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张国焘的延误，红四方面军主力迟迟未能北上，耽误了1个多月时间，给了蒋介石以充分的调兵遣将堵截红军东出北上的机会，使红军丧失了松潘战役的有利时机。而张国焘也开始走向分裂之路。
由于张国焘的延误，红四方面军主力迟迟未能北上，耽误了1个多月时间，给了蒋介石以充分的调兵遣将堵截红军东出北上的机会，使红军丧失了松潘战役的有利时机。
红军先头部队到达毛儿盖后，蒋介石7月中旬在成都召开了薛岳部师长以上将领的军事会议，部署新的围堵计划。
蒋介石在会上说，根据胡宗南纵队情报，红军先头部队已抵毛儿盖。他判断当前红军主力可能向西移动，但松潘西北是草地不能行动。其突围路线可能是2条：
一条是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
一条是从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故道再出文县、武都。在甘陕边之凤县、两当地区活动的徐海东部，有进军甘南接应红军主力北上之企图。
根据这一判断，蒋介石决定：
命薛岳率部于8月上旬将二路军前敌总部推进至文县，周浑元纵队推进至武都，对徐海东部布置堵截，吴奇伟纵队北进至平武、青川，与胡宗南部联防；
以三路军胡宗南部归薛岳指挥，集中松潘、樟腊营、黄胜关，并以胡部进出上下包座担任封锁，堵截红军主力北上。
8月，上述各部队先后到达指定战略位置。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执行松潘战役计划就很困难了。为摆脱危局，中革军委于8月3日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要求红军主力折而向西，攻占阿坝，再向北进入甘南。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于7月底到达毛儿盖。
毛儿盖附近有一个群山环抱的藏族村庄。在这里，张国焘又节外生枝，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为了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毛泽东、张闻天等多次找张国焘、陈昌浩做工作。
毛泽东胸怀坦荡，讲话率直、幽默，从各个侧面提出问题，希望能弄清张国焘要解决“政治路线”的真正意图。
张国焘心怀叵测，说话拐弯抹角、遮遮掩掩。他反复说，对工农干部，我是很重视他们的啊，他们打仗勇敢，有经验。
他这么说，是想把红四方面军中的一些干部尽可能多地提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但又不明讲。
毛泽东摸清了他的真实想法后，便与张闻天、周恩来等商量妥善解决的办法。张国焘又使出叫部下当说客的老办法，派陈昌浩、傅钟找张闻天谈话。
张闻天了解到问题，也及时找毛泽东交换意见。一次，张闻天对毛泽东说，傅钟拿了一个名单来，上面写着红四方面军哪些人进中央委员会，哪些人进政治局，说是张国焘提出的名单。
毛泽东看了名单之后说：“中委可以增加几个，政治局不能增加那么多。”
张闻天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俩又去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商量，取得了共识。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因沙窝在毛儿盖以南20公里，且属毛儿盖管辖，因此这次会议也叫毛儿盖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邓发、凯丰，还有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傅钟等，王稼祥因病未到会。
会议的议程有两项：一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二是组织问题。
会议首先由张闻天代表政治局作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草案）的报告，然后进行讨论。
张国焘以进攻的姿态发言，吹嘘自己正确，为自己的错误辩解，并对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提出了种种指责，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错误，要求红一方面军领导检查缺点错误。
张国焘提出的南下西进主张受到了大家的批评。
博古说：“你那个进攻西康的计划是行不通的。那里是少数民族地区，人少粮少，红军不但无法在那里立定脚跟，而且没有退路。国民党军队来了，很容易把我们封锁住，这就成了瓮中捉鳖了。”
对于博古的批评，张国焘恼羞成怒，暴跳如雷，一大喊大叫。在多数同志的耐心教育下，张国焘又一次被迫同意中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针对张国焘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主张，毛泽东重申了遵义会议的有关结论，即中央的政治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经过遵义会议已得到了纠正。
毛泽东当时考虑，政治路线的错误，待时机成熟时再予解决。他的这种想法和做法，保证了政治局多数同志在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团结一致，也避免了张国焘借政治路线错误制造反中央的借口。
8月5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重申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强调必须在红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地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强调必须坚决反对：
“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对于一、四方面军力量的不信任”，“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等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指出这种动摇是当时“最大的危险”。
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讨论组织问题。张国焘会前曾打出“提拔工农干部”的幌子，要求在随红一、四方面军长征的原有政治局委员7人的基础上，再增加红四方面军干部9人当政治局委员，以形成他在政治局中的多数。
毛泽东、张闻天与张国焘等反复磋商，基本取得一致意见后，由张闻天代表政治局在会上提出名单，补进红四方面军3个中央委员、3个候补中委，补选陈昌浩、周纯全2位进政治局。
然而张国焘惯于出尔反尔，会上又阴阳怪气地说：“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
毛泽东巧妙地把他顶了回去：“红四方面军中有很好的干部，我们现在提6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之下，才这样做的。其他干部不进中委，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
张国焘还不甘心：“本来我们的意见，要提出这几个同志都到政治局的，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际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作。”
毛泽东也顺着他的话茬说：“是呀，国焘同志的意见是很对的，将来很可以将这些好同志吸收到中央机关及其他部门来。”
说得张国焘哑口无言。张国焘讨价还价至此解数已尽，只好再一次被迫同意中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会上虽然是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但会下毛泽东同王稼祥商量，准备单独同张国焘进行一次谈话，再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朱德也说：“稼祥同志，很多同志都信服你的话，你再去做做张国焘的工作，不要老是这样固执己见了。”
王稼祥也正为这一严重分歧而深感不安，便同意和毛泽东一起，同张国焘深入地交换一下意见，努力说服张国焘放弃自己的错误主张。为了照顾王稼祥的身体，谈话地点就在王的住处。
交谈中，毛泽东以极大的耐心与诚挚，深入而详细地解释了中央的北上方针，委婉地指出了张国焘主张的危险后果。
王稼祥支持、补充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对中央方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又以谦和诚恳的态度，劝说张国焘以大局为重，正确理解并认真执行中央的指示决议。张国焘开始还不断为自己辩解，后来却越来越无言以对了。
最后，他对毛泽东和王稼祥苦口婆心的谈话，索性不置一词，实际上以沉默对抗。这次谈话从太阳落山一直谈到午夜3点多钟，仿佛是对牛弹琴，没有收到任何效果。
沙窝会议上张国焘挨了一顿批，要权的价码也被大大打了折扣，满肚子不高兴，脸色阴沉，不愿说话。
张国焘会后不仅是谩骂，而且一回到毛儿盖，立即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露骨地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不顾沙窝会议的明确规定，又提出西出阿坝，北占夏河，向青海、甘肃边远地区西进的错误主张，拖延红军主力的北上行动。
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8月15日，中共中央电示张国焘：“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
还强调指出：目前应专力北向，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只有北上是实现党的主张的最好保证。要求“全部应即开始出动”。
在中共中央的电示催逼下，张国焘终于迈出了十分艰难的第一步，开始率部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