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上海
顾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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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你说你想来上海。想来上海看看从前的弄堂。你来吧，你来吧！不过从前弄堂里那些老人、女人还有快乐的孩子都已各奔东西。你还记得我那缺心少肺的表姐姗姗吧？今天我就要与她重逢了。此刻，我正一步一步走向上海的深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是长长地吸一口气，吐出，再吸，再吐。胸膛里有两只手，穿破我的头颅，举向天空高喊：“你好，上海。”我曾经住在上海弄堂里。我是上海弄堂里的一个小女孩。弄堂里女孩子们的故事，我一直记着。如果没有她们，没有她们演绎的故事，那么上海的弄堂就没有那么灿烂夺目了。弄堂也许不叫弄堂，叫小巷或者别的什么。我这样说，你也许不高兴。你会质疑，难道弄堂里的男孩子，构不成风景？是啊，你也有道理。只是女孩如花，花朵总是比绿叶艳丽。如今上海弄堂，一条条少下去。即使仍住在弄堂里的女孩子，也不再像从前那样会聚在一起跳绳、跳橡皮筋了。她们被越来越沉重的书包，压得喘不过气来。若是寒暑假，她们也不会三五成群地聚在弄堂里。她们的目光老早越过弄堂，投到更远、更广袤的世界。我，定居杭州已经二十多年了。每当来到上海，我总忘不了去童年生活过的弄堂看看。弄堂虽然没有了从前的喧闹，却是历史的见证。这里曾经生活着我的祖父、祖母，一个家族的人。这里有我童年的梦幻和希冀，也有我与表姐姗姗朝夕相处的时光。那时姗姗经常带我到外滩看轮船，到百货公司看花布。她总是让我帮她挑选花布，但往往我选准的，她又不买。好几次我都不想跟她出去，但她一叫，我又去了。天气凉爽了下来。八月下旬的午后，坐在出租车上，已不用开空调了。我与姗姗约好在“美美百货”，宁静的咖啡吧里见面。这里出没的大多是外国使馆的先生小姐，或者是上海的奥菲斯先生小姐。这里的服装首饰，即使在减价期间，价位依旧令人咋舌。我到达“美美百货”时，距我们约定的时间尚早，便沿着淮海中路一直往前走。这是我熟悉的街道，虽然留学美国几年，却是一回来就先回到了这里。这里过一个十字路口，左拐弯就是我童年生活过的弄堂了。都说西区长大的女孩子，被充满殖民地气息的异域风情，培育出了优雅的气质，也是有道理的。八月里的天，也像小孩儿的脸。刚刚还晴空万里，忽然一个劈雷就下起雨来。雨，下大时，我正好回到了童年的故居。只是这里的住家，已全部是陌生人。我站在屋檐下躲雨，望着已经苍老斑驳的房子，心里比任何时候都有一种更强烈的感觉，回到上海了。那个我与姗姗曾经住过的屋子，传出叮叮咚咚的钢琴声。那是一个小女孩坐在琴凳上，弹着枯燥的车尔尼599练习曲。她让我把时光倒流到二十多年前。那时候我们没有钢琴弹，也没有玩具玩，偶尔有零食吃就高兴极了。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大米、面粉、猪肉、豆制品、油、糖等等，都要凭票供应。那时候祖父已经去世。我的父母与姗姗的父母，也早已离开上海去了别的城市和农村。我们祖孙三人，相依为命。祖母是旧时代的上海淑女，经过日积月累的思想改造，收敛了很多旧习气。但浸透在骨子里的贵族气，仍然会掩盖不住地流露出来。比如教养、比如雅致、比如文静、比如讲究。尽管那时候再讲究，我们的生活也是清贫的。但接受了祖母的影响，我们懂得生活是重要的。所以一旦父母寄钱来，祖母给我们零花钱后，我们就会去逛马路，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而祖母则会在厨房里，烧一块越缩越小的红烩牛肉。她的老脸上，总有着深深的绝望和温情。因为祖父遗留下来的钱，被银行冻结。家里的钢琴、红木家具和金银首饰，统统被“造反派”抄家拿走了。我们弄堂的东口，有一个小酒馆，门面很简陋。玻璃橱窗内，卖酒、白宰鸡、猪头肉、皮蛋、花生米，早上还卖肉包子和刀切馒头。到了夏天也兼卖棒冰和汽水。祖母对汽水不屑一顾，她常说，这哪里比得上她年轻时候喝的可口可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还从没有喝过可口可乐。弄堂的西口，有一个水果摊。苹果、香蕉、枇杷、桃、李子、西瓜都是按季上市的水果，但买的人并不多。小孩子通常买最便宜的李子。红心李子吃起来酸酸的，也很爽口。有一次姗姗买回来十个红心李子，我一个下午就吃掉了七个，剩下三个给她吃。她从不计较我多吃。她的谦让，让我觉得是应该的。谁让她是我的表姐呢！然而有些东西是不能多吃的，像李子多吃了就让我肚子痛。祖母说桃子起病，李子送命。姗姗便幸灾乐祸地说：“看你还要不要做馋猫了？”姗姗的幸灾乐祸，并无恶意。可是我总想着要报复她一下，心里才痛快。那天邻居王家姆妈，送来两张《英雄儿女》的电影票。王家姆妈，是因为祖母常送给她自己用铁勺子做的蛋饺，才把慰问军属的两张电影票送给了我们。我们当时正在吃午饭，祖母说 她是老眼昏花看不来电影了。祖母催我们快吃饭。祖母要我们姐妹俩，结伴去看电影才放心。她说电影院门口，有票贩子和小流氓。姗姗吃饭很慢，祖母就不断地催。我到天井里逛一圈回来，见她还没吃好，也煞有介事地催她。然后恶作剧地将鸡毛掸子上的鸡毛，拔几根下来插在她的小辫上。由于我催得紧，姗姗来不及吃完碗里的饭，就和我去看电影了。这时离放电影只有七八分钟，我们一路小跑着去电影院。我跑在她后边，看着她小辫上的鸡毛跑起来一颤一颤的，便暗暗地偷着乐。她一点儿不知道我的恶作剧，而我竟然觉得很好玩，直到走出电影院也没有把它摘下来。当然走出电影院时，我已经被《英雄儿女》中王芳唱的“风烟滚滚唱英雄……”感动极了，压根儿没再注意她小辫上的鸡毛。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只要想起她，她小辫上的鸡毛，就会一颤一颤地在我眼前浮动。我有时想向她忏悔，不想再被这鸡毛折磨自己了。可是如果我真像她这样做了，她准会哈哈大笑，说我酸透了。我就这样站在童年故居的屋檐下，一边听着小女孩叮叮咚咚的钢琴声，一边想着姗姗。雨还在继续下，我正犹豫着是否冒雨前行，小女孩忽然从窗子上探出头来对我说：“阿姨吃糖。”小女孩大约七八岁，她的模样很像小时候的姗姗。圆圆的脸蛋，眼睛很大，睫毛也很长。这是又一代上海弄堂里的女孩子。我接过她的糖，那是一粒瑞士糖。如今的女孩子吃进口糖，已是很平常的事。但在我们那个时代，就十分稀罕。记得有一年快到春节的时候，天气变得很糟糕，雨淅淅沥沥地下得没日没夜，梧桐树全淋透了，变黑了。街上的积水，全是黑色的。店堂里的地，也全都是黑黑的湿脚印子。我在第二食品店糖果柜前，看到有进口糖。进口糖贵极了。进口糖的糖纸也漂亮极了。于是斗胆把祖母叫我到南货店买黑木耳、金针菜的钱，统统买了进口糖。回家自然是挨祖母的骂，不过总算第一次吃到了进口糖。吃完小女孩给我的一粒瑞士糖后，雨渐渐停了。我也就此向已回到琴凳上的小女孩挥挥手，到“美美百货”去。我在“美美百货”宁静的咖啡吧里，等姗姗。姗姗还没有来，她总是慢腾腾的习惯，一辈子也改不掉。我只好自己先坐在临窗的咖啡座位上，要一份“卡普奇诺”。然后，一边喝，一边望着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沉思着，想着姗姗的过去和现在。姗姗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已经是个初中生了。那时候她长得白白胖胖很丰满，两只日益长大的乳房，由于不用胸罩，跑起步来一颤一颤的，让她羞愧。所以她最讨厌上体育课，讨厌那些男生注视她胸脯的目光。那时候女生都不用胸罩，仿佛胸罩是成熟女人的专利。女生们最尴尬的日子，就是夏天。夏天女生们穿着薄薄的衬衣，风一吹衣服便贴到胸脯上了。这时候女生们都会弯一下腰，尽量不让乳房显现出来。姗姗特别羡慕班里乳房不大的女生，她觉得她们不用像她这样弯着腰、驼着背走路。祖母曾给姗姗买过两个白布胸罩。祖母说你戴上这个，把背挺起来。姗姗心里虽然一万个不愿意，但还是听话地戴了起来。然而到了学校，男女同学的目光齐刷刷地冲着她的背部，让她感到十分羞涩。她的脸一阵阵地泛着红晕。她想那胸罩，一定被白衬衣映照得清晰无比。她恨不得马上回家脱掉那东西。姗姗后来在初中时期，再没有戴过胸罩；但男生们依然给她取了“白吊带”的绰号。这绰号让姗姗十分自卑。这自卑，几乎将她的精神压垮。有一次她放学回家冲祖母道：“都是你！都是你要我戴那该死的胸罩，现在班里同学背后都叫我‘白吊带’，有的还当面叫。”祖母说：“那你再戴，他们就不敢叫了。你这样懦弱，你怎么比你表妹还不如呢？”祖母说的“表妹”就是我。我只比姗姗小一岁。姗姗读初二，我读初一。初一的我，也到了发育的年龄。只是我比较瘦，用不着戴那东西。但我毫不犹豫地穿上祖母为我们姐妹俩买的皮鞋，姗姗却一直不敢穿。因为，那时候班里没有人穿皮鞋，大家都穿布鞋和球鞋。姗姗被祖母责备后，便不再作声。她回到我们合住的房间，趴在书桌上写字。姗姗喜欢写字，但她的字绝对没我写得好。祖母要给远在异乡的儿女们写信，总是找我代写而不找姗姗。为此，姗姗有一种失落和妒嫉。我知道姗姗总是千方百计，想讨祖母欢心。有一天，她从书店买回来一本《红色娘子军》组曲音乐和完整剧本。音乐是五线谱的音符，包括序曲与正剧。她在收录机里播放的时候，祖母很高兴。第二天她又买回来《红灯记》、《杜鹃山》。《红灯记》里面全是剧照，封面是李玉和高举红灯闪闪亮。那时候我们听得最多的，就是革命样板戏。其中《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是芭蕾舞剧。它在一代人的记忆中，化成了优美的旋律与舞姿。我曾经听着乐曲，掂着脚尖，扮着穷人的女儿吴清华和喜儿。然后把客厅当舞台，奋力飞跃，感觉像弧光一样滑过舞台。这时候祖母就会说：“你发神经啊！”姗姗不会像我这样发神经，但她比我更喜欢《红色娘子军》中的吴清华。她说吴清华那一双美丽的眼睛，那一种舞姿与造型，是记录着一种年代的声音；还有她的装束也很特别：灰色军帽压在浓密乌黑的短发上。那双绑腿的布带，打得多么结实。灰色的上衣，手里的长刀，威武的英姿，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战士，在万泉河边把大红枣儿献给解放军。我第一次听姗姗发表这样的高见。“一种年代的声音”这句话，让我觉得很特别。我就是从她这句话开始，对她越来越有好感。于是她喜欢吴清华，我也喜欢上了吴清华。我经过很长时间的寻访，终于在一家商店买到了印有吴清华挥舞长刀，耸立在淡绿色石膏塑像上的浮雕。我把它作为一盏台灯的底座，灯安在上面，在夜晚发出黄色光焰。我就在这盏灯的黄色光焰下，做数学题、写作文、背英语单词，还给住在我们弄堂七号墙门里的一个同班男同学，写了第一封情书。那时候我有事没事，就往七号墙门跑。姗姗就在她的书桌上写字。她写《杜鹃山》里柯湘的唱词：“无产者等闲看惊涛骇浪。洒热血，求解放，生命不息斗志旺，胸臆间浩气昂扬。虽陷魔掌，使命不忘。冲开这刺刀丛，极目远望，似看见密林中银光闪闪红缨枪……”姗姗一边写，一边把黑黑的墨水，滴在了淡湖蓝的裙子上。祖母看见了就骂姗姗笨，写不好字还把裙子弄脏了。祖母想到弄堂东口的小酒馆里买黄酒，她煎鱼就让姗姗去买。姗姗刚被祖母骂，心里又想着别的事，便神不守舍地还没有走到小酒馆，就把钱丢了。自然，姗姗又遭到了祖母的一顿骂。这天姗姗觉得倒霉透了。夜晚她又在笔记本上写字，写了很多无法对人言说的愤怒。那愤怒在夜晚变成了燃烧的火焰，撕裂着她。她看见烧毁的花瓣落在地上，发出黑色亮光。她默默地流泪，星星破碎了，火焰积聚着就要冲破堤坝的阻拦。这天我从七号墙门回家时，祖母冲我骂：“你死到哪里去了？买黄酒去。”祖母的话就是命令，我乖乖地去弄堂东口买酒，顺便还买回来三个肉包子。本来是一人一个的，可祖母要惩罚姗姗丢了钱，不给她吃。我偷偷地拿去给姗姗时，看见姗姗在白纸上写下这么一段话：“血的教训一层一层牢记心上。痛定思痛，你要把前因后果细思量。为什么砸开的铁镣又戴上？为什么三起三落，旗竖旗倒，人聚人亡？为什么听不进肺腑言，识不破弥天谎？追根寻源，征途万里长。涓涓细水入长江，乘风破浪向前方，永不迷航。”我不知道这是谁说的话，傻傻地看着，只觉得说得有道理，便问：“谁写的话？”姗姗说：“这是柯湘的唱词，你怎么啥也不懂？”我的脸倏地一下红了。都说姗姗长得比我难看又比我笨，可她实在是比我好学又努力的。王家姆妈的大儿子，从黑龙江兵团回来。我们都叫他王大哥哥。王大哥哥是被病退回上海的。他的病是夜尿症，就是像婴儿一样要尿床的。王大哥哥二十多岁，身材瘦削却不显单薄，国字脸儿，浓眉大眼，穿一身没有领章和帽徽的军便服，那本是兵团里的人才有资格配置的服装。王大哥哥在兵团里拉二胡，回家来自然也不肯放弃老本行。他拉得最拿手的是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那琴声吸引了不少弄堂里的女孩子。只要琴声一响，姗姗的注意力，就会全部集中在王大哥哥身上。所以姗姗的神不守舍，我以为全是因为王大哥哥的缘故。王大哥哥总是黄昏时分，坐在天井里拉胡琴。他拉胡琴时穿着军裤和雪白的衬衫，那样子看上去很潇洒也很亲切。这便有足够的魅力，搅乱女孩子的芳心。姗姗便是其中一个。只不过姗姗比别的女孩子含蓄、内敛。她躲在家里，从玻璃窗纸上抠个洞，窥视拉胡琴的王大哥哥。在她眼里，王大哥哥的一举一动都是美的。每天一到黄昏，姗姗就盼着王大哥哥的出现。如果有一天他不坐在天井里拉胡琴，那么姗姗就像丢了魂一样地没头没脑。姗姗也想让王大哥哥注意她。她常常假装出门，从他身边走过去又走过来。她在家里试穿让她曾经羞涩的胸罩，但她终究还是没有胆量穿出去。于是她每天换衣服，花的、红的、白的、蓝的像蝴蝶一样飞进飞出。只要王大哥哥转一下身，姗姗便以为王大哥哥在注意她。为此，姗姗总期盼着王大哥哥与她四目对视。然而，在王大哥哥身边转来转去的一群女孩中，王大哥哥却喜欢上了四号墙门里的刘蔚琴。刘蔚琴那天坐在王大哥哥身边，两条雪白的大腿露在裙子外边。他们有说有笑，刘蔚琴还拿王大哥哥放在方凳上的茶水喝。而王大哥哥用他拉胡琴的手，捋一捋刘蔚琴的刘海。这细微的动作，正巧被姗姗从窗纸洞里窥视得一清二楚。姗姗一下呆住了，原来王大哥哥喜欢这个臭名远扬的疯丫头。我进房间的时候，看见姗姗坐在窗前发呆。祖母在窗外喊她吃饭，她也不作声。我说姗姗你怎么啦？她却“哇”一声哭起来了。她哭得很伤心。祖母说：“莫名其妙，你哭什么？”几天后，我偷看了姗姗的日记。原来姗姗是真正初恋上了王大哥哥。而我觉得王大哥哥连正眼都没看过姗姗的。我心里想姗姗真傻，干嘛要喜欢一个不喜欢她的人。然而这就是姗姗的初恋。初恋是各式各样的。姗姗就是以这种方式，感受了初恋。这年暑假来临的时候，姗姗初中毕业了。姗姗没有升入高中，这并不是她成绩不好，而是那时候升高中，一个班五十多个学生只四五个名额，而且全部要照顾干部子弟和工人子弟，像姗姗这样的“黑六类”子弟是轮不到的。姗姗有一个哥哥，早些年已经去了云南农村。姗姗完全可以留在上海，或者到她父母的五七干校去。可姗姗固执地要去安徽农村插队。这正是1975年的夏天。这年夏天，祖母为着姗姗的固执己见大病了一场。然而姗姗不顾祖母的病，在学校第一个报名去农村。学校工宣队师傅表扬了她。她扬眉吐气地说：“我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农村是广阔的天地，是锻炼我们青年人的好地方。”那天姗姗从学校回家，我对姗姗说：“你能留在上海，干嘛去农村？农村很苦的。”姗姗的回答出乎我意外，她说：“这是我应该承受的苦难。”姗姗过了夏天，就要去安徽农村插队落户了。但她依然每天黄昏从窗户纸的小洞里，窥视王大哥哥。她不明白自己哪一点，比不上疯丫头刘蔚琴？刘蔚琴比姗姗大两岁，十八岁了还在读初二。刘蔚琴一家，是前几年才搬到四号墙门的。她们家，住上了原来的资本家孔先生家的三间房。而孔先生一家文革初期，便被勒令搬到棚户区的青盖瓦房去住了。刘蔚琴的父母都是棉毛针织厂工人，且都是残疾人。父亲是独眼，母亲是哑巴，可生出的两儿两女，却是男孩结实健壮，女孩漂亮苗条。刘蔚琴是家中长女，家里弟妹们的事一半由她说了算。她仿佛天生就有招引男人的本领，许多事情只要她找上男人就容易解决。在她小的时候，她们家常受人欺负。独眼父亲和哑巴母亲，也常被人歧视。她是在被人欺负和歧视的环境中长大的。十三岁那年她发誓要以她的力量，保护这个家庭。于是，她便成了她弟妹的保护人，也成了这个家庭最有力量的对外抗争者。一旦有人骂她父亲独眼龙，或骂她母亲哑巴子，她就拿一把菜刀追出去。这时候她风风火火的形象，让不少男孩害怕。然而平时刘蔚琴尽量要让自己妖娆、风情，并且还要媚态。她懂得只有“媚态”，才能把男人握在手心。刘蔚琴小学转到我们学校的时候，与我是同班同学。升到初中，她与我又在一个班上。她是班上最孤独的女孩。女生大多不理她。理她的男生，又是班里成绩最差的男生。但她毫不在乎，依旧我行我素。不管别人对她品头论足，她照样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很洋气。天生光润细腻的好皮肤，虽然黑了些，但她浑身散发出一种新鲜的水果般芬芳。那时候的女学生，要么是齐耳短发，要么就是紧紧地编织两根发辫。然而刘蔚琴却大胆地披着齐肩长发，额头也不留刘海，只飞出几缕柔软的碎头发，垂挂在眼睫之上。她的睫毛很长，眼睛不大却很媚人。尤其那眼神，有一种勾魂心魄的力量。每天傍晚时分，她吃完晚饭洗好碗，就会在弄堂里走来走去。她明白只有走来走去，才能招蜂引蝶，才能让自己亲手改制的裤子和亲自编织的毛衣，曲线优美地进入别人的视线，尤其是男人的视线。刘蔚琴的裤子又大又长，经她自己改制后，臀部包裹得紧紧的，显得腿很修长。而她编织的毛衣，确切些说是线衣，用的是弹力针型，穿在身上也绷得紧紧的，显现出女性的身材来。刘蔚琴的身材挺拔苗条，个子不高却有女孩子的婀娜多姿的味道。男人们都喜欢多看她几眼，她便感到很自豪。于是，更加想尽花样地打扮自己。比如冬天，她会围上一条方格长巾，像男人那样地围。而夏天她把十个脚趾甲，用玫瑰花汁染成红色。这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上海女孩子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弄堂里的女孩子都不理她，对她嗤之以鼻。但她不在乎，她有的是男朋友。弄堂东口的小酒馆旁，经常聚集着很多小伙子。他们大多出身好，天不怕地不怕，嘴里刁着香烟谈天说地。他们有时会恶作剧地抓一只猫来，残忍地把它活活弄死。刘蔚琴与他们混熟后，也会参与他们的聊天和活动。后来，这些小伙子都很喜欢她。他们争风吃醋地向她献殷勤。而她来者不拒，常常旷课与他们出去游玩，有时索性整夜不归。独眼父亲知道女儿在外边的种种事情后，也从不多问。因为女儿每次整夜不归，第二天就会带回家很多吃的和用的。他与哑巴妻子的工资都不高，一家六口生活十分艰难，而他又爱喝酒，只要女儿有酒拿回来，别的他就不管了。王大哥哥被刘蔚琴迷惑住时，不知道刘蔚琴弄堂东口小酒馆旁有一群小伙子。他喜欢与刘蔚琴聊天，喜欢看她长长的睫毛和微笑起来的模样。他觉得她是上海最美丽的女孩。于是他不顾母亲的反对，硬是喜欢与刘蔚琴在一起。其实，王家姆妈对刘蔚琴了解也不多。她的所有对刘蔚琴的印象，都是从姗姗这里听来的。姗姗喜欢王大哥哥，自然会把刘蔚琴说得坏一些，让王家姆妈一听就紧张儿子的选择。那天黄昏王大哥哥依然像平时一样，坐在天井里拉胡琴。他拉的《二泉印月》，如泣如诉很动听。一曲拉完，又再重新拉一遍，直拉到刘蔚琴的到来。刘蔚琴比平时稍微晚了些才来，她一股慵慵懒懒的样子，仿佛刚从床上起来。其实，她可能刚做完了饭菜，或者洗了几件衣服累着了，就显现出这副慵懒的样子。王家姆妈经常上中班，不大看得到她，偶尔看到就会指桑骂槐。刘蔚琴从不当回事，照样与王大哥哥说说笑笑；而姗姗这天也依然在她窗户纸的小洞里，窥视着他们。姗姗已经不会再为王大哥哥哭泣了，但心里终归还是妒嫉刘蔚琴。她酸酸地窥视着他们。忽然，她看见一个蒙面人闯进墙门来。蒙面人一脚踢翻了王大哥哥，并在王大哥哥脸上猛揍两拳，把刘蔚琴带走了。整个过程一闪而过，让姗姗看得目瞪口呆。等姗姗反应过来，跑出门去想把王大哥哥扶起来时，王大哥哥正眼也没有瞧她一下，就抱起胡琴走进屋去了。姗姗感到一阵失落。姗姗想真是作孽啊，怎么被人打了还忍气吞声？！第二天黄昏，王大哥哥照旧在天井里拉胡琴。与平时不同的是，鼻子上涂了紫药水。姗姗一听到琴声，也照旧到窗户纸的小洞里去窥视他。这似乎成了一种习惯。然而，这习惯终将要随着姗姗的离开上海，而不存在了。姗姗扳着手指，数着她离出发还有最后五天的日子。这天刘蔚琴没来，接下去的几天刘蔚琴都没来。刘蔚琴不来了，姗姗心里就高兴。可在姗姗离开上海的前一天，刘蔚琴又来了。刘蔚琴似乎比原来胖了些，但还是那样有着一种不可一世的妖娆。王大哥哥与刘尉琴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依然与过去一样，说说笑笑。姗姗心里不是个滋味，她想这对狗男女怎么就分不开呢？！王大哥哥挨打的消息，不胫而走。王家姆妈知道后，十分生气，但也无可奈何。她只有与我祖母诉苦，才解心头之恨。她说：“那个狐狸精让我儿子鬼迷心窍，我儿子要害在她手里了。”其实，王家姆妈的担心是多余的，但也在情理之中。后来，王大哥哥知道自己遭遇了小酒馆门口、那帮小伙子的醋意和暗算，但他并没有怪刘蔚琴。他想，这是男人们的竞争。情场如战场，王大哥哥喜欢战场上的感觉。他想总有一天，他要让他们看到，他娶了这个美丽的女孩。姗姗出发的日子到了。祖母虽然不高兴她去安徽农村，但还是为她准备了不少吃的和用的。那天一早，我送姗姗去学校。我们早一天已将大包小包的行李，集体托运了。学校里锣鼓喧天，他们这届去安徽插队的人还真不少。大家开开心心的，仿佛是出门旅游。送行的队伍中，几乎不太看得到父母和祖辈的人。姗姗说他们开过一个会，不让大人送，不想流泪离开上海。我不知道该与姗姗说什么，汽笛拉响的时候，我与姗姗拥抱了一下。姗姗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安徽农村插队吗？我说不知道。她说那是为了不想在王大哥哥的眼皮底下，折磨自己啊！我相信这是姗姗的真心话。但我觉得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个，那就没有必要了。姗姗给我的来信中，还是没有忘记提起王大哥哥与刘蔚琴。我本不想告诉姗姗，刘蔚琴已经死了，但我还是说了。我说那一天我们正在上数学课，刘蔚琴突然昏过去了。与她同桌的同学，看到脚下从她身上流出来一摊血。血，还在不断地从她身上汩汩地流出来。同桌惊慌地尖叫起来：“血、血……”数学老师是个还没有结婚的小伙子，他看到这么多血，也惊慌失措起来。全班同学几乎全都惊慌失措。“快送医院。”数学老师终于清醒勇敢地，背起血泊中的刘蔚琴直奔医院。随数学老师一同去医院的，还有正副排长和两个班长。那时候我们的班按部队编制，一个班就是一个排，一个小组就是一个班。刘蔚琴被数学老师，快速送到离学校最近的医院急诊室。但还没有开始抢救，就已经死了。医生说那是血崩。是宫外孕血崩。数学老师和四个班干部，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宫外孕，但他们知道是宫外孕血崩，才让刘蔚琴送了命的。那么让刘蔚琴宫外孕的人是谁呢？刘蔚琴的独眼父亲和哑巴母亲，知道女儿死于宫外孕后，并没有要追根寻底捉拿与她女儿睡觉的男人。他们草草地在郊外埋葬了刘蔚琴。班里的同学，也没有为她开追悼会。死去后的刘蔚琴，在一片惊讶声中，依然是个坏女人。女生们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把从前诅咒她的妖娆换成了猜测。他们猜测到底是谁让刘蔚琴宫外孕的？大部分女生，也就是住在一条弄堂里的女孩子。她们有的猜测弄堂东口，小酒馆旁的那些不正经男人；有的就猜测王大哥哥。她们把原来对王大哥哥的爱慕，变成了鄙视。当然，王大哥哥能感觉到她们对他的鄙视。所以，自从刘蔚琴去世后，王大哥哥再也没有坐在天井里拉胡琴了。也不拉胡琴了。那些日子，王家姆妈也听到一些流言。王家姆妈对祖母说：“我早就知道这只狐狸精，人际关系复杂，外头有不少男人的，现在弄出人命来了。我儿子是正派人，不会与她做越轨的事。”王家姆妈说完呜呜地哭起来。接着又说：“我老早让他不要与这种女人来往，他偏不听，这小鬼就是固执。”祖母说：“我看着你儿子长大的。他那么老实，不会做那种事。”王家姆妈得到了安慰说：“是啊是啊，他不会做那种事的。过些天，他就要到街道红蕾印铁制罐厂上班去了。”祖母说：“上班就好，病退回来不容易！哪像我们家姗姗，自己抢着要去农村。唉，这丫头看她笨笨的，还真是不听话啊！”很多日子后，姗姗接到我的信知道刘蔚琴死了，有一种对不起她的感觉。她说她曾经是那么地妒嫉她、诅咒她，而她实在也是可怜的。弄堂里的女孩子没一个理她，她完全是被我们强迫性孤独的。我没想到姗姗会这么说。“强迫性孤独”，这话太深刻了。我惊讶姗姗的成熟。也许，农村确实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是锻炼年轻人成熟的地方。那天我读完姗姗给我的回信，对祖母说：“我初中毕业也要到农村去。”祖母听后，凶狠狠地朝我白一眼说：“去吧！去吧！你们都去吧！”我读初三的时候，离开上海回到杭州父母的身边。那时候我的父母已不再“隔离审查”了。他们获得自由的第一天，就把我从祖母家接回来。并且很快把我从上海的学校，转到了杭州的学校读书。他们要与我过团聚的日子，要把与我分开多年的感情，重新培养起来。可是我想念上海。我的心依旧在上海的弄堂里。尽管弄堂里的那些大人和孩子，也许已经很快把我忘记了，但我想念他们。尤其想念死去的刘蔚琴。想念她的时候，还带一份内疚和歉意。因为，我虽然没有诅咒过她，但也从没有理过她。我当年是怕理她后，自己也被人看成坏女孩的。然而，心里确实又被她的张扬、美丽、妖娆而喜欢。回到杭州后，我看过一部《印度支那》的电影。这个美丽凄绝的故事，深深感动着我。那个要冲破一切羁绊寻找爱情的卡蜜儿，很容易让我想起刘蔚琴。是的，爱情总让人越过生命极限，进入一种迷狂。然后是碎裂，死亡。很长一段时间里，刘蔚琴的影子总是在我眼前飘浮不去。凄美、哀伤，像鬼魂般附丽在我的身体上，但我没有把这个感觉告诉姗姗。后来我发现，我们的通信似乎都在回避谈起刘蔚琴。仿佛刘蔚琴的死，当年我们弄堂里每一个不理她的女孩子都有责任。直到有一次，我与姗姗都因为想念上海，不约而同地回到祖母家里，才又谈起了她。这时候她的父母一家已经搬走，房子也已经归还给了孔先生家。而王大哥哥这时已经与他同一个工厂里的女工结婚了。新房就做在王家姆妈的西厢房里。这时候的姗姗，依然喜欢王大哥哥。她说王大哥哥是她心中永远的白马王子，她日后一定要找像王大哥哥这样的男人。接下来，很多年过去了。姗姗已经从安徽农村考入了上海的大学。考入上海的大学，就等于回到了祖母的身边。与过去不同的是，姗姗的父母与妹妹都从一座深山里的五七干校回来了。姗姗每个星期天，都可回家与他们团聚。但她还嫌不够热闹，非要我坐三个半小时的火车，陪她聊天和回忆往事。她说没有什么能替代小时候一起长大的感情，一起长大的感情是最珍贵的。我们除了聊天、回忆往事，还一起逛街。淮海路上的人很多，已经可以看到很时髦的上海女孩子，在路上慢慢地走。还是春天，这种时髦女孩子已经穿裙子了，一点也不怕冷。她们是特地打扮好了，来淮海路给别人看的。这让我想起当年的刘蔚琴。她就是打扮好了让弄堂里的人看的。所以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走在路上装着不在意的样子，其实目光一直在注意别人，注意别人是否被她们吸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与七十年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不少男人手中拎着四喇叭收录机，那个神气不亚于如今拥有宝马、奔驰牌轿车。哈尔滨食品厂新烘的点心出炉，半条街都是他们店里飘出来的奶油香味。这时候买点心，已经不要粮票了。我和姗姗都喜欢吃椰丝球，这种点心很甜，很香；而第二食品商店糖果柜台的营业员，已经烫着长波浪，指甲上涂着亮晶晶的指甲油，也有涂红色指甲油的。她们的手抓糖果时，与包糖果的玻璃纸一样漂亮。进口糖已经很多了。店里开始标明出产的国家。有日本的、马来西亚的、还有瑞士、法国的。但我已经不像小时候那样喜欢吃糖了，原因是我的烂牙齿越来越多。我倒是与姗姗一样注重打扮起来。一家新开张的服装店，写了个外国店名。淮海路上这样的服装店，开始多起来。它们属于精品屋，价钱贵得吓人。我知道我们都是靠父母生活的学生，根本买不起他们橱窗里的漂亮衣服。但店堂里的女营业员招呼我们说：“试试吧！”于是我们从衣架上取下我们看好的服装和裙子，走进小小的试衣间，脱下自己的衣服。然后在陌生的试衣间的长镜子里，我看见自己被一条白底红花的连衣裙，穿得挺拔而高挑，漂亮极了。我的眼睛很亮，脸上红扑扑的，两条辫子长长的，很有“五四”学生的风情呢！第一次，我看到了那个漂亮的女孩是我。我心里很吃惊。我迟迟不肯脱下这条连衣裙，直到又是一个顾客来试衣，敲着薄薄试衣间的门，我才脱下连衣裙，穿上自己的衣服。出来时女营业员问我：“要吗？”“没关系，我给你留着。你回家拿钱来买吧！”女营业员说。我听见自己这样说，吓了一跳。我哪里有什么钱，难道向祖母借？姗姗说：“你别发神经了。一条全棉的连衣裙卖那么贵，买回去保证给祖母骂。”我说：“可是我喜欢，我必须试试向祖母借钱。”姗姗说：“祖母一定不会借你这么多钱的。”我说：“我要试试。”回到祖母家，我对祖母说：“我看中一条连衣裙，要90多元，你借我100元吧！”祖母说：“什么裙子这样贵？”我说：“是进口名牌。”祖母说：“你眼格倒不低，只是你一个学生哪里有钱还我？”我脸红红的，想着祖母一直对我不错，便不作声了。其实那时候的100元是很值钱的。那时候一个大学毕业生才54元，100元就是快到他们两个月的工资了。“好吧！喜欢就买，这脾气像我。”祖母说着慷慨地从她一只红色丝绸布面的皮夹里，掏出10张10元给我，厚厚的一叠，让我心里暖暖的。我知道祖母是银行对她的存款解冻了，才有钱的。于是，我高高兴兴拿着祖母给的100元钱，与姗姗回到那家服装店。我交了钱，拿到了我喜欢的裙子。姗姗并不妒嫉我，她总是让着我。我们回到祖母家，天井里晾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在风中飘动。这些衣服全加起来，都没有我这条连衣裙贵。我高兴极了。谁家的收音机，在听上海电台的立体声广播，那个女播音员的声音，是我熟悉的声音。我与姗姗回到小屋，我穿好裙子出来给祖母看，祖母说：“好，很好。像我年轻的时候。”我被祖母赞美得像在做梦。我觉得我真的像在做梦了。第二天一早，我坐在返回杭州的火车上，抱着我喜欢的裙子，忽然又想到了刘蔚琴。我想刘蔚琴爱打扮，爱在男人的胸前长成花朵，在那个年代实在需要勇气。而盛开的花朵，总是要被人采摘的。刘蔚琴是不幸的。但人生的路又长又远，也许好女孩都会为爱而忧伤，都会明亮的眼睛里滴着泪水。姗姗曾经为王大哥哥流泪。而我，将会为谁流泪呢？![]()
我考上大学的那年，姗姗已经读大二了。那时候她常来信与我探讨爱情是什么，什么是爱情的话题。她说没有爱情的日子，特别会冒出空落落的心，瞅着空落落的思绪，一声叹息，一缕苦笑。我知道姗姗是那种心里有爱情的女性，她这样的叹息，证明着她已从对王大哥哥多年的单相思中走出来了。我为她高兴，但也害怕她再一次误入歧途。所以那天我在电话上对她说：“你一定要让对方追你，让他真正爱上你！”然而，姗姗的秉性是难以改变的。姗姗在大三的那年春天，眼见着班里许多同学谈上了恋爱，见着他们在校园树荫下相依相拥，便心里着急。她觉得班里的男生中，她看中的没有一个对她产生爱意。他们甚至像当年的王大哥哥一样，从没正眼瞧过她。这让她感到绝望。于是她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在毕业之前谈上恋爱，绝不输给班上谈恋爱的女生。她的这一发誓，使她不在乎对方爱她什么、爱她多少，只要她自己感觉到了爱，有了爱的激情抑或是痴情，她就觉得过瘾。这就给假装爱情，略有图谋的男生有机可乘。我曾劝过她，何苦一定要在学校里谈恋爱找对象呢，这种事情应该随缘，这种事情是可遇不可求的。何家奇和姗姗确定了恋爱关系，是大四的秋天。秋天的枫叶和乌桕，金黄的叶子在风中飘，仿佛蝴蝶飞舞。姗姗要做一只飞舞的蝴蝶，要感觉第一次伸手可触的爱情。这爱情自然是姗姗爱何家奇，远远超过了何家奇爱姗姗。但姗姗并不计较。姗姗甚至很感谢这个历史系大四男生，能在节骨眼上，与她谈上恋爱，使她的誓言得以实现。而我在见过何家奇一面后，凭直觉便知道这个浙江金华农村来的贫苦学生，与姗姗恋爱的目的，就是想留在上海。于是我旁敲侧击地对姗姗说：“有些爱情是虚假的，他们只为了某种利益。”可姗姗冲我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计较的。”姗姗的话也许没错，但我怕的是姗姗忘我的，为他人付出的爱情，到头来换回的是伤害。姗姗读大三上半学期时，祖母忽然高血压中风去世了。祖母去世前，在医院住了三个月。姗姗每个星期天都去医院侍候祖母，可祖母依然要说她笨，做不好事情。而我偶尔坐火车去医院看一趟祖母，祖母就心疼地让我别累，别来回跑，还从她丝绸布面的皮夹里掏出钱给我说：“拿去吧！买自己喜欢的东西。”那时候，我常常把祖母给我的钱，买衣服和书。所以无论姗姗多么喜欢买衣服和花布，她的衣服料子远远没有我高档。这使她有时不再让着我，会心里不舒服地露出祖母偏袒我的话。但她从不敢在祖母面前抱怨。在祖母面前，她一贯地表现出大度、不计较。我有时觉得过意不去，就买一些书送给她。我第一次送给她的书是拜伦与雪莱的诗集。拜伦的《雅典的少女》中：“雅典的少女啊，在我们分别前，把我的心，把我的心交还！或者既然它已经和我脱离，留着它吧，把其余的也拿去！请听一句我别前的誓言：‘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这是缠绵悱恻中，姗姗最喜欢的诗句。姗姗读的是中文，不像我读的是医科。医科讲理性、靠实证、用逻辑；而中文在阅读理解之后，还需要想象力和创造力。姗姗的想象力不仅在她写的文章里，还落实在她的行动中。自从她爱上何家奇后，她的想象力就飞了起来。她想她要与他在校园里，浪漫地手挽手散步。她想她要与他坐在树荫下，偎依着喁喁细语。她想她还要与他一起出门旅游，在海滩上奔跑。然而，姗姗想的全部落空。何家奇哪里也不和她去。何家奇只喜欢到祖母家去，去那个姗姗曾经与我的房间里呆着。那时候，我们是两只小床。近些年，姗姗换成了一张大床。那房间，就意味着全部属于她的私人空间了。我每每再回祖母家，就不再与她一个房间，而是住在祖母的房间。祖母去世后，这房间是空着的。因为姗姗的父母与妹妹，都搬去了新居。何家奇不愿意很张扬地、与姗姗公开他们的恋爱关系。姗姗虽然心里不开心，但也迁就了他。她想恋爱毕竟是两个人的事，确实不用敲锣打鼓做宣传。姗姗想何家奇是谨慎的，成熟的。毕竟他们还没有毕业，已经偶而住在一块儿过日子了；让姗姗享受到了爱情的甜蜜。尽管这爱情离姗姗幻想的浪漫，距离很遥远。但务实的爱情生活，也给她带来了莫大的乐趣。姗姗再也不用像从前那样，每做一件家务事，就胆战心惊地怕祖母骂。现在的姗姗就是主人。她快乐地给何家奇洗衣服、洗袜子，给他做饭、做他喜欢吃的菜。她忙碌得像一只小蜜蜂，而何家奇却像少爷一样地躺在床上看书。习惯成自然。每个周末到星期天，他们都这么过。何家奇见姗姗勤劳，索性把一个星期的衣服、袜子全都拿来让姗姗洗。姗姗把这些事情，当作结婚前的操练。她想她对他们的恋爱是认真的，是朝着婚姻的道路迈步的。何家奇乡下的家人来上海，姗姗全部承包了下来。包吃、包住、包玩，还掏钱给他们买营养品；把自己每月从菜金上省下来的钱，全部倒贴了进去。然而，何家奇还嫌姗姗没给他母亲买几件新衣服。姗姗说你当我是摇钱树啊！何家奇说你是毛脚媳妇见公婆！那个周末和星期天，姗姗都在为何家奇的父母忙。黄昏的时候，姗姗陪着何家奇把他们送上火车后，才舒一口气。姗姗有些累，不过她想既然是未来的公婆，对他们好一点也是理所当然。姗姗这天感到莫名的幸福，那是因为何家奇的一句“毛脚媳妇见公婆”，让她陶醉在想象之中。小时候，姗姗就梦想做新娘。她喜欢《灰姑娘》的故事。梦想自己就是灰姑娘变成的漂亮公主，然后在某个夜晚遇上英俊的王子。现在她想何家奇就是她的王子，她想像着将来婚礼上的场景。那时候他们穿着礼服、披着婚纱，他们浪漫地举杯祝酒。大四的春天，是四年大学的最后日子。这个学期，姗姗被分到一家旅游杂志去实习，而何家奇则被分到了图书馆。实习的地方，也很可能就是毕业后被分配工作的地方。所以比较姗姗，何家奇工作得特别勤奋努力。以致于，他们聚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后来，何家奇索性连每个星期天的相聚也取消了。姗姗心里着急，她疑心何家奇有了别的女朋友，但又不敢冒然追问。那天姗姗给我打电话，她说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我说你别太痴情，别人也许只是与你玩玩的。姗姗说你别胡说，他不是那种人。我说好吧，那你就等着他来找你吧！我搁下电话，心里想姗姗肯定等不及何家奇来找她，她就找上门去了。按祖母的说法，就是轻贱了自己。我明白祖母为什么不喜欢姗姗，那完全不是她笨的缘故，而是自卑与轻贱自己。祖母是经过上流社会良好教养的人，若是祖母遇上这样的事，她肯定不会主动去找对方。无论等得怎样不耐烦，都要端庄优雅地等。姗姗自然是做不到的。为了姗姗的做不到，也为了姗姗日后不吃亏，我打电话对姗姗说：“你来杭州玩玩吧！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他不适合你。”“那么谁适合我呢！我横竖是上辈子欠了他的。我不想失去他，你别管闲事。”姗姗说着把电话搁了。我碰了一鼻子灰，心想我其实并不了解她。转眼姗姗与何家奇，即将毕业了。他们都没有被留在实习的单位。姗姗被分配到一家出版社做编辑。何家奇要落实哪里来、哪里去的政策回家乡。但何家奇并不着急。姗姗天天往他的寝室跑，他一股爱理不理的样子，仿佛要留上海的不是他而是姗姗。姗姗说看你没精打睬的，我们先去结婚登记吧！这样你就可以留在上海，运气好还可以分得好一些。你好就是我好。于是，何家奇高高兴兴与姗姗去结婚登记。登记的当天，何家奇又搬回了姗姗的房间。他们睡在一张大床上，姗姗从被子到床毯，全部换了干净的。我的姑母与姑父，并不知道姗姗自作主张与何家奇结婚登记了。这一点姗姗实在比我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女孩子结婚是头等大事，但姗姗把大事平常化了。她是先怀孕，再举办婚礼的。姑母与姑父虽然不赞成这门亲事，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姗姗的婚礼，没有她原先想象的礼服与婚纱。甚至，也没有一套质地好一些的服装。她穿着大红的涤纶衣服，在四桌酒席的亲朋好友间点烟敬酒。我心里酸酸的，才二十几岁，她的眼角已经有了鱼尾纹。姗姗的新房，就在祖母这套房子里。我曾经与姗姗住过的那个房间，做了他们的客厅。后来，我若去上海就住旅馆。姗姗问为什么不住她家，我无言以答。记得这一次我去看姗姗时，在弄堂口遇上了王家姆妈。王家姆妈一家，在祖母去世的那一年就搬走了。她是特地来看看即将临产的姗姗。她对我说，她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像姗姗这样一个好媳妇。我惊讶王家姆妈与姗姗的感情，更惊讶姗姗能与王家姆妈常年联系着、来往着。而姗姗与自己的父母、妹妹却是不大来往的，有事也不太商量的。王家姆妈搬走后，入住的那家女主人大家都叫她亭子间嫂嫂。亭子间嫂嫂是个勤劳的女人，喜欢家长里短助人为乐。她给姗姗翻婴儿的棉衣棉裤，也拿出自己家里的破被单，给姗姗准备婴儿尿布。姗姗是个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人。她把亭子间嫂嫂对她点点滴滴的好，都记在日记本里，待有机会就报答。我走进姗姗屋子的时候，姗姗正坐在沙发上一边编织婴儿的毛衣，一边听着拉威尔的音乐。那是一支《西班牙狂想曲》，旋律正从一架老式电唱机里，流到姗姗的心底、胎儿的耳朵里。这架电唱机是祖母留下来的遗物，也是我熟悉的东西。我曾经就坐在祖母的房间里，一遍又一遍地，听拉威尔的灵魂在一九三七年晚雨的空气中，湿漉漉地复活。姗姗穿着宽大的孕妇衫。快要做母亲的她，脸上洋溢着安详。这是极难得的安详，在我的感觉里，姗姗总是劳碌的、烦恼的。我们静静地听着音乐。无言的默坐中，我忽然感到了与姗姗的距离。老实说，姗姗婚后的生活是否幸福，我一点儿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姗姗毕竟是姗姗，她除了在我这里，能够真正畅快地倾诉，便没有别的地方了。我已经记不清，她是怎么打开话闸子的。在她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知道何家奇一些劣根性的东西，是无法改变的。比如他不洗脚就上床睡觉。比如他一个月大概只刷三次牙。比如他吃饭吃得啪啪响。比如他的臭袜子喜欢塞在床垫下。当然比这些更令姗姗气愤的是，他在外边有情妇。姗姗说那个妖婆，外貌倒是很像从前的刘蔚琴。说起刘蔚琴我马上想起，那天我在一家充满着异国情调的小酒吧里，看到了刘蔚琴的妹妹刘小琴。其实那家小酒吧光线很幽暗的，生意倒不错。墙上挂着些壁画，也有雕塑小挂件之类的东西。吧台前，一个扎马尾巴的女孩，坐在钢琴前弹贝多芬的《给爱丽斯》。这是一首洋溢着青春热情的钢琴曲，优雅的抒情像陶醉于爱的赞美。我就在听完《给爱丽斯》后，看见了刘小琴。尽管很多年不见，尽管在幽暗的灯光下，我还是一眼就认出她来了，她也认出了我。刘小琴与我同龄。小时候，刘小琴没有刘蔚琴张扬。她是在姐姐的照顾下长大的。但姐姐的去世，让她很快接替了姐姐的位置。不过她比姐姐要收敛得多，也绝不与弄堂东口小酒馆门口那帮男人鬼混。按她自己的说法，她是幸运的。贫贱的花朵，最能开得饱满而灿烂。我多么想刘蔚琴还活着，能够看见今天多姿多彩的生活，能够用指甲油涂指甲，而不是当年的玫瑰花汁。现在，刘小琴做着这家小酒吧的女老板。她说穷则思变，过去太苦难了。不过苦难的日子，教会了她坚韧与奋斗。我离开小酒吧时，刘小琴给我一张名片。她让我常来她的酒吧做客，也让我代邀旧时的邻居。她说邻居一律优惠打五折。她说话的声音，很亲切很真诚。但有一种让旧时邻居，看到她如今扬眉吐气的感觉。我没有邀姗姗去小酒吧坐坐，也没有告诉姗姗遇见了刘小琴。我什么也没有说，继续听姗姗的倾诉。姗姗说你别看我外表平静，内心却是翻江倒海的。开始知道他有外遇，我整天坐立不安，每晚都掉眼泪。为什么上天要这样惩罚我？为什么爱情这么快就黯淡了？那些日子，姗姗说她在梦中看见烛光一支接一支，灼灼而来。那烛光绵延不尽，像一条河流。她屏住呼吸凝望它们，闪闪跳动的火苗，仿佛从远古而来。她的眼泪，一滴一滴落入心头。有谁是你的烛光？有谁能引导照耀你？丧失温謦情怀之后，片刻之间仿佛已是沧桑无限。于是想哭想笑，想死想活，想上天入地，最后她想一定要做母亲，把孩子生下来。姗姗说着说着，情绪就激动起来。不知不觉，她已泪流满面。她哭诉时坐在沙发上，叉开两条腿，肚子已经很大很大了。我望着她长着几块黄褐斑的脸，没有劝她。我想让她尽兴发泄。她说我真想报复他，找一个小白脸男人回来。她说我真想报复他，一走了之不要这个家了。我见她比从前有决心，便忍不住老毛病又犯。我鼓动她无论如何要出这口贼气，与他离婚。我的话，姗姗迟迟没有回答。半晌，她说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便吸取上次的教训，不再说什么。这天我离开姗姗的家后，直接回杭州了。这次专程来看她，却是有点苦涩而归。姗姗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老是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我为她陷入一种痛苦里。我想姗姗那么爱美，追求爱情和幸福，却又让自己最不讲究自己，偏偏丧失自己所追求的。她本该可以与我一样，戴手镯、挂耳环、穿真丝绸睡衣、抹香水、涂口红、脚蹬长统靴子的。然而她却忘我地陷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愁之中。回到杭州后，我去医院做毕业实习。我被分配在六病室，癌病房。由于姗姗马上要生孩子，我常会去妇产科看看。然后把看后的记录，写给姗姗。当然顺便也告诉她，我们病室座落在医院花园中央。它是医院里最独立的病室，用来给最重的病人住。那时候大家的概念里，癌症差不多就是等死的意思。病室的房间小而舒适，只是干燥陈旧的绿色墙面，飘浮着一些烟雾。病人大多都躺在床上，或坐在床上，像等待着什么。我一路走过去，总有眼睛看着我。那些眼睛开始让我害怕，渐渐地就不那么害怕了。一个护士悄没声地推着一辆白漆小车，与我擦身而过。然后拐一个弯，通向一段很幽暗的凹廊。凹廊的尽头有一扇门，门楣上亮着一盏老式的玻璃罩灯。护士推着小车进去，门里边就飘出来酸腐之气。一个很苍白很瘦的男人坐在床上，穿着病员的条子衫，样子看上去很吓人。我的心突突地跳了几下，这是我每天都要看到的病人。我把手插进白大衫里，接着往前走。医生办公室在走廊的尽头。我看了几个病房后，明天查房便有了些准备。而下午，我要去医院的教室上课，上尸体解剖课。这是我第二次上尸体解剖课，心里的害怕与紧张，应该比第一次好些。第一次见到供解剖用的尸体，女生们往往会感到害怕与恐惧。有的甚至会晕过去或者呕吐出来。不过，那次我虽害怕，却是冷静的。我发现尸体经过防腐处理，看上去与真人之间的距离，仅一步之遥。你可以想象那个躺在这里的男人，原来有着自己的家和家人。他也许喜欢体育、喜欢旅游。他曾和他的妻儿外出度假，享受天伦之乐。现在他这么神秘地睡着，是否在做一个巨大而美妙的梦呢？那一次，我没有动手解剖。我看着教授用刀切着、割着、挖着，嘴里还说着：“打开胸膛，检查肋骨、肺、心包、静脉、动脉，还有神经”。尸体解剖，是最能长知识的，只是能真正解剖尸体的机会不多。一个多星期后，姗姗在上海妇产科医院生了一个儿子。姑母打电话来时，我能感受到她的高兴。毕竟是母女，即使有点矛盾也是一家人。姑母是心疼姗姗的。姑母说：“姗姗难产生下一个八斤二两重的儿子。”呵！姗姗做母亲了。我也很高兴。这天我第一次为姗姗写下一个短文《做母亲》：“你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你用落地时第一声响亮的哭声，乞求母亲对你的爱。呵！可爱的小精灵，让母亲温柔的手臂熔化你吧，你是属于母亲生命中的生命……”
姗姗有了孩子后，觉得自己越来越变得婆婆妈妈。那些从前父母嘴里的上海故事，成了她给儿子讲的故事了。红房子西餐馆、西点店、霞飞路上的皮鞋店、夏天的紫雪糕、比利翁舞曲，以及衡山路两边高大的法国梧桐，都让她感到亲切。她喜欢抱着儿子走在陕西路和长乐路上，这都是上百年历史的老马路。街边的老房子，一种是融合了巴罗克风格的石库门，另一种就是砖木结构的洋房。这种房子，乍看和欧洲的老房子一样，但仔细看就能看出中国工匠留下的影子。姗姗抱着儿子，在这两条路上走着。在这两条路上，她会遇见熟人和过去的同学。但姗姗主要是想遇见何家奇的情妇赵飞花。她知道这两条路，是赵飞花从家里到单位的必经之路。她想在路上逮住她，警告她不要再勾搭她老公。这比到她单位或家里，给她面子多了去。但几个月下来，姗姗一次也没有遇见赵飞花。姗姗很沮丧。她不知道如何才能摆脱这种痛苦的纠缠。快两年了，这种痛苦的纠缠常常折磨着她，让她神不守舍。她不知道为什么生活竟成了这个样子。这个样子的生活从来不是她要的。她常告诫自己要强悍起来，抵御八面来风。然而她是脆弱的、敏感的、哀怨的。她只好一天天燃烧自己、杀死自己、埋葬自己。与何家奇周期性的吵架，已经让姗姗觉得生活平庸到了极点。但她没有离婚的决心。她想总有一天何家奇会回心转意。姗姗总是往好处想，却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苦很累。自己带孩子、做家务、上班，直到孩子进了幼儿园全托，她才舒一口气。而这时候，我的姑母忽然得了一种内分泌失调的怪病。她的能量消耗很大，需要经常打一种进口的营养针剂。这使家里的经济十分拮据。姗姗想着去赚钱。尽管姗姗与母亲比较疏远，但事关责任和人命，她无法甩手不管。姗姗在那些日子里，很快找到了第二职业。那是应聘了一家公司的业务员。业务员的工作就是联系客户，把产品推销出去。姗姗一天要访问四五家客户，从浦东跑到浦西，从虹桥跑到吴凇。她在上海的版图上纵横驰骋，为的是赚更多的钱。所以，她东奔西忙一天以后，回到家里已疲惫不堪。这时候，她格外渴望何家奇给她温暖。可是何家奇要么不在家，要么不思上进地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姗姗失望极了。姗姗已经懒得与他说什么了。姗姗觉得什么也不说，比说很多有力量。姗姗已经不想吵架了，觉得吵架伤元气。毕竟，一切都是自己选择的。除了周末去幼儿园接儿子，姗姗平时也很晚回家了。没有了爱情的婚姻，家就像没有了灵魂，就像坟墓一样。姗姗每到黄昏和晚上，显得分外寂寞。她有时会独自逛逛商场，累了就在商场的咖啡吧里，喝茶或者咖啡。那天，她去了一家异国情调浓郁的小酒吧。她独自坐在小酒吧里并不想认识人，也不想遇见熟人。她娴静地喝着咖啡，想着心事。忽然身边来了一个年过六十的老男人。他身材挺拔，衣着讲究。一坐下来就对姗姗说：“你是姗姗吧！我是杨叔叔啊！你不认识我啦！”姗姗想起来了，他是她父亲的朋友，与她只见过一面。那时候他是政府官员，后来下海经商赚了很多钱。姗姗一想到这里，便对他的热情有了相应的回报。姗姗说：“杨叔叔你怎么也来这里？”“我为什么不可以来这里？”杨叔叔幽默、温雅，说话的声音是轻轻的，但很有力度。姗姗这晚与杨叔叔聊得很开心。真的，姗姗还从没有与一个异性男人聊得这么开心过。这晚姗姗与杨叔叔谈到了母亲的病，谈到了昂贵的美国营养针剂。杨叔叔慷慨地说：“没问题，我与你父亲是多年的老朋友，明天你再来这里，我给你一张支票。”姗姗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姗姗从来没有拿过除父亲之外的男人的钱，包括何家奇的钱。何家奇注定要吃女人饭的男人，这使她从当初对他的痴情，渐渐产生了对他的鄙视。于是，她半信半疑地答应了杨叔叔明天再来。她想这都是为了母亲的病，只要母亲的病好，她什么都愿意去做。姗姗想原来自己也并不那么死心眼，自己的观念也会悄悄地改变。第二天晚上，姗姗早早地来到了小酒吧。她还是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杨叔叔迟迟没来，姗姗便想不能轻易相信人，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假的。姗姗想着想着自卑起来，她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好，却又总是想干些事情。她回味着自己一路走过来的日子，像咀嚼青橄榄那样，心里有点苦涩。她想为什么自己样样不如表妹呢？姗姗说的表妹就是我。我那时光已经正式分配到医院做脑外科医生，并且已与同医院的外科医生许杰结婚。我举办婚礼的时候，场面很大。我和许杰穿着婚纱与礼服，还很洋气地走了长长的红地毯。在教堂神父面前，我们交换了新婚戒指。那天我们邀请了姗姗、何家奇与他们的儿子涛涛，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让我幸福得不得了。我完全忘了我这样的婚礼，就是姗姗梦寐以求的。姗姗那天在我的婚礼上，抱着儿子沉浸在自己结婚时的回味中。那苦涩的微笑，让她看不见她的妹夫，看不见她的舅舅、舅妈，看不见我们明快、舒适的新家。此时此刻，她仿佛身在异处。与谁在一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内心苦涩的回忆。那天晚上闹过新房之后，姗姗一家到她的舅舅、舅母，也就是我的父母家过夜。我母亲后来与我说，姗姗与何家奇当夜根本没睡，一直在吵架。隔着客厅，我母亲都能听见姗姗的哭声。第二天姗姗没有与我告别，一家人就匆匆回了上海。我怕许杰嫌我的这位表姐不辞而别，特意向他解释了一番，并说表姐如何如何吃苦耐劳，比我优秀。许杰很羡慕我有这样一个表姐。现在，姗姗坐在小酒吧里等杨叔叔。她正等得不耐烦时，杨叔叔来了。杨叔叔要了两份咖啡和西点。然后从他的公文包里取出支票，递给姗姗说：“这五万元给你妈妈买营养针剂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五万元钱不是一个小数目。姗姗一阵惊讶，又一阵感动。姗姗说：“这，这怎么可以白拿你的钱？”杨叔叔说：“我有点事想让你帮忙，不知你每个星期天下午有没有空？”“应该有空的。只要我能做的，我一定做。”姗姗点点头。她穿着灰色的外套，里面是一件黑色的薄绒羊毛衣。她把支票就藏在灰色外套的右边口袋里。她不时地摸一下支票，生怕像小时候祖母让她买黄酒时把钱弄丢了。“我想写一部自传，但没那个水平。知道你是中文系出身，又在出版社工作，我想由我口述，你执笔来完成这部书。书成后我会付你报酬。至于出版就靠你帮忙张罗，公费自费都没有关系。你愿意接受这个工作吗？”“好吧！我愿意。不过你不用再给我报酬了。这支票已经够多的。”姗姗微微一笑，她忽然觉得自己有了自信。“按劳付酬，这是我的惯例。那支票是我作为你爸爸的朋友，送给你妈妈的。”杨叔叔语气坚硬，似乎姗姗再对支票的提醒与暗示，都是对他的轻侮。姗姗不再作声。她默认了杨叔叔的意思。杨叔叔说：“这样吧，这个星期天下午就开始，你到我家来，这是我家的地址。”杨叔叔的字写得很漂亮，刚劲有力。姗姗看到地址就明白，这是上海西区新建的高级住宅区。姗姗心里忽然有点释然，伍万元对他这样的有钱人，也许实在算不得什么。星期天下午，姗姗把儿子涛涛放到了母亲家，便到杨叔叔家去工作了。杨叔叔家有一间六十多平方米的工作室。两堵墙是书橱，摆着很多精装的书籍和画册。姗姗不怀好意地想，这准是装装门面的吧！杨叔叔真会看那些书？工作室的中间放着两张长沙发，一张办公桌。那办公桌大得像总统桌。靠门边竖着一只大花瓶，有一人那么高，插着孔雀羽毛。整个房间看上去井井有条，简洁优雅。家里有个上了年纪的女佣，走起路来轻手轻脚的，且动作利索敏捷，只是一晃便不见了人影。原来杨叔叔要自己招待姗姗，要亲自为姗姗沏茶、煮咖啡，表示着一种亲切。姗姗后来辞去了公司兼职，为杨叔叔写自传。她觉得这比东奔西跑的业务员工作强百倍，且又可以得到一大堆素材，训练自己的写作能力。只是杨叔叔的叙述语无伦次，需要她做笔记后加以整理。工作量虽然大一些，但姗姗一想到那五万元钱的支票，便心生感激。杨叔叔每次回忆往事前，总会与姗姗聊聊天。有时也会关心地问姗姗一些家事，也会讲讲自己的家事。杨叔叔讲家事时，比讲他在政界和生意场上沮丧多了。他说自从下海经商赚了很多钱后，他的老婆儿子反而与他疏远了。他说他成了一个孤家寡人。有谁能抚慰他大半辈子走过来的心酸路呢？姗姗很同情杨叔叔的遭遇。姗姗想这么好的男人却身边没有一个温柔的妻子，而何家奇不思上进却有她日日为他操劳。这世界真是不公平呵！于是姗姗每个星期天的下午，都会在杨叔叔家一直呆到晚上。这期间大部分时光，姗姗都在听杨叔叔倾诉往事。杨叔叔说，我出生于1936年，1950年高中毕业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我在战场上荣立一等功。回国后，我进了上海一家重型机械厂担任团委书记。从这以后，我的官运极好。我历任厂党总支书记、党委书记、局党委委员、局党委书记。然而正当我踌躇满志时，却遭到了小人的暗算，被人诬告为“受贿”罪，撤职查办。于是我从一个红得发紫的局级干部，一下成了令人不耻的阶下囚。而真正“受贿”的贪官污吏却逍遥法外。后来案子查清，我虽然得到平反昭雪，但一气之下，愤而辞职，与朋友南下海口创办了一家房地产公司。炒地皮、做股票，为了一笔生意，心狠手辣的事也做过不少。后来回到上海，继续做房地产生意。在浦东一块地皮转手倒卖，就赚了陆千万元。钱真是来得快，可我老婆却说我昧着良心做黑事。我老婆是个非常仁慈的女人。她并不要我赚这么多钱，只要我天天守着她。可我一个男人哪里能这样呢？我做不到，我们就分居了。原来是这样。姗姗说：“那你可以少做些生意，少赚些钱，天伦之乐才是重要的。”杨叔叔说：“你不懂。真正的生意人，到后来也不仅仅为了赚钱。只是自己已变成了一架开足马力的机器，停不下来啊！”姗姗不再吭声，她看着这个边说边踱步的杨叔叔，儒雅、幽默、绅士，简直比她父亲年轻一倍。姗姗继续倾听着杨叔叔的叙述。杨叔叔忽然拍拍姗姗的肩膀，说：“你有什么困难尽管与我说，我一定尽力而为。”姗姗敏感地警觉着杨叔叔的举动。她的神情使杨叔叔把话说得很直率、幽默。他说：“你不要紧张、不要防备。我是你父亲的朋友，我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姗姗浅浅地笑着。她完全没想到这晚回家去，何家奇向她正式提出离婚了。姗姗心里没有准备。姗姗一直以为她的善良、她的爱心能融化何家奇的心。“我不能再这样和你一起生活了。我要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何家奇很冷静地说。姗姗也冷静了下来，说：“你都想好了？”姗姗目不转睛地望着何家奇，仿佛要望到他的心里去。“是的。我都想好了。”何家奇发现姗姗并没有与他大吵大闹，冷静得出乎他意外。他被这意外的顺利，感到有点内疚。于是像逃难一样地拎起早就整理好的一只提箱，说：“那我走了。”“你深更半夜的去哪里？”姗姗说：“莫非你马上要与赵飞花结婚了？”“那我走了。”何家奇说话的声音有些怯怯的。姗姗没有回头看他，也没有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姗姗只坐在他们睡觉的大床上发呆。姗姗想他们的婚姻已经结束，再也不会回到从前的生活了。姗姗想着想着，忽然大声哭泣起来，整个房间回荡着她的哭声，那哭声凄切而悲伤。这晚姗姗整夜没睡着，她似乎有点绝望。第二天一早，她神不守舍地给我打电话说：“青青，我离婚了。”我并没有吃惊，这是我早就在意料之中的事。但我在电话中安慰她说：“别难过，这世界比何家奇好的男人很多，你一定会遇上更好的。”那个星期天下午，姗姗没有去杨叔叔家里工作，她十分迷惘地走在淮海路上。在“美美百货”门口，她意外地邂逅了她的大学同学姚卉。姚卉是中文系才子，当年喜欢他的女生很多，但他迟迟没有结婚。与姗姗相遇的时候，他的第八位女朋友，不辞而别跑到广州去发展了，这给了他很大的打击。他此时此刻的心情与状态，正好与姗姗相似。于是两个同是天涯沦落人，便十分投缘。姚卉在报社干得并不很顺利。他一心想跳槽，想赚大钱，可是运气迟迟不来。他听姗姗说起杨叔叔这个大款，便来了兴趣。于是当姗姗到杨叔叔家去时，他竟跟着姗姗一起到杨叔叔家来了。杨叔叔惊讶姗姗的速度。他没想到姗姗刚离婚，就马上有了男朋友。杨叔叔莫名其妙地对姚卉有一种敌意。他狐疑地望着姚卉，听姚卉滔滔不绝地发表高见大论。姚卉还是原来的脾气，喜欢张扬和吹牛。这让杨叔叔一眼就看穿了他，但杨叔叔没有对他说什么。只是悄悄地对姗姗婉转地说：“别着急，要吃一堑、长一智。”姗姗点点头。姗姗依旧每个星期天下午，到杨叔叔家里来。她为杨叔叔写的自传，进展很顺利。杨叔叔自从姗姗离婚后，常会不经意地请姗姗去饭店吃饭，并与她谈更多自己的私密之事。那天杨叔叔请姗姗到黄浦江边一家十分优雅，有着百年历史的老饭店吃饭。姗姗穿着黑色晚装，显得从没有过的从容、自然与大方。姗姗觉得杨叔叔与她，已经不仅仅是工作关系了，似乎是她生活的一部分。这天吃饭时，杨叔叔愉快地又向姗姗倾诉了家事。他说我老婆在她48岁那年就与我分居了，我老婆现在与她的妹妹住在一起，她们两个不要男人的女人，你说会成“同性恋”吗？杨叔叔的话，让姗姗嘿嘿一乐。姗姗想杨叔叔其实是很孤独的。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杨叔叔需要亲情，却是用钱也买不回来了。姗姗一直没有见到杨叔叔的两个儿子。他们果真像杨叔叔说的那样，路过门口也不进来的。这顿饭，姗姗陪杨叔叔喝了很多香槟。姗姗内心很痛苦，觉得喝酒是一种解脱。一醉解万愁，姗姗仿佛把杨叔叔看成了灵魂的拯救者。而杨叔叔说自己是一个可靠的朋友，一个不是心理医生的心理医生。杨叔叔喜欢与女人打交道，但唯独与自己的女人打不好交道。杨叔叔说与女人打交道虽然辛苦，却其乐无穷。姗姗这晚与杨叔叔一样喝多了，但她婉拒了杨叔叔的护送，她要一个人在外滩走走。外滩的风，此刻吹拂着姗姗，吹拂着她一颗疲累的心。姗姗走着走着，不知不觉走在了姚卉居住的石库门弄堂里了。这是一条曲里拐弯的弄堂，姗姗仿佛觉得自己沉坠到了世界的底部。“姗姗，姗姗……”姗姗听见有人喊她，转身看见姚卉正推着自行车朝她走来。姚卉十分惊讶地说：“你怎么会在这里？”姗姗说：“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两个人相视而笑。姗姗在姚卉的邀请下，去了他的单身公寓。他的单身公寓很小，只一室一厅。姗姗一走进房间，姚卉便迫不及待地亲吻了她。也许是有点微醺，也许是很久没有做爱了。姗姗没有反对姚卉。他们很快坠入了爱河。这是姗姗与何家奇分手之后，第一次与另外的男人肌肤相亲。姗姗觉得自己已经爱上姚卉了，毕竟是老同学姗姗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
自那晚以后，姗姗起先不定期地在姚卉那里过夜，后来嫌姚卉的房子小，姗姗就将祖母的房子与别人换了二室一厅。换了新环境，又是独门独户的单元套房，姗姗便与姚卉同居在一起了。这时候姗姗在杨叔叔那里的工作进度，越来越慢。杨叔叔总是阴沉着脸等姗姗，他不喜欢姗姗与姚卉在一起。他对姗姗尽管连亲吻都没有，但感情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杨叔叔心里窝藏着莫名的怒火。终于在等来姗姗的那天，歇斯底里地爆发出来。“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找情人，逍遥浪漫。我与你说过，那个姚卉不是个东西，你偏要与他在一起。好吧！我不稀罕你给我写什么破书了，你与姚卉去鬼混吧！杨叔叔失控地发泄着，他以为姗姗会向他求情。平时只要他一不高兴，姗姗总是大气不敢出一声的。他知道姗姗善良，但他没想到姗姗的脾气是只要爱上谁，就能够赴汤蹈火的。姗姗被杨叔叔的歇斯底里激怒了。她第一次大着嗓子，冲一个老男人发脾气道：“你以为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管我的私事？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被你监督审讯的。你以为我要听你唠叨碎烦，老实告诉你我已经受不了你，我正要辞职不干呢！“姗姗语速飞快，一连串愤怒的语句，是早已积郁在胸的。但她没想到会这个时候喷吐出来。她不后悔，拿起她的皮包就决绝地朝大门口走去。杨叔叔惊讶得目瞪口呆。他没想到姗姗会这样。他感到自己太冒冒失失了。原来自己还没有真正了解姗姗。了解一个人多么不容易。现在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杨叔叔望着姗姗的背影，沮丧地喊：“姗姗……”姗姗头也不回地走了。杨叔叔知道女人一旦走了，是不可能再回头的。杨叔叔黯然神伤，他总是在女人面前犯这种错误。姗姗与姚卉同居的第二年，他们先后辞了职，远赴澳洲墨尔本留学去了。说是留学，其实不过是学习语言，在那里打工赚钱。姚卉的姨妈在悉尼，姚卉在姨妈家呆了两个月，然后转到墨尔本大学上学。姗姗那时在家里每收到姚卉的信，都会很高兴地引发自己的遐想。她遐想自己在某一天，与姚卉团聚在澳洲南端湛蓝的巴斯海峡。然后听一听维多利亚黄金色沙漠，在风中鼓荡出的清寂乐声。看一看土著们在荒原之上，踏出鬼魅般的足迹。姗姗这么遐想着、盼望着。有一天我去上海，在她家里我看到了姚卉的照片。姚卉长得尖嘴猴腮的，看上去很精明能干。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姗姗与他在一起有一种不安全感。我劝姗姗离开姚卉，姗姗自然是不会听我的。姗姗后来终于把她的遐想变成了现实。在上海秋雨茫茫的十月，她坐上了飞抵墨尔本的航班。第一次出国，她心里无比激动。她感觉着飞机高昂着头颅、腾空而起，越过无数朵白云和五彩的飞鸟，以拥抱的姿势飞向姚卉的怀抱。墨尔本正是春天鲜花盛开的时候，清晨的薄雾散发着草叶的芳香，空气是湿润的，抚在肌肤上给人一阵沁人心脾的感觉。姚卉就带着这种芳香和潮湿，迎接着姗姗。这天姚卉驾着车，在机场通往市区的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般地奔驰。姗姗虽然很累，但车窗外飞掠而过的草茵和繁茂的树木，让她感到兴奋。她想她终于到了澳洲，到了姚卉的身边，到了座落在墨尔本北端巴斯海峡身畔、姚卉租住的小屋。站在小屋百叶窗前翘首北望，巴斯海峡风平浪静，微波涟涟，清漪缠绵，船舶荡在水中显得格外悠闲。姗姗洗过澡，第一件事就是上床睡觉恢复一下疲劳。姚卉陪着她一起睡。他们躺在柔软的床上，紧紧地拥抱着。姗姗把头埋在姚卉的胸膛上。她觉得从前梦想的浪漫，只有与姚卉在一起才能实现，而且终于实现了。接下来的日子，姗姗与姚卉一边学习英语一边打工，日子刷刷地流淌过去。其实，在澳洲生活并不那么容易。原本想来赚钱的姚卉，除了赚些打工的小钱，很难在澳洲施展拳脚发展自己的天地。姗姗也意识到这一点，况且她还思念儿子。于是几年之后，他们又回到了上海。他们还是同居在原来姗姗的住宅里。姗姗把儿子涛涛从母亲家接回时，给儿子的名字从何涛改成了何卉涛。姗姗要把姚卉的卉，加到儿子的名字中，以示她对姚卉的爱和重视。那时候，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超市才刚在祖国大陆起步。姚卉决定一改过去的记者身份，下海经商创办一个小型超市。姗姗拿出钱来支持姚卉创业，也一改过去出版社编辑的身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创办超市的筹备之中。他们终于在徐家汇租到了仅400平方米的店面房，友友超市便隆重开张了。姗姗第一次当上了超市的总经理，对这个新鲜陌生的工作，姗姗常常忙碌得废寝忘食。那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个五岁的女儿。我与丈夫许杰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但每当我出差到上海时，姗姗就会津津乐道地与我讲些生意场上的事，以及她如暴发户那样地很快富裕了起来。我便惊讶姗姗的能力，也不敢再劝姗姗离开姚卉。同时对自己一直不变的工作环境，也开始产生了换换环境的念头。有一天我走在淮海路上，在巴黎春天附近忽然邂逅了王大哥哥。多年不见，王大哥哥已不是从前拉胡琴时的王大哥哥了。他的头发过早花白，脸色看上去也很憔悴。他说他有心脏病，只拿一点点病假工资在家休养。然而他没忘记向我打听姗姗。他说姗姗是个好人。我告诉王大哥哥姗姗去了澳洲又回来了，并且做了超市的总经理。王大哥哥很是惊讶，他说没想到姗姗会有这么大的造化。王大哥哥向我要了姗姗的地址和电话，王大哥哥说要去看看姗姗。我的姑母一直反对姗姗与姚卉同居。姑母与我说他们要么结婚、要么分手，这样同居算什么呢？姑母是传统想法，但也不无道理。只是姗姗与姚卉，也许无法谈到婚姻。但据我的观察和感觉，多半是姚卉不想结婚。姗姗爱上了姚卉，便让自己做出奉献和牺牲。姗姗是有牺牲精神的。那天姗姗很甜蜜地与我说：“你知道吗？爱一个人就是奉献，就要为他作出牺牲。”我望着她甜蜜的笑容，笑而不答。王大哥哥后来果然去找了姗姗。姗姗与我说：“你知道吗？王大哥哥如今好可怜，经济条件也很差，我一下捐助了他伍仟元钱，他感动极了。”我并没有为姗姗的举措惊讶，姗姗对她爱过的男人总是不错。这天我与姗姗一起去了刘小琴的酒吧。我想这两个从前弄堂里最不被认可的女孩子，如今却是最出人头地的。旧邻新交，姗姗与刘小琴谈得很投缘。而我对生意是外行，只能给他们当听众。我心里想如果祖母还活着，看见姗姗那么能干，该会多么高兴。我还想如果刘蔚琴还活着，一定比妹妹刘小琴更能经营生意。那天晚上我离开上海，坐在回家的火车上想，我是否应该像姗姗那样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呢？比如出国留学、比如下海经商、比如离婚同居？我的想象就像奔驰着的火车，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憧憬。后来姗姗被姚卉抛弃的时候，我已经在美国伯克利加大留学读博士了。我对姗姗的了解也只能通过电子邮件，或者MSN对话框对话。其实姗姗与姚卉同居将近十年了，家里人和亲戚朋友都把他们看成了事实上的夫妻。姗姗虽然没办法让姚卉与她登记结婚，但她一直尽着做妻子的责任。她完全没想到姚卉会携财而走，与超市里的打工妹私奔，把他们近十年的恩情付东流。那天姚卉携财私奔而走时，姗姗正在刘小琴的酒吧开初中同学会。姗姗很高兴地与刘小琴说着姚卉如何如何疼她对她好，让刘小琴听得很是羡慕。应该说，姗姗召集这次同学会是成功的。初中班五十个同学，除两个已去世的，其余四十八位全来了。三十年后，大家聚在一起开心着、感慨着。姗姗即兴为“同学会”写了一首《重逢》：姗姗写完诗又朗诵完后，同学们都被姗姗的才华惊讶极了。想当年姗姗在班里既不是班干部，也不是语文课代表。谁也没有把她当一回事。如今姗姗终于得到了全班同学的认同，姗姗心里很高兴。聚餐时，姗姗喝了很多酒。她想酒真是个好东西。如果没有酒，这世界将会失去多少乐趣。因此，姗姗非常感谢仪狄和杜康这两位酒的鼻祖。没有他们，谁知道世界上还有酒这么好的东西可以陪伴寂寥的人生。说起酒，话就多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但议论得最多的是唐朝诗人李白。李白的酒是出了名的。杜甫为李白写过一首诗曰：“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姗姗小时候把这首诗背得滚瓜烂熟，弄堂里的女孩子都知道姗姗背来背去，就只会背这一首诗。那天姗姗开完同学会后，有点微醺地回到了家里。她躺到床上便呼呼大睡，一觉醒来发现姚卉没有回家。姗姗心里有些急，她不知道姚卉去了哪里？姚卉的手机是关的，他的单身公寓也没有人接电话。于是天没亮，姗姗就去超市上班了。值夜班的小李说：“姚董事长昨天没来过店里。”姗姗马上意识到出事了，但她一时还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等到她心跳加速地坐到办公桌前时，一张白信笺赫然入目：“我走了。我与王莉去另一个城市发展了。”这张纸条如一个晴天霹雳，姗姗有点受不了。十年的同居生活，就这么剩下一张薄薄的纸条。更可恶的是姚卉将超市的大部分资金转走了，留下来的是欠债和固定资产。也就是说，姗姗如果追不回姚卉转走的资金，那么超市债台高筑，必定是马上倒闭的。姗姗一下病倒了，这个打击对她太厉害。很长一段时间，姗姗都神思恍惚。不收拾房间，也不打扫卫生。床上摊着姚卉没带走的衣服，晚上下班回家，她就把自己陷在衣服堆里昏睡。有一天，刘小琴来姗姗家里找姗姗，进门就嚷起来：“姗姗，你怎么啦！”姗姗沮丧地说：“为什么我会成为这样的人呢？”我坐在“美美百货”宁静的咖啡吧里，等来了姗姗。她一见到我就说：“嗨，你好，上海。”这是我网上与她对话的网名。我一边应着她，一边为她要了一杯焦糖玛其朵咖啡。我说：“看你的气色还不错，你还是挺过来了。知人知面不知心，以后再找男朋友要当心些。”姗姗说：“不找了，我再也不要找了。”我说：“你还年轻呢！”她说：“江山好改本性难移，再找男朋友我还是那副德性，不如单身，自由自在的少一份牵挂。”姗姗一边说，一边咕噜噜地将一杯咖啡，一饮而尽。然后又说：“小时候祖母喜欢你是有道理的。你沉稳，遇事不急不躁。对人既不热情，也不冷漠。我要是有你的一半就好了，就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样子了。姗姗说完神情沮丧地盯着我，让我感到惭愧。其实在我眼里，表姐姗姗是很能干、聪明而有才华的。只不过她比我活得虚无、活得感性、活得固执又任性。我和姗姗在咖啡吧闲聊了一会儿，就把“美美百货”的每一层都转了个遍。姗姗先是在化妆品柜台买了玉兰油系列产品，接着又到女装部买内衣、裙子、套装，买东西让她开心。我到男装部为我丈夫许杰选一套西装时，她不无遗憾地说：“要是姚卉在，我就给他买一套回去。”姗姗无意中流露出了对姚卉的眷恋之情。这让我忍不住说：“你还想他？这种人不值得你想。你再这样想他，会一事无成。”姗姗听了我这番话，一反常态地把积郁已久无处发泄的脾气，冲我发泄了出来。她说：“我是一事无成，我比不得你，你是美国名牌大学的博士，我什么也不是。你开心了吧！”我说：“你真是无理取闹，瞎说个什么啊！”姗姗说：“我就喜欢瞎说又怎么样？”姗姗说着气冲冲地拎着她买的东西，兀自走了。我望着她远去的背影，觉得虽然与她从小一起长大，却是越来越不懂得她了。也许，我从来就没有懂得过她。我有一种被表姐抛弃了的感觉。我的心里很不好受。我在淮海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随便找一家宾馆就住了进去。这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担心姗姗，却又真正不知道了如何才能与她沟通。姗姗的情绪是不稳定的。她处在忧郁与烦躁之中，有点中年妇女更年期的味道。然而姗姗离更年期的年龄，还十分遥远。这会儿，我在睡梦里看到小时候的姗姗。那个喜欢写字的姗姗，那个大声朗诵《红色娘子军》片段的姗姗。姗姗的遭遇，让我再次想起吴清华的苦难遭遇。吴清华飞奔在舞台上的脚尖舞，让我看见一张忧伤的面孔，正穿越冰川峡谷，展示她从前的美丽。于是我在梦中如蝴蝶张开翅膀，从一个故事飞向另一个故事。淤积在岁月中的回忆，时间游丝般地行走。一件老旧衣服的颜色，一段乐曲的旋律，一张褪了色的相片，甚至是夹在日记本中发黄的树叶，都可以将我带回到过去的时光里。我在过去的时光里，想着姗姗与我。想着我在姗姗的辫子上，插上鸡毛的恶作剧；想着我花祖母的钱，买漂亮的裙子；想着我给七号墙门里的一个男生，写了人生中的第一封情书。那时候我被祖母呵护、喜欢，确实比姗姗过得滋润、幸福。为此，我对姗姗总是心怀内疚。我想姗姗身上所有的特点，比如热情、比如自卑、比如固执，都是来源于小时候的不被认同，而她是那么地想被人认同。早上我还没有起床，姗姗就来电话了。她向我表示歉意，说不该莫名其妙发这么大的脾气。接着，她说她已经在办公室了。今天有几笔业务要谈，晚上她要请我吃饭。她说人活一口气，她就要为自己争一口气。我在电话中嗬嗬地笑起来，我说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说姗姗你实在是开不败的花朵，比我强。姗姗说，你又要瞎说了，我要是比你强就不会沦落成这个样子了。你知道吗？我这一生都是在与你比，结果我还是比不过你。我认输了。我被姗姗的这番话，弄得一时语塞。搁下电话后，我久久不能平静。原来姗姗成为这个样子的姗姗，都是因为我的缘故。我成了罪魁祸首还是功臣巧匠？不过姗姗成为这个样子，无论别人怎样认为，我都觉得她比我好，比我可爱。只是姗姗自卑，她总是看不见自己的优点，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糟糕、最倒霉的女人。而我觉得她经历着自己的经历，即使苦难也是一笔财富。这个晚上，我的丈夫驾着他的“宝马”轿车，从杭州开车来上海接我回家。他一见到我，与姗姗一样一开口就喊我的网名：“你好，上海。”我们一起去了我小时候生活过的弄堂。走在弄堂里，我把头靠在他沉实宽厚的肩膀上，心存无限的爱恋与柔情。我说亲爱的，我要永远爱你。丈夫拍拍我的头说：“你怎么了？”接着他又说：“这就是你小时候与姗姗居住过的地方？”我说是啊！丈夫说姗姗好悲哀的。丈夫的话触动了我的神经。我把头更深地埋在丈夫的肩膀里，声音柔柔地说：“你会永远爱我、疼我吗？”丈夫没有作声。他从来不像我喜欢把话说满了。他不说，只是嘿嘿地笑。等到走出弄堂，他驾着“宝马”车开在淮海路上时，忽然大声地冲着车窗外说：“嘿！你好，上海。”发表于《大家》杂志2005年第4期，（双月刊，7月出刊）![]()
顾艳，国家一级作家，旅美学者。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已出版著作29部，曾在《人民文学》《作家》《大家》《钟山》《花城》《上海文学》《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作品。有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散文选刊》、《诗歌选刊》等刊物选载。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杭州女人》《夜上海》《灵魂的舞蹈》《辛亥风云》；小说集《无家可归》《艺术生涯》；传记《译界奇人——林纾传》，《陈思和评传》；诗集《火的雕像》《顾艳短诗选》；散文集《岁月繁花》《一个人的岁月》；以及译著《程砚秋与现代京剧发展研究》等，有作品被选入各种选本和年选，曾获多项文学奖。现居美国华盛顿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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