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姑的婆婆，生于上世纪30年代。婆婆还不到20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我的二姑父。儿子还没满月，婆婆的丈夫，也就是我二姑的公公，跟着国民党去台湾了。当然，那个时候都不知道他是去了台湾。都以为他战死了。
80年代初，算起来婆婆才50出头呀，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她已经做了真正的婆婆，有了自己的孙子，两个。忽然接到台湾来信：原来以为战死的丈夫，居然还活着，在台湾做中学老师，已经再婚了，生了四个女儿。连大女儿也已经结婚了。寻亲信件里还有大女儿穿着婚纱与全家的合影。
震惊了十里八乡。
我从此经常在婆婆家玩耍，还接到一个任务，辅导那个最顽劣的小孙子写作文。这算是我人生第一份以知识资本换食宿的零工。
我更喜欢陪着婆婆，听她讲台湾故事。其实她不是讲，她只是让我一遍一遍地念台湾来信，给我看墙上镜框里一张又一张台湾彩色照片。
那时候彩色照片还没普及到内地小城。信的内容是什么，我念了很多遍全忘记了，但台湾彩色照片里的摩托车、水果、女人的衣服、发型、脖子上的项链和嘴上的口红，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还记得那种又是迷惑又是向往的心情——我的迷惑在于，这是真的吗？为什么这些人和我们完全不同？
婆婆一点也不在意公公“新娶的妻”和那些女儿们全面展示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方式。其实算不上“新娶”了，人家已经一起过了30年。婆婆和公公，满打满算在一起也就是一年。
婆婆像是竭力压制着炫耀，一遍一遍重复着她从信里听到的内容，对“台湾家庭”每一个人物的动向交待的一清二楚。比如，大女儿做什么，二女儿做什么……挨个报告一遍。对于公公的二夫人，她也一视同仁地报告，从来没有流露出一丝嫉妒或有意忽略。
以我那个时候的情商，我也没搞清楚这是什么样的心情和情绪，以及怎样的人物关系。我只是觉得，活在“台湾家庭”里真是好呀！一切都那么具有可说性。我们都是婆婆忠实的听众。
婆婆自己的生活是完全不具有可说性的。婆婆自动成为“台湾家庭”的宣传员，仿佛他们的幸福，通过婆婆的嘴说出来，婆婆也就像他们一样过上了那样的生活。
或者婆婆也未必想那样生活。但是婆婆拥有了让自己发声的素材。
这种发声的幸福持续了一段时间。婆婆的讲话开始有了新内容。
因为公公开始计划从台湾返乡探望这边的小家了。
小家规模不如台湾的大。但小家是“正统的”。婆婆从来不会说出“正统”这个词。这个词是我洋洋得意的二姑父说的。想起二姑父就想起他洋洋得意的脸，永远带着红晕，兴致勃勃，胸脯挺得很高。
我妈讲话比较机智（刻薄）。我妈说：“他以前说话好小声，夹着尾巴走路。”因为他父亲虽然被认为是死了，但是成分不好，全家成分不好，所以才娶了同样成分不好的我二姑。
我妈说：“最走运的是你二姑父。他是个儿子，又生了两个儿子。要是台湾家里有一个儿子，你看看。”
在婆婆一日复一日的倒数中，公公返乡了。出乎预期，公公是一个人回来的，没有带台湾婆婆也没带女儿们。据说都有事走不开。
公公返乡的盛况我没有亲眼见，听说带了彩电、冰箱、现金，以及一人一个金戒指。我真后悔没有翘课去迎接公公，就算没资格得一个金戒指，亲眼看看也是好的呀。
我妈又绘声绘色向我还原了“衣锦还乡”的另一面：据说公公见到儿子、孙子老怀大慰，但见到房屋简陋心生悲凉，吃不惯，住不惯，即便二姑父二姑用尽了他们的想象力进行最高规格的接待。
一个细节我永远忘不掉。我妈说：公公和婆婆只在一起住了一晚，都没脱衣服，说了半晚的话。第二天，公公就住到客房里去了。之后，就是各家各户连轴转认亲、探亲。
公公和婆婆那一晚说了些什么？无人获悉。我妈发挥她的编剧天分，告诉我说：“肯定是说你太不容易啦，这些年你抚养儿子太受委屈了，我感谢你一辈子，以后全家的生活都靠我，你不用担心了。”而婆婆呢？我妈模拟说：“肯定只是哭，只是点头，只是听。还能说什么呢？”
公公住了十几天，一个人返回台湾。据说，将来想把小孙子也接到台湾去。大孙子太大了，不可造。
一年之后，婆婆就去世了。我们都不知道她得的是什么病。
其实公公回去之后就不断地往这边小家打钱。作为台湾一个中学教师，他能有多少钱呢？幸好那时我们太穷了，所以台湾的钱寄过来就成了巨款。二姑父不断改造家里的房子，终于成为方圆十里八乡最体面的家居之一。二姑父说，等下次公公再来，带着台湾婆婆和女儿们，也不会觉得挤，不会觉得不习惯.
婆婆去世一年多，公公果然带着台湾婆婆和几个女儿女婿返乡了。那又是另外一番气象。我没亲眼见识到，奇怪的是我妈也没有再向我转述。
今天忽然想起婆婆，想起特别多特别多的人和事。一时冲动，想把这些都记下来。但最终我还只是记下了婆婆。
一个人如果没有期盼，固然生如草芥，却也安然于方寸之间。
一个人看到了新的可能，升腾起希望和渴望，转眼又幻灭，这是残忍的一刀。
婆婆在一个超级传统的地区和时代，一个女人带着儿子，挺了30多年，没挺过幻灭这一刀。
我也想不到，到今天，挺，又成了生活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