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罢，我冒着严寒直奔107贵宾馆。客厅里已坐满理事会校友，有市人大主任王人生、市委副书记张德邻、副市长李嘉廷、省电力局长赵希正、锅炉厂长迟建福，电工学院院长何琏、电机厂总工徐大懋和哈工大副校长等省市头面人物。
左三为艾知生，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50-1983年间在清华大学担任过各级领导职务。右三为作者。
艾知生见我来了，马上迎过来，并让我坐在他傍边说：“王美娜，见到你真高兴，你们全家我都认识，都是校友。孩子们都好吗？”没等我回答完，他就继续讲：“我记得1957年一次会上你递来一纸条，具体内容一时想不起来，可那条子让我想了许久，一直影响着我以后的青年工作。”我回答：“我记得，条上写的是：党动员我们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您也来动员过，可今天要批判提意见的同学，甚至要打成右派，我想不通。”他马上讲：“对对对，是这个意思。你们班当时出了大字报《没有说完的故事》，矛头是指向阮铭的，历史证明那大字报的主要方面是对的。”一席话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年代。当时艾知生是党委副书记兼团委书记，他来我们班蹲点，我是班长，动员向党提意见的班会和批判班上右派分子的班会，他都来指导过。
作者给艾知生看当年签字的笔记本
次日，校友理事会成员到哈尔滨锅炉厂与艾知生再次聚会。会上，我拿出一个硬皮精装日记本，当众递给艾知生看，第一页上有他的亲笔字：“王美娜同学，祝新年进步。艾知生 1958年元旦”。我翻开第二页，那是艾知生在学生大会上讲话的记录。在座的理事们都为我这么长时间还保存这一珍贵礼物而感到惊讶，想知道来历。
那是在1958年的班级新年晚会上，艾知生来参加时，晚会正在玩敲鼓递手帕，鼓声一停，手帕落到的同学要出节目。同学们见艾知生来了，都热烈鼓掌欢迎，他作了简短的祝词后说：我带来一本日记本，作为来参加晚会的小小礼物，同学们继续玩，鼓声停时，手帕落到的那位同学，就得这礼物。鼓声响起来了，我万没料到这幸运落在半年来一直倒运的我身上，天似乎有点晴意。我高兴地站起来，走到他面前，快活地一鞠躬，他迅即签了字，将礼物交给了我，同学们鼓掌为我祝贺。
艾知生（右三）与哈尔滨校友们共进午餐
校友聚会后在锅炉厂共进午餐。理事们都是头面人物，我有自知之明，在锅炉厂的校友席上入座，不料艾知生将我招呼过去与他同席。席间他继续对我讲：“我当时没法回答你的问题，我想你现在会理解，但这条子确实令我深思，至少我不同意对你的处分。” 他的话让我恍然大悟。
话说1957年的冬天，团支部开会批判我的“右言”，并要给我团内警告处分，但表决没有通过。不久，又召开第二次会，继续批判我的言论，再次表决给我处分，这次可是通过了。团支部组织委员拿出一张纸，上面罗列了我十来条言论，让我过目并签字，我无法违抗，痛苦地签了名。在以后20多年里，所有的履历表上我都诚实地填上“团内警告”这一处分。
直到1984年得知可以平反，一次返校时向有关人员讲了平反要求。不久，我所在的黑龙江商学院党委组织部找我谈话说：接到了清华大学对你团内警告处分平反的通知，可查遍了你的所有档案，都找不到处分的文件，如果把这通知放入档案，倒从文件上证明了处分，如果不放入这通知，可你的所有履历表上都填了这处分，也没法销毁你的所有履历表，你本人意见如何？我真是哭笑不得，为这没有文件依据的处分背了那么多年的黑锅，现在平起反来还这么棘手。可我纳闷，明明是支部大会通过，我又签了字的，怎么不了了之又不通知我？
今天的这席话，使我明白了是我的条子落在艾知生手里起了作用，我想他同样会在他的权限之内保护其他一些学生。可工作上的疏忽仍使我蒙受这一处分达27年之久，殊不知这一“处分”使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视为漏网右派，工作安排都受到影响，并使我这个性格开朗、思想单纯的人，不得不学会处处谨小慎微。
我是一个普通平凡的学生，一张纸条提出的问题，能引起艾知生这般重视并记忆至今，是我万没想到的。让我进一步感受到了他这位学长的可亲和可敬。当年，艾知生给我们学生的深刻印象是和蔼可亲、热情幽默、朝气蓬勃和兢兢业业。他对学生从不生硬说教，总是实事求是而又生动地谆谆诱导，讲究实效，使人心服，悦意接受。他笑容满面，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笑声，气氛十分和悦。也正是这个印象，使我敢于在这么严重的政治斗争关头，斗胆递上这样的纸条。将近30年后的这次见面，他的形象依旧，还是那么笑眯眯，热情而富有朝气，让我感到他永远不会老。
1997年7月，噩耗传来，艾知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一位可尊敬的导师和朋友走了，我感到突然和悲哀，不愿意相信他的离去，也极悔恨自己的疏忽，在得知他住院的消息后没有抓紧去看望他。哀痛之中，我在心里默默地悼念他。他的精神和笑容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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