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像基督教这样有着普世精神的宗教,都以极大的热情向远方派出传教团。这些使团往往会以极大的热情和坚定的意志,向着遥远的远方矢志不渝地传播信仰。其结果是在遥远的地方归化一些外族的信徒,让他们具有双重文化的身份,并使其成为不同文化间的使者。扫马出生当时的国际大都会 被称为汗八里的北京
元朝初年的拉班-扫马,就是一个信奉景教的畏兀儿人。他在13世纪末的传奇之旅,串联起了亚欧大陆上各个主要强权和著名君主,他本人还见证了蒙古西征和十字军东征的尾声。这位畏吾儿使节很可能是中世纪走的最远的畏兀儿人和元朝人。大约在公元1225年,扫马出生在当时北京的一个景教家庭。他的父亲昔班出身于畏兀儿贵族家庭,曾在北京当地的景教会中任职。由于身处东方的环境之中,历经数百年发展的东方基督教分支早已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所在环境的色彩。景教本身就被正统的基督教视为异端:其特点是不崇拜圣母玛丽亚、认为耶稣作为人的本体不具备神性、不拜偶像、允许祖先崇拜、不承认死后涤罪说,再加上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加剧了景教的弱势地位。这种弱势地位决定了中亚和东方的景教有很大的包容性,在很多时候愿意迁就传播地的统治者与当地牧民的文化习俗。比如在汉文的景教文献里,经常出现儒家和佛教的概念用语,宗教的文献往往被翻译成汉语的韵文。景教画砖
正因如此,经过数百年的传播之,在拉班-扫马的时代,分布在中亚和东亚的景教已经高度本土化。最早尝试归化突厥部落的传教士,来自中亚景教社区的粟特裔商人与教会人员。他们会把景教的传统与突厥人、蒙古人的游牧习俗结合起来。比如为了方便传教,传教士将十字符号和突厥人原始信仰里的“万”字符号结合起来。哪怕牧民们不懂十字的宗教含义,也会把这些十字做成护身符或者腰牌,甚至刻在额头上。景教与蒙古高原原始信仰的结合
景教原本有斋戒的传统,但在草原地区,人们的主要饮食就是肉和奶,很难按照正统的方式斋戒。所以传教士就允许牧民们以奶来代替素食。但这样的高度本土化和随意世俗化,结果就是景教徒的教仪变得散漫。他们不懂得用叙利亚文祈祷,即便有用叙利亚文写成的经典但却无法解读其含义。在婚姻上,他们和蒙古人或汉人一样,允许一夫多妻。就连那些向蒙古王公子弟们传授教义和福音书的天主教徒,虽然懂得关于经典的知识,但也是非常的入世。醉心于妻子儿女和现世的名利而不能自拔。蒙古高原上的景教画作
所以在西方旅行者的眼里,景教徒的习俗已经被鞑靼化或者撒拉森化。在这样喧嚣而功利的大环境下,年轻的扫马被认为适合从事教职,他不流于时俗,而是苦心研读典籍。在23岁那年,他接受洗礼成为了教徒,后来他前往位于今天北京房山的景教寺院闭观7年,这座十字寺原本是一座佛教的庙宇,始创于东晋,唐贞观十二年( 公元 638 年) 重修,辽代再修后更名为三盆山崇圣院,到了元代改为景教教堂,元顺帝赐名十字寺。房山景教十字寺的遗址至今尚存,虽然房舍无存,但房基仍可辨,特别是留存下来两块汉白玉石碑,记载了它的过去。一块石碑为辽代《大都崇圣院碑记》,立碑时间是辽应历十年(公元 960 年) ,一块为元代《大元敕赐十字寺碑记》,立碑时间为元至正二十五年( 公元1365 年) 。两块石碑相距400多年,寺院性质也由佛教转成景教。这里的潜心修行,为日后在外交和宗教场合的随机应变打下了极好的基础。在苦心潜修七年之后,获得了一定的名声,吸引了一批听众,其中有,一位汪古部贵族的后裔马可,听闻了拉班的大名。于是也来到了他的门下,两人一边耕种、一边修行。扫马之所以被称为拉班•扫马,也是因为“拉班”在叙利亚语中有大师、长老之意,所以拉班-扫马的意思就是“扫马先生”,这是对他学历和见识水平的肯定。蒙古帝国的扩张 让他们成为了丝绸之路的控制者
1275年,扫马和马可以受到上帝的感召为名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两人将物质财富施舍给贫人,然后前往元大都寻找同伴、置办行装。虽然大都本地的基督徒劝他们“神的国度就在你们心中”,但却无法阻拦注定要踏上远行之路的二人,于是大都本地的基督徒纷纷祝愿二人平安启程,“愿你们想要找寻的主和你们同在。”在这种跨文化交流的历史上,僧侣发挥着易被忽视,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在普遍对宗教怀有敬畏的古代,僧人以宗教为掩护,可以从容地往来于各种势力之间。他们也可以选择为不同的政权充当使者、间谍与情报人员。当时蒙古贵族中很多人信奉基督教,包括忽必烈的母亲唆鲁忽帖尼也是如此。受此影响,且不说忽必烈对景教有好感,但至少不完全陌生,可能会抱有一些好感。而且从其他文献的记载来看,扫马和马可也接受了忽必烈的诏令,很可能有受命和罗马天主教庭建立联系的目的。在打通了丝绸之路后,蒙古人兴建的驿站和邮政系统,极大地便利了扫马和马可的西行之旅。他们途经山西的霍山府,遇到了马可的同族、汪古部王子孔不花和爱不花。孔不花是蒙古帝国第三任大汗贵由的女婿,而爱不花则是第五任大汗忽必烈的女婿。他们劝说二人道,我们正在费力地从西方邀请主教和教士,你们却要离开这里到西方去,意思是大可不必历经旅途劳顿,但是 拉班·扫马仍然坚持不懈地回答: “我们是出世的人,因为与世俗的人相处,将会失去此心的清净和平。我们为着消灭自身的罪业,为着以身作尊贵牺牲的基督的爱,才舍弃世间的一切。离开山西地区后,到达“唐古特”,也就是西夏故地中兴府,受到了当地景教社团的接风洗尘。其实在一路上,有不少人都在向扫马暗示旅途的艰险,但是扫马对前途表达了坚定的信念和希望: “我们摆脱尘世,出家为修士,已是历有年所。此身既已超然物外,就无所谓艰难,亦无所谓恐怖,只求你们本着基督的爱,为我们祈祷平安”。在补充足体力和给养后,扫马和马可又经过河西走廊,穿越渺无人烟的沙漠,踏上了汉唐时代的丝绸之路的南道。在近两个月时间里他们忍受了缺水和干渴的折磨,在漫长的时间中,仅有8天可以找到能饮用的甜水。唐代西域本地的景教徒
在那里,扫马和马可赶上了忽必烈和他的敌人的激战,战争规模巨大、商路阻断、谷物颗粒无收。为了躲避战乱,两人在于阗地区停留了6个月后,才来到了喀什噶尔,还是因为大战的原因,繁荣的南道重镇变成了一座空空荡荡的鬼城。接下来,使团从重镇喀什葛尔翻越崇山峻岭,一路辗转来到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塔拉兹,也就是唐朝时发生过大战的怛罗斯。行程中的扫马 和当时的大部分商队并无不同
在那里,扫马和马可见到了窝阔台汗国的海都汗,在奉上了给海都汗的祝福后获得了海都颁发的通行护照,因此一路上都比较顺利。他们沿着丝绸之路的古道继续西行,进入伊利汗国统治下的波斯地区,途径马什哈德、马拉盖和大不里士。按照原计划,他们的目的地是先前往阿塞拜疆,然后转向取道去巴格达,然后再辗转前往耶路撒冷,但是因为沿途的战乱,扫马和马可再次停下前行的脚步。正巧,他们在阿塞拜疆的马拉加城,遇到了景教大总管马屯哈,对于远道而来的东方信徒,马登哈感到惊喜而意外,在鼓励二人、给予他们介绍信之后,他们结伴而行、瞻仰了巴格达、摩苏尔等地的圣徒遗迹与圣墓,然后静待时变,准备前往基督教的圣城耶路撒冷。可还是因为战争阻隔交通,两人终究没有成行。
在伊尔汗国等待的期间,扫马和马可的命运迎来了巨大转机:马屯哈发现他们会讲蒙语和突厥语,又来自元大都的蒙古大汗身边,而当时控制亚欧大陆的无不是蒙古系的诸大汗,于是马屯哈便想让他俩为远东的传教事业服务。
在当时,不止一个宗教流派都在争夺各个蒙古派系势力的上层,希望对这个武力惊人但文化落后的征服者施加影响,进而影响世界的文化版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景教大总管马屯哈告诉二人,虽然你们没有去成耶路撒冷,但你们不远万里来到中东,而且游览了两河流域的诸多圣迹,其功德也不在朝圣耶路撒冷之下,在马屯哈的劝说奖掖之下,公元1280年马可被任命为当时中国北部两大教区“契丹城市和汪古部”的大主教。任命扫马为巡察总监,马可当选大总管后,阿八哈汗手挽马·雅巴拉哈(也就是马可),对他说: ‘成为强者和支配者吧,愿上帝与你同在并支持你。按照原计划,扫马和马可两人便动身返乡。但在二人准备启程回国时,因为忽必烈和海都交战的缘故,沿途交通被全面“封死”,所以他们继续留在了伊尔汗国。行程中的扫马 和当时的大部分商队并无不同
这段往返于巴格达与波斯的时间,扫马获得了伊利汗国的新任统治者阿鲁浑汗的赏识和重用。在成吉思汗去世后,蒙古四大汗国的关系逐渐疏远乃至陷入敌对。他们名义上承认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大汗”地位,实际上天各一方。占据波斯的伊尔汗国,暂时和元朝保持着相对密切的联系。好景不长,阿八哈驾崩之后,扫马和马可经历了一段动荡的岁月。阿八哈的继承人是阿合马,阿合马的继承人是阿鲁浑,阿鲁浑是一个基督徒,他不仅希望借助忽必烈的力量牵制察合台大汗和北方的金帐汗国,也希望联合的欧洲基督教诸国征服穆斯林控制的叙利亚部分地区,缓解来自侧后方的压力。所以阿鲁浑经常对基督教徒施行善举和善政,以便传教士和旅行者们向西方传播自己的美名。随着克烈部、汪古部和乃蛮部等突厥系大部落与基督教的广泛地接触,以耶律大石和中亚的景教部落为原型的传说也一路向西、以讹传讹。最后走形,变成了亚洲腹地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基督教霸主——约翰王。中世纪欧洲人笔下的蒙古四大汗国
大约是在1145年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叙利亚主教加巴拉向教皇尤金三世报告,远东有一位约翰王,是一位虔诚的景教徒。他战胜了波斯和米底,夺取了埃克巴塔纳,并向圣城耶路撒冷进军。但此时底格里斯河的河水上涨,使得大军无法通过,只好暂时撤军东返。从那时起,西方世界就有了联系远方的基督教势力、从东西两侧夹攻穆斯林的宏大构想。在现实中,阿鲁浑汗对国内的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很宽容,最后这位大汗自己也希望联合欧洲基督教诸国牵制马穆鲁克王朝,所以西欧国家就将对约翰王的期待从西辽转移到了蒙古人的头上。欧洲人一直在寻找他们朝思暮想的约翰长老
随着几次十字军东征都遭遇了巨大挫折,西欧的基督教世界更加渴望获得加击穆斯林的外援。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欧洲的。由于扫马温文尔雅,知书达理,既通晓基督教教义、而且能和欧洲人言语互通,有利于在西欧人面前扭转蒙古人粗鲁野蛮的形象,所以阿鲁浑汗派出了这位学识渊博、兼通东方、中亚和基督教礼节的特使西行。扫马的行程中将多次依靠热那亚人的贸易网络
1284年,他率使团并携带阿鲁浑可汗写给拜占庭皇帝、法兰西国王、罗马教皇等欧洲领袖的书信,正式向西进发。1287年3月,扫马带领使团从巴格达出发,沿传统商路西北行至黑海北岸,然后在热那亚人的殖民地卡法上船,船上的乘客主要是拜占庭希腊人,拉班-扫马就在航海的途中给他们讲解教义,获得了希腊人的尊敬,在穿越海水青黑的黑海之后,使团终于到达了拜占庭帝国都城——位于亚欧交接之地、有“万城之女皇”之称的君士坦丁堡。嫁给阿巴哈汗的玛利亚
在此之前,蒙古人已经开始与拜占庭地方势力的合作。比如拜占庭尼西亚帝国的皇帝米海尔八世看到了蒙古人的强大实力,为了在困境中求得生机,就与蒙古金帐汗国订立盟约,并将自己庶出的女儿玛利亚嫁与伊尔汗国的阿巴哈汗。还把另一个庶出的女儿嫁给了金帐汗国的那海汗。米海尔八世的和亲也得到了投桃报李,那海大汗之后派出了军队防御保加利亚人对拜占庭的武力威胁。此后拜占庭和蒙古各派系势力的联姻和合作延续了约80年。当时迎接扫马的是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二世。这个君主在位期间,拜占庭的货币海佩伦一再贬值,拜占庭的经济入不敷出。为了增加国库储备,他一面提高赋税,一面解散了拜占庭舰队。通过授予贸易特权的方式,收买热那亚舰队为己所用。但他却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战争中下错了筹码,因为热那亚战败而遭到了威尼斯的报复与打击。在东面,拜占庭帝国在小亚细亚的领土也是一再后退。未来,这个老皇帝还会被自己的亲孙子小安德罗尼库斯废黜,并被送进修道院过完余生。这样的国势,显然不足以响应蒙古对穆斯林的战争计划了。再加上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在东正教和天主教世界间制造的巨大不睦,蒙古-拜占庭-西欧的联合作战计划就更是镜花水月了。残破的圣索菲亚教堂都让扫马赞叹不已
虽然国势山河日下,但有着学者气质的拜占庭皇帝和精通神学的拉班-扫马很谈得来。在皇帝的带领下,拉班扫马参观了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抬头瞻仰了教堂穹顶上的巨幅圣母玛利亚画像。虽然十字军破坏和劫掠的痕迹依旧可见,但是色彩斑斓的大理石装饰和众多窗口营造出的光影效果,还是让拉班扫马叹为观止。让其感觉仿佛置身于梦境一般,随后拉班-扫马还参观了查士丁尼大帝和君士坦丁大帝用巨石修建的陵墓和墓顶雕塑,和破败但依旧美丽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一样,这都是拜占庭荣耀的残影,扫马对在君士坦丁堡的见闻进行了详细的记载。
受到希腊人的热情接待之后,扫马使团再次踏上了旅途。他们乘船航行两个月,穿越了蔚蓝的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经过了一片散发着硫磺气息的海域,此地附近就是历史悠久的埃特纳岛火山。最后,使团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港登陆。在意大利地区,使团一行人还为古代罗马的巨石建筑遗迹所震惊。在经过南意大利的时候,扫马赶上了阿拉贡的詹姆斯二世和那不勒斯的查理二世在索伦托湾展开的海战,虽然只是旁观者,但两军交战不伤平民的作风,给远道而来的扫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此战爆发于1287年6月24日,根据历史记载和后人考证,1287年的6月17日埃特纳火山确实发生了大喷发,这一细节,也印证了扫马游记的真实度。
当他们从那不勒斯登陆赶到罗马时,原先的教皇鄂鲁诺四世已经驾崩。由于新教皇尚未选出,所以接待他们的是12位红衣主教。基于正统教派的优越感,一个名叫哲罗姆的红衣主教对这位中亚面孔的使节百般刁难。他们从景教的师承关系、三位一体等经典命题出发,首先盘问列班·扫马“师承哪位使徒?”列班·扫马答:“圣多马、圣亚代和圣马利给我国传播的福音,并教给我们礼仪。”他又问“你是一个基督教徒、天主的神职人员,何以竟作为蒙古国王的使节来到罗马?” 列班·扫马回答:“我们的许多神甫曾到蒙古人、突厥人和汉人中传教,现在有许多蒙古人受洗入教,有些蒙古王子和王妃也已受洗入教。他们在军营设有教堂,朝廷尊敬和信任基督教徒,并加以重用,但是从罗马教皇那里未向我们东方人派去过任何人。现在,阿鲁浑汗和我教务大总管志同道合,相交极为亲密。我奉派的理由,就是为了收复圣地耶路撒冷,故来求罗马教廷的援助。”
列班·扫马变被动为主动,巧妙地回答了他不甚友好地“盘问”,他将讨论的重点从教义转移到了世俗的军政目的,不辱使命的他慷慨陈词:“我从远方来此不是为了讨论神学问题,更不是为了宣扬我个人的信仰,而是为了晋谒罗马教皇和参拜圣徒遗物,为了递交伊尔汗国王和大总管的信件。希望我们结束这场辩论,如果你们愿意派人指引我们瞻仰这里的教堂和圣徒的灵墓,在下等将不胜感激。”虽然双方对圣父-圣子-圣灵关系的理解上有不同看法,但是红衣主教们也很认可扫马的雄辩口才以及渊博学识。因为新的罗马教皇还没有被选举出来,在参观了圣徒的陵墓以及圣迹之后,为了不辱使命,扫马决定前往当时的西欧强国法兰西,拜会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在那里也许有扫马想要找寻的外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
一行人途经托斯卡纳和热那亚,在9月间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法兰西的都城巴黎,向有“美男子”之称的法王腓力四世呈交了阿鲁浑的信件及礼物。相比于发动烧钱远征的路易九世,腓力国王更加精明,对于远在东地中海、对于法兰西直接利益的十字军东征缺乏兴趣。此时他已经迎娶了纳瓦拉的女王胡安娜,忙于积极扩大王室的直属领地和王室实力。年轻的菲利普国王给扫马先生以很高的礼遇,他甚至感叹道:连并非基督徒的蒙古人都愿意为夺取耶路撒冷而战,那么我们就更应该为这个目标而战了。腓力四世还承诺派遣大臣回访阿鲁浑,这批所派大员共四名的名单和支付给他们的旅费清单,在《圣殿骑士团札记》中有详细记载,他们很可能在罗马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与扫马一行汇合,并与一同来到伊尔汗国。并答应派军队帮助阿鲁浑夺取耶路撒冷,甚至愿遣使携带他的复信去见阿鲁浑大汗,但口头的承诺和实际行动之间无疑是存在着距离的。但是所有人都不知道,20多年后,正是这位风度翩翩的美男子,会对在全欧洲各地有巨额财富的圣殿骑士团痛下杀手,并没收骑士团聚敛的巨额财富。正在进行哲学讨论的巴黎大学
访问期间,法兰西国王派出一个爵士带着扫马参观西欧的著名学府——巴黎大学,这让扫马成为了极少数能够目睹中世纪欧洲学术机构的古代中国人。扫马看到巴黎的大学城中有众多的教授、讲师和学生。他们每天都要研习修算术、辞学、雄辩术、几何学、哲学、天文学和医学等从古希腊时代继承下来的学科,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研究和训诂不同版本的《圣经》,他们所有的教学费用和生活开支都由国王承担。钤有“辅国安民之宝”方印的致法王腓力四世书(1289)
之后,扫马又参观了第四次十字军从君士坦丁堡劫掠来的耶稣的荆棘冠冕等圣物,圣物保存在一个精致的绿宝石匣中,以及著名的圣丹尼教堂——这里有历代法兰西国王的精美棺椁、王冠、甲胄和死者卧像等物品,法国国王还安排了500个僧侣在先王的陵寝前日夜祷告,祈祷国王身体安康。在参观完大学和著名教堂之后,法国国王向扫马展示了他们收藏的钉死耶稣十字架的十字架碎木片,以及保存在绿宝石盒里的耶稣死亡时头戴的荆棘冠,这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从君士坦丁堡虏获之物。在巴黎逗留和游览了一个多月后,扫马带着使团继续向西南来到了英格兰位于欧洲大陆的领地——加斯科涅地区,这是英格兰国王在欧洲大陆的领地之一,扫马在此拜见了著名的英格兰国王——“长腿”爱德华一世。英王爱德华一世让远道而来的贵客领弥撒,体现了对这些使者的重视与尊敬。在获悉阿鲁浑大汗约请欧洲各国共同收复失地后,国王表面上非常高兴。当他们谈到耶路撒冷时,英王更加高兴。他说,我们欧洲诸国王都把十字架的徽章带在胸前,这充分说明我们对于耶路撒冷是如何的关切,现在闻悉阿鲁浑王也 同我 们一样在考虑这个问题,令人感到兴奋。爱德华一世并请扫马举行弥撒大典,他与诸大臣皆来参加,并领受了圣餐。同日,爱德华一世还大摆宴席招待使团人 员。随后命人导引扫马一行参观各教堂和圣地,又送给扫马一行许多礼物和路费。著名的英王爱德华一世
但是实际上,精明的武士国王爱德华正忙于吞并威尔士,准备将这片桀骜不驯的凯尔特人保留地强行并入英格兰。他虽然让自己的王子、未来的爱德华二世获得了“威尔士亲王”的头衔,但是威尔士地区的大小武装叛乱依旧断断续续。此外,早在公元1270-1272年之间,还是王子的爱德华就曾带领1000人的英格兰十字军到达过圣地的港口阿卡。他亲眼目睹了十字军势力在地中海东岸的萎靡不振;也是在阿卡城期间,蒙古人曾经从北方对阿卡发动过一次袭击,协助爱德华一世对哈兰城发动劫掠。但是这两次军事行动都无果而终。后来塞浦路斯的十字军国王和马穆鲁克苏丹拜巴尔签订了10年合约,让年轻的爱德华气愤不已。不久,他还遇到了穆斯林刺客的暗杀:一个刺客将一枚疑似喂过毒的匕首插入爱德华的手臂里。这让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身体虚弱,提心吊胆。在归国的路上,爱德华又收到了父王驾崩的噩耗。爱德华在年轻时候就参与过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
所以年轻时在圣地的不愉快回忆,还有当下的迫切政治需要,都让爱德华国王对扫马一行人仅仅是虚与委蛇。英法君王的实际态度,已经暗示了十字军运动已然接近的尾声。不过和在法兰西时一样,爱德华国王还是让臣下带着东方来客们参观了国内的重要城镇和圣迹。群山环绕的港口城市 热那亚
扫马于当年12月再次来到了意大利北部的航海共和国热那亚,这个著名的海港城市被山地所环抱,这里富裕的市民组建了闻名地中海的商船和海军舰队,并在地中海世界建立了自己的商业霸权。拉班-扫马看到,热那亚城的核心区域如同依山而建的古希腊剧场一般,城市一年四季都见不到落雪,植物四季常青,城中还有一种一年七次结果的葡萄树,使者们在这个四季常青的花园城市里度过了冬天,同时等候罗马的消息。但是一路上的经历也让扫马隐隐意识到:欧洲各国的君王已经不想发动十字军东征了。扫马与教廷人员约翰相遇。约翰是奉已故教皇之命去德国执行任务滞留在这里的。扫马向他诉说道:我是奉阿鲁浑汗及景教大总管之命来与罗与教皇商量耶路撒冷问题的,可是经过了一年,新的教皇仍未选 出欧洲的王公们无意于东征。我回去无法向阿鲁浑大汗及人民交代。约翰答应把这些事全告诉罗马,并促尽快举行教皇选举。但约翰还未回到罗马,曾严厉话 问过扫马的那位红衣主教罗哲姆已当选为教皇,史称尼古拉四世。第二年春天,新任教皇尼古拉斯四世继位并接待了扫马一行。扫马向他递呈了阿鲁浑王及大总管马可送的礼物及书信。新教皇对阿鲁浑王优礼基督教和准备约请欧洲各国共同收复失地的举动表示感谢。教皇特意为列班·扫马一行举行圣餐礼,以示礼遇。经过教皇同意,列班·扫马还用东方景教的仪式,举行圣餐礼作为回报,双方求同存异,教皇感叹道:我们语言不通但风俗相同,对彼此的圣餐礼都感到十分满意。在扫马在详细观看了一系列复杂而隆重的复活节庆典并交流了彼此的宗教仪式后,扫马带着教皇赏赐的一大批信件及宗教圣物(包括一小片耶稣基督的衣服、圣母玛利亚的披肩碎片、意大利本地圣徒的骸骨碎片等等)踏上返程。在腓力国王的公使团陪同下,扫马离开罗马,经热那亚顺原路返回。13世纪伊尔汗国罗马教皇之间来往的信件
回见阿鲁浑汗之后,扫马呈上教皇及欧洲各国王给阿鲁浑的复函和礼物,并详细汇报了欧洲之行的所见所 闻,阿鲁浑汗对扫马顺利完成出使任务非常高兴,专门给予了嘉奖。阿鲁浑大汗满心欢喜,他感谢拉班·扫马: ‘我们让您受了大累,将来我们不会再让您离开我们,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在宫殿为您建一所教堂,您将于彼主持、诵祷。’”拉班·扫马却将这一荣耀让给了马可· 雅巴拉哈三世。他从罗马还带回了教皇尼古拉四世给马·雅巴拉哈三世的礼物和信函,在信中,教皇承认了马·雅巴拉哈为东方基督徒的主教。所以拉班·扫马对阿鲁浑王说: “如我主命马·雅巴拉哈大总管来接受教皇赐他之礼物和他指定给他之神圣祭袍,他能建起君王欲在其王国之门建的那所教堂,并任圣职。”扫马带往欧洲的信件现存与否不得而知,但罗马教皇给马· 雅巴拉哈三世的信,复阿鲁浑的信两封,致两位蒙古王妃—阿八哈之妃、乞合都之母秃黑丹,和写给扫马等人的书信副本还保存着。其中,致阿鲁浑汗的第二封信涉及扫马出使目的这一论题较为重要。尼古拉四世在这封信中说听扫马等使者言,你们愿意在收复耶路撒冷后在此城受洗我们则认为,您应即刻受洗,这样 借助主的帮助将能更容易解放耶路撒冷。此后,阿鲁浑汗又两次遣使前往欧洲寻求帮助,但所有的努力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均是无功而返。此后,扫马也随侍于阿鲁浑身边。当阿鲁浑汗的帐幕移动时,扫马主持 的那座教堂也要随之移动。扫马年事已高,不堪其苦,便请求在马拉加修建一座大教堂1294年,扫马老人最终病逝于阿尔伯拉。扫马去世之后,马可的传教事业遇到了极大的阻力,究其原因,是因为景教的兴衰极大地取决于君主的喜好臧否。到了合赞汗的时代,随着合赞汗改信伊斯兰教,伊尔汗国境内的基督徒不断遭到迫害,马克也失去了对伊尔汗国君主的影响力,最终,马可也于1317年去世,玄奘西行最终东归唐土,而扫马西行最终埋骨他乡,他们都没有再返回东方。而与欧洲国家夹攻穆斯林势力的理想,则随着十字军国家的最后沦陷,以及合赞汗对伊尔汗国的伊斯兰化政策而不了了之。马・雅巴拉哈三世晚年还多次遭遇伊斯兰化的伊尔汗国君臣的冷遇乃至武力威胁。在历经了三次危及生命的危机之后,1317年马可老人溘然长逝。汉文篆印“王府定国理民之宝”,见于梵蒂冈档案馆藏之1302年第七代伊尔汗合赞致教宗卜尼法斯八世的信件之上
拉班-扫马被学术界称为“逆行的马可-波罗”,他对亚欧大陆外交事务的参与程度之深刻远胜马可-波罗,而他的欧洲之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人对蒙古人的看法。在蒙古和欧洲的文明互动中,前两次西征的蒙古人给西欧世界以“异教徒-野蛮人”的负面印象。但是随着互相遣使的次数变多,而且有扫马这样高素质的使节出面,蒙古人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形象得到了改观。欧洲人试图和蒙古统治者结成联盟去共同对付“异教徒”。罗马教廷甚至还梦想使蒙古统治者改宗天主教,将教廷的势力扩展到东方各国。为达此目的,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派遣僧侣充当使者兼传教士,通过扩大宗教影响来谋求政治利益。在扫马西行之后,鄂多立克等传教士奉教皇之命东行,留下了对蒙古、中亚等地的详细记载,开启了一小轮传教士东行中国的活动。和真假参半的马可波罗游记相比,游记的作者对圣索菲亚大教堂、巴黎大学、使徒保罗教堂、施洗者约翰教堂,还有地中海气候的特点的准确记载,和马可波罗游记那略显虚幻的描述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本游记也是中世纪景教宝贵的百科全书,能和其他描写蒙古历史的史料互相呼应。在拉班-扫马去世后,他的经历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为人所知。这是因为他后来没有回到元朝,所以他的传奇主要保留在本地的叙利亚文的记载中。1887年,一名库尔德斯坦的占星家所罗门在一个土耳其青年手中发现了一份叙利亚文手抄本,经过翻译之后,学者才将两人的传奇故事从时间长河的深处打捞出来。根据内容分析,《拉班-扫马和马可的西行记》手抄本,作者是一位和拉班-扫马和马可共同生活过的景教高层人士,他有可能是波斯人,所以原始文本是用波斯文写成的,作者熟悉13-14世纪伊尔汗国内景教社团的诸多变故,对两人的音容笑貌和出访细节,以及欧洲列国君主、伊尔汗国诸汗有过接触,所以写的非常生动传神。于是,在整整六个世纪过去之后,这段外交传奇、这位逆向探索中世纪世界的东方“马可-波罗”才得以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