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开国皇帝都是开拓的先锋，比如刘邦、朱元璋，利用军功驾驭功臣和藩镇，在创业成功坐稳江山之后才会削藩，为后世之君扫清障碍。而大唐由于秦王世民是开拓的主力，所以李渊为了维护皇权，保住自己选定的储君就必须得在创业的过程中提前削藩。
隋朝大业十三年（617）六月，李渊成立大将军府，自任大将军，正式起兵反隋。以占领长安并代隋称帝为拐点，李渊父子自此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路：皇帝李渊和太子建成坐镇长安，领衔政治；秦王世民和齐王元吉负责开拓。
看起来是军政分家，但实际上李渊父子是身处一个道场：李渊和建成以政治控制政局；世民和元吉以军事影响政治。
由于大唐处于开拓阶段，所以世民必然会成为明星，以连续不断的军功给中枢政治造成巨大压力。
武德元年（618）十一月，在歼灭薛仁杲主力之后，李渊拜世民为太尉，任陕东道大行台，进驻长春宫。
从这一刻起，世民就已经成为妥妥的藩镇，成为和皇权对立的存在。我们不必在亲情层面纠缠，因为李渊和世民的第一身份首先是政治人物，是君臣、皇权与强藩的关系，所以，政治博弈必然会是他们相处的主要模式。
既然是藩镇，就必然会遭到皇权的打击，这是政治规律，李渊对秦王自然也会萝卜大棒轮番招呼。李渊打击世民的第一张牌就是，杀了刘文静。
刘文静是世民的人，李渊将其诛杀其实就是对世民的敲打。以刘文静被杀为转折点，父子两之间的亲情属性彻底被淡化，剩下的只有冰凉的政治博弈。李渊足够绝情，世民也在第一时间接受了现实。
父子两之间的嫌隙通过一件事情就能看出来。武德二年（619）四月，刘武周联合突厥骑兵南下，很快就占领了山西全境，加上河南的王世充和河北窦建德的威胁，草创的唐王朝几乎被锁死在了关中，李渊面临着自创业以来最大的生存危机。
按照正常逻辑，李渊此时就应该果断派世民出战，收复山西，扫灭群雄。但意外的是，李渊却在当年十月作出了放弃河东的决定。
山西是李唐的龙兴之地，且是大唐此时赋税的重要来源，政治意义和经济价值都相当重要，李渊根本没有理由放弃河东。本质来说，放弃河东，就等于放弃了天下，放弃天下就代表李唐王朝只能偏安关中，坐等被诸侯兼并。那样，李唐在史书中的比重可能也就是一页纸而已。
作为顶级政治选手的李渊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
一切都显得极不符合常理。
但李渊接下来的动作就大有深意。李渊在作出放弃河东的决定之后还特意派中书侍郎唐俭前往长春宫将这个决定告诉了世民。
世民对李渊的决定严重不认同，于是紧急上书李渊，请求领兵出征，收复山西。
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非常明了，李渊是以帝王术故意刺激世民逼他出征，世民一眼就破译了父皇的权术。当然，世民也需要进一步积累军功来与长安朝廷博弈。
由此可见，皇帝李渊和秦王世民之间的关系此时已经是高度敏感。如果不是李唐统一的需要，皇帝李渊和藩镇世民之间的矛盾早就会爆发。
此时，皇帝李渊明显地陷入一个死局中：开拓和统一的需要让他不得不重用世民，但世民不断积累的军功却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尤其是，李渊还必须不断对世民进行封赏，比如，世民在收复山西之后李渊让其兼任益州道行台尚书令。
军功和世民权力的扩张都是让李渊睡不着的觉。
为了维护皇权，李渊就只能继续大施帝王术，不断对世民进行必要的敲打。
在收复山西之后，世民接着又用兵洛阳的王世充。在河南战场上，世民是军事和政治两张牌配合着打，很快就扫清外围将王世充围在洛阳的孤城中。
此时，李渊却突然下达了让世民班师的命令。之所以如此，还是李渊的帝王术，他是怕世民和其麾下的关东诸将在收复洛阳军功的加持下不受控。李渊的如意算盘是，河南的局势已经非常明朗，此时将世民换下既不会影响胜利的结果，又能让自己的心腹积累军功以制衡秦王集团。
行文至此，笔者不得不感叹，王朝更迭的游戏一直在循环，但帝王术基本就是那几招。后世的清朝玩的和李渊也是一个套路：让湘军承担平定太平军的主力任务，最后让八旗和绿营摘果子。
都是为了维护皇权。
最后，是在中原局面复杂和世民的坚持下李渊才同意他继续用兵河南。
武德四年（621）五月，世民率领唐军正式进驻洛阳城，一战同时解决了王世充和窦建德两大劲敌，将河南和河北纳入大唐的版图，奠定了大唐统一的基础。
前方的胜利自然会让李渊精神振奋，但同时也携带着一丝丝寒意，谁都知道，此时的秦王世民已经成长为绝对的强藩，是那种足以冲击皇权取而代之的存在。大唐的政治博弈只会更加激烈。李渊为什么会派嫔妃去洛阳监视世民，就是提前布局，掌握主动权，以随时发动政治攻势。
对于秦王世民来说，不管他愿不愿意，都必须接受现实，陷入和皇帝李渊、太子建成的政治斗争中。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大唐此时已经分裂为两大政治势力：皇帝李渊和太子建成的关中势力，代表关陇集团的利益；秦王世民的关东势力，代表关东诸侯和降将的利益。
本质来说，大唐的政治斗争不仅是秦王世民和太子建成的储位之争、皇权与藩镇的矛盾，更是关东和关中两大政治势力的斗争。
史书一般都将唐初的政治斗争定义为储位之争，实际上这只是秦王集团为了实现政治目的将矛盾降级而已。
对当事人来说，他们都知道大唐庙堂的权力斗争实际上是关东和关中两大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
接着，世民的一个动作迅速就使矛盾升级。七月份，秦王身穿黄金甲率领着二十五名东征将领亮相长安城，很快就冲上“热搜”。其形成的“新闻”效应马上就转化成了对皇帝李渊和太子建成的政治压力。东征诸将的光环越明显，就越能证明皇帝和太子的无能。
所以，李渊是无限延迟对诸将的封赏，直到十月份才特设“天策上将”一职兑现了世民的军功。
为什么李渊又向现实低了头，原因是生存危机倒逼着他必须得继续重用世民。七月十九日，窦建德的部下刘黑闼叛乱，整个山东都乱了。
这里强调一下，整个隋唐时期，关东都处于极度的不稳定中，原因就是此前北齐和北周长期的分裂所产生的裂痕。再加上北周统一北方，隋朝兼并南朝后关陇集团长期对权力的垄断，文化和权力两方面的原因导致关东频繁发生叛乱。
面对河北叛乱，李渊设立山东道行台尚书省后以淮安王李神通为行台尚书仆射前往镇压。之所以没有选世民，就是怕其再积累军功，威胁皇权。
结果是，九月份，李神通和李艺遭遇惨败。
李渊之所以选择在十月份封赏世民正是提前布局，如果前方战事不利，就派世民出征，给自己留下一定的变通空间。当然，不到万不得已，李渊是不会派世民出征的。
十二月十二日，李世勣在宗州遭遇惨败，五千士兵被杀，刘黑闼全面恢复了窦建德时期的控制区域。大唐又一次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形势倒逼着李渊不得不打秦王这张牌。
武德五年（622）春天，世民率军出征，大战刘黑闼，经过两个月的苦战终于将其击败收复了河北。
六月，刘黑闼在突厥的支持下再次进攻河北。李渊选将依然是跳过世民的节奏：以淮阳王李道玄为河北道行军总管率军征讨；十月，又派齐王元吉出征河北。
当李道玄被杀，元吉止步，河北再次成为刘黑闼的天下之后李渊任命太子建成为
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便宜行事。
在河南、河北诸州都受建成节制的情况下，世民也要接受建成的节制。
李渊可谓是用心良苦，既要建成在权力上制衡世民，又想让建成积累军功以进一步压制世民。没办法，太子是依附于皇权的存在，是制衡秦王的最合适的对象。为什么李渊一直支持太子对秦王集团的打压，原因就在这里。
结果是，建成不仅积累了军功，还在用兵的过程中扩大了自己的基本盘，将李艺、薛万彻等精英都发展到了自己阵营中。
也是，李渊和建成坐镇长安的政治高地，有关陇贵族作为支撑，具备对秦王集团的压倒性优势。为什么政治斗争对世民的压力比战争还要大，原因就在这里。
实事求是地说，李渊如果想强势削藩还是可以办到的，但李渊错就错在没有分清亲情和政治，总想以和平手段解决权力之争，不仅不接受齐王元吉的建议直接杀掉世民，甚至还对世民说：“要不你去洛阳当个二皇帝吧。”
让世民带领自己的人马进驻洛阳，建天子旗帜，将陕州以东的地区都划给世民治理。
此举不仅暴露了李渊的性格弱点，还进一步印证了关东、洛阳在事实上已经成为秦王世民的大本营。
个人认为，李渊之所以迟迟不对世民动手其实正是对全局进行权衡之后暂时的妥协，他怕诛杀世民会引发关东的局势动荡。
也就是说，李渊不是不想杀世民，而是不敢。他是在等待，等待合适的机会名正言顺地解决秦王问题。李渊曾经对裴寂说过的一句话就已经印证了他对世民在亲情层面的放弃：“此儿长期在外带兵，被书生们所误，早就已经不是我的儿子了。”
只是，时间拖得越久，双方的矛盾就越发激烈，局面已经发展到了逐渐失控的地步。
于是，武德九年（626）六月三日，太史局对太白金星划过天空的天象作出了“秦王当有天下”的判断。请记住，太史局的说法绝对不是太子建成的授意，而是皇帝李渊的意志。李渊已经作出了诛杀秦王世民强势削藩的决定。
当然，世民诬告建成和元吉淫乱后宫也绝对不是针对二人，而是对皇帝李渊的宣战。
本质来说，诬告太子和齐王只是世民发动兵变的前奏而已。而世民所针对的对象也绝不仅仅是太子和齐王，而是身处太极宫的皇帝李渊。
次日，李渊和宰相们泛舟海池其实正是在知会他们，自己要对秦王动手了。
只是，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乎他所预料，秦王先发制人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玄武门之变彻底改变了大唐的权力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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