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人社区侨领于1953年倡议兴办南洋大学。
华人商界侨领，南洋橡胶行业大亨陈六使是南洋大学执委会主要负责人.他到处呼吁，积极倡导在当地创建一所为华侨子弟服务的华文大学：“大学在三年内办不成，则应该在五年内办成，五年内在办不成功，马来亚华人的文化程度只有日趋低落了。所以希望华侨同心合力创办南洋大学，维护马华文化永存，不致被时势所淘汰。”语重心长，诚意感人。
林语堂在海外名气大，威望高。1953年12月，陈六使邀请林语堂出任南洋大学校长，1954年5月，林语堂被正式任命为南洋大学校长。
不过，林语堂在新加坡只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和以陈六使为核心的校董会闹翻，愤而辞职。关于这段不愉快的经历，林太乙《林语堂传》一笔带过，语焉不详：“一九五四年十月，应新加坡侨界之，父亲带着全家去新加坡，就任南洋大学首任校长。这是新加坡侨界在英国这块殖民地上创办的第一所中文大学。可惜在父亲抵达新加坡前，那里的政治气候已变得不利了。在新加坡住了六个月后，父亲便和母亲又回到了法国。”
林语堂本人也认为是新加坡当时的政治气氛对他不利，他自认是当地的舆论，让陈六使对自己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当时，当地还有一个橡胶行业大亨李光前，此前，他对兴办南洋大学不热心，等林语堂就职后，其家族控制的《南洋商报》发表文章，要求李光前担任南大执委会委员。李光前是陈嘉庚的女婿。陈嘉庚当时在北京，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林语堂说：“当时有各种猜测，故意把水搅浑，但好几份当地报纸，包括左派和右派的报纸，都报道了一条新闻，即至少有一封信寄自北京的陈嘉庚，要求把我赶走，李光前才突然采取行动。好几位执委会会员也亲自给我说了这件事。”
林语堂没有直接看到那封陈嘉庚的信，仅凭当地小报捕风捉影的所谓报道，就得出如下结论：当地舆论对他不利系陈嘉庚幕后所为，过于草率了。
林语堂出任校长后，邀请了历史学者黎东方为该校教授。在黎东方的回忆录中，关于林语堂辞职的理由与林语堂上述说法完全不一样。
据黎东方回忆，他到新加坡时，林语堂向他吐苦水，说：“南洋大学虽有了一大片土地，但没有房子。一座一座的教室呢，办公室呢，宿舍呢，图书馆呢，都在设计之中或建筑之中。看样子，恐怕要等到夏天以后才能开学。十多位教职员都已经来了，无事可做而薪水又不能不付。外边有很多人批评，说我们拿钱不做事，而这些钱都是各界人士，包括黄包车夫，所捐出来的血汗钱。”黎东方建议先办一个先修班，借用中学教室让学生先能上课读书，“先修”。林语堂遂让他负责此事，而黎东方也顺利借到几间教室，把南洋大学的先修班办了起来。“一时，舆论对南洋大学林语堂先生，甚多好评。”
按黎东方的说法，林语堂和陈六使在图书馆的建筑设计方面存在较大分歧，两人固执己见，各不相让，导致图书馆大楼迟迟不能开工。
一次，南洋大学执委会开会，没有邀请林语堂参会。会上有委员贬低林语堂，说他的英文不通，陈六使相信了这位委员的话，说：“我以前不知道，林语堂徒有虚名，并无真才实学。”这份会议的主要内容还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林语堂在报上看到这次会议的内容，尤其是执委会委员贬低他英语水平的的话，愤而辞职，他所邀请的那些高级职员和教授当然和他共进退。而陈六使并未亏待包括林语堂在内的十几位教授，自掏腰包，支付他们一笔高额遣散费。事实上，林语堂还有十几位由林聘请的教授们在新加坡几乎并未正式开始工作（林语堂辞职时，南洋大学还未正式开学，只象征性地办了一个先修班），但校方给了他们足额薪水，最后，陈六使还用私人的钱支付了高额的遣散费。
林语堂仅仅因为执委会委员说他英文不通，仅仅因为陈六使说他林语堂“徒有虚名”就愤而辞职？而且，陈六使此前那么仰慕林语堂，会因为个别人贬低林语堂的英文水平而突然改变对林语堂的态度？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林语堂任职后也邀请熊式一赴南洋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一职。郑达的《熊式一：消失的“中国莎士比亚”》一书，对林语堂辞职一事有较为详细的说明，作者引用的资料出自《南洋大学创校史》，可性度高。
据郑达所云，林语堂与校执委会负责人陈六使在办学目标及预算方案方面有重大分歧。林语堂想把南洋大学办为世界一流大学，他聘请的高级职员和教授都是顶级的，所开薪水也超过欧美高校的教职员工，其他包括图书馆等硬件设备也须是世界一流的；而以陈六使为核心的董事会所募集的资金有限，无法满足林语堂的要求。比如，林语堂提出要花一百万（新加坡币）购买图书，陈六使完全不能理解购买图书要花这么多钱。后来当林语堂提出1955年为图书馆购买9万本书，校董会要求他开出图书清单，包括作者和书名。校董会的要求无可厚非，他们花费如此之巨，当然有权了解所买书籍是否有价值，但要林语堂在较短时间开出9万本书的清单，难度甚大，而且林语堂认为，购买哪些书是由校长决定的，董事会出钱就可以了。林语堂还要求董事会拿出2000万资金供校长支配（据林语堂说，这是当初陈六使许诺的），董事会没有同意。
1955年2月中旬，林语堂向校执委会（董事会）提交了开办费概算和1955年1至8月的经费预算报告。这份报告还没有得到支委会的审核、批准，就率先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结果：“董事会为之震惊、愤怒至极。此外，报告中罗列的开办费用和年度预算，极度奢侈浪费”，执委会难以接受，于是：“蕴积已久的愤懑，如炽热的火山岩浆，猛烈地迸发出来。”
林语堂提出的开办费用概算报告，总数为5611131.89元（新加坡币，以下数额均为新加坡币），其中，基建费用2241375元，购买图书费用1636200元，设备1159000元，教员赴新加坡的旅费和津贴240000元。林语堂任职后，在欧美等地邀请了十来位的知名人士担任学校的高级职员获教授，其中包括他女儿林太乙（任他的私人秘书），女婿黎明（行政秘书，相当与副校长），女儿林相如（任化学教授），一位侄子（主管财务）。这些人员赴新加坡，乘飞机、坐船都可享受头等舱的待遇，由此，我们也理解了为何十来位教职员工，赴新加坡的旅费及津贴仅次于基建费用。而这十来个高级职员，林家就占了五位。这笔预算难免“肥水不流外人田”之嫌。
1955年1至8月的预算开支，总额为480635.68元，最大的开支为薪金：322834.20元，还有旅费20000元。郑达在书中说，林语堂为教员开出的薪金高出欧美大学，教授的年薪是19000元，折合为2200英镑,是欧美顶级大学的教授薪金的两倍。而校长的薪金为36000元，另有6000元的津贴，配备专车、住房和服务人员。
白手起家的陈六使一向主张节俭，对林语堂的预算方案予以批评，认为这不是普通大学的预算方案，且只看重教师的薪金和津贴，开销太大，董事会所募集的资金承受不起。另外，由于预算方案已在报上发表，广大民众对这个方案完全不认可。读者纷纷撰文，表明办学资金系大家捐款，是侨民的血汗钱，应该节俭使用，对林语堂的奢华作风予以抨击，并表示决不容忍林语堂对来之不易的资金任意糟蹋。在这种情况下，林语堂只能辞职。而陈六使也为林语堂和林语堂所邀请的业已抵达新加坡的高级职员和教授发了一笔巨额遣散费，总费用高达305203元。林语堂得到的遣散费高达72241.50元，这超过了欧美高校校长的两年薪金。所有这些钱，都由陈六使私人支付。可见，林语堂虽辞职，但在薪水方面没有任何损失，而陈六使本人经济方面损失巨大。
陈六使私掏腰包支付巨额遣散费也有自己的苦衷。因当初请林语堂出任校长时，他许诺由校长掌握行政权和财政权，而现在校董会否决了林语堂的预算方案，也没有兑现当初的许诺，拿出2000万资金由校长支配。他愿意出钱支付巨额遣散费，是向林语堂表明歉意，也是为自己的轻率许诺买单。既然许诺给校长财权，为何不兑现，陈六使的解释是：“如吾人经商聘请经理，当然要说好话，不但赋予全权，且年终有花红，但经理既来，经营不得法，资本日减，吾人岂可再赋以全权及奖以花红？”这暗示林语堂预算方案过于奢侈，失去了校董的信任，所以，不把财权给他也是迫不得已，并非故意骗人。
熊式一受林语堂之邀赴新加坡担任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一职，但他对林语堂索要天价遣散费的做法表示不满，并且坚决不肯要遣散费，也不要赔偿费。
由以上可知，林语堂与南洋大学这段不愉快的纠纷，到底谁该承担主要责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