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推送得到梁曦老师授权，在此表示感谢。本文原载《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感谢梁老师提供Word版，引用时请参考原文注明出处。）
摘 要：17世纪以来，琉球定期派往中国、日本的使节团不仅要完成“进贡礼仪”这一政治性使命，还要收集两国的政治、经济内部情报并向本国进行报告；同时亦积极摄取中日两国的文化艺术，以便向本国介绍。作为琉、中、日交往的关键人物，琉球人程顺则（1663—1735）以琉球为据点，足迹遍及中国、日本，是琉球接受汉学巅峰时期的代表，并具有外交掌翰使、信息传递者、儒学教化者、教养传播者等多样化的身份，不仅成为这一时期琉、中、日之间进行交流对话的重要“媒介”，更成为获得东亚普遍认同的琉球“文化符号”。
关键词：程顺则；近世琉球；儒学教化；《六谕衍义》
对明清时期的中国而言，被称之为“万国津梁”[1]的琉球是“慕我中华礼义”、归而化之、最早前来朝贡的域外之国。对这一时期的日本而言，琉球曾是来朝祝贺、奉“赠音物”[2]的邻国。但是，也就是在日本庆长十四年（1609），萨摩藩入侵琉球，将之置于幕藩体制下，琉球进入了所谓的“两属时代”。不过，审视17到19世纪整个东亚文化交涉的实态，应该说自明代开始，中国、日本双方的文化就在琉球本土接触、交锋，也成就了琉球多元文化混融交错的独特性质，更构筑起了如今提倡的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前史”或者“雏形”。
自18世纪起，琉球开始编纂各类史书，“久米村人”在这样的国家书写之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所谓“久米村”，是14世纪琉球向明朝进贡以后，移居至琉球那霸的福建人所形成的村落。琉球王府编撰的地理志《琉球国由来记》（1713）中的第九卷《唐荣旧记全集》就“久米村”进行了专门记载：“琉球国，自明初通中国，膺王爵。至洪武二十五年，敕赐三十六姓，以敷文教于中山，兼令掌中国往来贡典焉。国王察度深喜，令卜宅于久米村而居。”[3]来自中国的“三十六姓”在琉球得以定居下来，就此成为琉球接受与学习中国文化的助推力，不仅“敷文教于中山”，也“掌中国往来贡典，”成为琉球外交、贸易中的重要人物。而久米村的代表、被琉球人口口相传的重要人物——程顺则（1663-1735），亦出现在18世纪的日本史料《大岛笔记》（1762）之中：
程顺则，久米村人也。进学于本唐，富于学识，徳义有之，可谓知行兼备之人也。诗、文章皆有所得，四书六经亦能解义于胸中，世所稀也。又名古良波亲方，七十三岁卒……良熙谓，程顺则有刊刻《六谕衍义》及《枕山楼诗话》等。[4]
程顺则，童名思武太，字宠文，号念庵，去世之后被尊称为“名护圣人”、“名护亲方”。在此，程顺则被视作久米村人的代表性人物，琉球道德和知性的重要象征。不仅如此，程顺则还将《六谕衍义》《枕山楼诗话》传播到萨摩藩乃至江户，在萨摩藩的知识分子之中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亦推动了日本的教化。在程顺则去世之后的140年间，琉球就涌现出三本相关传记，即郑章观的《总理唐荣司程公传》（1807）、喜纳亲云上对该书的和译本《名护亲方善行传》（1847）、蔡大鼎的《程公宠文传》（1864）。[5]程顺则是琉球最早被立传传世的伟大人物之一。
迄今为止，学术界或是将程顺则评价为“鸿儒”，[6]或是评价为“琉球汉学的普及者”，[7]或是“中华传统文化东被琉球的贡献者”，[8]或是将之把握为一个诗人。[9]不过，上述研究成果尽管展现了程顺则作为“鸿儒”“汉学家”“诗人”等多样化的身份或形象，但是基本上侧重在中琉关系史的立场，尤其是程顺则对于中国儒学文化东传琉球、再传日本的价值或者意义，缺乏了对程顺则多元身份立场的把握，故而也忽视了程顺则多元身份的建构、融合、共存所带来的“符号性”的价值。
本论文之所以提到程顺则的“多元身份”的问题，一在于历史上的程顺则本来就是一位集外交掌翰使、信息传递者、儒学教化者、教养传播者等多元身份为一体的人物，且成为了琉球文化的“符号”；二在于以程顺则为“媒介”或者“契机”，进而扩展到久米村，再到琉球、中国、日本，通过这一人物的多元身份建构，就可以一窥处在前近代的东亚，中国、日本、琉球是如何进行政治对话、商贸往来、文化交流的问题；三在于以程顺则的活动为线索，展示出东亚海域各国之间，正是通过精通汉文的人员往来、以汉字写就的汉籍流布，构筑起了互通外部情报、传递诗文素养的文化关系，并实现了文化的流动、传承、创新。由此也就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在整个东亚文化对话与交融之中曾经发挥出来的作用、未来可能发挥出来的价值。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本论文站在东亚海域人员往来的立场，以程顺则的多元身份建构为中心，将之把握为琉球的文化符号，由此来探究琉球作为沟通中国与日本的“媒介”的价值与作用，并期待借此提示这样的人文与文化交流指向当下与未来的启示。
一、作为东亚外交“掌翰使”的程顺则
依照日本江户时代编年体外交史料集《通航一览》（1853）与《通航一览续辑》（1856）的记载，在1634年到1850年间，琉球国王即位或日本幕府将军袭封之际，琉球都要派遣使节到江户进行“庆贺”及“谢恩”，在整个江户时期，琉球使节共来到日本十八次。《通航一览》正徳四年（1714）条目，就此成为本论的重点关注对象。
依照该年度的记载，“正徳四年，当冬琉球人参府一事，两使之中，与那城王子为献我国大树[10]贺礼之使，金武王子为谢嗣封之礼使。”[11]在此，《通航一览》记载了来自琉球的庆贺使与谢恩使，程顺则就是这一使节团的成员之一。正徳四年的琉球使节名册之中，出现了“掌翰史 宫里亲云上”[12]的名字。据琉球久米村的《程氏家谱》的记载，“康熙五十二年癸巳闰五月十八日，奉命为江户庆贺掌翰史（旅中改名宫里）。”[13]也就是说，在这一次的使节团中，“掌翰使 宫里亲云上”即程顺则。不仅如此，《程氏家谱》还记载，在出使江户以前，程顺则在1683年至1708年间便已四次访问中国，与中国文人交往，还购入《十七史》，刊印《六谕衍义》《指南广义》。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独特体验与丰富的大国外交经验，程顺则被选为“掌翰使”而得以随行。
何谓“掌翰使”？“掌翰”一语，典出《新唐书》：“掌纸笔砚杂供奉之事，高宗置掌翰。”[14]掌翰使一职，在中国一开始实则指的是为天子掌管纸笔者。不过，到了琉球，这一职位的内涵又有所不同。依照日本史料《古老集记类》中对琉球使节团掌翰使的记载：“掌翰使：携御书翰，于江户献上御献上物之御目录。若有相询之事，以书面回答，统管各类文书之事。”[15]“掌翰使”这一职位名称，在正徳四年首次出现，在此之前的对应职位应该是“右笔”。这一点也意味着程顺则是首次以“庆贺掌翰使”身份出使江户的久米村人。象征着程顺则作为久米村“学士”之后、秉持丰富外交经验之人，获得了琉球王府的信任，可以承担统管文书、应对问答、流畅书写等一系列重要职责。
在这一次的江户之行中，程顺则作为掌翰使，具体担任了什么职责，发挥出了怎样的作用？掌翰使的首要职责，是“携御书翰”。琉球使节前往江户，不管是谢恩或是庆贺，均要传递国王的书翰给幕府的老中，而老中则致以回信。掌翰使一职“统管各类文书之事”，在前往江户之前，掌翰使就要根据先例起草文书内容，并经琉球王府行政机构“评定所”评议，最后经过国王的裁量后进行誊写。[16]在誊写完书信之后，掌翰使随使节团出使江户，在此过程中要负责书信的携带与保管。对照《通航一览》和《程氏家谱》，程顺则于“甲午年五月二十六日那覇开船，”[17]“九月九日自萨州鹿儿岛府出发，十月至大阪乘船，十一月六日自大阪发船，同廿六日入江府。”[18]
程顺则作为掌翰使的职责之二，是在使节一行人谒见将军的当日，负责在殿上传递书信及献上物的目录。《通航一览》记载：
中山王致老中之庆贺将军袭封之书简，由掌翰使持至殿上之次之间的中央，由奏者番接过，使者立而行礼。中山王叙其自身即位之书简，次序同上。
在琉球使节辞别当日，老中致国王的返信亦由掌翰使接管：
就将军袭封一事下赐予中山王之物之目录，并老中之返翰，由奏者番携至殿上之间，掌翰使行至殿上次之间中央，使者行礼。就中山王即位下赐之物之目录并返翰，由奏者番递至掌翰使，次序同上。[19]
最后，围绕书信产生的问题，或幕府针对书信提出疑问之际，掌翰使亦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回答。正徳四年的琉球国国书，曾引发了幕府、萨摩藩与琉球国之间围绕礼仪问题的各种交涉，而程顺则作为掌翰使或许也卷入其中。[20]作为掌翰使的程顺则，可以说是琉中、琉日外交关系的亲历者，亦是唯一在琉球王国官方正史《中山世谱》中留下记载的庆贺掌翰使。[21]
如何评价作为掌翰使的程顺则，追溯程顺则的人生履历，审视程顺则的活动，可以看到程顺则曾担任久米村“讲解师”及“汉字笔者”，专门负责对华文书的撰写；多次处理漂流民事件，可奏对问答，是琉球王朝的学问家、经世者；五次访华，参加了琉球使节团，借此进一步成为琉球政界的翘楚人物；在江户之行中，程顺则直接参与觐见活动，接触到幕府重要人物，成为琉球外交界首屈一指的专家。
二、作为东亚信息“传递者”的程顺则
根据中国台湾学者刘序枫的研究，17-19世纪，由于中日之间并无官方往来，日本主要通过华商前往长崎贸易和漂流民的送还两种方式来获取中国的信息和情报。[22]不过，我们必须关注到，琉球亦是中日文化交流与信息的重要中介。自1609年萨摩藩入侵琉球以后，琉球就在中日之间充当了情报、商品、文物、技术的传递者。赴中、赴日的琉球使节乃是琉球的精英阶层，他们通过与中日两国的上层知识分子（文人、政治家）的交往，扮演了文化、物品、信息传递的纽带角色，而程顺则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首先，程顺则通过与日本摄政、大臣近卫家熙的交流，将琉球的汉诗传至日本。根据《程氏家谱》的记载，程顺则在完成掌翰使的使命以后，于次年（1715）正月初九日到达草津，前摄政大臣、著名书法家近卫家熙（1667-1736）为与程顺则见面，特地赶往草津。近卫家熙“遣愿王院权僧正，”请程顺则以京都鸭川物外楼为题作诗，不仅如此，亦出示木村探元的《中山花木图》而请其题赞。[23]《中山花木图》的程顺则赞本由此得以进入京都的文化阶层之中。这一时期日本著名汉学者宫崎筠圃、大江玄圃等也竞相摹写程顺则的诗文，一时之间传为佳话。[24]
其次，程顺则通过与萨摩藩画坛代表画家木村探元的交往，成为了中日之间书画的传递者。木村探元根据程顺则的诗集《雪堂燕游草》作《雪堂燕游图》，1715年2月，程顺则抵达鹿儿岛以后，为《雪堂燕游图》题赞。同年，探元亦因此而得作程顺则画像一幅。[25]1718年，以册封使海宝、徐葆光为首的册封使团抵达琉球，程顺则奉命接待，由此与徐葆光结下交谊，并于1720年被任命为谢恩副使，随册封使团一同渡清，于当年将木村探元的自画像带至北京向徐葆光求赞。[26]
第三，程顺则不仅与画家有所交往，同时亦是中日文学交流之中介。根据日本学者池田温[27]的研究，萨摩藩诗人相良赖庸（通称清兵卫，号玉山）著述的诗集《梅花百咏》，正是由程顺则自鹿儿岛带回琉球、并寄至福州请其交好的福建文人王登瀛为之作序。不仅如此，程顺则在江户之行中亦将其恩师陈元辅所著《枕山楼课儿诗话》赠予其江户及萨摩藩友人。该书由程顺则1698年购于福州，乃是为汉诗创作之初学者撰写的入门教科书。陈元辅之名不显于中国，但其作品却在日本保存了不少，且作为书法家而获得高度评价。[28]推动其作品在日本传播的，毫无疑问就是以程顺则为首的琉球门生。换言之，程顺则与日本文人之间的交往，不仅带动了中国书画与文学作品传入日本，同时亦构建起东亚文人间的交往网络。
不过在此，我们有必要注意到一点，即程顺则所传递的其实不只是文化与物品，历史上的程顺则亦成为了东亚海域的信息传递者。根据萨摩藩历史学者伊地知季安（1781-1867）著述的《南聘纪考》一书的记载：
此行闽人后裔宫里亲云上亦为从官，世所谓程顺则，字宠文。而荒井白石等，得与之语。《采览异言》云。则其所著《南岛志》，亦多所证焉。[29]
荒井白石，即新井白石，自宝永七年（1710）起作为幕府的政治顾问开始参与幕政，亦参与琉球王国国书返翰的起草。基于与程顺则等琉球人士的对谈，新井白石继而著述了日本琉球研究的嚆矢之作——《南岛志》，该书被称为近世日本琉球研究的最基本文献之一。新井白石与程顺则一行的对答、或者说传递的信息究竟如何？
首先，新井白石确认了琉球官制，把握到琉球模仿中国、日本的形制来构筑官制的问题。以第29问[30]为例：“三司官，按倭汉之例，或是类于三公三卿乎。此职之人，执掌国之政事欤。答：三司官三人，天曹法司，地曹法司，人曹法司，执国政也。”[31]“三司官”是仿照中国的职名，其“土语”即琉球所谓的“阿司多部”；所谓“天曹法司、地曹法司、人曹法司”，亦被称为“御礼仪方、御检地方、御物座方”，[32]则是来自日本的影响。根据《程氏家谱》的记载，程顺则于1703年奉法司之令，与蔡铎、蔡应瑞一同开始编撰琉球官制，并于1706年完成《琉球国中山王府官制》一书。由此可以推测，即使程顺则不是这一次对谈的唯一参与者，也一定是向新井白石提供信息的关键人物。[33]
其次，新井白石还关注到琉球的诸多事物，提到琉球的特产泡盛酒、芭蕉布，亦询问到清朝的风土与物产，②还就琉球的宗教、风俗、文字、乐舞、诗歌等进行了询问，尤其是琉球的文学。新井白石提到：“诗歌，万国之中，其各所风俗不同，而有唐诗和歌者。各国皆有类诗歌之物，其由性情所感，化为言语，琉球亦依其俗，有类似诗歌者乎。”“答：学唐诗习和歌，慰情。又似诗歌慰性情者，有琉歌。”[34]也就是说，琉球不仅学习唐诗和歌，还创作出了“琉歌”，以抚慰人心、陶冶性情，使之成为儒学教化的扶翼。
概而言之，作为信息传递者的程顺则，综合把握了琉球与明清时期的中国、日本之间的关系，向日本传递了琉球本土的政治制度、琉球官制等多样化的信息，推动了日本幕府对于琉球的了解；提示了琉球的经济、地理、物产，进而展示了东亚海域交流、物资流通、贸易往来的前景；展现了琉球独特的宗教、风俗、文字、音乐、诗歌，尤其是琉球“学唐诗习和歌”，进而形成“琉歌”的文化自觉，突出了东亚文化的多样性。
三、作为琉球儒学“教化者”的程顺则
依据《通航一览》的记载，儒学传入琉球与琉球的教化存在着两条路径：其一是经由禅僧自日本间接传入；其二是自中国直接传入琉球。[35]在此，不得不提到琉球儒学史上的两大事件——“圣庙”（孔子庙）和学校（明伦堂）的创立。
作为儒学者程顺则的功绩之一，在于其撰写了多篇琉球儒学史相关的文章，记叙了琉球孔庙建设的始末与儒学的普及过程。程顺则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出使中国，当年即前往参拜孔子圣庙，并行三拜九叩之礼，献上事先准备好的《庙学纪略》，该文就琉球孔庙的创设提到：
琉球国僻处海外，风俗质朴。自明初通中朝，膺王爵，时王子陪臣子弟始入太学，至洪武二十五年，复遣闽人三十六姓往铎焉。虽东鲁之教泽渐濡，而尼山之仪容未亲。及万历间紫金大夫蔡坚始绘圣像祀于家，望之俨然，令人兴仰止之思。嗣而紫金大夫金正春恐家祀近亵非尊圣重道意，于康熙十一年请立庙。王允其议，乃卜地久米村。至康熙十三年令匠氏庀材，运以斧斤、施以丹雘，不日成之。越明年，塑像于庙，又明年行春秋释菜礼，既新轮奂复，肃俎豆，恍如登阙里之堂，躬逢其盛也。……（中略）……按兴学之始，例延中国大儒，教授生徒。如明之毛击台，讳鼎。曾得鲁，张五官，杨明州四先生。……至于四先生以前则不可考矣。[36]
根据这一段文字，琉球孔子庙始建于康熙十三年（1674）。正如程顺则创作的诗句“东海君臣何以报，承恩竞捧出蓬莱”[37]所示，程顺则始终抱有向慕中华、恪守臣节的心态，促使其不断地追寻中华文化的正统，并力图在琉球传播“纯正”的汉学与儒学。
作为儒学者的程顺则的贡献之二，是推动了明伦堂的创办。虽然琉球创设了孔子庙，但毕竟有庙无学。程顺则提到：“两敕使（指汪楫、林麟焻）孔子庙之记，甚详，若按敕使所言，圣庙无学校，则与中国形制不同，孔庙之创设亦失意义。……（中略）……则琉球失其（对中国之）体面直至末代。”[38]据此，1683年册封使汪楫、林麟焻出使琉球时，已向琉球提出创建学校的建议，而1706年程顺则的中国之行，无疑进一步坚定了其创办学校的决心。
依照清代册封使徐葆光《中山传信录》的记载：“康熙五十六年，紫金大夫程顺则因学宫未备，取汪、林二公庙记之意，启请建明伦堂……明伦堂左右两庑，蓄经书籍文略备。国王又命紫金大夫程顺则刊刻《圣谕十六条》、演义数节，月吉讲之。”[39]就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在程顺则的推动下，琉球设置首个教育机构明伦堂，对久米村子弟开放。明伦堂的创设，无疑是琉球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直至1798年琉球王府开办公学校及平等学校之前，明伦堂都是整个琉球王国内唯一的一所公办教育机构。
作为儒学者的程顺则的贡献之三，是推动琉球祭孔仪式的改革。继《庙学纪略》与《琉球国新建至圣庙记》之后，程顺则又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创作《新建启圣公祠记》，其中提到古帝王必定祭祀先祖，而已建孔庙，却不祭祀其祖，则不能称得上是尊敬，故而“予乃同长史等官议援中国例启请建祠。”同年，程顺则考证了中国释奠之例，指出：“启请祭孔子用大牢，祭启圣公用少牢/其粢盛八笾八豆之实，皆如中国。惟祭品本国所无者，以土产代之。祭期前三日与祭者皆斋戒，前一日演礼省牲。春秋二丁国王遣紫金大夫丑时祭启圣祠，遣法司官寅时祭圣庙，皆行三跪九叩头礼。又于圣庙行饮福受胙礼，自此以前以紫金大夫或长史官为主祭行八拜礼，不行饮福受胙礼。惟焚楮不用帛，又无斋戒省牲，礼似太简故。（顺则）考中国之礼，启请是年二月始行此礼。”[40]在此，程顺则不仅明确了祭祀孔子与祭祀启圣公的不同，同时亦根据中国惯例，将原先的“八拜礼”改正为中国式的三跪九叩礼。在此之后，这一习惯得以固定下来。依据琉球史料《球阳》的记载：“己亥年始用大牢，以行释奠礼。时王特遣法司一名，以为主祭，著为定例。”[41]自1719年起，国王派遣法司官参加祭孔典礼，这也标志着“祭孔典礼”由久米村的活动升格为一项国家性的祭祀活动。
程顺则的重要贡献，也得到了来自日本人士的赞誉。在江户肥后藩士（其名不详）游历鹿儿岛之际撰写的《萨游纪行》（1801）之中，就多次提到程顺则，并描述了这样一则道德故事。
琉球之程顺则，为久米村人。少时前往学校，归来时遇其友人，友得一鸡，欲杀之。顺则云将至我宅烹煮之。煮鸡毕，与友分食。他日，友人又遇当日之鸡，讶异之。顺则云，盗杀他人之鸡，是为不义。若彼时云此事，想必众人难肯，故杀我家之鸡，为助（众人明此理）。[42]
这一故事亦被同为久米村人的郑章观著述的《总理唐荣司程公传》（1807）一书收录。概而言之，不管是明伦堂的创建，还是启圣公祠的修建，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是琉球空前“儒教化”的时代，而这样的“儒教化”无疑是完全以中国原始的形制为蓝本。因此，镰田出、伊藤阳寿将这一时期称为琉球的“久米村的时代”。[43]就此而言，程顺则可谓正是这一时代背后的重要推手。
四、作为东亚教养“传播者”的程顺则
提到儒学在琉球的传播，则不得不提到《要务彙编》（1715）、《蓑翁片言》（1746）、《醒梦要论》（1754）一系列琉球儒家经典[44]的著述者蔡温（1682-1762，和名具志头亲方文若）。蔡温是程顺则的后辈、与之同时代的琉球儒学家、政治家，也是19世纪琉球人景仰的对象。蔡温一生不仅留下大量阐述与思索程朱理学的笔记，还参与了琉球官方正史——《中山世谱》的编纂修订，更是将之落实到林政、农政、治水的实学领域，为琉球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上里贤一指出：“与其说蔡温是一位儒学者，不如说蔡温是一个重实务的政治家”。[45]不过，与注重程朱理学、儒学之实用性的蔡温不同，程顺则对儒学的宣扬注重在教化，且真正地实践了琉、中、日之间的儒学对话与思想沟通。
程顺则的儒学宣扬注重教化，最为突出地体现在自中国带回《六谕衍义》，并将其加以推广，一是推广到整个琉球，推动了儒学在琉球的在地化；二是将之传播到了日本，引发了日本儒学教育在地化的滥觞。日本地方志《岛津国史》记载：“二王子之使江户也。顺则以典翰使从。……顺则旧得六谕衍义于琼江竺天植镜筠氏而还。刊布国中。……又以献县官。”[46]据此该史料的记载，《六谕衍义》一书是在程顺则出使江户之际献给萨摩藩藩主岛津吉贵。之后，岛津吉贵又将该书献给德川吉宗，进而得以在日本流行起来。
何谓“六谕”？探究起源，可以追溯到洪武三十年（1397），明太祖朱元璋颁布的教民榜文第四十一条：“每乡里各置木铎一，内选年老或瞽者，每月六次持铎徇于道路，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到了明清更迭之后的顺治九年（1652），清顺治帝重颁六谕卧碑文，更在顺治十六年（1659）通过乡约施行。[47]范鋐亦在这一时期著述了《六谕衍义》，由此而备受关注。《六谕衍义》以平易白话解释“六谕”，在每条后附上故事和七言诗歌，使之更加通俗易懂，同时亦对律令进行解读。
作为琉球人士，程顺则与《六谕衍义》之间的“邂逅”，始于其作为“勤学”而留学福州（1683）之际。程顺则跟随儒者竺天植学习，在案几上发现了该书，决定将之带回琉球，以作为道德教化的初级读本和官话教科书来加以使用。之所以如此，一是困囿于“琉球孤悬溟海之渤之外，土语乡谈，较之海内尤异之异”；二是“稗官野史皆里巷常谈，然无关风俗，无补人心”，而只有《六谕衍义》“教者省力，学者亦晓”，“字字是大道理，却字字是口头话。”[48]基于这样的认识，程顺则在第四次来华（1708）之际，斥重金刊刻印刷了《六谕衍义》，并将之带回琉球，献给琉球国王。
到了18世纪后期，为了进一步推广庶民教化，琉球在各个“间切”设置了初等教育机构——笔算稽古所，《六谕衍义》作为稽古诵读的教材而被加以使用。与此同时，与小学、四书并列，该书亦成为那霸士族的必读教材之一。18世纪，那霸士族著述的《阿嘉直识遗言书》（1778）第六条就提到：“汉书讲谈，自十五岁到二十五岁，诸事应予练习，全力学习六谕·小学·四书。”[49]
承前所述，《六谕衍义》经过程顺则之手而得以传播到萨摩，进而传播到江户。依照《岛津国史》的记载：“享保六年，官刻颁布天下，而命物茂卿为译。……越明年，又令室直清，以和语叙其大意，而梓行之功，于是乎益章也。”[50]岛津吉贵献上《六谕衍义》以后，德川吉宗命汉学家荻生徂来（1666-1728，字茂卿）为其加上训点。训点版《官刻六谕衍义》于1721年刊行，侍讲儒学者室鸠巢（1658-1734，讳直清、号鸠巢）将其译成日文《六谕衍义大意》，亦于1722年出版发行。鸠巢在该书序言直接指出：
《六谕衍义》为琉球程顺则于其国刊行，远传至于我邦。然若只有单本，只置于文府，则世人无法得见。其书用俚俗浅近之语，劝善惩恶，甚为亲切。奉有司之命，命书坊刊之，广布世间，可成世人之教谕。为使下贱编户之民不识汉土之文字者，读此书习其意，命愚臣将其大略译为和本。本书每篇末有律例，又载古人之事迹。其律例与我邦之法异同，难以全部采用，其事例中亦有古早之物语者，此二者皆割爱之，以使穷乡下邑贱男贱女皆能读之。[51]
室鸠巢并未采用逐字直译的方式，而是删除原文中的律例与典故，对正文加以取舍和概括，其译本分量不及原文二分之一，故而命名为《六谕衍义大意》。和译本一经完成，立刻就被发给江户寺子屋教师石川勘助抄写，“使儿童朝夕诵读”，同时亦将官制木板送至京都大阪书肆令其刊刻，并允许民间私刻该书。《六谕衍义大意》作为寺子屋（私塾）的教科书而得以迅速普及，在日本江户时代乃至明治时期的初级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根据殷晓星的研究，到了“教育敕语”颁布的明治二十二年（1889）前后，《明六谕》作为教育敕语的解说教材更是被加以改编再版，但多数抹去了来自中国（明清）的形迹，或是将之直接记为“室直清六谕衍义大意”，或是直接宣称“六谕衍义者琉球程顺则著述也”。就这样，明圣谕的话语被纳入到了近代日本的教育政策之中。[52]
《六谕衍义》东传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即便是一度被异化、被抹消了来自中国的形迹，但是却保留了“程顺则”之名而得以存续下来。这一点也为21世纪“程顺则”的“琉球复归”打下了基础。21世纪以来，冲绳县久米崇圣会于2002年出版《六谕衍义翻译本》，2004年出版《中小学生读本现代版六谕衍义大意》，以漫画的形式讲述了现代社会“六谕”。不仅如此，程顺则曾经的采地——名护市，将《六谕衍义》作为小学社会科副读本来使用。名护博物馆每年在新年之际展出程顺则的“六谕”手书，让一般民众参拜，程顺则就此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而得以保留下来。
结论
审视程顺则的多元身份，作为外交掌翰使的程顺则，通过出使日本，前往鹿儿岛乃至江户，在日本建立起了文人的交际网络；作为信息传递者的程顺则，为日本第一部综合性琉球学著作《南岛志》提供重要信息，进而间接地推动了近世日本人琉球认识的形成与琉球观的建立；作为儒学教化者的程顺则，通过将中国的书物、文化儒学传播至琉球、日本，引发了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华诗文的憧憬，成为琉球人眼中传播儒学、推广教化的道德象征与楷模；作为教养传播者的程顺则，将《六谕衍义》带到日本，从而引发了日本持续的翻刻行动，刺激了日本儒学教育落实到民间。程顺则的影响力不仅一直延续到危机潜伏、冲突激剧的日本明治时代，也延续到了重塑传统、再求振兴的当下。
本论之所以将程顺则的系列活动作为“东亚海域交流”的一大典范，绝不只是基于其成就了东亚的过去，更在于着眼整个东亚的未来。作为东亚共通的文化传统，作为东亚共通的精神资源，无论是汉学、还是儒学；无论是在中国，在琉球，还是在日本本土，我们皆可以认识到中国文化与“他者”进行对话、展开交涉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彰显在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包容力、适应力。处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不断冲突，且不断加剧的当下，回溯历史传统，把握共通意识，推动异文化间对话，追寻东亚海域交流的价值，就是本论的核心宗旨之所在。
[1] “万国津梁”一语，来自于1458年被铸造的琉球国“万国津梁”钟的铭文。该钟于1978年被日本政府列为重要文化财，收藏于冲绳县立博物馆。
[2]林韑：《通航一览》（第一），东京：国书刊行会，1912年，第11页。
[3]伊波普猷、东恩纳宽惇、横山重：《琉球国由来记复刻版》，那覇：风土记社，1988年，第180页。
[4]户部良熙：《大岛笔记自巻之一・至巻之四 全》伊波普猷文库IH030（琉球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蔵）， 2021年9月15日，https://doi.org/10.24564/ih03001，2022年11月30日。
[5]均收录于名护市教育委员会名护市史编撰室编：《名护亲方程顺则资料集１（人物・传记编）》，名护：名护市教育委员会，1991年。
[6]赖正维：《琉球古国华裔儒学大师程顺则》，《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56-62页；崎原丽霞：《从程顺则生平著作看儒学在琉球国的传播》，《日本问题研究》2010年第2期，第57-74页。
[7]Gregory James Smits，Visions of Ryukyu：Identity and Ideology in Early-Modern Thought and Politics，Hawai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9，pp．50-71.
[8]张沁兰、兰英：《明清时期中华传统文化向琉球传播的途径、特征及其影响》，《福州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第14-23页。
[9]上里贤一：《琉球人所歌咏的中国——以<雪堂燕游草>为中心》，见岛村幸一编：《琉球：交叉的历史与文化》，东京：勉诚出版，2014年，第194-217页；黄裔：《程顺则和<雪堂燕游草>》，《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第95-100页。
[10]注：“大树”指日本幕府将军。本处指第七代将军德川家继。参见佐藤孝之、天野清文编：《古文书用语大辞典》，东京：新人物往来社，2006年，第419页。
[11]林韑：《通航一览》（第一），东京：国书刊行会，1912年，第101页。
[12]林韑：《通航一览》（第一），东京：国书刊行会，1912年，第105页。
[13]《程氏家谱》，那霸市企画部市史编辑室编：《那霸市史 资料篇第1卷6 家谱资料（二）久米村系家谱》，那霸：那霸市企画部市史编辑室，1980年，第547页。
[14]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四十七·志第三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21页。
[15]小野武夫：《日本近世经济史料（第十卷）》，东京：近世地方经济史料刊行会，1932年，第337页。
[16]宫城荣昌：《琉球使者的上江戸》，东京：第一书房，1982年，第136页。
[17]《程氏家谱》，那霸市企画部市史编辑室编：《那霸市史 资料篇第1卷6 家谱资料（二）久米村系家谱》，那霸：那霸市企画部市史编辑室，1980年，第547页。
[18]林韑：《通航一览》（第一），东京：国书刊行会，1912年，第103页。
[19]林韑：《通航一览》（第一），东京：国书刊行会，1912年，第122-123页。
[20]池宫正治：《程顺则——儒学的实践者》，见池宫正治、小渡清孝、田名真之：《久米村——历史和人物》，那霸：蛭木社，1993年，第194页。
[21]琉球正史史书《中山世谱》附卷三记载：“本年（康熙五十三年），为‘谢尚敬王即位于大树公并太守公；且朝佑兼谢太守公寄伊地知越右卫门以赐品物’事，遣正使尚氏金武王子朝佑、副使毛氏胜连亲方盛佑。……（中略）……（时正议大夫古波蔵亲云上程顺则为庆贺掌翰史，都通事砂边亲云上曾历为谢恩掌翰史，赴江府）”。蔡温等：《中山世谱》，高津孝、陈捷编：《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六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2-203页。
[22]刘序枫：《从“鞑靼”到“大清”：十七、八世纪日本幕府对清朝认识的建构》，见刘序枫编：《亚洲海域间的信息传递与相互认识》，台北：台北“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18年，第97-142页。
[23]《程氏家谱》，那霸市企画部市史编辑室编：《那霸市史 资料篇第1卷6 家谱资料（二）久米村系家谱》，那霸：那霸市企画部市史编辑室，1980年，第547页。
[24]近藤壮：《程顺则着赞本<中山花木图>小考：以（财）海洋博览会记念公园管理财团所蔵本为中心》，《冲绳文化研究》2006年第32号，179-201页。
[25]《程氏家谱》载：“时自大守吉贵公令两王子命（顺则）曰江户公务相济，归于萨州日，使木村探元为画，（顺则）题画赞欲备清玩，故独留麑府书画赞。”那霸市企画部市史编辑室编：《那霸市史 资料篇第1卷6 家谱资料（二）久米村系家谱》，那霸：那霸市企画部市史编辑室，1980年，第548页。
[26]此过程详细考察，参阅沈玉慧：《18世纪经由琉球途径的清日文化交流》，《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2021年第1期，第81-111页。
[27]池田温：《从<梅花百咏>看日中文学交流》，《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第22-30页。
[28]根据季龙飞的统计，日本现存陈元辅四部作品、二十一种版本。参见季龙飞：《清代福州柔远駅的文人交流：以康熙年间陈元辅为起点》，日本琉球大学学位论文，2020年，第36-38页。
[29]伊地知季安：《南聘纪考 下卷》伊波普猷文库IH012-03（琉球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蔵），2021年9月 15日，https://doi.org/10.24564/ih01203，2022年11月30日。
[30]注：宫崎道生在其《关于<白石先生琉人问对>》一文中完整地介绍了新井白石与程顺则一行人的问答内容，并将之编号，共计66条目。本论以下编号即依据该文。
[31]宫崎道生:《关于<白石先生琉人问对>》，《弘前大学国史研究》1959年第17号，第17页。
[32]蔡铎、蔡应瑞、程顺则：《琉球国中山王府官制》，见高津孝、陈捷编：《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十六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98页。
[33]《程氏家谱》，那霸市企画部市史编辑室编：《那霸市史 资料篇第1卷6 家谱资料（二）久米村系家谱》，那霸：那霸市企画部市史编辑室，1980年，第547页。
[34]宫崎道生:《关于<白石先生琉人问对>》，《弘前大学国史研究》1959年第17号，第3页。
[35]林韑：《通航一览》（第一），东京：国书刊行会，1912年，第8页。
[36]《程氏家谱》，那霸市企画部市史编辑室编：《那霸市史 资料篇第1卷6 家谱资料（二）久米村系家谱》，那霸：那霸市企画部市史编辑室，1980年，第552页。
[37]出自程顺则《午门颁币》，收入程顺则诗集《雪堂燕游草》，见高津孝、陈捷编：《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二十五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5页。
[38]那覇市企画部文化振兴课：《那霸市史资料编第１巻11琉球资料（下）》，那霸：那霸市企画部市史编辑室，1991年，第431−432页。
[39]《圣谕十六条》于康熙二十一年颁布，是六谕思想的发展。其内容为：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弥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
[40]《程氏家谱》，那霸市企画部市史编辑室编：《那霸市史 资料篇第1卷6 家谱资料（二）久米村系家谱》，那霸：那霸市企画部市史编辑室，1980年，第552页。
[41]郑秉哲等《球阳》，见高津孝、陈捷编：《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八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8页。
[42]小野雅子、汉那敬子、田口恵、富田千夏：《岸秋正文库<萨游纪行>》，《史料编集室纪要》2006年第31号，第239页。
[43]鎌田出、伊藤阳寿：《从孔子庙看“近世”琉球》，《至诚馆大学研究纪要》2017年第4号，第10页。
[44]均收录于高津孝、陈捷编：《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十八、十九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
[45]上里贤一：《琉球对儒学的受容》，陈玮芬译，《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06年第3期，第14页。
[46]山本正谊：《岛津国史 9》，东京：岛津家编纂所，1905年，第51页。
[47]《大清会典》载：“顺治九年，颁行六谕卧碑文行八旗直省。十六年议准: 译书六谕，令五城各设公所，择善讲人员讲解开谕，以广教化，直省府、州、县亦皆举行乡约。该城司及各地方官，责成乡约人等，于每月朔望日聚集公所宣讲。”伊桑阿：《大清会典 (康熙朝)》，卷五十四《礼部十五·乡约》，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618页。
[48]范鋐：《官刻 六教谕衍义 乾》阪卷・宝玲文库（夏威夷大学所蔵）HW621，2015年7月30日，https://shimuchi.lib.u-ryukyu.ac.jp/collection/sakamaki/hw62101，2022年11月30日。
[49]高津孝：《琉球的书物受容与教养》，见岛村幸一：《琉球：交叉的历史与文化》，东京：勉诚出版，2014年，第142页。
[50]山本正谊：《岛津国史 9》，东京：岛津家编纂所，1905年，第51页。
[51]加藤咄堂：《国民思想书民众篇》，东京：国民思想丛书刊行会，1929年，第115页。
[52]殷晓星：《日本近代初等道德教育对明清圣谕的吸收与改写》，《世界历史》2017年第5期，58−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