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 | 石敏俊团队：中国都市圈的产业分工与功能协同分析

引  言

中国城市化进程已进入下半场，都市圈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国家发改委先后批复了南京、福州、成都、长株潭等都市圈规划，希冀都市圈成为支撑国家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参与全球竞争合作的重要空间载体。都市圈本身是一个“舶来品”概念，在国际上一般认为都市圈是一小时通勤圈，但在中国本地化过程中，关于都市圈的概念内涵存在着认知分歧。都市圈既被界定为基于共享劳动市场的一小时“通勤圈”，也承担着功能互补的“产业协作圈”功能。如何界定都市圈的概念内涵，如何认识都市圈的建设目标和发展方向，就成为都市圈研究的关键问题和当务之急。

本文基于产业分工与功能协同的视角，利用城市间投入产出表开展产业链空间网络分析，探讨都市圈空间结构演化逻辑与发展路径。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利用城市间投入产出分析，系统刻画了都市圈产业链空间网络流，在产业链层面运用关系数据解构了中国都市圈的产业分工与功能协同水平，突破了产业协作网络研究聚焦单一行业的瓶颈，丰富了都市圈尺度的产业链“流空间”网络研究，可以为深化认识都市圈的建设目标和发展方向、优化都市圈发展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参考。

理论逻辑

一般认为，都市圈是指以某个大城市为中心，以密切社会、经济联系为纽带，依托便捷交通网络形成的圈层式空间组织。美国、日本、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均以中心城市规模、中心—外围城市间通勤率为核心指标划定都市圈。2019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2014 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以及 2021 年《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规程》分别提出了“1 小时通勤圈”和“1 小时交通圈”的概念。

从国家发改委批复的都市圈规划看，当前规划的都市圈空间范围大约在 2 万 km²，相当于半径 80km 的圆形区域面积。中国超大特大城市的通勤半径一般为 30~40km，超过 85%的都市圈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每天平均人口流动规模不足 8 万人次。究其原因，一是中国城市的市域面积偏大，对于多个城市组成的都市圈，通勤时间远超一小时。二是中国城际轨道交通建设滞后，城市地铁、轻轨等轨道交通建设大多局限于中心城区范围，市郊轨道交通里程过短、网络稀疏，难以为一小时通勤提供有效支撑。

如果以1小时交通圈的“产业协作圈”作为中国都市圈的建设目标和发展方向，都市圈内部的产业分工与功能协同就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

数据与方法

本文以2017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间投入产出表为数据基础，构建起都市圈产业链空间网络。该数据包含38个产业部门的城市间商品和服务贸易流，能充分反映城市间产业分工与功能协同。

本文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11个重点都市圈为研究对象，其空间范围以都市圈发展规划和城市总体发展规划范围为基准。进一步地，以货车在高速公路行驶1~1.5小时路程120km、80km作为超大和特大城市的辐射范围，对比核心城市辐射范围与核心—边缘城市间圆心距，修正既有都市圈规划的基准空间范围。

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在全国层面利用直接消耗系数、直接分配系数、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等指标识别出代表性核心产业链。进而利用2017年城市间投入产出表中间交易矩阵表征的不同城市初级产品、加工制造品和生产性服务流动，识别出产业链空间网络。最后，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中网络密度、网络韧性、网络中心势和聚类系数等指标量化空间网络结构特征。

实证分析

长株潭、石家庄、成都和武汉都市圈产业链空间网络地均流量显著低于其他都市圈，网络流高度集中于核心城市向边缘城市的单向流动，为类型Ⅰ单中心离散结构都市圈；南京和杭州都市圈产业链空间网络流流量和多向化水平较高，边缘城市间初级产品和加工制造品生产环节产业联系密切，为类型Ⅱ边缘扩散结构都市圈；天津、深圳、首都和广州都市圈产业链空间网络流量高，核心城市在网络中处于支配性地位，为类型Ⅲ核心—边缘结构都市圈；上海都市圈产业链空间网络流量大、多向化水平高，产业协作频繁且均衡，为类型Ⅳ多中心网络结构都市圈。

进一步地，利用聚类系数、网络密度、网络韧性和网络中心势等社会网络分析指标量化空间网络结构特征，可以揭示都市圈内部的产业分工与功能协同水平。

（1）单中心离散结构都市圈空间结构不尽合理，产业分工和功能协同水平需大幅提升。网络中心势显著集中于核心城市，核心与边缘城市间网络中心度落差悬殊。此外，单中心离散结构都市圈空间融合不足，石家庄、成都和武汉都市圈中部分城市间尚未建立紧密产业联系，聚类系数、网络密度和网络韧性极低。

（2）边缘拓展结构都市圈产业链空间网络结构较为完整，基于产业分工的功能联系多向均衡化特征明显，初具网络化雏形。边缘城市间初级产品、加工制造品网络流，以及核心—边缘城市间生产性服务网络流构建起多向均衡发展的产业链空间网络。

（3）核心—边缘结构都市圈网络流量高、密度高、聚类强，网络发育完备程度较高，但边缘城市产业分工和功能协同的空间融合水平存在提升空间。

（4）多中心网络结构的上海都市圈产业链空间网络呈现聚类强、密度高、韧性强的均衡网络结构特征，产业分工与功能协同水平远高于其他都市圈，呈现多中心均衡网络结构。

单中心离散结构都市圈普遍存在产业分工失衡的现象，初级产品、加工制造品和生产性服务生产中心均为核心城市，网络流集中于核心城市向边缘城市的单向流动，边缘城市之间产业联系薄弱。从产业协作的生产环节来看，核心城市向边缘城市流动的加工制造生产环节网络流量最高。值得注意的是，成都和长株潭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供给环节网络流相较于其他都市圈十分微弱，存在显著提升空间。

边缘拓展结构都市圈内部产业错位发展，呈现出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间均衡发展态势。南京都市圈的网络流出量仅占总流量的29%，杭州都市圈形成了杭州为生产性服务中心、以绍兴为初级产品和加工制造中心的双核心空间格局。南京都市圈初级产品、加工制造品和生产性服务环节间网络流较均衡，如南京在加工制造品生产环节、马鞍山在初级产品生产环节的网络流具有显著比较优势，杭州—绍兴的加工制造品、绍兴—嘉兴的加工制造品生产环节之间形成了大规模的网络流对流。

核心—边缘结构都市圈呈现出核心—边缘城市间产业深度分工，但边缘城市间产业协作微弱的结构特征。核心—边缘结构都市圈产业链空间网络的主导生产环节各具特点。天津都市圈网络流集中于初级产品生产和生产性服务供给环节，首都都市圈网络流集中于加工制造品和生产性服务供给环节。深圳都市圈的网络流以加工制造品生产环节为主，广州都市圈网络流集中于初级产品和加工制造环节。

上海都市圈形成了合理的产业分工与功能协同网络，呈现网络流量高、流向多向化的多中心网络结构。上海都市圈高水平的产业分工与功能协同体现在初级产品、加工制造品及生产性服务环节网络流均衡。

都市圈产业分工与功能协同水平的差异，要求不同类型都市圈需结合自身发展阶段明确深化空间融合的方向，弥补短板、突出重点。

长株潭、石家庄、成都和武汉都市圈的产业分工格局尚不清晰。长株潭、石家庄、成都和武汉等单中心离散结构都市圈应沿“单中心离散结构→核心—边缘结构→多中心网络结构”的路径演化。一方面，提升核心城市发展能级，特别是成都、长株潭都市圈应重点强化生产性服务业；另一方面，推动边缘城市夯实制造业基础，补强上游初级产品和中游加工制造品生产环节。

南京、杭州等边缘拓展结构和天津、深圳、首都、广州等核心—边缘结构的演化方向在于迈向多中心网络化结构。南京和杭州等边缘拓展结构都市圈的优势在于边缘城市间产业协作水平较高，向多中心网络结构演化的关键在于提升整体网络流规模。核心城市南京和杭州需提升加工制造品和生产性服务中心地位，增强辐射带动作用，提升都市圈的整体竞争力。

结论与启示

上述内容转载自《地理学报》，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可下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