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是由上海市虹口区委宣传部、上海市虹口区文化和旅游局、中国建投集团建投书局、澎湃新闻共同打造，深耕在地文化的高品质读书会品牌。
目前正在开展的第十三季读书会（2024年8月18日-2024年12月14日）以“东西汇流”为主题，从音乐、电影、体育、建筑、戏剧、器物六大方面呈现上海城市基因中的生机勃勃与包容开阔。
“东西汇流”系列开幕场，建投书局联合上海音乐出版社邀请到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王勇教授，带来珍贵的《毛毛雨》《香格里拉》《夜上海》《玫瑰玫瑰我爱你》《如果没有你》等从当年铜质模版上直接采样修复的原声唱片，邀请大家一同聆听海派音乐的前世新声。
悠扬旋律中，王勇回溯了周璇、姚莉、白光、白虹等歌手用声音抒写的中国流行歌曲历史的开端。他强调，在“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方面，上海积淀深厚，未来则需要在着力提升“辨识度”的语境下，考量如何“活化”、“释放”各种资源，演绎城市文化新精彩。
* 以下内容根据王勇老师讲稿整理
中国流行歌曲的启蒙与黎锦晖
说起中国的流行歌曲，通常认为诞生于1927年的上海，其标志是黎锦晖创作了《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人面桃花》与《特别快车》四首爱情歌曲。今天，当我们追溯中国流行歌曲源头的时候，黎锦晖很自然地被称为“鼻祖”，而他一手创办的明月歌舞社则被认为是中国流行音乐的摇篮。
黎锦晖
上海音乐出版社供图
二十世纪初，在推行新学和促进社会变革的潮流中，产生了有别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新的歌曲形式——学堂乐歌。黎锦晖就是一位伴随着学堂乐歌成长起来的作曲家。他从小受到学堂乐歌的影响，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潮流，使他走上了以“宣传乐艺，辅助新运”为目的的正道，提出了“改革俗乐”和创造“平民音乐”的主张。后来他又参与“国语运动”，花了很大精力去研究京剧与鼓书；参与北大音乐研究会的活动，在《音乐杂志》上发表了他所采集的民间音乐，逐渐从一位音乐爱好者，转变为一位准职业的音乐人。
1921年至1926年，黎锦晖就职于上海中华书局。这期间，他接触到了大量西方音乐文化，同时也非常关注民间音乐在上海的发展，逐渐感到“中国的音乐要兼收并蓄，主张容纳大众音乐”。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黎锦晖在大力推进儿童音乐创作的同时，开始将“一部分民歌、曲艺和戏曲中过分猥亵的词藻除去，用外国爱情歌曲的词义和古代爱情诗词写出了比较含蓄的爱情歌曲”。
1927年，他写出了《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人面桃花》等探索性作品，开创了中国流行歌曲这个新的创作园地。
《毛毛雨》
上海音乐出版社供图
1928年，黎锦晖率团去南洋各地巡演，滞留新加坡时，创作了家庭爱情歌曲一百首。这批作品在1930年至1932年间被大中华、胜利、高亭、百代等公司录制成唱片后，迅速从上海流行至全国，“时代曲”的概念由此确立。
在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黎锦晖至少创作了四百余首流行歌曲，除去前文所提到的，还有1934年出版《黎锦晖先生及黎明晖女士等著作》十集共一百二十一首；1935年为美商胜利唱片公司编写歌曲并灌制唱片数十张；1936年出版《明月新歌一二八首》；1934年至1936年间，为了维持明月社的日常开销，以他的歌打头，后面放上明月社学员的习作出版歌集，累计二十本，每本二十至三十五首歌不等。这当中，有黎锦晖用明月社学员的真实姓名作为自己笔名发表的作品，也有经他修改的明月社学员的习作，所以他本人创作的具体数量已无法考证。但无论怎么计算，短短十年间有如此数量的作品问世，在中国作曲家中是罕见的。
黎锦晖的作品开创了中国流行歌曲的一种模式，即以通俗白话或民谣体与略带中国古典韵文意味的歌词，谱以中国民族民间风味的歌调，却又辅之以外国舞曲节奏型（如爵士、探戈等）的乐队伴奏。这样的歌曲编作，或许艺术格调并不属于高雅脱俗之列，也没有采用多么高深精致的作曲手法，而却正因其浅显生动的通俗性和中西合璧的新颖民族风味，适应了都市为数众多的市民阶层娱乐消遣的需要；而且这样的歌曲便于大批量制作和日新月异地不断更新，可以借助电影、播音、唱片和舞台等各种媒介广泛传播，从而产生了极大影响。
由黎锦晖启其端的中国流行歌曲创作，是当时以美国爵士乐与流行音乐为代表的国际强势文化，借助于中国固有的音乐传统和五四以后业已初步形成的新文化运作机制，结出一个音乐成果。和黎锦晖同时和继其之后，还有如黎锦光、陈歌辛、严工上、高天栖、李厚襄、严华、严折西……等一大批词曲作家，都在这方面进行了各自的创作探索。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了中国原创歌坛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上海老歌的多媒体传播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不仅涌现出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流行音乐作品，培养出了一代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和众多光芒璀璨的歌唱明星，而且流行音乐的传播媒介也极大地发展和成熟起来。
唱片业、电影业、广播业与歌舞演出等新老传播方式齐头并进，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一
唱片界的“三足鼎立”
1949年以前，上海虽然有多家唱片公司，但最具实力的，是有跨国背景的百代、胜利和民族资本支撑的大中华三家。
EMI与上海百代唱片公司
1908 年，法国人Labansat在南洋桥（今西藏路）附近租房，成立了上海最早的唱片公司——东方百代（Pathe Orient），它挂靠在法国百代旗下，代理销售母公司的唱片和唱机。三十年代，法国百代被英商电子和音乐公司（Electric and Musical Industries，简称EMI）收购，东方百代成为EMI的一员，改名上海百代唱片公司。
由于EMI兼并了多家公司，所以在上海开始了多品牌的营销之路。原先属于法国百代唱片的商标（现在依然是法国百代电影公司的商标）——一只神气的公鸡，依然被沿用，王人美、白虹、周璇等一线歌手的唱片基本都由这个品牌（Pathe）出品，主打高端市场；而中低端市场，则以丽歌（Regal）为品牌销售，其中不乏新人新作；EMI拥有的主品牌HMV主攻欧美流行音乐；蓓开、高亭主要录制出版戏曲；原属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两个品牌歌林、和声，则开始主攻香港及东南亚市场。
三十年代的百代，有一大批较为稳定的与之合作的词曲作者与歌手，合作方式是分取版税。百代也为不少音乐人提供了工作机会，聂耳、黎锦光、严华、姚敏等人，都先后作为正式员工在百代工作。百代还筹建了一支录音伴奏乐队，基本成员是流亡在上海的白俄乐手，水平很高。用今天的水准聆听当年的录音，都会惊讶于乐手过硬的演奏功力。
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全盛时期的产能达到270万张/年。
上海音乐出版社供图
RCA与上海胜利唱片公司
胜利留声机公司（Victor Talking Machine Company）于1927年在日本成立了分公司Nippon Victor，也称Japanese Victor Company，即今天日本JVC公司的前身。随后，日本胜利公司登陆上海。1929年，RCA（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所属的美国广播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与胜利留声机公司合并，次年正式成立上海胜利唱片公司，并于1932年在平凉路1800 号购地建厂，生产胜利唱片，商标为“狗听喇叭”。
上海音乐出版社供图
1935年，胜利唱片公司邀约黎锦晖灌录流行歌曲唱片四十张，并要求在一个月内完成。为了与百代竞争，胜利公司要求这批唱片必须显示录音及制作实力，其中一部分曲目，必须是上海滩已经十分流行的，例如《桃花江》，指名要周璇与严华演唱，而且还雇佣了一支英国乐队伴奏；另一部分则完全是新歌，一定要有好听的歌名。于是黎锦晖先列出了几十个歌名，胜利公司圈定之后，他再临时创作，有些歌曲甚至是在去录音棚的路上即兴创作、进棚后继续修改完成的。
1939 年日本人参股该公司51%，成为大股东，将胜利唱片公司改组为中国唱机有限公司。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全部由日商接管。抗战结束后由国民党政府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接管，但因设备不齐，该公司一直未能开工。
胜利唱片公司在其全盛时期，产能达到180万张/年。
大中华唱片厂
大中华唱片厂是孙中山先生邀请日本人铿尾庆三于1917 年来沪创建的，厂址设在虹口区大连路373号，由中日资本家合资经营，并由孙中山先生亲自定名为“大中华”，注册商标为“双鹦鹉”。1927年，十二位中国民族资本家联手，将全部日资股份购回，改由中国人自己经营。
大中华是最早批量录制黎锦晖作品的唱片公司。1930年，公司经理王寿岑与黎锦晖定下协议，准备花半年时间，录制一百首黎氏作品，其中包括《小小画家》等儿童歌舞剧，也包括部分“家庭爱情歌曲”。灌片费用二十五元一面，版税按照批发价的10％计算。由于录音设备和技术原因，唱片总有“嗡嗡”的杂音，但即便如此，市场反应依然很热烈。随即，外商唱片公司纷纷找黎锦晖合作，大量唱片的面市，使得黎氏歌曲“泛滥”起来。
上海音乐出版社供图
正是三大唱片公司的存在，上海老歌有了传播的载体和竞争的平台。据1964年编印的《中国唱片厂库存旧唱片模版目录》所列，在1949年5月之前，经过战争毁损和日本侵略者劫夺幸存下来的老唱片模版有34300面，其中三四十年代录制的歌曲约占五分之一。
二
播音电台的助推力
1923年1月24日晚8时，无线电收音机第一次在上海传出了声音。很快，广播电台作为那个时代主流的大众传播媒体，在上海迅速发展起来，至抗战前夕，已有五十多座电台散布上海滩的大街小巷，不仅播报新闻与广告，也传播着市民们最喜爱的流行金曲。
说起上海的电台，很多老人都会提到在新新公司开设的“玻璃电台”。这个设在商场六楼的播音间，四周别出心裁地用了玻璃隔断，玲珑剔透，令当时的人们十分新奇，故将其称为“玻璃电台”。电台日夜不停地为新新公司大作广告，并不定期播放新闻和广受大众喜爱的音乐、戏曲等节目，有时还不惜重金聘请当红歌星到现场点唱，故而很有名气。
商业电台在上海的蓬勃兴起，给市民音乐的创作量提出了客观要求，因为最受市民阶层欢迎的流行歌曲是电台播出的重要内容。哪个电台播出的歌曲更美妙动听，更广为传唱，能吸引更多的听众，这个电台就自然会受到更多广告商青睐。为了吸引更多听众，很多电台不满足于只是通过留声机播放各类唱片，还争相邀请当红歌星作现场点播秀。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红歌星白虹、周璇、吴莺音、欧阳飞莺等都曾经到电台做过这样的点播秀，而很多歌坛后起之秀，最初正是从模仿收音机里传出的动人歌喉开始，一步步走上演艺之路的。
白虹 周璇
上海音乐出版社供图
三
电影歌曲是上海老歌的重要构成部分
中国的电影艺术家们几乎是与西方世界同步开始了对电影配乐的深入研究。最早的有声电影使用的是蜡盘发声技术，即将声音刻录在蜡盘上，放映影片时同步播放。
1930年，联华影业公司用蜡盘为电影《野草闲花》录制了歌曲《万里寻兄词》，这便是中国最早的电影歌曲。同年，明星公司也用蜡盘发声技术拍摄了《歌女红牡丹》。与《野草闲花》不同的是，该片不仅配了歌曲，而且对白也是有声的，因此通常将其称作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
为了更好地拍摄有声歌舞片，1931年5月，联华电影公司将黎锦晖的明月歌舞剧社收编为旗下的“联华歌舞班”。这是一个很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件，由此可见，兴盛之初的中国电影是多么注重通俗的流行歌曲的制作。电影界人士认识到，能够和电影这一艺术形式完美衔接的，正是迎来自己第一个创作高峰的中国流行音乐，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戏曲或纯进口的西洋音乐。联华歌舞班的诞生，清晰地表现出电影音乐与流行歌曲的全然重合趋势。
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是，1934年6月14日，电影《渔光曲》上映，盛况空前，女主角王人美演唱的同名主题歌成为上海滩最流行的歌曲。聂耳在1934年撰写的《一年来之中国音乐》一文中评述：“《渔光曲》一出，其轰动的影响甚至成了后来的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够卖座的一个潮流”。
《渔光曲》
上海音乐出版社供图
自此，音乐与电影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除了黎锦晖和明月社的黎锦光、严工上等人外，黄自、任光、聂耳、贺绿汀、陈歌辛、刘雪庵、冼星海等大批音乐家都曾投入电影音乐的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抗敌歌》（电影《空谷兰》插曲）、《天涯歌女》、《四季歌》（电影《马路天使》插曲）、《春天里》（电影《十字街头》插曲）、《黄河之恋》（电影《夜半歌声》插曲）、《大路歌》（电影《大路》主题歌）、《毕业歌》（电影《桃李劫》主题歌）、《香格里拉》（电影《莺飞人间》主题歌）等，都是那个时代的优秀作品。
四
歌舞厅的影响力
上海的歌舞厅最早缘起于来往沪上的外国水手。外滩一带由于各国客商云集，热闹非凡，大批外国船员及军舰水兵上岸后要找地方饮酒作乐，故而各式小酒吧应运而生，外滩附近的朱葆三路（今河南南路）上尤为集中，林立的酒肆彻夜传出爵士乐声，水手们踩着布鲁斯和吉特巴（吉特巴舞俗称水手舞即来源于此）的步点通宵起舞。
不久以后，更多大型的歌舞厅在租界地区出现，最早的有南京路上的一品香、爵禄，四川北路上的月宫、大华等；随后一些大公司和大饭店也附设舞厅，如永安公司的大东舞厅、扬子饭店的扬子舞厅；接着，一批更为豪华的顶级大舞厅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附近落成，最著名的是百乐门、仙乐斯、丽都、大都会四家。
上海音乐出版社供图
当年很多红歌星，都是生意红火的歌舞厅的职业驻唱歌手，最著名的要数姚莉、都杰、吴莺音、欧阳飞莺。她们在驻唱的同时，为唱片公司灌录了大量唱片，留下不少广泛流传的经典名曲。
除了当红歌星驻场演唱以外，歌舞厅常规经营时更需要雇佣爵士乐队为交际舞会伴奏，因而大批外籍乐师应聘入沪，其中以菲律宾人为多，技术也较高。丽都的唐乔司乐队、仙乐斯的洛平乐队、米高美的康脱莱拉斯乐队等，均在当时极富盛名。由华人自组的爵士乐队也在飞速发展，最有代表性的有杰美·金乐队、黄飞然乐队和凯旋乐队。后来根据中国客人的需要，不少中小型舞厅兴起了用广东音乐伴舞的潮流，《步步高》、《王昭君》等粤乐进入舞厅，而《何日君再来》、《玫瑰玫瑰我爱你》、《月圆花好》、《采槟榔》等广为传唱的中国流行歌曲也渐渐成为最常见的伴舞音乐。歌舞厅的演奏和翻唱，使得许多名曲流传更为深远。
《何日君再来》
上海音乐出版社供图
上海老歌的美学内涵以及历史价值
1949年以后，中国流行歌曲的中心迁移到了香港，“上海老歌”在造就了中国流行歌曲的第一个高峰之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几大唱片公司的数千张歌曲母版也先后并入中国唱片厂的库房，尘封起来。但是对于这一时期流行歌曲的关注却不曾停止，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长期以来我们不能全面、深入、公正地去研究它。
上海老歌的创作发端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兴盛于三四十年代，这一时期，历史提出的中心课题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上海老歌在总的倾向上，反映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都市市民的生活意识与审美趣味，表达的是他们的思想、心理、感情、愿望和幻想，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以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心理为宗旨的通俗性较强的爱情生活歌曲。从历史背景上衡量，这些歌在当时确实曾起到过一些消极作用。于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对于上海老歌的论述多半偏重于政治性的鞭鞑，这不仅造成了人们的误解以及对黎锦晖等作曲家人格的鄙夷，同时也压抑了不同意见的争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思想进一步解放，音乐史的研究逐步正常化，对上海老歌也有了重新研究和认识的需要。但在学术研究中仍存在某种倾向：一些理论家用衡量纯音乐得失成败的标准来评价通俗歌曲大家黎锦晖的作品，结果很失望地发现，大多数作品既无高深的思想蕴涵，也没有很多可资研究的现代技法，因而断定这部分作品不值得深入研究。这种学术研究上的偏颇，忽略了通俗音乐在中国社会中的独特意义。
一类文艺作品的流行，究其本质而言，是多种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通常认为，通俗音乐的长处，即其在投合大众音乐欣赏口味与习惯方面，能以多式样、多产量、多类型作品，造成“快餐式”的优势，为相当数量的听众提供精神消费上的即兴满足。
但时隔半个多世纪，当我们再度听到当年那些上海老歌的录音时，却依然被感动，这就不能不让我们在“快餐学说”之外，去重新思考上海老歌的文化与历史意义——它所具有的独特的艺术价值；它所反映的人类普遍的情感需求；它为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所做出的贡献；它在音乐本体的艺术创造中所表现的创新……
上海作为一个海纳百川的城市，怎样用已有的文化为基础提升城市文化辨识度，是件非常值得思考的事情，上海老歌的历史也是值得活化和释放的重要资源之一。
自正式提出“四大品牌”以来，李强总理曾在多个场合谈及“上海文化”的品牌内涵，提出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三大品牌。这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其中红色文化也得到很多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的滋养，产出很多文化成果。不同文化放在一起可以成为城市的滋养，在这个基础上也能创造更多更亮眼的、对未来发展更有意义、也更能够留下来的文化形式。
众人拾柴火焰高，现有的资源如何可以做到被活化、被释放，都是需要我们考量的地方，只有这样，上海的文化事业才能越做越精彩！
图片由活动现场读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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