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团结出版社今年出版的由著名作家、科技史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中心协作研究员姚蜀平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他从东方来》，讲述了一对孪生兄弟应征一战华工时意外走散，先后远赴欧洲找寻彼此，各自颠沛流离的人生际遇。小说将国家与战争的大事记浓缩于小人物的抗争与无奈中，史诗般再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剧变的惨痛历史，表达对一战华工的纪念和敬意。本书获首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
鉴于姚蜀平女士珍贵的科学精神与坚定的价值观追求，以及她在长城战略咨询开展科学社会学与留美学人相关研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特刊发姚女士关于此书历时30余年的创作历程（分上下两篇），以飨读者。
回顾从1980年至今的44年，围绕书写一战华工这个历史事件的整个过程，似乎充满了许多偶然性和神奇的巧合。最初听说一战有数十万华工赴欧参战，就感到莫名激动。而获悉这个信息本身也是非常偶然的小概率事件。以后的每一步似乎都有点不可思议，可是竟然又发生了。今天回顾往事，似有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感慨！冥冥之中可是上苍委我来承担这一重任？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工作。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高能所率先和国外有了交流。1979年所里理论室有位同事去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那时大陆本土出国的人很少，当地华侨对这些来自故土的学者非常关怀和热情，他被一位四十年代就赴美的华侨刘女士请到家中做客。当他得知主人善写文学评论文章，还自办文学刊物，就提及同在高能所的我也喜欢文学写作，我写的电影剧本刚被搬上了银幕。刘女士表示近日会去北京，很愿意见我一面。于是一封隔洋信函寄到我手中，告知刘女士到北京的时间，她将住在友谊宾馆，还说她是一位文学评论家，想见我。这个机会我当然不会放过，于是我毫不费力地在她下榻的友谊宾馆见到了她。那是1980年夏。
刘女士略长于我，我们算是同龄人。我和刘女士有共同志趣，我们都喜欢文学和电影，见面相谈甚欢。谈话中她突然站起来说: “我带你去看一个朋友，她刚从伦敦来，也住这一层……”
我们见到的是陈女士，她热情洋溢，活泼开朗，会面中我们全然没有插嘴机会，唯独听她滔滔不绝地讲着……突然她说的一件事引了我的注意。她说不久前和几个朋友去巴黎游玩，走到一个小巷子，突然看到一家中餐馆。走进只见餐馆空荡荡的，老板一人在迎接客人，他还身兼厨师和服务员，老板热情地给我们每人做了碗面。我们吃得津津有味时，他站在我们身旁小心翼翼地问：“你们真的是从中国来的？”我们点头，尽管我们是刚从伦敦来的，不过早年都在中国生活过；他又问: “中国，现在是，是哪个皇帝啊——”我们不禁停下问道：“老爷爷，你是什么时候来的法国？”他回答：“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华工来的，再也没有回去过……”她说此时他们都放下了碗，还流下了泪……
陈女士的话让我久久不能自已。我知道一次大战，却不知道那时有华工在法国，更不知道六十多年后还有没回过国的一战华工，这个独自在巴黎小巷子里开餐馆的孤独老人，总有八十了吧，可是他想的竟是中国现在是哪个皇帝……两位女士继续谈笑风生，我不记得她们谈了些什么，我满脑子是那个小巷子里的中国餐馆和中国老人。后来这个老人的影子跟了我几十年，我像着了魔一样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在大战时来法国？来了多少人，回去了多少，留在法国的又有多少；他们在大战时做了些什么，起了什么作用……无数疑问在脑中盘旋，折磨了我许久。那是1980年，我不知该去哪里寻找答案，也不知该去问谁。直到一年后，一个意外机会让我绝处逢生。
1981年我从高能所调到中国科学院院部的政策研究室。不久受邀参加一次丝绸之路考察活动。此行收获颇丰，不过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不是去了闻名遐迩的敦煌，不是看到了几近消失的居延海和沙漠腹地黑水国，而是同行的几位资深历史教授沿途和我的谈话，使我获得了许多可贵的历史研究知识。其中一位中山大学的历史教授，他知道我在研究留学史，就向我推荐了1979年11月清华大学出版社刚出版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我很快买了第一册，惊喜地发现其中第二卷的第二部分竟是“战时华工与赴法勤工俭学“。我如饥似渴地读着，从战时华工之由来一直到华工教育等我关心的问题都有详述。自此我开始多年四处搜寻所有能到手的一战华工相关的资料，即使到了今天，我仍然会对这个领域的所有信息和出版物极度敏感，凡是这方面的文章和书籍，我都会复印、抄录，更多的是购买。
1982-84年，我作为访问学者来到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哈佛大学拥有几十个图书馆，我从燕京图书馆翻阅了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从一篇文章中看到了法国北部努尔耶那市旁诺莱特墓园的照片，那里埋葬着清一色的华工，有 846个墓碑。我多么渴望能亲自站在墓园里，表达我心中的无限敬仰和悲伤——36年后的2018年，我才实现了这个心愿。他们静卧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数十载，没有人祭奠，没有人瞻仰，可是他们却是对世界和平、对中国发展有着巨大贡献的人。我也读到《蹈奋文集》中的那篇“在法的青田人“，那是大战后，邹蹈奋先生在巴黎遇到贩卖石雕的浙江青田人后写的。那些靠着双足横跨欧亚大陆的中国农民的坚毅精神和求生愿望，让人望而生畏，更遐想连篇。
1984年夏天我回国，11月赴厦门参加科学社会史学术研讨会。我回程时绕道去了青田县，我在燕京图书馆就翻阅过青田县志，现在迫切想到实地访问。我研究一战华工是没有任何经费的，必须借力使力。此时政研室已经扩充为政策管理所，我当时也在研究留学史，所里同意我回程绕道中国著名侨乡青田采访，我和青田华侨办公室联系，他们给我预订了招待所，还计划组织一次座谈会。
1984年11月18日，感谢当地华侨办为我安排了一次可贵的座谈会。与会者除了少数去过法国的老人，多数是他们的后代——不是留学生后人，而是华工后人。81岁的周文说道：“山口村出去的历史有一百年了。我21岁出国，买通水手，躲在他们的仓房里，先到英国，后来经过比利时到法国。早些时候还卖石刻，沿街挑着竹笼去卖，后赶集摆摊。后来只是牌子是中国印，实际是日本货。七、八十岁以上的山口村民中，60-70%去过欧洲。”
去欧洲步行而去，不过在法几年多少都挣了些钱，回来时会坐轮船回国。可是座谈会上竟提及周岭有两个人是从意大利走回来的。他们是顺着电线杆走，带着米，沿途用竹筒子煨着吃，后来就是讨饭了；路上有好心人，照顾着吃点。坐船到法国都要45天，那两个人走回来真不知走了多少时候，他们的儿孙再也没有出去过了。
有人谈及父亲当年就是因躲避抓壮丁，逃到上海，给招募当华工去了法国。他们还说起，青田有许多华工，大战后有回来的，有留在那里做工的，留下的多加入法国籍，回来的很少。群众见从国外回来的都叫从“法兰西“回来的。我不禁想起有资料提及， 1917年春节过后，两千青田年轻人集体北上应征招募华工，县里发给每人一套棉衣，5快大洋。大战后他们中的半数留在了法国，成为最早的法国华侨。
座谈会后他们带我登上了采挖冻石的山麓，冻石是雕刻“青田石雕”的绝佳石材，已有八百年历史。我看到了所谓的“老鼠洞“，那是采石人必须匍匐爬行才能前行的洞穴，爬进去还要挖冻石该是何等的艰难。当我走在县城小街，看到家家户户门口放着一堆堆青田石——那就是”图书岩“；旁边是一张小案桌，那是雕刻用的”图书櫈“；也看到了有个人坐在桌后正在雕刻，那就是”雕图书“。我停在那个坐在家门口聚精会神雕刻的中年男人面前，他桌上放着几个已经完成的小物件，我盯着他刚刚完成的一个白里透红卷毛小狗，拿起把玩着，爱不释手，最后我买下这个可爱的小石狗和一座小石山，至今珍藏。这个卷毛小石狗也成了后来我的《他从东方来》书中兄弟二人随身携带的信物，跟随了他们终身，并由中生出许多故事来。
晚上我独自在招待所，彻夜翻阅并抄录那里的一堆资料，有《浙江华侨历史研究室资料汇辑》、青田陈琪写的“青田石雕“《环球日记》（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到欧洲“《广东侨胞》（1982年），《中国建设》中介绍青田印章石、还从《青田档案》中摘抄若干段落。后来我的那个笔记本上记录了更多一战华工的信息，甚至提及俄国招募了15万东线华工，还有“华工出洋歌”和有许多没有被传颂、没有被人们铭记住的往事。
自此，我要写下一战华工故事的信念更加强烈，我不是历史学家，我也没有研究经费和集中时间去撰写专著；不过我可以写一部电影剧本——着墨较少，就像几年前我用业余时间决心写一个科学家——那些在十年非常时期被污蔑却是对社会极有贡献的科学家，那次我选择的是地质科学家李四光。当初也是因为没有充裕时间，而采用落墨较少的电影剧本形式。如今，我要写另一群被人遗忘却可歌可泣的底层人物，那就是一战华工。
两年后的1986年11月，我在广州参加了第二次科学社会史研讨会，会后去了南京，目的是查询南京分院和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记得一个下午从南京分院回到江苏饭店，开始了我的另一项工程——撰写一战华工的电影剧本。坐在桌前片刻，名字竟然自己就蹦出来了——他从东方来！那天是1986年11月23日。至今已经过了三十多个年头，多少变迁，可是这个题材的名字一直没有变——他从东方来！
可惜那时关于一战华工的资料太少，走出华工最多的山东，我又没有任何联系，因此我的这个剧本主要还是围绕着青田人赴欧的故事。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尽管后来我修改过几次，但始终没有公开发表过。
我曾经应邀为四川成都的《科学文艺》写过系列文章，1987年该刊物编辑谭楷邀请我去成都，参加海螺沟考察项目。诗人流沙河因为读过一些我的文章，而还亲自到机场接我。这次考察还请来不同方面的人士，除了我和一位科委的女士，还有《人民文学》一位著名编辑及几位科幻作家，其中就有上海的姜云生。在海螺沟的日日夜夜里，我们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素不相识的人，结为相互信赖的朋友，多年来一直保持联系。后来姜云生竟然会在我撰写《他从东方来》过程中，起到了意想不到的穿针引线的作用，这是那时攀登在没有路的海螺沟山崖上的我们决然不会想到。
1988年8月，我突然接到海螺沟结交的朋友姜云生来电，他陪同一位台湾科幻作家黄海先生来北京游览，想和我见面。于是在8月23日我到哈德门饭店赴约。见到了清癯儒雅的黄海先生，原来他还是一位诗人。我们聊了些什么全然不记得了，不过彼此留下了印象。
第二年我远赴美国，后来有了电子邮件通讯，我和姜云生也有电邮往来。2011年4月初，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台湾黄海先生的电子邮件，他说是姜云生告诉他我在美国，并将我的电子邮箱转告他。他此次来信是想确认我的邮电信箱。我非常惊讶相隔23年，一面之交的远方友人竟然通过这种现代通讯方式联系上了。我马上回信确认，并告知我已来美二十余年，目前在波士顿地区。
不意我很快就收到他的第二封电子邮件，这是一封有实质内容的信件：他给我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台湾首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开启。他给我发来了征文通知，那是星云大师用其稿费建立的星云教育基金，2011年开创了一个新的有奖征文，那就是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当我看到征文类别的第一项就是“历史小说”，我像是被闪电击中般地震动了一下——他从东方来！那几个字突然在脑海闪现。一战华工不是最好的历史小说题材吗？我早就在心中设想，这个题材应该写长篇小说，不然不足以表达那个宏大的历史事件，黄海先生不早不晚，在相见23年后，通过遥远的上海朋友，刚和我联系上，就获知了这个重要信息，并迅速传递给我，这个牵线搭桥也太神奇了，莫不就是让我有机会去实现藏在心中30年之久的梦想吗？说它是30年的梦想毫不为过——最早听说有这个群体是在1980年，至今整整30年！
这么多年，我没有去写长篇，是因为那个事件太遥远，资料又少，题材庞大，背景复杂……每当要提笔就感勇气不足；可是又担心这个题材被埋没，甚至有过另请高明的念头——我曾经把青田采访的内容复印下来，交给一位来家拜访的年轻朋友，希望她能够把这个重担担负起来。可惜那是我一厢情愿，对她而言，这个曾让我激动不已的题材，她却无动于衷，默然处之，我只好收回资料。这次星云征文有具体字数要求——征文历史小说要求12-15万字，我决定取中写13万字；时间要求10月1日前交稿，因为要打印五份，还要提交电子版，我决定9月25日完稿，有充足时间做交稿前的所有事情。这样有了具体规划，不再是浩瀚大海无边无际，我心中毫无犹豫地下了决心，写！（未完待续）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讲述一对孪生兄弟应征一战华工时意外走散，先后远赴欧洲找寻彼此，各自颠沛流离的人生际遇。故事根据真实历史改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刻画出以天青、天亮两兄弟为代表的几十万华工屈辱而又顽强的感人形象。全书将国家与战争的大事记浓缩于小人物的抗争与无奈中，提醒世人正视历史，不忘历史。
作者简介
姚蜀平，1963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首届毕业生，曾在二机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及政策管理所工作，80年代开始致力于科技史、留学史及现代化研究。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度作为哈佛大学科学史系访问学者，曾在美国史密斯等学院任教，1993年至今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中心协作研究员。姚蜀平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翻译科技书籍，并从事文学创作，是电影《李四光》的原创作者，参加过《共和国之恋》创作。曾发表若干有影响的论文，并出版《现代化与文化变迁》及《回首百年路遥——伴随中国现代化的十次留学潮》等学术著作。新世纪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中篇小说集、散文杂文集和论文集等数部作品，以及长篇小说《似水流年》《倚天长啸凭谁说》和《他从东方来》（2011年获首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