为现在可能是“果断解决伊朗政权问题的历史性时机”，他也是最早呼吁攻打伊朗核设施的高级官员。持有同样观点的还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他赞同以色列必须“打击”伊朗的核设施，但是现任总统拜登已经明确表示反对，民主党不想在大选的关键时段看到中东冲突进一步升级。而根据以色列陆军电台的报道，该国军队也正在准备对伊朗发动袭击。
目前看，以色列可能对三类伊朗的主要目标进行攻击。第一类是伊朗的弹道导弹基地，包括发射台、指挥控制中心、加油设施和储存库，以色列可能进一步打击伊斯兰革命卫队基地、防空系统以及其他导弹设施，甚至暗杀参与弹道导弹项目的关键人物；第二类是伊朗的石化厂、发电厂和油气输出港口，此类攻击被伊朗视为红线，因为中断伊朗的油气输出会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打击，从而影响平民生活，并造成国内动荡；第三类是伊朗的核基地，欧美一直认为伊朗的铀浓缩度远超民用标准，以色列更是随时担心伊朗宣布自己为拥核国家，所以乘势打击伊朗核设施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可能的攻击目标包括帕尔钦、博纳布、拉姆萨尔的核反应堆，以及布什尔、纳坦兹、伊斯法罕、费尔道的主要核设施。
伊朗并非不知道以色列有攻击核设施的打算，所以已经提前警告如果以色列报复，将进行更猛烈的反击。伊朗总统佩泽什基扬表示，发射弹道导弹只是伊朗能力的“冰山一角”。尽管伊朗在常规军事上难以与以色列抗衡，其空军老旧，防空系统存在漏洞，并长期受制于西方制裁，但仍拥有大量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其他国家的什叶派民兵。但是伊朗也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其石油设施，一旦影响就会通过革命卫队海军的快速导弹舰艇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切断全球20%的石油出口，从而严重影响全球经济。
攻击伊朗核设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将中东推向战争边缘，美国总统拜登也设定了不得攻击伊朗核设施的红线。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内的欧洲首脑也加大了对以施压，防止出现局势升级。对以色列来说，攻击伊朗的军事设施，是较为合理的选择。
美国显然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来制约以色列的行动，但是又不中断对以色列的武器供应，如果中东冲突升级，美国仍然难逃责任。
除了对外7线同时作战，以色列内部也面临着巨大的社会隐患：司法改革尚未尘埃落定，极右翼势力继续狂飙突进，内塔尼亚胡会否被要求提前大选。三大问题可能继续撕裂以色列社会，并造成对外作战能力的衰退。
仔细分析，以色列的三大问题紧密关联，均源自极右翼人口特别是宗教人口占比极速上升所带来的社会治理结构的变化，极右翼要求全面司法改革是矛盾爆发的集中点，自提出以来已经在以色列国内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动荡，成为社会内部广泛对立和冲突的导火索。这一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削弱司法独立，赋予政府更大的权力。反对者认为这一改革将动摇以色列的民主基础，推动国家走向类似于土耳其的威权统治。从2023年1月份开始，以色列国内曾经出现持续数月的大规模抗议和示威活动，社会的不安定状态严重影响了国家的日常治理，还削弱了国家在面对外部威胁时的凝聚力和决策效率，从而间接造成了哈马斯对以色列的偷袭成功。
在经济层面，司法改革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后果。社会动荡使投资者对以色列的市场环境产生了疑虑，外资纷纷持观望态度，甚至有些企业开始将投资计划撤回或推迟。这一局面对以色列高科技产业构成了严峻挑战，因为以色列一向依赖其科技创新能力和全球投资者的信任，而目前的政治不确定性削弱了这种信任。科技公司和高端人才的外流也开始显现，这不仅威胁以色列的短期经济发展，还可能影响以色列在未来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以色列的国防体系也受到了司法改革的冲击。以色列军队尤其依赖高度专业化和训练有素的预备役军人，而这些军人中有不少人公开反对司法改革，甚至威胁拒绝服役。这种反抗和质疑直接打击了军队的士气，并引发了对军队内部团结的担忧。以色列长期以来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内部团结来应对外部威胁，而军队内部的分裂不仅危及了军事行动的执行效率，也增加了以色列在与哈马斯、真主党以及其他敌对势力对抗时的风险。尤其是在当前复杂的中东战争局势中，任何军队士气的削弱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安全后果。
此外，司法改革导致以色列的安全战略面临失衡。国内动荡使得政府在处理安全问题时的专注力下降，影响了以色列长期以来依赖的情报、军事和外交三位一体的安全策略。这种策略的有效运作依赖于国内政治的稳定和高效的决策过程，而司法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性可能使得政府在处理多重外部威胁时出现决策失误或行动延迟。这种失衡在当前的战争形势中可能进一步削弱以色列的安全保障，增加战争对国内的影响。
在和伊朗的潜在冲突尚未尘埃落定之际，以色列也必须要考虑极右翼势力的迅速壮大到底会如何影响本国国运，他们强力推动的司法改革到底会带来怎样深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以色列必须面对国内政治分裂、经济不确定性加剧、军队士气下滑以及国际形象受损的现实，如果些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外部势力可能会利用以色列内部的动荡进一步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增加以色列的安全风险。
以色列回击伊朗的靴子随时会落地，而巴以冲突演变成地区全面战争的风险也不断升级。届时，一场真正的“第六次中东战争”就有可能到来。联合国已经对以色列毫无影响力，甚至秘书长古特雷斯都被以色列拒绝入境；美国在国内政治日渐分裂的当下也很难斡旋各方停火，罔论和平谈判，任期已经只剩下最后三个月的拜登政府只能尽量缓解更大冲突的到来，而不是震慑各方完全收手。已经被以色列基本控制的哈马斯，被“定点清除”领导人的真主党和伊朗革命卫队，连续两次攻击以色列本土，以色列和伊朗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以色列要将战争进行到底，伊朗的报复也会无休无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