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晚年谈话录》记载：谈起一个机关主管的调动，往往有许多工作人员跟着进退的情形。胡适说：“我到任何机关是不带人的。我不带人，什么人都是我的人；如果带了几个人，人家就有分别了，说这个是我的人，这是什么人的人了。” 又谈起：“一个人作了大官后就没有用了。一切由人家服侍，结果什么事都不会做；所以我劝你们不要招待我，至少让我一个星期内有一天可以自己做点事。不然的话，一个人什么事也不会做，就变成废人了。”后来又谈起“当年梅兰芳要到美国表演之前，他每晚很卖气力的唱两出戏，招待我们几个人去听，给他选戏。那时一连看了好多夜。梅兰芳卸装之后，很谦虚，也很可爱。能体现胡适务实这一点的还有胡适写字的态度，当接到一些字很潦草的信，连写信人的姓名也认不出来，胡适便说：“以后我们写信，遇到重要的字最好要写正字，要人费工夫去思量，去猜想，这就是对别人的不负责任。”对别人负责任，对自己也要负责任，所以胡适不会轻易说话不会轻易题字。有客人拿着字画来请胡适题字，胡适拒绝说首先自己不懂字画，而且这字画上面已经一堆专家的题字，他不敢写，请对方见谅。对方说先生客气了。胡适顶了回去说：“我有种种的病，但没有客气的病。我是最不客气的。”胡适也有生气的时候，特别是对待无知迷信。他们去看望病危的梅贻琦，但被人劝阻说：梅太太同一屋子的女人正在祈祷，在唱歌，在求上天保佑。胡适回家后沉痛的大声说：这是愚蠢！我本来很想看看梅先生，他也渴望能够见见我。他还没有死，一屋子愚蠢的女人在唱着歌祈祷，希望升天堂。——这些愚蠢的女人！胡适平时常说：任何事我都能容忍，只有愚蠢，我不能容忍。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导吴飞，本文首发新浪微博“吴飞微议”，特此分享。
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我非常喜欢的是胡适一再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观点。1959年胡适在台北《自由中国》半月刊第20卷第6期上发表了《容忍与自由》一文。文章以17年前他的老师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的一句话：“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开头。接着胡适表述说他自己也是深有同感，“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他举了两个例子来论证这个观点：一是他自己少时曾引用《王制》中的话“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来反对迷信，宣扬无鬼论；一是新教领袖约翰•高尔文烧死塞维图斯的例子。由此胡适得出结论和教训：“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在这本谈话录里，胡颂平先生记录了如下一段话：胡适在谈“容忍”的问题，他说：“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有些人真聪明，可惜把聪明用得不得当，他们能够记得二三十年前朋友谈天的一句话，或是某人骂某人的一句话。我总觉得他们的聪明是太无聊了。人家骂我的话，我统统都记不起了，并且要把它忘记得更快更好！”
我之所以认为，胡适是当时的国人中少有理解“自由”要义的学者之一，一方面在于他的认知，另一方面在于他的行为。
在1953年1月16日的日记中（在这本谈话录里并没有记录），胡适写道：“蒋公约我吃饭，7点见他，8点开饭，共谈了两个钟头，我说了一些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今日台湾实无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时任台湾省警备司令)。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时任总政战部主任）。第三，无一语敢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而在1959年，胡适挂名发行人、雷震为实际负责人的《自由中国》发表社论，对蒋介石政府提出严厉批评。这段时期，胡适虽未公开这么表明，但却请张群代转蒋介石有关他的见解，实际上是与《自由中国》相互呼应。
所以，可以认为，曾说过“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骨子里仍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书生本色。他对胡颂平说：“政治的事情，执政党方面有克己自省的功夫的很少，在野党方面有克己自省的功夫的更少；总之，有高度修养的人，才能有自省的功夫；能够自省，才能平心静气地听别人的话，了解别人的话。了解别人的话，乃是民主政治最基本的条件。”
在胡颂平记录胡适去世的那天（1962年2月24日），胡适还强调说：“我去年说了25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可见，他对表达自由的情有独钟了，而同时，我们也可以看见先生的容忍之心。
1961年4月21日这一天胡适在报上看到一家戏院正在上演一部电影《雄才怪杰》，他就向胡颂平推荐说，这部电影很值得让孩子们看一看。胡适接着介绍了这部电影是讲在美国发生的一件轰动全世界的案子。35年前，美国田纳西州还认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不符《圣经》教义，不许学校教生物进化论。当时有个中学教员叫史东生的，认为这种做法是反科学的，他决定以身试法，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故意在中学里讲人是由人猿演进来的，又授意学生的家长来检举他，这样他就可以走上审判台来揭露那些保守势力的错误了。这件案子在当时影响很大，很快引起世界各地公众的义愤。
4月26日，胡适又问胡颂平：“你的孩子都看过《雄才怪杰》的电影吗？”胡适还告诉颂平，这个故事中有位新闻记者叫曼铿（H.L.Mencke），真是个了不起的人，说他在美国读书时，曼铿正在办《太阳报》，后来又办了一种叫《水星》的杂志，对美国的种种现象进行批判，报纸一出来很快就卖光了。史东生被控的案子发生后，《太阳报》全力支持他的一切费用，即使将来败诉后被罚款的话，也由《太阳报》来负担，胡适强调说：“曼铿是这件案子中一个重要人物，不知道你们的孩子注意到没有？”在我看来，胡适之所以喜欢这个故事，主要是因为这一故事关涉到他坚持的表达自由理念。
二、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就是自由民主的国家
胡适一辈子有许多的知己红颜，这是男子们最喜欢的话题。而胡适又一直用怕老婆为自己辩解，不知道他内心到底是怎样的想法。不过，在这本谈话录里，胡颂平记录了1958年12月17日胡适的一段有趣的演讲词。胡适说，自己真正的收藏，不是荣誉学位，而是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并且他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请看下面的记录：
我真正的收藏，是全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这个没有人知道。这个很有用，的确可以说是我极丰富的收藏。世界各种文字的怕老婆故事，我都收藏了。在这个收集里，我有一个发现，在全世界国家里，只有三个国家是没有怕老婆的故事——一是德国，一是日本，一是俄国。当时俄国是我们的同盟国，所以没命提起他，而意大利倒有很多的怕老婆故事，就预料意大利会跳出轴心国的。果然，不到四个月，意大利真的跳出来了。现在我们从这个收藏里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因家；反之，凡是没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的或极权的国家。
将怕老婆与国家体制联系起来考虑，也算是胡适的创见吧，哈哈。
三、学术之道在于“勤谨和缓”
胡适关于治学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强调“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很大影响。但到了晚年，他似乎更多地关注治学的态度问题，这在《谈话录》里也有多次记录：
1958年12月30日记，上午姚从吾来访，大概是谈院士候选人提名问题，先生在谈过这个问题后接着说：“做学问切不可动感情，一动感情，只看见人家的错，就看不见自己的错处。”
1959年6月13日记，先生看见一位熟人做的研究工作，有点走入迷途而不能自拔，便说：“我也知道入迷的人是不容易劝导出来的。”但仍指出这篇研究论文里有好几点都是“很入迷”的说法，不敢不说几句劝告的话。
1961年10月14日记：先生发现一件录稿上有一个错字，因谈起朱子《小学》上教人做官的方法是“勤谨和缓”四个字，先生于是将它们借用过来注入了全新的内容：
勤，就是不偷懒，就是傅孟真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样的去找材料，叫做“勤”。
谨，就是不苟且，要非常的谨慎，非常的精密，非常的客观，叫做“谨”。
和，就是不生气，要虚心，要平实。
缓，就是不要忙，要从从容容的校对，宁可迟几天办好，不要匆忙有错。
胡颂平记录说，先生说：“这勤谨和缓四个字本来是前辈教人做官的方法，我把它拿来作为治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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